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徒，是周朝楚国特有的官名，中原诸侯国无。《史记》记载春申君与屈原曾任左徒。《史记·楚世家》：“楚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后人亦以左徒作为屈原的别称。

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黄歇于楚顷襄王时曾为左徒，侍从太子熊元入质于秦，太子即位，即考烈王，黄歇由左徒升为令尹（《史记·楚世家》）。

《史记·屈原列传》记述屈原“为楚怀王左徒”。说明屈原在楚怀王朝曾任过左徒官职。但是，对于“左徒”的职掌及官阶等情况，《史记》却没有明确记述，其它文献也没有直接的记载。而且除屈原任左徒之外，古文献也没有左徒这一官位的记载。左徒是楚国特有的，或者说是专为屈原特设的官职。因此，古今学者也异说纷纭。

1、姜亮夫说：左徒是莫敖。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⑴说：“余疑即春秋以来之所谓‘莫敖’也”。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按襄十五年及二十三年左氏叙楚命官之次，莫敖仅亚令尹”。二是春秋有莫敖之职时期是屈原所任左徒之时期，而且在春秋时皆屈氏所任，所以屈原所任的左徒即莫敖之职。三是莫敖与左徒都与楚之宗姓有关。莫敖的职掌是什么呢？姜亮夫说：“莫敖是管天文、郊祀的官，懂得许多历史。屈原也是管天文的。”（2）姜亮夫的说法与《史记·屈原列传》所述明显不合，如是管天文之类的官，怎么会“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应宾客”（3）呢？

2、王汝弼说：左徒是左史。民国人王汝弼《左徒考——屈赋发微之一》（4）说：“左徒之职，当即《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之所谓‘左史’。何以知其然也？《玉藻》云：‘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王汝弼同时认为“徒字当为史字的楚译”。他在此不仅述及左徒为左史的来源，而且也解释了左史的职掌。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5）称之为“没有充分证据”，是“可笑猜测”。

3、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4、张中一说：左徒是巫官。张中一在《屈原新传·屈原是个神奇的大巫学家》（6）一文中说：“屈原左徒官职是巫官。”他首先认为司马迁《屈原列传》所述“左徒”的职掌与王逸《离骚经序》所述“三闾大夫”的职掌“基本一致”，又说：“只不过王逸所述的‘三闾’职责比较具体而已。叙述了‘三闾’不但要兼掌内政、外交，而且还要负责王族的教化，为楚王主祭，解决疑难问题。”因此推论：“屈原之所以能亲近楚王，参预政事，是因为楚王所有的重大问题都必须请左徒屈原占卜，才能决策行动，决定嫌疑。推知左徒本是巫职官员。”

细阅《屈原列传》与《离骚经序》，司马迁与王逸所述“左徒”与“三闾大夫”的职掌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张中一、何剑熏、赵辉等推论“左徒”与“三闾大夫”是同一官职，（7）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从其职掌推论“左徒”是巫官，不仅证据不足，而且有风马牛之嫌。

5、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褚斌杰、赵逵夫等学者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8）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赵逵夫则说这“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综合’”。詹安泰在《屈原》（9）中也反驳张守节的说法，并说：“显而易见，这是不妥当的。”

6、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10）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7、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11）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8、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12）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 徒”、“右 徒”，“ ”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9、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13）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10、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14）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从以上所择取的几种说法中可以看出，大多数认为左徒官位在楚国是较高的，是楚国内政外交的一个主要负责人，而且对屈原任左徒所担负的具体任务也没有太大的争议。据《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者，…… 为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古今大部分学者据此认为，屈原任左徒所担负的具体任务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参议国家大事，发号施令；二是接待宾客，应付外交事宜；三是草拟宪令，具体掌握国家的政策方针。左徒的职掌也不会离开这三个方面。这也充分说明左徒的官位是比较高的，从“议国事”、“出号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等记述中可以看出。至于说左徒相当于什么官阶，没有必要探究如此细微，就现存史料等情况看，一时难以定论。

注释：

⑴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5月。

⑵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

⑶见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⑷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1942年12月。

⑸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

⑹张中一《屈原新考》，贵州出版社，1993年11月。

⑺何剑熏的说法见其《楚辞拾沉》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赵辉于2005年7月中国屈原学会在包头召开的十一届年会上，提交的论文《〈周礼〉所载‘宗伯’的职掌看屈原的身份》和学术交流中，阐述了“左徒”就是“三闾大夫”的观点，当场就受到周建忠等学者的反驳。

⑻《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⑼詹安泰《屈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

⑽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

⑾游国恩《屈原》，中华书局，1980年5月。

⑿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2月。

⒀聂石樵《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月。

⒁见《中州学刊》，2001年第五期。又见《释“来吾道夫先路”》一文，中国屈原学会编《中国楚辞学》第五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