东京国立博物馆位于东京台东区上野公园北端，内有本馆、东洋馆、表庆馆及法隆寺宝物馆4个展馆共43个展厅，陈列面积1.4万余平方米，约有11万件收藏品，其中国宝87件，重要文物634件，以及一些受委托保管的文物。

东京国立博物馆是于1872年开馆的日本最早的国立博物馆，其中最古老的建筑是建于1908年的表庆馆。这是一幢百年以前的建筑，所以它的展示条件不是太好，就建筑本身来说是非常漂亮精美的建筑，为举行活动的会场，或者是展示那些受环境影响比较小的文物，比如宝石、金属制品、石器等相关物品可以在这里举办展览。 本馆的建筑建成于1937年，大概有80多年的历史，我们对其展陈环境进行过改善，主要展示日本本土的美术品和文物。表庆馆和本馆这两个建筑物本身就是重要的保护建筑。东洋馆、平成馆和法隆寺宝物馆是相对比较新的建筑了，在东洋馆主要展出亚洲文物，法隆寺宝物馆主要展出法隆寺呈献给皇室的文物，平成馆主要展示临展、特别展，还有考古文物展示。黑田纪念馆本身也是保护建筑，主要展示油画，以及作为研修、学习这样的一个设施。

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最大的博物馆，位于东京台东区上野公园北端，创建于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建筑完工于1938年。它由一幢日本民族式双层楼房和左侧的东洋馆、右侧的表庆馆以及大门旁的法隆寺宝物馆构成，共有43个展厅。馆内收藏了十几万件日本历史文物和美术珍品，其中有70件被定为国宝。展品分为雕刻、染织、金工、武具、刀剑、陶瓷、建筑、绘画、漆工、书道等类别，反映了日本社会各个时期的文化艺术和人民生活概貌。

东京国立博物馆由一幢日本民族式双层楼房和左侧的东洋馆、右侧的表庆馆以及大门旁的法隆寺宝物馆构成，共有43个展厅。

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门由 4个馆组成，藏品10万余件，陈列室总面积 1.4万余平方米，展出4000余件文物。“本馆”于1938年开馆，设20个陈列室，按时代展出日本雕刻、染织、金工、武器、刀剑、陶瓷、书画、建筑构件等展品。其中，十大弟子像、藤原佛画、雪舟泼墨山水图、狩野永德松柏屏风等都是国宝一级文物。

博物馆的主体建筑由象征日本历史美术馆建筑与博物馆建筑

主馆中分类展出了日本美术品、出土文物、工艺品。东洋馆中陈列着亚洲、埃及等地的美术品和考古文物。另外法隆寺宝物馆中收藏有7至8世纪奈良法隆寺中的宝物约300件。

该馆设总务部、学艺部和资料部开展管理、科学研究、教育普及工作。除馆内研究人员外，还聘请大学教授担任客座研究员，深入开展藏品的研究，出版有《东京国立博物馆美术志》月刊。该馆每月举办讲演会，内容包括学术讲演，专题展览的纪念讲演会，文物、考古或艺术电影放映会等。此外还制作反映该馆陈列的电影片、馆藏文物幻灯片供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利用，并复制发行，以争取更大的社会效益。每年观众约 100万人次。

该馆新建了建筑面积6434平方米的资料馆，1984年开馆。设综合索引室、综合阅览室研究室、讨论室摄影室、书库，为馆内外利用者服务。

馆藏国宝小野道风的书法作品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高达8万7千多件，馆藏种类从书画、雕塑、器物、织品、书籍、刀剑、金工等，镇馆之 宝有“普贤菩萨像”、“松林屏风图”、狩野派宗师狩野永德的“桧画”，这件作品展现了桃山时期狩野派豪迈强韧、粗懭大意的风格，另外，法隆寺宝物馆所珍藏古飞鸟时期和白凤时期的古老文物，则极具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

收藏的11万多件文物个个都有着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但位于这些文物之首的则是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国宝和610件重要文化财产。

这些顶级文物中有一批是来自于中国的，主要包括武周时期的《阿罗憾墓志》、宋元时代的绘画、中国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中国瓷器的古典（如王勃集）和中国的书法等文物。而仅仅是在宋元时代的绘画中，就有南宋李生的《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的《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的《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的《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幅作品获得了“日本国宝”的桂冠。

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它所设东洋馆专门陈列中国文物。在这里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周青铜器和玉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铜器、漆器、唐三彩、瓷器等，汉晋南北朝的各种石刻造像，历代书法绘画等。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中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藏中国文物

东洋馆共分三层。第一层陈列着包括木乃伊在内的埃及珍贵文物，印度、犍陀罗（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早期佛教文物，东南亚与西亚的考古出土遗物，等等。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一号展厅名为“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宝庆寺、中国山西省长子县、山西省云冈石窟、河北省响堂山石窟等地的石佛造像，比如唐代宝庆寺如来三尊佛龛、天龙山石窟第21窟如来像，也有少量隋代金铜造像如势至菩萨立像。其中，6件公元703年至704年间的宝庆寺石佛造像甚至可考人名，比如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高延贵造阿弥陀三尊佛龛、李承嗣造阿弥陀三尊佛龛、萧元造弥勒三尊佛龛、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等，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此外，东洋馆一层还有一些特别专题用来展示中国文物与东南亚文物之间的文化渊源。比如铜鼓，比如青花瓷。铜鼓陈列从公元前6世纪至汉唐时期，演变到明清时期，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地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讲述了铜鼓的变迁与多样性。而青花瓷陈列，则显示了15至16世纪越南地区“染付瓷”等是受中国景德镇青花瓷影响而产生的陶瓷品种。当然，受影响的不止东南亚，也包括江户时代（1603-1876年）的日本。越南染付瓷虽然没有中国青花瓷白润与明蓝所映衬的美，纹饰描绘也略显技拙，但那种直接在灰白胎土上渲染的灰蓝，却给人一种朴素温暖的印象。至于近邻日本，历史上便一直推崇中国的青花瓷，以至于后来开始模仿与生产。檀香山艺术学院(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曾经举办过一次名为“贸易、趣味和变革：1620年至1645年日本景德镇瓷器”(Trade, Taste and Transformation:Jingdezhen Porcelain for Japan, 1620-1645)的展览，向外界展示了长期以来中国是如何精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该学院院长史蒂夫·利特尔(Steve Little)表示：“瓷器和宗教（佛教）、绘画一样，是传播中国思想和独创性的三类工具之一，它从中国出口到了日本。”然而，与此并存的事实是，明朝晚期开始，随着当时中国国力的衰退与闭关政策，精明的日本人甚至在海上贸易中渐渐打破中国对欧洲瓷器出口的垄断地位。比如日本的“伊万里烧”青花瓷便题有“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的底款，以此迷惑西方人。关于青花瓷技术如何传入日本有一种说法，1592年至1598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两次侵略朝鲜战争，从朝鲜掠走了大批陶瓷器与陶工，这对日本青花瓷的烧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有中国甘肃省、青海省出土的齐家文化红陶双耳壶、褐陶水差形土器（公元前2200年-前1600年），也有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商代白陶豆（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西周时代（公元前10世纪-前9世纪）的灰陶鬲，中国河北省易州出土的战国时代（公元前5-前3世纪）黑陶磨光纹小壶、夹砂红陶鬲，中国安徽省寿县出土的战国时代彩釉壶，等等，历史脉络清晰，纵向延伸完整。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玉龙、玉鱼、玉鸟，战国时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龙纹玉等等。东洋馆里的金属文物种类很多，以武器为例，比如商代的铜钺、铜矛，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戈，比如中国云南省、四川省出土的战国前汉时期的铜柄铁剑，中国陕西省兴平县出土的镀金银铜刀，等等。至于典型的礼乐、祭祀用青铜器，不论是工艺好的簋、爵、铎，还是带有铭文的大尊、大鼎，东洋馆二层内均有一定数量的陈列。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烧制火候尚未能达到瓷器要求的1250摄氏度，也被视作早期瓷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早期瓷器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越州窑产的青瓷神亭壶、青瓷双耳壶、青瓷狮子、青瓷天鹅壶、青瓷莲纹盘，唐代长沙窑产的黄釉褐彩碗、黄釉绿褐彩鸟纹碗、绿釉枕、绿釉奁，以及大量的唐代三彩随葬器，如三彩骆驼、三彩马、三彩天王俑、三彩镇墓兽，等等。日本人偏好白釉、青釉、黑釉这类色调古拙、意境深远的中国瓷器，而东洋馆的宋代瓷器陈列正好也诠释了这一喜好的渊源：定窑的白瓷盘口瓶、白瓷莲花纹钵、白瓷印花花卉纹轮花钵，耀州窑的青瓷唐草纹水注、青瓷凤凰唐草纹轮花钵，钧窑的靛青釉轮花钵，官窑的青瓷轮花钵。越州窑的青瓷花纹水注，龙泉窑的青瓷唐草纹多嘴壶、褐釉划花牡丹唐草七宝纹瓶，磁州窑的白釉铁绘束莲纹瓶，吉州窑的梅花天目盏。建窑的禾目天目盏。等等。说到天目盏，不得不提及其来历。众所周知，日本的“茶道”仪式规范，其举行茶道仪式的厅、堂布置，泡茶方法，使用的茶具均效仿中国的“茶礼”。其中仪式上必须使用的黑色茶碗，叫“天目盏”。天目盏又名“天目木叶盏”，据传由日本镰仓时代（我国南宋时期）的留学僧人从中国浙江西天目山带回国。天目茶盏其实就是黑釉烧制的瓷器，墨黑的底色上散布着深蓝色的星点，构成美丽的图案，这些星点的四周还有红、蓝、绿等色彩，在阳光照耀下色彩常会变异，又称“曜变”。这种黑色的天目茶盏传入日本后受当地人喜爱。在日本，凡是黑釉茶碗，统统被称为“天目茶盏”，以至于后来，“天目”成了一切黑釉器皿的代名词。

国人到东洋馆二层观摩瓷器，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元明清时期，这也“得益”于国内这几年艺术品市场的价值宣传，元青花、明清官窑，似乎都可以直接与天价画上等号。而东洋馆的元、明、清瓷器陈列，几乎就是一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元青花莲池纹大盘，明宣德青花牡丹唐草纹钵，15世纪豆（斗）彩龙纹壶（“天”款），16世纪法花（珐华）楼阁人物纹壶，明隆庆青花人物纹长方合子（“大明隆庆年造”款），明万历五彩龙牡丹纹瓶（“大明万历年制”款，），清康熙五彩仙姑图盘，清雍正粉彩梅树纹盘（“雍正年制”款，），清乾隆青花红彩蝠云纹壶（“大清乾隆年制”款，），清乾隆红釉瓶（“大清乾隆年制”款），18世纪蓝釉粉彩桃树纹瓶，等等。由此可见，“千年瓷都”之美誉并非徒有虚名。

此外，“中国考古”还单独辟出“清代犀角”“中国漆工”等专题展览。以“中国漆工”为例，陈列着16件从南宋至明代的珍贵漆器，如南宋屈轮轮花天目台，南宋黑漆轮花盆，南宋朱漆轮花盆，元代龙涛螺钿菱花盆，元代黑漆菱花盆，元代楼阁人物螺钿十角砚箱，15世纪柳水禽螺钿合子，16世纪人物螺钿印箱，16世纪楼阁山水人物箔绘螺钿八角合子，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从“中国考古”展区通往“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的过道中，依次陈列着17件后汉时代的画像石，分别来自中国山东省的孝堂山下石祠、嘉祥县、鱼台县、晋阳山慈云寺天王殿等地，史料价值亦不容忽视

东京国立博物馆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中，首推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国宝和610件重要文化财产，而这些顶级文物中有一批是来自于中国宋元明时代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仅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幅作品就获得了“日本国宝”的桂冠。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黄庭坚、朱熹、赵孟頫、八大山人、郑燮等名家。东洋馆第三层陈列则以朝鲜文物为主，也可间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对半岛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青松掩映、绿地环抱下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与其被称作博物馆，不如被看作是有着藏馆功能的文化主题公园。各藏馆之间都有一段不短的柏油小道，开阔的场地洒满阳光，来客可随意取用博物馆备好的雅致阳伞。环绕中央绿地的是一整圈供人小憩的木椅，经常被不胜幼儿顽皮的年轻父母、闲庭散步的老夫妻以及学生们长时间占据。

走进展示中国、印度、朝鲜、埃及等古老国度璀璨文化的表庆馆，你能不时听到络绎不绝的日本和欧美游客发出的赞叹声。在这里，每个展厅都设有一名免费解说员，向不甚了解异域文化的参观者介绍展品及其文化内涵。

展示日本历史文化的本馆很大，偏于一隅的图章体验室虽不显眼，但很是吸引人。来自意大利的一对情侣面对刻有日本传统图案的百余个印章显得无所适从，但依旧显得不亦乐乎。这里同时是孩子们的乐园，喜爱传统文化的中老年人和新鲜感满溢的留学生们，无不兴致勃勃地设计着属于自己风格的和服和镜面。

一旁的几排软椅设计得非常人性化，疲惫的游客可以坐着小憩，随意翻看国立博物馆的漫画地图和杂志，抑或看会儿墙上的液晶电视。如果游客觉得参观得眼花缭乱，不甚了了，为“上野博物馆周”举办的定期讲座和现场感强烈的影像播放室也许能帮助人们气定神闲地“走遍”博物馆。

在知识殿堂里徜徉，游客大可不必为时间的限制而匆忙赶路，东京国立博物馆在双休日和节假日都会自然延长闭馆时间。如果参观者想为疲惫的身体和精神寻找另一处港湾，出得门来，可径直走向日本传统庭院转合庵，在茶香中寻匿一天的心灵归宿。

其实，就是用一整天时间来解读这座亚洲最高水准的博物馆也是不够的，比起馆藏的稀世珍品，它营造的人与自然和文化和谐相处的氛围更弥足珍贵。这使日本国民能够站在人性平等的立场上，打破国界去认识外来文化和外来族群，重温历史，审视自我，叩问古今，从而走向民风的成熟与社会的和谐。

2022年7月6日至1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国内外33家顶级博物馆共同举办“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用约150件珍贵藏品展示人类文明的灿烂成果，活动主题为“手拉手：共享世界文明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