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文化又称两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受到了东西方的现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羡慕。它的形成基础则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从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华夏八方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强盛朝代，分为“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代汉自立的短暂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学者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分，认为蜀汉作为地方割据政权延续汉室，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蜀汉昭烈帝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史中。

荆楚文化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是当时刘邦诞育地区的本土文化。丰邑原为宋国属地，后曾在此设都（故丰县有“汉高故里，古宋遗风”之称）。

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其地域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主要从事于农业和蚕丝织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利，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乡人者，大国之风也”；“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

对刘邦而言，荆楚文化、齐鲁文化都是烂熟于心的，推崇与否都是因时势而定的，表面上的好恶并不代表着文化层次的厚薄。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份来源于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

中原文化即华夏文化。这种文化主要产生于黄河的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有着突出的较文明的农耕文化，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较为发达，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摇篮。

关中文化即三秦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产生和形成于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这里膏壤千里，以田为上好稼穑，多大贾，农耕文化形成较早。

北方文化亦即燕赵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主要产生于北部的海河流域，包括春秋时期的赵国、中山国、燕国以及以北的地区。这一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同之处。

除了上述五种文化主体之外，还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越族亚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全国一统的“大一统汉文化”。汉朝建立前，中国广大地区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极大地限制了区域交流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李斯等人的倡导下，虽然对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文化现状进行了改革，但这项工作并非像战争那样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改变，而是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才能够使八方文化融为一体，诸子百家互相渗透，最终凝聚成――汉文化。汉字、汉语、汉文化又影响八方，对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千年不衰的深远影响。

汉朝初建，承袭秦法，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却恢复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并立的状态，因为秦朝灭亡后，学术思想的研究障碍已解除，虽然秦朝的“挟书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吕后时才废除，但实际上未废除前，政府对学术思想的研究，是不太过问的。战国时代的儒、法、道、阴阳、纵横五家，在汉朝初期依然活跃，但在中期以后，由于政府的提倡，学术界变成以研究经学为主。

汉代的治国思想。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文景时期，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

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通过汉代学者的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初的经书，全由私人传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经学家也愈分愈多。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有所不同，经学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学者都尊崇其师以及学说，世代不替，因此学派的区分，日益严格。

两汉的儒家，虽然尊崇孔子，不过也受到阴阳学家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学说，开始出现宗教的迷信色彩。例如京房易专重卜筮，大小夏侯尚书喜论五行之说。武帝时，董仲舒治公羊，著春秋繁露一书，其中也有不少离奇的话，此外他也提出“天人感应”，敦促君主施行仁政。成帝时的刘向，治谷梁，也多次以祸福附会其说。总之，这些学者认为天降的祥瑞或灾祸，全是受到人事的影响，尤其是君王的贤愚勤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武帝以来，君王的权力已经大为提高，唯一还有所顾忌的便是天灾异变，当时学者常使用这种论调来批评当时朝政。

西汉末年，儒学附会阴阳学说后，天象人事的比附，演变为“谶讳之学”的出现，内容更为奇特。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而伪托为古人的著作。这种神话思想的风行，使得儒学的人文精神和实践精神遭到败坏，也造成王莽篡位的理论基础，光武帝同样因为图谶，最终建立东汉王朝，统一天下后，由于他特别笃信谶纬，在处理政务遇到纷争，犹疑不定时，常常借重谶纬来帮助决策。又在建武中元元年（56年），又曾经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确定图谶作为法定经的地位。谶纬神学的尊严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造成当时“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因此谶纬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经书。后来曹魏代汉，也造作谶言“代赤者，魏公子”，“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利用民间谶纬迷信，以实现政权的更替。

西汉晚期，刘歆发起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他根据汉代陆续发现的古文经书，如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另立解说，此外他也将毛诗也列为古文，与今文家相抗衡，引起“今古文之争”，他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更主张设置上述四经博士，不过为当时今文家所反对，立学官的事，终告失败。不过民间研究古文之风大盛，学者辈，明帝时的贾逵，桓帝时的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古文学最大的贡献，是把经学从今文家的荒诞迷信的经说，引导考据训诂之途。

“龙凤文化”成为汉民族的精神象征。是继承和发展了夏商文化的一个部分，是炎黄先祖所尊崇的图腾。夏朝、商朝之后，龙凤的形象在华夏民族的心理上越来越伟岸丰彩，诗词歌赋、器皿饰物无不体现出龙凤呈祥的吉瑞之象。时至今日，虽没有人再将自己封为“真龙天子”，但“龙的精神”，即那种叱咤风云、驾驭自然的神伟形象，依然活动在每个人的心中，鼓舞着人们奋发向上，拼搏进取。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西汉初至东汉末大约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以两汉乐府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汉武帝时期，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负责制定乐谱和训练乐员，同时大规模地搜集民歌配乐演唱。乐府官署的设置，使汉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汉代文人诗坛特别冷落的情况下放射出异常绚烂的光彩，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有些诗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弃妇的痛苦哀怨；还有些诗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的不幸等等。在艺术上，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叙事的形式，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语言朴实凝练，不事雕琢；句式上灵活多样，有四言、杂言，而其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不仅影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而且直接为建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汉代文人诗主要保存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南朝梁萧统《文选》、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中。逯钦立辑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

与汉乐府民歌比较，汉代文人写诗的很少。西汉文人诗主要有以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歌，传统典雅的四言诗以韦孟《讽谏诗》等为代表。直到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等。其中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誉它为“五言之冠冕”，给予极高的评价。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汉朝文学的特点就是在当时有许多人写“赋”。汉赋的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而且篇幅很长，现代人几乎没有人去看汉赋。写汉赋的高手有：司马相如，张衡，杖乘。

史书

《史记》：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伟大的文学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叙历史的著作。《史记》分为五部分，是：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汉书》：《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核心是三曹。

这一时期服饰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

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莲（即莴笋）、大葱、大蒜，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胡饼（即芝麻烧饼，也叫炉桡）。东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使豆类的营养得到消化，物美价廉，可做出许多种菜肴，1960年河南密县发现汉墓有大画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东汉还发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叫膏。脂较硬，膏较稀软，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实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价格也便宜。

在饭、菜的食用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饮食礼仪体现等级区别。如王公贵族讲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麦，鱼宜涨，凡君子食恒放焉”。粮食有稻、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笋、藕、菱角以及梅、杨梅、梨、柿，枣、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此外，随葬的食品和饮料还有鸡蛋、各种饼食和酒。烹调时使用的调味品有盐、酱、豆豉、糖、蜜、曲、醋等。而贫民的日常饭食则以豆饭藿羹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有菜肴二十余种。“凡王之馈，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说明，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一定的礼教。《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礼记·曲礼》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大鱼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如共同吃饭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就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喷喷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专据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黍蒸的饭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囵的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瞻渍的肉酱。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湿软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于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个要撮作一把来嚼。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

汉代的饮料主要为茶；酒浑浊，度数很低 。汉代开始利用腌制的方法保存水果。

汉代的艺术活动，继承和发扬先秦多种形式艺术与技术的基础，造形意识从萌芽逐渐趋于成熟；西域与佛教外来艺术的传入，更丰富汉代绘画与雕刻的题材与技法，表现出极高的原创性。无论陶兵马俑、歌舞俑还是画像石、画像砖，工匠懂得雕刻这些作品的人、神、兽。工匠除了用特殊的艺术手法塑造和描画古代著名人物、神仙妖魔和珍禽异兽，也能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生活中的达官贵人、文臣武将乃至工匠农夫。

陶俑：汉代陶俑的最高水平表现在歌舞俑上。西安出土的舞女俑，扭动腰肢，挥舞双臂，挪动舞步，正在轻歌曼舞。舞女身穿舞裙，纤细的腰上束著宽腰带，两条宽大的舞袖随风摆动，像长而轻的红绸。这座塑像体态轻盈，动作优美富于动感；舞衣和长袖柔软而飘，显得非常生动。从歌舞俑的造型来看，汉代工匠已经确实掌握人像塑造的技巧，尤其是人物在运动时，肩、胸、腰、腿的变化关系，给人像注满活跃的生机。

石雕：汉代最具代表性的石雕为霍去病陵墓石雕。内部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卧牛、石蛙、石鱼、野人、野猪、石蟾、母牛与小牛，人与熊等造型。

青铜器：由于近代以来，汉代青铜器大量出土。这些青铜器有两个特点：一、青铜器出土的地域非常广大，除了文化发达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外，偏远的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也发现精美的青铜器。二、青铜器的种类比较齐全，既有皇亲国戚墓葬里的豪华器具，也有一般墓葬里的各式生活用品，还有云南、贵州等地各民族的具有充满地方特色的青铜器。

绘画：绘画品类繁多，帛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异彩纷呈。汉朝帛画作品极多，然而流传下来的已几乎无存，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指出汉朝帛画数量繁多，然而经天灾人祸后毁坏极为严重。能见到的汉代帛画作品是出自汉墓的“非衣”、“铭旌”（旌幡）等随葬品。这是时下所见最早的记录现实生活的大型绘画作品。惜剥损较重，只能观其大略。最完整的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描绘墓主人的地上和地下生活。而长沙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仕女图》，是中国最早绘画作品之一。西汉壁画的幻想气氛相当浓厚，从已发现的洛阳墓室壁画来看，题材多集中于青龙、白虎、朱维等方位神，荷花，灵芝等仙草，还有日月星象、后龙升天、乘风成仙等神话内容，其风格与战国帛画有承袭关系。东汉墓室壁画虽然以仍然以升天、避邪、鬿福为主要内容，但是加强绘画的人文因素，表现生活的场景明显增多。画像石在汉代陵墓地面建筑的石阙、石亭祠的壁面上，地下建筑墓室的石构件上，往往雕刻出各种人物故事、生活过程和动植物形象，人们一向称之为“画像石”。汉代画像砖的数量上虽然没有比画像石多，但仍有其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汉代画像砖是由战国和秦代的瓦当、空心砖上的画像演变而来的。

书法：汉代的主要书写文字为隶书，从泰代隶书发展而来。“隶书”又称“佐书”、“古隶”、“今隶”、“八分书”。隶书具有以下特色：一、隶书的最大特点是由直线构成，它不像小篆由相互连接的圆转，有时又有逆向书写的线条组成，而是由散开而平直方折的笔画构成，凡逆笔都变为顺笔，书写起来不仅顺手，而且快速。二、笔画难以呈现具体的形象，古文字象形的特质从此消失，而且形体多已不合六书原则。三、汉字发展至隶书已经彻底“符号化”。隶书对大、小篆加以省略、简化，结构单纯许多，就是做为日常生活书写工页，不啻为一大进步。另外篆隶形成中国书法艺术主流，汉代时期，隶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隶书的出现奠定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书法。隶书经过两汉的发展后，又发展出另一种字体“楷书”，最后成熟于唐代。

音乐：西汉初年，先秦雅乐已多数失传，但民间音乐在上层社会上中颇为盛行。他们尤其喜爱楚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楚汉战争末期，西楚霸王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对着虞姬唱出《垓下歌》。张骞通西域后，把西域的摩诃兜勒曲和北狄乐带回中国，当时乐官李延年据以制成“新声二十八解”，听到的人都大受感动。从此，中国的音乐在民间音乐和外族音乐的互相交融下更加蓬勃发展。从这个时侯开始，中国音乐有古乐和胡乐之分。古乐是指上古以来的传统的本土音乐，胡乐则指从外族胡人吸收的音乐。另外汉武帝时设乐府，采集许多民间歌谣与外来歌曲后，在东汉末年，出现琴曲《垓下歌》，表现出中国古代音乐的阳刚之美。

舞蹈：汉代舞蹈是以楚舞与中原舞蹈、中原与西域舞蹈的结合为特色。它改变先秦以来纵向承袭为主的格局，开辟纵横吸收、交流、结合发展的新局面。由于西域和西南越等少数民族乐舞、杂技、幻术的传入，表演性质舞蹈技艺的大幅提高，著名舞蹈作品和舞人的出现，乐府对民间乐舞的广泛采集，舞蹈表演活动普遍兴盛起来，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舞蹈艺术发展的高潮。

戏剧：中国戏剧在汉代处于发展阶段，汉代民间的各种演出总称为“百戏”，包括歌舞、杂技、武术等各类伎艺形式。秦二世就有“角抵”戏，到了汉朝蔚为风行。张衡《西京赋》描绘，就有角抵戏，提到“东海黄公”，“戏”里一个演员扮黄公，以红绸束发，佩赤金刀；一个演员扮成猛虎。博斗的结果，黄公被虎咬死。表演为代表体，显示出简单的戏剧性，可以视为中国戏剧的胚胎。

汉代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承先启后的时代。汉代建筑有以下特色：一、布局和结构均匀、对称。二、门窗变化自由，有多种样式出现。三、顶部舒展而优美，基部气派而稳固。四、常分利用其他造型艺术，使绘画、雕塑等各方面艺术装饰于建筑。五、木料的框架总是显露出，建筑物的基本轮廓。六、城市规画严谨方整。七、园林布置灵巧别致。

汉代闻名于世的建筑，如：两都长安、洛阳和成都的建设，大量宫室、离宫、苑囿的兴建，长城防御体系的延伸与修缮，大规模营造陵墓、坛庙等等。其面积广大、数量亦多，达到前世前所未有的地步，形成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高峰。汉代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对建筑上的材料与应用，甚有帮助。

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是纸的远祖，而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中华“医圣”、中医之祖。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其真实性受到陈寅恪等的质疑）。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汉朝也是中国宗教的勃兴期。佛教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宣告形成的。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创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由汉高祖刘邦奠基而发展起来的汉朝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曾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汉朝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则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

总之，博大精深的汉朝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文化的整体。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因而也就显示出十分的广泛性和适用性。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鲜明性，是使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光辉典范，其功绩之大、影响之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作为华夏民族“核心文化”的汉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仍将会对中国、对世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不同的地域风俗文化，推动了汉人和周边民族文化的交流。而且也对周边民族起着有力的吸引和聚合作用。在封建统治者的策动下，通过儒家思想的统理，对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着“移风易俗”的教化。

汉朝的幅员空前辽阔、制度完备，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汉朝周边各民族纷纷学习和接受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