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履祥（1611年11月5日—1674年8月29日），汉族，字考夫，又字渊甫，号念芝，号杨园，浙江桐乡人，世居清风乡炉镇杨园村（今属桐乡市龙翔街道杨园村），故学者称杨园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清初朱子学的倡导者。

张履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日（1611年11月5日），九岁丧父，母沈孺人教导说：“孔孟亦两家无父儿，只因有志，便做到圣贤。”益自勉自爱，刻苦攻读。明天启元年（1621），至钱店渡外祖父家就读，次年，从陆时雍学《易》，后又师事诸明叔。十五岁应童子试，成秀才。与同里颜统、钱寅、海盐吴蕃昌友善，常以文行相砥砺。崇祯三年（1630），祖父去世，翌年，母亡故，家道中落，与兄相亲相助，勤俭持家。崇祯六年，至颜统家任塾师。时东南文人结社之风甚盛，皆各立门户，著书讲学，甚或评议朝政。张溥、张采等集文士数千人立复社于苏州虎丘，盛况空前。张履祥与颜统相约，不参与其活动。后，名人周钟至桐乡设馆授徒，慕名求教者甚众，亦不与交往。崇祯十五年，复赴杭应乡试，未中。其时见黄道周于灵隐寺，黄氏劝以近名为戒，张履祥感佩铭记，终身服膺。后两年去绍兴拜刘宗周为师。

刘氏历任朝廷要职，大节彪炳，儒学兼崇朱（熹）、王（阳明），重诚意、慎独，穷经、读史，受教后深有所得。张履祥为学善思考取舍，后专意程(程颢、程颐)、朱，其学说大要以仁为本，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穷理居敬，知行并进，亲切平近，不尚辞辩。其一生潜心于义理，认为三代以上，孔孟是集大成者；三代以下，程朱是集大成者。时人把他和陆陇其并提，视为闽洛学派的正传。后以刘氏《人谱》与程朱学说不合，乃另辑《刘子粹言》一书以作补救。明亡后，曾和海盐何商隐、嘉兴徐敬可、崇德吕留良等秘密联络，准备俟机恢复明室。后见大事无可为，乃息交绝游，抗志不出，隐居乡间，训蒙自给，且凡以应科举试而求教者，皆婉拒之，常告诫学童：读有用之书，务经济之学，毋专习制义。清康熙八年（1669），应吕留良聘至崇德南阳村东庄(今属桐乡市留良乡)执教，订《东庄约语》，教学生遵循，主张“学问固重实践，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又与吕留良等刻印程朱遗书、语类及先儒遗著数十种行世。其先后在邻近县乡从教三十余年，于清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1674年8月29日）去世，年六十四。

明王朝自万历之后国势衰颓，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终于在崇祯末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张氏家族也随之衰落。张家原本是桐乡望族，祖父和父亲在当地都小有名气，尤其是张履祥的祖父酷爱学问，举凡经史、传记、医卜杂家，无不通晓。因不善理家，家道开始中衰。其父在他九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留下幼子弱母，守田度日，处境艰难。在母亲沈氏的教导下，张履祥从小立志读书，十五岁即补县诸生，做了秀才。后虽屡试举人，但终以落第作罢，遂在乡间教书。崇祯末年，他拜致仕御史刘宗周为师，此人对他的影响很大。刘宗周是吴康斋的五传弟子，吴设帐授徒时，隐居乡间，率弟子亲自种田。张履祥对此欣然神往。他的学生陈克鉴在《补农书》“引”中写道：“昔吴康斋先生讲濂、洛、关、闽之学，而隐于农，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 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刘宗周自杀。张履祥闻知痛哭。次年，清兵攻陷浙江。他和徐敬可、何商隐等加入了以吕留良为代表的反清复明的行列。到清顺治四年（1647），清王朝统治局势已定，他便与徐、何等人决心隐居终身。

张履祥的隐居生活是以教书为主，另有40余亩田地雇人耕种。他在教学之余。也亲自动手干些农活，还经常向老农请教和讨论问题。农忙季节，他或是亲自监督雇工劳动，检查成绩；或是穿草鞋、戴草帽，送饭到团间。他最擅长的农活是修剪桑树，连有经验的老农也比不过他。实践使他在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在《补农书》“跋”中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识其端。”

顺治十五年（1658），张履祥过隐居生活已整整十年。在此期间，他得到了一本《沈氏农书》。据张履祥说，沈氏是距桐乡不远的湖州涟川人氏，《农书》作于崇祯末年。全书分“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六畜附”、“家常日用”等部分。书中介绍了一整套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但这并非是沈氏的首创，早在沈氏之前约半个世纪，乌镇人李乐曾纂修过一木《乌青志》，其中就总结了当地农民干田、施肥、育秧等水稻生产技术，这些技术为沈氏所借鉴，并在实践中加以补充。正因为《沈氏农书》记载的是当地农民长期积累起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所以张履祥对此书大加赞赏，他在《农书》“跋”中指出：“按此书大约出于涟川沈氏，而成于崇祯之末年，正与吾乡土宜不远。其艺谷、栽桑、育蚕、畜牧诸事，俱有法度，甚或老农蚕妇之所未谙者。首列月令，深得授时赴功之义。以次条列事力。纤悉委尽，心计周矣。”他亲自抄录了《沈氏农书》，与家人共同研读，并奉为种植依据。

对于张履祥的尊崇，在他死后的二百多年之中不断升温，最终使得他由一介布衣而成为孔门圣贤。乾隆十六年（1751），浙江学使雷鋐为其立碑，称他为“理学真儒”；嘉庆十六年（1811），立张履祥主祀于青镇分水书院；道光五年（1825），入祀乡贤祠；同治三年（1864），浙江巡抚左宗棠亲自题碑“大儒杨园张子之墓”；同治十年（1871），张履祥终于获得了从祀孔庙的儒者最高荣耀。张履祥“由凡入圣”，一方面是因为晚清理学发展与地方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学术上的成就，他的学术实现了“继往圣而开来学”，确实也是清初理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传道人物之一。

他的著作除了《补农书》之外，还有《读易笔记》、《愿学记》、《近古录》、《训子语》、《训门人语》，汇集成《杨园先生全集》，其中《初学备忘》是一部蒙学读物。

张履祥极重农学，主张耕读不偏废，“治生以稼穑为先”。顺治四年（1647）后，教学之余，亲自经营农业，岁耕田地各10余亩。每届农忙，必停馆返里主持收种，或草履箬笠，送饭至田头，或率家人下地劳作。他时常与老农交谈，故熟谙农情，于艺谷、栽桑、育蚕、畜牧、种菜、莳药诸行无不精通。

顺治十五年作《补农书》，以补湖州《沈氏农书》之不足。该书是应嘉兴徐敬可的请求而写的，重视植桑并兼顾水稻生产，对于耕种、蚕桑、养鱼、酿酒乃至养猪羊和农家经营、农民生活技艺都有记述。因其有益于民生日用，刊行后流传于东南各省并为附近各府县方志所摘引。后人评为“总结明末清初农业经济与农业技术的伟大作品之一，是我国农业史上最可宝贵的遗产”。1957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组织力量来嘉兴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对《补农书》作过专题研究。农业出版社出版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重印《补农书》。

著有《经正录》、《愿学记》、《问目》、《备忘录》、《初学备忘》，《训子语》、《言行见闻录》、《近鉴》、《读易笔记》、言《补农书》等。后人辑为《杨园先生全集》五十四卷（《四库全书》存目）。《清史稿》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