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七阁，中国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7座藏书楼的总称。《四库全书》是清高宗弘历下令纂修的一部大型丛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式开设四库全书馆进行编纂工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历时14年，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编纂和缮写校订工作（见丛书）。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御敕、官修的大丛书，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海汇百川，纲举条贯，萃四千余年之文化，以成历代典籍之大观。”是我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宝库。

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

这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并“首缮四部，置于大内之文渊阁，奉天之文溯阁，圆明园之文源阁，热河之文津阁。”

其后又续成三部，分储扬州之文汇阁，镇江之文宗阁，杭州之文澜阁，每部三万六千三百册，连翰林院副本合计共二十九万四百册一部大丛书抄写了八份，并为其在全国建造了南北七处藏书楼，此壮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称为史无前例的世界文化伟业。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清高宗自称“稽古右文”，要“彰千古同文之盛”[4]，下诏搜访遗书，十二月就开始纂修《四库全书》，次年二月成立“四库全书馆”，任命皇室都王及大学士十六人为总裁，六部尚书及侍郎为副总裁，下设总纂官、总校官等三百余人，如当时著名学者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周永年、朱筠、姚鼐、翁方钢、王念孙等人均任编修要职。

另配缮写人员达四千余人……，可谓人才济济，盛时兴文之壮观。

历时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编写完毕，庋藏于文渊阁。后其它六阁全书相继完成。

早在《四库全书》开始纂修时，乾隆就决定建立宫廷藏书楼阁“籍资乙览”，这一思想在其《文渊阁记》中表达的十分明确：“‘凡事预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一至二）此后，北四阁先后建成。又“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高宗决定再续写三部藏于江南三阁。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谕：“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缮写头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於六年内”。

《四库全书》编成后，先是缮写4部，分藏内廷四阁即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文溯阁。

四阁的建制仿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建成时间则先后不一。

最先建成的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乾隆三十九年（1774）动工，次年告成。

其次为位于圆明园内的文源阁，乾隆三十九年继文津阁之后建成。

文渊阁建于紫禁城内文华殿后，乾隆四十年（1775）动工，次年建成。

文溯阁位于盛京（今沈阳）故宫，在四阁中建造最晚，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建成。四阁原为庋藏《四库全书》而建，但文津、文源、文渊三阁建成后，《四库全书》纂修尚未完成，阁中一时无书可贮，乾隆便下令“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庋架排列”，在文渊阁等三阁内，各贮一部。

到乾隆四 十六年十二 月（1782），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写告成，入藏宫中文渊阁。

第二份全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与《古今图书集成》（见类书）一起送藏盛京文溯阁 （因文溯阁建造较晚，未能先入藏《古今图书集成》）。第三份全书贮圆明园内文源阁，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陈设完毕。

第四份全书于乾隆五十年（1785）运送承德避暑山庄入藏。四阁俱在宫禁之中，因称内廷四阁。四阁所贮之书，主要供皇室使用。

乾隆四十七年（1782）高宗下令续缮 3份全书，分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早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两淮盐政寅著领到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的两部《古今图书集成》，就曾奏请在行宫内，仿天一阁规模建造藏书楼，永远宝藏。乾隆四十四年（1779）镇江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次年扬州藏书阁建成，赐名文汇阁。两阁各入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阁中尚多空余书格，后乃收贮《四库全书》。杭州原有藏贮《古今图书集成》藏书堂一处，便在堂后改建文澜阁，乾隆四十八年底（1783）完工。江南三阁仍取法范氏天一阁而建，三阁入藏《四库全书》，则在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1787～1790）陆续运送陈列（因其间曾对全书进行全面复勘之故）。三阁之书正式颁发入藏后，乾隆明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这样江浙三阁《四库全书》可以公开阅览，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发挥了“嘉惠士林”的作用。

古之藏书，十分困难，不仅怕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更恐“俱之灰烬”。正如清代康熙年间大学问家黄宗羲所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这是黄宗羲在其《天一阁藏书记》中对天一阁藏书发出的由衷地赞叹。清嘉庆有名的学者阮元在其《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也赞其曰：“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一阁岿然独存。其藏书在阁之上，阁通六间为一，而以书厨间之。其下乃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　乾隆因“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8]所以，在纂修之初就了解到，浙江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天一阁”藏书楼，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藏书不霉烂、不虫蛀，具有防水火之功效。于是即命仿范氏之“天一阁”豫构四阁为将来庋贮之用。如乾隆《文源阁记》所述：“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二至三）并派专人赴天一阁，了解构建情况。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谕：“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井无损坏，其法甚精。著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井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寅著尊旨至范氏家查看后“即行覆奏”：“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左右砖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绘图具奏于是，高宗即仿其式分建内廷四阁，及江南三阁。从此，“天一生水”之义与七阁的命名结下了不解之缘。

七阁的建设，因地点、环境及各种因素条件的不同，分别进行了新建、改建和扩建等工程的实施，相继完成，但均仿“天一阁”构建之制。

首先蒇工者，则为热河避署山庄之文津阁及圆明园之文源阁。《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三十三，页三十三）《月台诗》曰：“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注云：“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之制，先於避署山庄构文津阁，次乃构文源阁於此。”

文津阁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动工，次年夏建成；文源阁位于京郊圆明园，乾隆三十九年进行改建，在圆明园北部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建成，为北四阁中建成之第二阁；文渊阁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第二年完工建成。地址在紫禁城内文华殿后，阁名沿袭明代文渊阁之称，藏贮着四库馆完成的第一部《四库全书》；文溯阁在北四阁中建造最晚，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动工，次年竣工。它位于盛京（沈阳）故宫的西部。

以上文津、文源、文渊、文溯四阁俱在禁地，为内廷四阁，亦称北四阁。所有阁式，均仿范氏天一阁之制为之。《高宗御制诗五集：趣亭》（卷四十，页三十）曰：“书楼四库法天一”句下注云：“浙江鄞县范氏藏书之所，名‘天一阁’，阁凡六楹，盖义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是以创建渊、源、津、溯四阁，悉仿其制为之”。

江浙三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亦仿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只是文宗、文汇因先御赐《古今图书集成》送藏，故预构建於先，而文澜阁则在续缮三分《四库全书》之后，始为建筑。三阁皆于江南，故亦称南三阁。《续金山志》云：“文宗阁在行宫之左，乾隆四十四年建。”文汇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页十九）《文汇阁叠庚子韵》：“天宁别馆书楼耸，向已图书贮大成，”注云：“此阁成於庚子（乾隆四十五年）亦仿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文澜阁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于四十九年（1784），是因“玉兰堂”改建而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谕：“杭州圣因寺后之玉兰堂，著交陈辉祖（浙江巡抚）盛住（浙江布政使）改建文澜阁，并安设书格备用。伊龄阿（两淮盐政）、盛住於文渊等阁书格式样，皆所素悉，自能仿照妥办。”（《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页85。）《杭州府志：西湖图说》亦云：“近复於行宫之左建阁，储藏《四库全书》，赐名文澜；东壁光昭与西泠渊映，永资津逮於靡涯矣。”（邵晋涵纂，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卷一，页四十四）又《题文澜阁诗》末联云：“范家‘天一’於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六，页四）。至此，南三阁规“天一”之迹显然。

如上所述，七阁均仿范氏“天一阁”之式，缘因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为藏书久远，乾隆不仅仿其式，并借其名，在“水”字上下功夫，意在“以水克火”，保护四库藏书“以垂久远”。于是，“水”便成了七阁命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难发现，七阁的名字：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三个字，并前后两字全一样，首字为“文”，末字为“阁”，只有中间一字不相同，但都带有“水”旁（文宗阁除外）。其名字寓意十分明白，即首字“文”，代表了中华的文化与文明，代表了大清的文化盛世之意，四库博大精深的文化等。中间带“水”旁之字，如上所述，则意模范范氏藏书楼“天一生水”期厌火灾之术，以保护藏书。至于文宗阁，一说可以写成“文淙阁”；一说因为镇江一地历来水患，该阁又建在金山之上，金山又面临大江，如再加“水”反而会遭成“水灾”了；又一说“宗”字本身就带有水意，“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谊，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总之都是以水克火之意。以上这些解字之说，只能算“望文生意”。

乾隆的解释却让人顿开茅塞，入木三分。仅就内庭四阁为例，可见乾隆释名之内涵。他释“文”之义，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在其《文源阁记》中这样写道：“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於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於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二至三）又在其《文溯阁记》中，对“文”的内涵又进行了阐发：“权舆二典之赞尧、舜也，一则曰文思，一则曰文明，盖思乃蕴於中，明乃发於外，而胥藉文以显。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继尧、舜之心传也。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其为世，夫岂铅椠简编云乎哉？然文固不离铅椠简编以化世，此四库之辑所由亟亟也。”（《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页四至五）文之义大矣，“文之所在，天理存焉，”又“数典天一之阁”，从“水”而立义，“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实求“文”之永存。

对于北四阁的命名，乾隆还有专门的解说如：“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谓名实适相副。而文华殿居其前，乃岁时经筵讲学所必临，於以枕经史、镜己牖民，后世子孙奉以为家法，则予所以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渊阁》卷十三，页一至二）因此，虽“文渊阁”一名是明代的产物，但因“名实适相副”，所以仍延用其名。又“文华殿居其前”，此乃讲经之所，这样“於以枕经史、镜己牖民”，“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再如，对文津阁也有一段特写：“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丽乎天，龙门之名标乎地，是知津为要也。而刘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者，实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津阁记》卷十三，页三至四）“津”之奥妙，解释的如此尽善尽美，天衣无缝。

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他的《文溯阁记》里对北四阁的命名给予了总结：“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亦既见于前记矣。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於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页四至五）可见乾隆对七阁命名用心之良苦，“意在斯乎！”

四库七阁之书，迄今存毁各半。北方四阁的建筑除文源阁外均保存完好。

文渊阁书在辛亥革命后曾归内务府管辖，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书由其图书馆保管，1933年随故宫古物南迁，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文溯阁书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伪满国立图书馆接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归属辽宁省图书馆，1966年移交甘肃省图书馆。

文源阁书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掠圆明园时，随圆明园化为灰烬。

文津阁书于1914年运至北京，由教育部函请，1915年正式移交京师图书馆，今藏于北京图书馆。

江南三阁中，镇江文宗阁于道光二十年（1842）鸦片战争之役遭英军破坏，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镇江，阁书同毁。

扬州文汇阁于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入扬州时，阁书同毁。

杭州文澜阁藏书在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二次攻入杭州时损失大半，后经丁申、丁丙兄弟搜集散失并发起抄补缺失部分，得复旧观，今藏浙江图书馆。文澜阁建筑今属浙江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