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1957年生于陕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曾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

现在是十个人，十个观点。饿他们三天，十个人五个观点。再饿三天，十个人一个观点。什么“左派”“右派”，都是吃饱了撑的。

枪杆子里面出大国

张文木是在接受《华声视点》杂志采访时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历史进步已从‘枪杆子里出政权’阶段进入‘枪杆子里面出主权 ’阶段。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但完全有条件成为大国。而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

张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国外把他称作“中国学界鹰派人物”，当2000年张文木在传媒公开“枪杆子里面出大国”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在国外更是甚嚣尘上。

为了更完整地发表自己的主张，他还强调：中国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准备，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绝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

其实“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主张一直贯穿了张文木的学术研究。1997年张文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在外界看来十分“激进”的文章，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科索沃战争期间，张文木看到了经济革命引起的现代战争模式的改变。那还是在科索沃战争初期，有不少人把这场战争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认为美国正在面临越战式的灾难。而张文木却持相反的判断，他认为，这是 “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量”，美军不会陷入“越战式的灾难”。战争的结果正如张文木的判断。

由科索沃战争，张文木联想到世界军事技术革命对中国未来安全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深层海域的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他提出：“中国必须迅速将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们在阅读张文木的文章时，发现“发展权”和“海权”两个词出现得比较多。这两个词又是相互关联的，“海权”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发展权”则是国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也可把这两组词视为张文木战略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

张文木看到，近代中国政府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地位的人与人的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义而非事实的主权；但若因军力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则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因此，中国必须迅速加大国防与军事力量的建设。“我们也应该确定‘周边事态’的概念。当周边事态有可能威胁我们时，我们也应确定‘主动出击’的观念。绝不应把未来的战争引入我们的领土，而应该直接引入敢于跟我们敌对的国家境内。”

他看到19世纪英国的资本扩张给法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结果造成法国在与英国的对抗中崛起，成为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力量多极化进程中的第一极。紧接着德国、美国、日本这几极都出来了，并且都是打出来的。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形势，因为中国需要争取发展权。

张文木眼中的“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如何保障这种“发展权”呢？张文木推出来的结论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

正是张文木的这个推论引起世界一些国家对他的猜疑，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具“野心”的知识分子，于是“强硬学人”“鹰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飞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怀疑他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与军方毫无瓜葛。

面对国外一些人士对他的评价，张文木很平静。在他看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鹰派人物”，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也一直在避免战争，但是中国有保卫自己国家和砺志图强的权利，有与其他国家一样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发展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只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 “学界的鹰派人物”。

中国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

张文木没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没有离奇的人生历险。1957年他出生于陕西，1975年和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劳动，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18年的求学生涯中，张文木一直对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怀有某种敬意。

马汉曾参加过美国内战，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争夺制海权、控制海洋、消灭敌人舰队为首要任务的海权理论，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有自己的海上活动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够的商品进行海上贸易，拥有足够的商务船只和基地，拥有足以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强大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海军的大规模发展，尤其为美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马汉被称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

张文木曾认真地读完《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上力量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海上力量的影响与1812 年战争的关系》三部伟大的著作，对中国人的海权观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1999年3月23日，科索沃战争爆发，张文木又想起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世纪（至少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他俯察中国版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像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

中国本质上算一个内陆大国，但海岸线又很长。尽管中国的军事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海权观依然十分薄弱。

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观之所以薄弱是与明朝时海权的失落密切相关的。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有别于军事经济取向的西方社会。当达· 伽马重新开通东西方贸易通道、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权的时候，中国几乎一直坚持着北向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另一方面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承受着来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的巨大压力。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人走向海洋的一个起点，但却是昙花一现。明朝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取向，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国家经济当成军事的基础，重农轻商，无法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又因为儒生阶层倡言“王道”，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使明朝最终放弃了海权。

而正因为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权意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致使中国吃尽苦头。张文木看到中美这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80年代时，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可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中国和美国在海权上的不同认识使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事实让张文木不得不感到海权利益的至关重要。“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他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他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

张文木看到，近些年来，世界兴起两大经济圈：“大西洋经济圈”和“环太平洋经济圈”。尽管世界经济不景气，但海洋经济一直保持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势头，中国也出现了“环海经济圈”，崛起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华南3个巨大的港口群。近15年，中国海洋经济每年的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到上世纪末，中国海洋经济已超过2500亿元。由此可以看出，21世纪的海权已超越了以往那种只停留于保卫商船航行及海外领地权益上的海权。他深深感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这样强烈。

张文木看到，原来美国人对欧洲十分在意，尽管欧盟势力有所扩展，但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了，这是因为美国人看到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的情况则与欧盟不同。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而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于是，张文木公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国家安全的焦点是海权问题。而中国与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矛盾的关键也就是海权问题。

张文木所说的“中国海权”，指的是建立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不是“美国式”的霸权。

霸权就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张文木看到美国开始时也是反霸权的资本外围国家。比如它反英国，开始是正义的，但自从它入侵菲律宾和占领古巴之后，它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就成了非正义的世界霸权之争了。美国进入远东后，在与其他列强的关系上，开始还是低姿态。比如它刚到中国，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但随着它贸易的发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到二战之后，随着英国退出世界霸权地位及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了世界霸主。这时它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权。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联盟；在海上拉帮结派，形成对海上通道的绝对垄断。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为保卫自己正当的发展权利而不能不反对的霸权行径。

中国要争取海权，就必须反对美国的霸权。这样，霸权与反霸权，成了中美矛盾的本质所在。　但是在许多场合，很多人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张文木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

美国几乎是倾其国力与东方“大风车”较量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国家战略能力” 1是政府实施国家战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总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下发生的。因为世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不仅是国家政治永恒的议题，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一、世界充满战争风险

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国际间战争冲突的烈度与世界资源稀缺程度为正比。人们不会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但是水资源开始紧张，人们就要为水资源发生战争。凡是资源稀缺的地方，战争就会发生。你看地图，凡是资源丰富的地区，那里的国家边界线就曲曲折折；而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沙漠地区，边界就多是直线。国家边界拐点，都是国家力量对比的拐点，都是要流血，要刺刀见红的地方。

新世纪初连年发生的战争打破了人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和平憧憬，对于战争的理解，人们必然还要回到列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2的论断中寻找答案。列宁的论断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3而这个规律，现在看来，不仅仅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间的基本矛盾，而且它还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环境的总矛盾，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和支撑这种发展的世界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前一种矛盾，属于阶级间的斗争，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改革适度缓解，那后一种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类与自然间的总矛盾。既然人类随所谓“经济全球化”普遍进入了市场经济，那么，发展就成了这种经济的“硬道理”。但这种“硬道理”却得不到自然资源的硬支撑。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资本主义可以创造无限的产品和生产力，但没有支撑这些生产力的资源的同步增长。正如能干的人饭量大的道理一样，能干的国家“饭量”也大。国家吃饭问题实则是资源供给问题。“粮食”少了战争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划一条线以此与“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间，这种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缘政治浅显道理，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不明白了，硬说全球化时代主权界限模糊了，硬说这时的国家间斗争已转为“反恐合作”。

其实，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本质上还是个“丢手绢”的游戏：大家一片和好，一旦有人倒下，就会是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叫喊。苏联倒下时，就是这样；伊拉克倒霉时，也是这样。这不好，但这就是历史。问题是，这块“手绢”自美苏对决之后的第二轮游戏中正在悄悄地丢在中国人的后面，西方人并没有将此消息“告诉他”，我们的一些学者不仅没有提前“告诉他”，反而用所谓“全球化时代主权概念淡化”、“国际边界模糊”、“世界相互依赖”、“国家将更多地不依赖战争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等忽悠中国的国家战略意识，弱化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其结果自然就是继19世纪末中国大清解体、20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后，又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另一场“快点快点捉住他”的亚洲盛宴而准备。

二、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低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既然传统的“丢手绢”式的国际体系没有变，那中国就得考虑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怎么生存和发展。为此，学界开始寻究大兴衰的原因，且发现了许多悖论：

人们提出经济落后得挨打，于是人们就强调发展经济。但经济发展了也要挨打，日本侵华战争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时发生的。国家与人一样，富了要得心血管病、血脂高等富贵病，胖得不能动了，就有其他国家收拾你，就要亡国。所以说，要研究国际政治，先看动物世界。

有人说，文明落后要挨打。中国大清是因为它落后被打败的，这没得说。但是文明程度高是不是就不挨打呢？显然不是。大宋之于北方契丹部落，大明之于努尔哈赤的女真部落，古罗马之于北方蛮族部落，前者文明程度肯定要高于后者，但都为后者打败。

那军事力量强是否就不挨打，也不是。正如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在法国人眼中固若金汤，而在德国人的眼中却毫无国防意义一样，苏联的军工产业可与美国比肩，但却被西方整垮了。

也有人说不民主要挨打，于是就有人炒西方“民主”，进行所谓“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似乎“民主”无敌，且不说1962年的中印冲突结局，也不说南斯拉夫和苏联是在民主“整容”的开始阶段就被美国打垮，即使古代“民主”的雅典也最终败在“专制”的斯巴达脚下。米洛舍维奇现已死在狱中，西方人说他专制，但真推动南斯拉夫完成从共产主义体制向西方“民主”体制转轨的就是米洛舍维奇。戈尔巴乔夫讲“改革新思维”，结果是丢了国家。就连为美国式民主背叛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被美国颠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将来社会主义国家换上了西方的民主“马甲”，如果自己没有战略意识，结果还是要挨打、还是要“伤自尊”的。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4

有些和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说，世界转变了，和平了，不要作军事斗争的准备。萨达姆曾是军事强人，后又180大转弯，摇身一变却成了现代“宋襄公”，在美国人面前他主动自废武功，其过程对西方也是高度“透明”，结果也挨了打。萨达姆没有核武器，那美国为什么要打他呢，布什说，是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打。相反，不那么“民主”，经济也不那么发展，但战略意识极强的古巴、朝鲜却不可动摇。

也有人说，那是文明的冲突，可历史上同宗同教的国家冲突还少吗？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人入侵菲律宾时，菲律宾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上百年历史了。可美国人登岛时还是将菲律宾人杀了个血流成河。

正如一个四肢强壮的人也会因大脑一个小小的问题而瞬间死亡一样，国家强大与否的关键不在硬件方面，而在软件方面。而其中最关键的不在软件技术而在国家战略能力。经验表明：历史上，凡是打败的，都是缺乏全民整体政治意识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差别不主要在财富和技术，而在战略意识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战略能力。当时日本国家战略意识都远高于以“莫谈国事”自警的中国人。卡特时期美国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可卡特这个人的战略管理能力极低，所以让苏联勃列日涅夫打得在印度洋乱跑。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但他与对手讲“新思维”，结果被美国里根和布什的现实主义生生将苏联整垮。在苏联快解体的时候，尼克松到苏联看后即表示动手的时候到了。于是苏联就被具有较高国家战略能力的美国打散了，肢解了。这时他们才不管你苏联是“民主”还是“不民主”。事后没有多少战略意识的戈尔巴乔夫还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洒脱采访了老布什。

世界上为什么总这么打，康德式的世界和平到底能不能实现？孟子都说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5。“力”是第一位的。光说仁不说力，那是农夫，农夫不能驯蛇而只能被蛇咬。康德式的和平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力量均势。联合国是民主的，但保证这种民主的是对德、日、意法西斯的镇压，是戳在五大常任理事国后面的五颗原子弹。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仁”，是人们渴望的和平，而“力”则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力的使用是一种能力，对国家来说，它就是国家战略能力。

三、“国家战略能力”是战略文化、战略思维、战略管理的有机统一

既然这个世界还不是一个大同的世界，而是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那就得考虑提升国家战略能力问题。

那么，“国家战略能力”是怎样的构成的呢？

国家战略能力，不是一般的个人、团体或某些阶级的局部能力，而是覆盖全国的国家能力。我采用李际均先生的划分，6将它分为三个有机要素：（1）战略文化；（2）战略思维；（3）战略管理。

战略文化是国家公民的整体政治意识即捕捉国家生活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识。国家公民的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思维生长的土壤。战略思维，是知识群体的政治认知能力。如果说,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的感性认识，那么战略思维就是由战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认识。战略思维有没有注入国家学术之中，其发展成熟不成熟，都是一个国家战略知识和经验储备优劣的前提。

战略管理是进入实践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文化，它更多的是国家领袖阶层的事。战略管理能力源于战略思维能力。国家最高管理层的战略能力如何，又取决于其智库的战略思维能力的支撑力度。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物——如拿破仑、俾斯麦、列宁、毛泽东等——的建树，是由于他们本人就是天才的战略管理者，也有的——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由于他拥有一批战略思维能力极强的参谋班子。

反观中国清王朝，如果说，全民“莫谈国事”是大清朝战略文化极度衰落的标志，7那么，对战略型人才的逆向淘汰并将这些人比如孙中山等推向革命阵营的现象，则是大清国家战略管理能力衰落的标志。由此推论：战略管理逆向淘汰战略思维，战略思维逆向淘汰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能力整体衰落的标志和大失败的开始，反之则是国家复兴的征兆。比如，尽管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临大失败，但它接纳了毛泽东，由此共产党渐入佳境并获得巨大成功；尽管美国在50、60年代已被朝战和越战拖得精疲力竭，但美国人推出尼克松，这使美国在80年代以后开始复苏；尽管俄国在叶利钦时期已溃不成军，但在新世纪之初，俄国战略管理层接纳了普金，俄国便迅速复兴。与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逆向淘汰了近卫内阁是日本大溃败的开始一样，美国，自从小布什政府逆向淘汰了鲍威尔等战略家时起，它就开始面临其难以避免的衰局。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总结得好，他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8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毛泽东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党的执政能力高低的标志，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国家战略能力，尤其是其中的战略管理能力的高低的标志。

四、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关乎世界和平

国家战略能力，本质上是科学地运用国力的艺术。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人的战略文化氛围，战略思维能力，从而战略管理能力在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下正迅速提升；相反，美国和日本的战略能力都在快速衰落。

东风有了再次压倒西风的可能。

日本右翼在靖国神社中崇拜东条英机等战犯，而坚持参拜战犯的右翼力量在日本内阁迅速崛起；这既表明了日本战略管理的严重下降，同时也表明东亚和平将面临严重危机。日本人不明白，对日本发展而言，东条英机是最大的罪人，这个人不懂得战略艺术本质在于节制。无限制的目标和无限制的国力透支，把日本明治以来所有的成果给毁坏了。日本人崇拜他，说明日本人的短见和没有战略意识。他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铺天盖地，且远超出美国资源可承受的底线。这表明美国的战略管理出现了问题。小布什第二任内阁逆向淘汰鲍威尔等战略家，说明美国战略思维的严重退化；而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热闹得犹如中国人的春节联欢晚会，其过程重表现而非重实绩，其结果选出来的多是政治表演家而非政治家。这说明美国的战略文化衰落。

小布什政府对于老英国几百年治理世界的经验远不如老布什熟悉。老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告诉海权国家不要深入到内陆作战，对内陆国家应该靠地区大国制衡。毛泽东说他喜欢右派，10右派是现实主义者，左派往往放空炮。美国的右派也开始放空炮了。小布什及其同僚就是这样一批爱放空炮的人。有人说他是新现实主义者，其实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有点像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宗教打仗，要改变伊斯兰文化。这是极不现实的。11尼克松是现实主义，靠均势，小布什打破了尼克松以来建立的世界均势，尤其是分部于中东且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均势。美国“反恐”目标过大且使其国力日渐透支，这对美国是很危险的。美国人在小布什的领导下几乎是倾其国力与东方“大风车”较量。其结果可想而知。

“国家战略能力”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的概念，其要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的“打仗”能力，而应理解为国家实现和平的能力。东方的和谐思想对当前的世界和平是有益，这次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赠送美国总统《孙子兵法》的意义更是深远的。12孙子说：上兵伐谋，而小布什伐谋不足反而伐兵有余；孙子说，全城为上，小布什则在中东是凡城皆破。日本小泉又是孔武突进，这种政策对世界和平真不是好兆头。美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世界人民需要的是一个懂得节制武力的美国。

行文至此，看到美国总统签署延长《爱国者法》，布什还强调，美国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消息，13令人唏嘘。看来，和谐世界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和平还有待于全世界，尤其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

（来源：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