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寒晖（1902年5月5日—1946年3月11日），原名张兰璞，字含晖，河北定县人（今河北省定州市），人民艺术家。与冼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

张寒晖原名张兰璞，字含晖。1902年5月5日出生在顺直省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西建阳村一个衰败的书香之家。祖父琴棋书画皆通，曾考取功名，却弃官不做，终生过着一种恬淡的田园生活。父亲以教书为生，酷爱音乐，是位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因家庭贫困，寒晖小时体弱多病。7岁读私塾，14岁考入定县省立九中。

1919年进入保定保定高等师范学校附中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他练习写了一些白话诗、剧。中学毕业，他考入北平私立电气工业学校。

1922年又考入北平人民艺术剧院专科学校。张寒晖学习刻苦努力，成为学校的优等生。不久该校解散，张寒晖于1924年回家务农，后在乡村一所高小教书。

1925年，北平国立艺专设置戏剧系，他报考后被录取。1925年10月，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由邓鹤皋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张寒晖入党后，先是在艺专工人俱乐部工作，后又领导北平青年俱乐部，组织“五五学社”，并在社刊上发表剧作《他们的爱情》，还参加了“三一八”等多次示威游行，宣传革命主张。

1927年5月，为避开军阀捕杀，回定县西建阳村以帮家务农为名，在农村宣传革命思想，点燃了定县东部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家乡，他创作了小说《蓝布衫》。

1928年重回艺专，曾参加演出《朱砂痣》，1929年毕业，因学业好，留戏剧系当助教，又参加演出了《黄绸衫》《终身大事》《英雄与美人》《一片爱国心》等剧，但不到一年，又被革职，开始了他“体验人生”的途程。

1930年6月回乡时，正值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河北定县由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会，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前身）把定县的“社会教育办事处”刚改为 “民众教育馆”，馆长徐九皋是张寒晖的老朋友，张寒晖受邀到民众教育馆帮助工作。民教馆人员经常到乡间去举办农民夜校，宣传卫生知识，接种牛痘等。张寒晖利用这一机会，频繁出入于贫苦农民的家庭。每逢集市，借周围数十里村庄的农民进城赶集之际，张寒晖常在民教馆的讲堂内讲演，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宣传科学卫生知识。整理民间艺术也属民教馆的工作之一，徐九皋知道张寒晖是位戏剧专家，又熟悉定县秧歌，就从自己村里请来一位秧歌艺人，让张寒晖记录并修改民间秧歌。

张寒晖根据艺人的演唱，记下了《老少换》等几出秧歌戏文，并进行了整理加工。到晚上，他还在民教馆导演话剧《王三》。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深得民教馆人员的尊敬和喜爱。他与任致嵘等创作了《农夫歌》《除草歌》《平民学校》、《平民教育》《农家乐歌》《高头村歌》等，收集民歌编印了《普村同歌集》。

张寒晖结识了定县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张省三。张省三也是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加入共产党的，这时也暂时隐蔽在老家定县。他们两人经徐九皋介绍在民教馆认识以后，往来不断，当彼此了解了政治身份之后，张寒晖认为在定县应占领一个播火阵地作为立足，把工作开展起来。随后，他们经过商定，抓住奄奄一息的职业中学急需要换校长之机，由张省三活动教育局长这个熟人，张省三被教育局任命为职业学校校长，张寒晖担任了职业学校的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师，他们重建了职业学校。张寒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教学生唱歌，编演秧歌剧，还经常利用课堂这个阵地，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封建礼教的思想。为了启发和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张寒晖把一些进步学生组织起来，秘密成立了课余“读书会”。张寒晖、张省三经常去保定买回来一些进步书籍、报刊分给学生们私下传阅。他们还组织学生写学习笔记，组织讨论会，交流读书心得。

1931年5月间，张寒晖秘密召集读书会的同学们在定县“雪浪斋”开讨论会，谈《苏俄视察记》的读后感，他借此机会向同学们介绍了苏俄社会的情况，介绍了列宁、斯大林的革命主张。这样一来，张寒晖的读书会不仅推广、扩大到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和九中，而且对启发青年学生的革命觉悟起了很大作用，使他们从这里开始初步接触到革命道理。九一八事变后，张寒晖立即根据旧军歌《三国战将勇》的调子，填了一首《可恨小日本》，这是张寒晖填词创作的第一首歌。没过几天，张寒晖又根据民间曲调《满江红》填写了一首抗日歌曲《告我青年》，这首歌曲着眼于号召劳苦青年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当这两支歌曲在职校学生中教唱以后，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很快通过职校的学生传到了定县的其他学校和农村。

1930年再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帮助组织剧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用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的小日本》；还以《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从此，他开始了用民歌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

在定县职业学校由于张寒晖的一系列革命活动，进步面目逐渐暴露了，被告发“赤化青年，危害地方”，说“职业学校是共产党的老窝”。

1932年初受同学和至友刘尚达的盛邀，到西安的陕西省民教馆工作。被任命为民教馆总务部部长。这期间，他创办了民众剧社，并亲自编导了《不识字的母亲》《鸟国》等。

1933年秋，张寒晖在西安因革命活动再次遭迫害，被排挤出陕西省民教馆，陷入了失业和贫困，在贫病交加中，只得离开西安，拖着病体回到老家。恰逢此时，晏阳初创办的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搞平民教育试验，张寒晖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理想的掩护机关，待病体稍愈后即参加了定县平教会平民文学部的工作。他利用平教会提倡“深入民间”的机会，继续他“体验人生”的历程，并以“接近民众”为掩护，开展一些地下革命宣传活动。1933年11月初，张寒晖参加组织了“定县戏剧研究社”，并在定县《醒民日报》上发表《定要改良》的文章，倡导并推进戏剧改良讨论。张寒晖参与了平民文学部的《平民识字课本》的编辑工作，编写过多种农民通俗读物，被誉称为“平民状元”。在此期间，定县爆发了大规模的扫盐土、熬小盐、打盐巡、逐盐商的扫盐斗争，还曾组织起两万余农民的请愿队，到县政府示威请愿，迫使国民党县长撤消了禁盐令，恢复了农民刮盐土、食小盐的自由。张寒晖目睹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颇受感染，一气创作了《盐潮》和《听候审判》等小说，以犀利的笔墨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鞭挞了剥削的残酷，鼓舞和激励了农民的斗志。这期间还创造了小说和剧本，如《屠户》《过渡》《王半仙》《血乞丐》《月亮上升》《我是一个人》等。

1934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来到定县、无极等县恢复党组织，李德仲按照省委的指示到定县后与张寒晖接上了关系，接着又根据张寒晖提供的线索与其他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从此，张寒晖在党的领导下，以平教会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担起了党交给他的各项重要工作。平教会平民文学部《平民识字课本》编写组设在东朱谷村，东朱谷村一时就成了开展整顿、恢复定县地下党工作的中心。在这里，他们有一台油印机，张寒晖经常趁别人回家之后，深夜在油 灯下刻蜡纸，刻完后又亲自油印。张寒晖白天认真做好平教会的本职工作，晚上就这样通宵达旦地印发党的文件和宣传材料，辛勤地为党工作。经过一年对定县和其他县的地下党的整顿、恢复、重建之后，1935年10月建立了以李德仲为书记的中共定（县）无（极）藁（城）中心县委，领导17个县的党组织。定县的工作，在中共定县县委未建立前，暂由张寒晖、叶德光等同志负责，直接受中共定无藁中心县委领导。经过近一年的工作，陆续与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建立关系，基本上恢复了处于瘫痪状态的党组织，中共定县地下党又开始了正常的组织活动。在这一时期，直到1936年5月张寒晖经组织批准去西安，一批进步青年由张寒晖介绍加入了党的队伍，后来都为革命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1935年9月，张寒晖二次应邀去西安，到西安省立二中（今陕西师大附中前身）担任国文教员。此后近6年时间里，他先后在东北军政治部做游艺股长，并坚持了一年“西安实验剧团”、“西安铁血剧团”工作，自当导演和演员，演出了《不识字的母亲》《黑地狱》等话剧。并编辑出版《老百姓报》，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还在黎明补习学校、民兴中学、东北竞存中学教过书。

1941年8月，张寒晖因被国民党监视迫害，被党组织调往陕甘宁根据地关中分区。

1942年初，调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戏剧委员会委员。他配合革命斗争，创作了许多著名歌曲以及曲子戏、秧歌舞，如《争取俘虏》《从心里看人》《太平车》等。他忘我地工作，积劳成疾，终因患肺气肿、心脏疲竭，于1946年3月11日在延安不幸逝世，年仅44岁。他长眠于宝塔山麓，人们将他誉为与聂耳、冼星海齐名的人民艺术家。

当时的延安，物资匮乏，生活十分艰苦，革命者们整天吃小米，大便干燥，营养不良，生病的人很多，医疗条件也特别差。胡宗南十万大军封锁延安，食品和药品等物资匮乏，在这样困窘的境地在延安的军民却有着苦与乐的生活。张寒晖的歌曲总是为延安官民带来了欢乐。

在延安大家都穿着是破破烂烂的军装，土里土气的外表不像国民党军人那样威武雄壮，在延安就是这样的一人群中，却是中国最有才华精粹的。张寒晖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穿着一双布鞋，衣装较整洁，衣兜里别着钢笔，留长头发，带着眼镜，远处看上去就知道他是个文人，他总是日夜兼程谱写着一首首革命歌曲。无论是阴晴圆缺，在他的窑洞里总闪烁着油灯的光辉，时而传来谱曲的歌声。偶尔伴有阵阵的咳嗽声。此时的张寒晖已经患有肺炎，并引起肺气肿。

张寒晖在病重中，邻居郑新潮、邵清廉夫妇是延安炮兵学校的教员，想要他谱写炮兵歌曲，张寒晖非常热情，并诚愿为延安炮兵学校谱写歌曲，他日夜兼程完成了歌曲的初稿，为了更生动，他与邻居——延安炮校教员郑新潮冒雪去炮校，唱给广大炮兵学员们听，征求他们的感受。

此间的张寒晖病情加重了，咳嗽的痰中带有血丝。一天，邵清廉和鲁迅艺术学院的阎吕因工作来看他，发现他房间到处摆满零乱的稿子，就帮助他收拾屋子，邵清廉与阎吕说话是东北口音，张寒晖喜悦地插嘴说：我虽不是东北人，但喜欢东北人直率豪爽的性格，并介绍自己的家属也姓邵。当他看到为他打扫干净的屋子又晒被子，深深感动地说：你们真像我娘家人。

1945年春，天气乍暖尤寒。患了感染性肺气肿的张寒晖每天都要到窑洞外面晒太阳。当他看到邻居郑新潮和邵清廉夫妇的6岁的孩子郑云燕在外面玩耍时，就把他叫到身旁与他聊天。也许是因为这位艺术家喜欢孩子的纯真和简单缘故，张寒晖总愿意亲切地称郑云燕“小家伙”，并且把中央领导看望他时，送来的糖果也分享给延安的孩子们吃。每天上午他都与郑云燕坐在窑洞的墙根下，晒着暖洋洋的太阳，聊着抗日英烈的故事。有时张寒晖用树枝在地上教他写字，作曲，引领他懂得歌与曲的内涵，据郑云燕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张寒晖的性格很温和，语气总带着慈爱的情怀！并对后代人寄托着殷切的期望。张寒晖饶有兴趣地讲述他的家乡河北定县的事情，什么中山国，定州塔，定州贡院，定县的烧鸡等等，热爱家乡之情溢于言表。他抓住郑云燕的手说：你长大一定要到我的家乡看看，我们定州的老乡都是直心肠、热心肠。你要是能教他们唱歌就好了！张寒晖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对郑云燕说：“德国法西斯快要完蛋了，小日本鬼子的尾巴也长不了了。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中国人有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气势，有了这种气势，任何邪恶的力量都是无法战胜的。”抗战胜利后他要干的事，要到学校里去教书，继续写歌曲。赞美美好的和平生活。还表示“生活不能没有歌曲，歌曲引人向上，歌曲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

延安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张寒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他总咳嗽，白天，只要听不到他的咳嗽声，就知道他不在窑洞里，去鲁艺学院了。有时夜间，他咳嗽得厉害，邻居邵清廉就给他端去一碗羊杂碎汤，暖暖身子，咳嗽就会减轻一些，冬季来临，他常说最怕感冒。只要一感冒就会引起肺气肿。1945年，青霉素的发现者获得了诺贝尔奖，美国开始大量生产这种抗生素。据说，青霉素对治疗感染性肺气肿具有强大的疗效，并十分珍贵，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八路军是美国的盟军，所以，美国赠送给延安两箱青霉素。延安的医疗机构决定：只有中央首长和延安的儿童可以使用。对此，张寒晖的病重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张寒晖毫无怨言。他总是乐观向上，在命运的天平上，他平静地面对自己的不可知的未来命运。第二年，他拖着瘦弱的病体奄奄一息，他在离开人间前，让郑云燕一直守在他身旁，他的眼神里凝注着对郑云燕的一片寄托和期望，用沙哑的声音表示：他已看不到祖国强盛与和平的那一天，渴望郑云燕能传承他的心愿。体现他对人间充满了爱和美好的留恋。

1946年3月11日，张寒晖因肺部感染引起水肿，心力衰竭。年仅44岁，正是才华横溢的精英，却英年早逝，风雨潇潇，雾气蒙蒙，一颗燃尽自己的蜡烛熄灭了。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给后人留下无奈的叹息和无尽的哀痛。郑云燕抓住他冰凉的手，泣泪吞声。张寒晖生活简朴，凡事总是先想到别人，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仍坚持工作。在抗日战场上每当听到抗战官兵冲锋发出的火炮吼声，好像张寒晖的歌声唤起全军将士发起总攻的号令。岁月悠悠，人间沧桑，中华大地到处依然唱着他的歌！回忆当时，这个貌不惊人的作曲家是那样地平凡，那样地平易近人”。在普通与伟大的内含里，惊人的壮举是来自坚贞的民族正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悲壮的歌声令人断肠。张学良听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指挥与会军官唱了这首歌。悲愤的歌声激起了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再次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指示，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这首歌的创作者，就是当时在西安省立二中（今陕西师大附中前身）执教的张寒晖。

这首歌以带尾声的二部曲式为结构。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伸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唱出呼天唤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在此期间他耳闻目睹了西安街头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天天见到这种流浪徘徊的惨景，耳鼓充满嗟叹痛苦的呼声，激起了他创作的念头。以含着热泪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张寒晖曾说：“我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了《松花江》的曲调了。当然，这也要变一变才成……。”他的友人姚一征说：“当歌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竟都呜咽地哭了。”歌曲的结构是带尾声的二部曲式。倾述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申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长处呼天抢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这首歌曲的结构是带尾声的二部曲式。具有倾诉性，叙述性兼抒情性的特点。歌词内容有很强的说服力，真切感人。第一部分是由两个乐段组成，每一段又都由三个乐句构成。这一部分的音调富于叙事与抒情的特点，倾诉着自己的家乡东北，有丰富的物产，还有自己的爹娘，第二部分的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得到了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

依据歌词的内容和感情的脉络，这首歌分为怀故、漂流、呼唤三个层次。词的开头部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和丰富资源。第二部分“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整夜在关内流浪。”概括地描述了国土沦丧后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尤其第三部分是歌曲的高潮。“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那撕心裂肺的旋律，无限感慨地向故乡的亲人发出呼唤，抒发著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歌中的“我”那满含热泪、悲愤交加的音调，使每个中国人为之动容。上世纪60年代，中国著名男高音李光羲在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演唱这首歌曲，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张寒晖谱成这首歌曲后，先亲自教省立二中的学生歌唱，然后，他带领学生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数万名官兵听后无不落泪，不久就传遍了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据老作家、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王林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1936年王林在西安张学良的卫队二营东城门楼学兵队当兵，这个学兵队是中共与东北军合作的产物，学兵队的成员，几乎都是在北平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学生和地下党员、团员。

1936年11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在东北军里做基层地下活动的孙志远（建国后任国务院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与王林是中学同学，当时又有组织联系）来东城门楼上见到王林说：“有个同志做了首歌很好，我给你唱唱！”他立刻引吭高歌了《松花江上》，并说这首歌是张寒晖同志创作的，立刻写了个便条要王林去西安第二中学找张寒晖。当时蒋系特务经常绑架和密捕爱国人士，东城门楼学兵队被称为“小赤都”，目标很大，总队部严禁学兵告假外出。王林拿着孙志远同志写的便条，才告下假外出，拿着孙志远写的条子找到张寒晖。张寒晖非常高兴，说他这支歌编出来不久，还不成熟，要王林在学兵队一边教唱一边修改。张寒晖当即哼着歌，用简谱谱出歌词交给王林。王林不会按简谱教唱，在学兵队第一连就由徐瑞林同志（建国后任河北省副省长）教唱。学兵队是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华北青年学生为主，当时正处在抗日援绥（绥远省的抗战）的高潮中，大家血气方刚，开始还嫌《松花江上》这首歌太悲哀，不愿唱。不久又流传到学兵队的其他各连队。很快就在东北军中传开了。

“双十二”捉蒋前，这首爱国思乡的革命歌曲，被国民党反动派敌视为“宣传赤化”，横加禁止。西安事变前夕，在西安的东北流亡学生、青年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行至十里铺，张学良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双十二”捉蒋后，东北军成立抗日政治处，随着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西安的罗瑞卿同志参加了这一工作。东城门楼学兵队统编为政治宣传队，分发东北军各军各师。宣传队用《松花江上》这首歌做为重要的宣传武器，因而很快地就传遍东北军的各军各师。这首歌也迅速普及西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东北军东调，又把这首歌曲传布到江、皖广大地区。

西安事变前，王林还把这首歌寄给当时在北平地下市委负责的黄敬同志，转给北平学联的歌咏队。北平歌咏队就用卡片印发流传。但上边没有印出词曲作者张寒晖同志的姓名。因为当初王林寄给黄敬同志时，担心写出尚在西安第二中学教书的张寒晖的真姓名，国民党很可能加以迫害，所以没有写。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曾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

1937年除夕，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再次被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提到。

“双十二”捉蒋后，以东城门楼学兵队的俱乐部为基础成立了东北军“一二·一二剧团”。团长就是张寒晖同志。1937年3、4月间，东北军东调时，这个剧团跟着总部差遣队开到安徽怀远县。五月间，差遣队（即以学兵队为主改编的东北军政治宣传队）被遣散后，“一二·一二剧团”根据党的指示争取继续留在东北军内活动，跟着东北军总部转移到淮阴县城，住在北门外淮河北岸一个小店里。一九三七年六月间，“一二·一二剧团”终于也被南京政府勒令遣散。张寒晖同志先去上海访问老友，不久又回到陕西，坚持斗争，后在白色恐怖的迫害下，于四一年八月奉命撤回陕甘宁边区。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多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的交响。

张寒晖的音乐创作以歌曲为主，共写有歌曲五十馀首及几个配合革命斗争的秧歌剧。他的作品，绝大多数由自己作词作曲，其代表作有《松花江上》《去当兵》《游击乐》，还有他用陇东民歌曲调又创作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这首久唱不衰歌曲后来也被收入到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有谁会想到为中国人民写出了许多首优秀歌曲的张寒晖，始终没有专门学过音乐，也没有专门从事过音乐创作。他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创作，为了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而创作的。他虽然早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松花江上》和《边区十唱》等优秀歌曲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生活中。

张寒晖的作品传世经过，也比较曲折。由于他英年早逝，而且他一直在陕西、河北等地从事中学教育工作与革命工作，与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文艺界主流素无来往，声名不显。

据200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七版他的学生胡锦锡的回忆文章《我为张寒晖保存手抄本》：

1938年的深秋季节，因创作歌曲《松花江上》一举成名的张寒晖老师，时任在西安的东北竞存中学教务主任。其时，日寇已侵占山西风陵渡，又炮击西潼关，还不断派飞机轰炸西安。这所惨淡经营了两年多的东北流亡子弟学校，在西安难以支撑下去了，张寒晖和著名人民教育家车向忱校长一起，带领数百名无家可归的东北孩子，将学校迁到我的家乡凤翔。张寒晖在凤翔东北竞存中学一边教学，一边组织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继续发挥他的音乐特长，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抗日爱国歌曲。

1941年，张寒晖奉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离开竞存中学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工作。不久，他被调往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我清楚地记得，张寒晖老师1941年8月调离竞存中学前夕，把自己那几年创作的30多首抗战歌曲，亲笔抄写在一个质地为道林纸的精装硬面大账簿上。张老师的爱国心血，全部凝聚在这本歌曲集的字里行间。他怕北上途中携带这个本子遇到敌人搜查会有麻烦，就把这个手抄本亲手交给了我，让我替他妥为保存。我当时虽是竞存中学一名学生，但张寒晖老师知道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地下党员。接受任务以后，我将手抄本很快转移到离县城15公里以外的横水乡下，珍藏在我家厦房木板楼上的一个隐秘之处。

1902年5月5日，张寒晖出生于河北省定州西建阳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的求学历程。1929年，张寒晖成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一届毕业生。

1936年夏，张寒晖受党的派遣，到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应聘为陕西省立西安二中（即今陕西师大附中）教师。在该校工作的两年中，张寒晖老师创作了《松花江上》《去当兵》《游击乐》等20多首抗战歌曲。1938年7月，由于西安形势变化，张寒晖被迫离开该校，到凤翔县东北竞存中学任教。1941年张寒晖到达陕甘宁边区，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总支组织委员等职。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随后领导边区文化协会的大生产运动。

1946年3月11日，张寒晖不幸病逝于延安，享年44岁。

张寒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十几部戏剧和小说，创作了70多首歌曲，绝大多数是既作词又谱曲的，其中著名的、广为流传的歌曲有《松花江上》《去当兵》《游击乐》和《军民大生产》等。张寒晖的歌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民族风格和创新精神。张寒晖是中国20世纪当之无愧的、杰出的人民音乐家。

20世纪30年代，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动派实施反共政策，人民生活困苦，民族命运危急之时，张寒晖来到当时位于西安市北大街的该校——原陕西省立西安二中开展工作。

1936年8月开学后，张寒晖担任了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课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他也抽时间教学生唱《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10月，学校教务主任刘尚达老师（共产党员，张寒晖的大学同学）组织了学生课余剧团，聘请张寒晖作导演。

学生剧团排演的第一出戏是三幕爱国童话剧《鸟国》。《鸟国》的成功演出激发了张寒晖老师的灵感，开始了抗战歌曲的创作。

在该校任教时，张寒晖老师常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班里的贫困学生，向这些学生送纸送笔。张老师常常和班里东北籍学生谈心，到他们家中访问，了解他们的苦难和思乡感情。这也为没有去过东北的张寒晖创作《松花江上》打下了基础。张老师无法排解对东北同胞境遇的同情和国土沦陷的悲伤，他以笔作枪，要用一首凄婉的歌曲来缅怀在铁蹄下遭受凌辱、流离失所的东北人民。1936年初冬，张寒晖老师创作了永留中华史册的《松花江上》歌词全文：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张寒晖老师首先教会自己班上的学生唱《松花江上》，接着全校学生也学会了。该校学生又把《松花江上》传到了社会上。同一时期，东北军的地下党组织也得到《松花江上》歌谱，很快向东北军官兵传播这首歌。

1936年11月一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全城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12月9日，西安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会后学生在西安城里举行游行，然后要步行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在西安东郊十里铺灞桥桥头，张学良将军劝阻学生返回。数千学生齐唱《松花江上》。张学良将军热泪盈眶，向大家保证：“一个礼拜以内，我用行动回答大家！”三天以后，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曾指挥东北军青年军官齐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驱逐日寇”成为东北军爱国官兵的共识。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中指出：“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飘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周恩来选集》二册）

张寒晖老师在该校工作的1936年一1938年间，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也是他创作抗战歌曲的一个高潮时期。20多首歌曲在他的笔下诞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张寒晖老师组织学生听形势报告，讨论抗战与学生的责任，引导提高学生的觉悟。张寒晖老师以饱满的热情作词谱曲，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歌曲，如《抗日军进行曲》《去当兵》《松花江上》《夯歌 （一）》《游击乐》等，同时他又带领学生剧团到陕南和关中东部进行巡回演出，宣传抗日。

1937年冬季，按党的指示，在该校校长江隆基（共产党员，教育家）和训育员董学源（陕西省委西安学校工委书记）等人领导下，张寒晖组织该校学生，又邀请西安女中、西安女师各一名女生成立了20人的“斧头剧团”，排练《松花江上》《流亡曲》《在酒楼上》等节目。12月，在张老师带领下，斧头剧团到陕南汉中、城固、西乡城乡演出，以发动群众。在陕南，张寒晖创作了《去当兵》《夯歌（一）》等歌曲。

《松花江上》诞生以后，有人说“松花江上写得太悲伤，哭哭啼啼的”。张寒晖表示，一定要再写一首歌，来回答松花江上。1938年春，张寒晖在关中东部宣传时，创

作了《干吗要悲伤》（又名《松花江上》）。

张寒晖老师的歌曲很快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抗日部队、学校、工厂、农村里传唱。张寒晖的歌曲是号角，是战鼓，激励着中华民族的斗志；张寒晖的歌曲是枪炮，是弹药，增强着中华民族的力量：张寒晖的歌曲又是期望和勉励，鼓舞着我们学校的师生不断前进！

1938年夏季，西安形势开始恶化。日本飞机已多次轰炸西安城。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了西安13个抗日救亡团体。该校江隆基校长被教育厅解聘，一批进步学生被开除，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张寒晖、田克恭、余海波、郑竹逸、艾稚青等被解聘。7月初，张老师被迫离开渴望得到他继续教诲的该校学子。

以民族利益为己任的张寒晖老师随后在关中西部的凤翔县竞存中学任教，1941年回到陕甘宁边区。8年里又创作了40多首歌曲。到延安以后，张寒晖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了整风运动，领导边区文化协会的大生产运动。4年中，张寒晖老师积累了大量素材。1945年，张寒晖厚积薄发，创作了不朽的《军民大生产》（又名《边区十唱》）。还创作了秧歌剧《从心里看人》和《太平车》、大曲子剧《争取俘虏》的全部歌词并配曲。

在创作《军民大生产》时，张寒晖利用了陇东民歌曲调，编写了10段歌词。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1周年之际，红色爱国主义抗战题材电影《张寒晖》新闻发布会在省会石家庄举行。

2010年5月5日，《松花江上》的词曲作者张寒晖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在定州举行，电影《张寒晖》也在定州正式启动开拍。

为缅怀他的事迹，2002年，在纪念他百年诞辰之际，西安人民在他曾战斗过的地方——陕西师大附中校园里，为他树立了一座雕像。

2012年10月26日，在《张寒晖》电影正在拍摄之时，延安抗战干部儿女郑云燕的弟弟郑燕然到定州缅怀张寒晖。定州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永红、办公室马鸿英、文化科曲科长、文教科安科长，地方志等部门参加了座谈活动。

军需学院教授郑燕然的父母及哥哥（郑云燕），曾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与抗战作曲家、《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是邻居。他们从1942年初至1946年3月，在艰苦的岁月里朝夕相处，无论在生活和工作等方面都有着息息相通的亲密往来，尤其是郑燕然的哥哥郑云燕，在延安才不满十岁，时常与病中疗养的张寒晖陪伴在一起，度过了4年时光，结成忘年之交。张寒晖经常教他唱歌作曲，讲述战争胜利与和平那一天的梦想。

张寒晖总饶有兴趣地讲述他的家乡河北定县的事情，什么定州塔，中山国，定州贡院，定县的烧鸡等等，热爱家乡之情溢于言表，怀念家乡之心欣喜焕然。他紧紧抓住郑云燕的手说：你长大了一定要到我的家乡看看！我们定州的老乡都是直心肠、热心肠。你要是能教他们唱歌就好了！此时，阵阵咳嗽的张寒晖病魔缠身，病情加剧，他清楚自己再也回不到深情怀念的定州家乡了，所以含泪寄托郑云燕实现他梦回定州的夙愿。在张寒晖弥留去世间，郑云燕泣泪呜声，一直守候在他身旁。

后来，郑云燕历经坎坷，也患肺病英年早逝。临终前留下遗愿，并委托郑燕然一定带着他们的梦愿到定州看看今昔的变化。实现他们两代人的遗愿。

身为延安儿女的郑燕然教授参观了张寒晖广场，他久久地凝思伫立在张寒晖雕塑像前，怀着深情说：张寒晖是伟大而又杰出的作曲家，他象蜡烛燃尽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奉献了终生，在张寒晖的身上充满爱国情怀和一腔热血，为后人留下难忘的怀念之情。他伟大的爱国精神永垂不朽，将世代相传。

定州市委宣传部主管副部长王永红在座谈会上说：郑燕然教授承载着张寒晖、郑云燕两代人共同的遗愿来到定州，并感受到定州人民的淳朴和热情。张寒晖是抗战的先锋，是投身捍卫祖国的爱国志士，也是我们定州人们的骄傲，我们定州人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驱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后代要秉承前辈的遗志，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沿着党指引的路，再铸辉煌！

1946年3月11日，人民音乐家张寒晖因重感冒转为肺水肿无药而治逝世。张老师的遗体安葬于延安文化山上。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席柯仲平朗诵了悼念张寒晖的诗句：

“文化山头葬寒晖，

一把土来一把泪。

你在这里开过花，

这里把你来安葬……”

张寒晖走了，但他的歌曲在中国人民心中永存。

1964年，中国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了张寒晖的两首歌曲《松花江上》和《军民大生产》。

1982年，在张寒晖的老家河北，人们举行歌曲演唱会，纪念张寒晖诞辰80周年。

1987年，延安市政府、张寒晖的亲属、同志和学生为人民艺术家张寒晖重立墓碑。

1993年6月5日，歌曲《松花江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评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

2002年，在张寒晖老师诞辰100周年时，陕西师大附中2000余名师生再度唱响《松花江上》。

2005年7月—8月，正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陕西新闻媒体《阳光报》《三秦都市报》《华商报》《西安晚报》先后有长篇报道，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张寒晖和《松花江上》。陕西电视台在9月3日的《今日点击》里，播放了《〈松花江上〉由西安唱响》专题节目。

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制作了纪念抗战特别节目《使命——伟大作品的背后》，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松花江上》和张寒晖。

2005年9月2日，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广电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为了正义和胜利》，序幕中选的唯一的歌曲是《松花江上》，第三幕又选了张寒晖的《去当兵》。

张寒晖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及陕西人民抗战历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篇章。张寒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陕西师大附中的骄傲。每当唱起《松花江上》，唱起《去当兵》，唱起《军民大生产》时，人们都会想到歌曲的作者——人民音乐家张寒晖。

60多年来，陕西师大附中的师生们一直深深怀念自己的好老师——张寒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忠于祖国、忠诚教育、热爱学生、勇于奉献、勤于创造——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永远珍惜！

张寒晖当年在延安的邻居郑云燕曾回忆：“1942年，我随母亲邵清廉从奉天（沈阳）千里迢迢徒步来到延安，寻找从黄埔军校毕业来到延安抗大的父亲郑新潮。那时我仅有5岁。在延安大家都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土里土气的外表不像国民党军人那样威武。可是，在延安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大群人，却是中国最有才华的一群人。张寒晖就是其中的一个。”

郑云燕说，在相邻相处的岁月里，总是看到张寒晖在紧张地工作，不是写歌就是谱曲，夜晚他的窑洞里也总透出油灯的光亮，哼唱的歌曲声中常伴有阵阵的咳嗽声。也正是那一年，张寒晖作为边区文协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还参与了陕甘宁边区艺术学校的筹备工作。

（图1说明：延安大礼堂，延安文艺座谈会曾在这里召开）

在那个战火纷飞、音信阻隔的年代，用一曲《松花江上》感动了无数抗日军民的张寒晖并不知道，在同遭日寇蹂躏的家乡，儿子张林格十几岁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担任爆破组组长，还是村里“抗日青年先锋队”的负责人之一。同样，虽然常把“俺爹在外搞革命，我在家乡打鬼子”挂在嘴边，年轻的张林格也不知道，在冀中大平原上也广为传唱的《松花江上》的作者，竟是自己朝夕挂念的父亲。

1945年春，张寒晖罹患感染性肺气肿，由于医疗条件差，身体越来越虚弱。次年3月初，张寒晖因肺部感染引起水肿，造成心力衰竭，出现昏迷。3月11日晚，年仅44岁的张寒晖在延安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