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大正七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暴动。这次革命暴动最初是从渔村妇女抢米开端，各地一般也以抢米形式爆发，所以在日本历史上习惯地称为“米骚动”。“米骚动”从抢米而发展到与地主、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与反动军警进行搏斗，而且在群众中公开提出“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因此运动本身乃是革命性的政治斗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踏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资本主义在天皇制度的支持下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毕竟是很不正常的。

由于国内封建压迫依然存在，占全国人口90%的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生活十分贫困，因而国内市场的消纳能力极为有限。这使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急于向外找寻市场，带上了鲜明的侵略色彩。而侵略的矛头，首先就对准中国和朝鲜。

经过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从中国和俄国获得了巨额赔款，并控制了朝鲜，因而有力地刺激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资本主义从此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一个大好机会。由于欧美各资本主义大国把主要力量投入欧洲战场，日本乘机大举侵略中国，并向亚洲各国大力扩展它的对外贸易，从而国内资本主义又得到飞跃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的工业产值增加了4倍。日本在战争中由原来的债务国变成为债权国，除偿还了3亿日元外债以外，对外债权增加到17亿4千万日元，黄金储备增加到18亿日元。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每逢一次战争，资本主义就获得一次飞跃的发展。日本垄断资本家就是这样靠战争喂肥的，他们的财富都是沾满着血污的。

日本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相结合的国家。国内工业的极大部分掌握在一小撮大垄断资本家手里。例如：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大财阀，在日本经济生活中起着很大的支配作用。在另一方面，农村中地主占有全国一半左右的土地，而70%的农民没有一点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成为日本农村中阶级对立的一个尖锐对比。日本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采用最落后的实物地租形式。不论丰年或歉收，农民要把全年收获的一半甚至3/4向地主缴租。由于地租高昂，加上生产技术落后，日本农民通常只能向地主租入小块土地进行耕种。其结果是日本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广大农民群众不能不长期挣扎于饥饿线上。

封建剥削即使在城市工业中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例如：在工厂里还保留有实物工资和以劳役偿还债务的制度；对女工和童工的残酷剥削，更是资本家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主要手段。尤其残酷的是在工业中广泛地采用奴役性的包工制。这种包工制的办法就是资本家在农村里招募穷苦人家的子女，把他们带到矿山或工厂里做苦工，按照契约先付给招募来的人的父母一点钱，以后再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包工制下的工人等于是资本家的奴隶。在他们的宿舍周围，像牢狱一样砌起高墙，门口经年不断地有门岗把守着。工人们不能外出，父母写来的信也要被资本家拆阅。在宿舍里面，平均每人只有一张席子的睡处，并把日班和夜班工人编在一组，轮流睡觉。包来的工人在这种牢狱般的宿舍里，最多只能勉强生活5年。根据1919年纺织企业的调查，有70%的女工由于生病而离开了，20%逃跑了。

在政治上，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国家。天皇制度在日本形成了一套军事的警察的官僚机构。它一面依靠着地主阶级，另一面又依靠着资产阶级，代表着这两个剥削阶级的利益，奉行着有利于这两个剥削阶级的政策。日本天皇是名义上的最高元首，他有权颁布和批准法律，召开和解散议会，对外国宣战或媾和，任命和罢黜国家重要文武官吏，做军队的最高统帅，等等。其实，天皇不过是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志来办事，并没有什么实权。真正统治日本的是垄断资本家、封建军阀和大地主，他们靠着天皇制度这一专制统治的国家机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像一座大山似地压在广大的日本人民的头上，残酷地奴役、榨取着日本人民。所以，天皇制度实质上是日本封建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手中所操纵的工具。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工人阶级也成长起来。1918年日本现代产业工人总数已达到1409196人。新形成的产业工人队伍，在政治上已经成为对抗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工人阶级同压迫他们的剥削者间进行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工人阶级曾经有过组织工会的初次尝试。1897年，片山潜创立了职工会筹备联盟，以后组织了五金工人、司机、印刷工人和工会。日本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在片山潜的领导下开始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农民也自发地组织起佃农农会，展开了减低租佃的斗争。

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的社会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为了扼杀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1910年日本政府捏造了所谓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逮捕了以幸德秋水为首的24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把其中12个处死。

日本反动统治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恐惧心理竟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例如，凡是带有“社会”两个字的东西，都被禁止；连一个生物学家写的一本《昆虫社会》的书，也因为使用“社会”两字而被禁止发行；长野县有一个警官，有一天看见人家门口挂着某某会社（日文称公司为会社）的牌子，他把会社倒过来读成“社会”，就拔出刀来闯进办事处去，要执行他的职务。这些事例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是如何害怕人民的进步活动，也说明了他们进行镇压的疯狂性。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片山潜也被迫流亡国外。

在残酷的镇压中，地主和资本家气焰更加高涨，更加恣意地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来说，日本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普遍地长达12至14小时，但工资收入却极端菲薄。1918年日本女工平均日工资只有4角8分，男工也不过9角2分；当时每升米的价格却为5角3分。甚至连极少的工资也不全额发给工人，工资中的一部分还常被各种罚金吞没了去。例如1914—1918年在纺织部门的工资中，罚金就占去了20%到50%。

农民的痛苦情况比工人还要多些。占有小片土地的农民不但要负担占收入30%以上的重税，而且还要受资本家不等价交换（用高价的工业成品，交换廉价的农产品和原料）的剥削，因而不断失去土地，不得不流亡到城市或变为地主的佃户。至于向地主租赁土地的广大农民受的剥削更重，境况自然更为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农民啃树皮、吃草根已经不是新闻了，卖儿鬻女的更是到处可见。

苦难折磨着日本人民，但同时也教育和锻炼了他们，使他们更加痛恨反动统治者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心头的怒火燃烧得更加炽烈。所以一当时机成熟，受苦难折磨的广大日本人民就会心连心地一致行动，向反动派进行猛烈的冲击。

1917年11月7日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掌握了政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掀起了革命的大风暴。十月革命很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里人民反对本国反动统治的斗争。十月革命在日本的反响，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的斗争情绪的高涨。

日本反动统治者为了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千方百计地诬蔑十月革命。政府首相寺内正毅发出严格训令，要对“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进行警戒。但是，不管反动统治者怎样煞费心机，伟大十月革命的思想还是传入了日本，并在人民中间传播开来。当时的进步杂志《新社会》、《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等经常登载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日本人民热烈地为十月革命而欢欣鼓舞。日本工人秘密寄给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一封贺信中这样写着：“我们的关心和注意都集中在俄国革命的进展上。我们以深切的同情注视着俄国无产阶级的前进。它在日本群众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仙台工人原田忠一在野坂参三主编的《劳动与产业》杂志上，以《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光明》为题，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以前我常常像一种习惯似地告诉我的孩子们说：你们生在像我这样穷工人的家庭，是你们不可挽救的不幸。你们要认命，你们一辈子要像我这样作为没有学问的人过着穷苦的日子。无论怎样挣扎，你们是绝对没有希望能掌握天下或发财的。……可是，正像一声迅雷，在俄国起了革命了，霎时间天下归到工人手里来了！这完全是我想像不到的事，所以我一时很莫名其妙。可是千真万确的，俄国是起了革命了。我喜欢得跳起来，在屋里乱跑，抱起孩子们来喊着说：‘喂！小子们，别焦急，你们也能取得天下了！’俄国革命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俄国伟大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加深了日本人民的革命意识，增强了他们的斗争勇气，带给了他们新的力量和胜利的信心，千百万被压迫的日本人民再不甘于受反动派的欺压了。1917年底，大阪、长崎各地工人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和活动的镇压。许多次的发动都带着明显的政治性。1917年以后，日本工人罢工和农民租佃争议都大有增加。所以德田球一说：“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重新唤起了工人中间的职工运动，以及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他们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任何横暴行为都有敏锐的反应。日本的反动统治的处境就如坐在火山口上。

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客原敬不得不怀着恐惧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的形势万不可操切行事，人民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把不满爆发出来，起来作反抗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引起美、日以及其他一些帝国主义者的极端仇视，它们决定对俄国实行武装干涉，企图扼杀俄国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出兵西伯利亚，打算用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战争，来抵消本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

1918年8月2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政府告示”，亦即出兵西伯利亚的“宣言”，同时对陆军第12师团发出了动员令。出兵西伯利亚的风声传出来，米价就疯狂上涨。1917年底，米每升的价格是1角2分；到了1918年8月，3日为3角8分，5日为4角1分，7日为4角7分，9日为5角3分——每天都在上涨。

日本经济上的一个特点，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的结合。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面却因为国内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剥削的苛酷、土地的零碎分割、技术的落后等等，使农业无法供给城市工业以充分的粮食和原料。因此，虽然日本主要的农产品是米，差不多所有的岛屿都产米，但却经常出现大饥荒。1918年日本城市人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增加了20%，而粮食产量却没有相应增加，1917年的产量甚至比1914年减少了。又由于日本政府热衷于武装干涉俄国，军队的用米量因此大为增加，国内的粮食愈益感到不足，而地主、资本家却靠着饥荒和战争来攫取新的利润。他们大做投机生意；米越不够，他们也就越囤积居奇。米价于是就扶摇直上了。

米价的暴涨，严重地威胁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1918年8月报纸刊登了一个女工的来信说，她的一家3口人每月只收入21到22元左右。因为米价腾贵，在付出米钱和房租后，全家的菜金就没有了。信里最后呼吁赶快降低米价。就连监狱的看守和城市里的警察，也有人控诉物价——特别是米价的高涨，无法生活下去。总之，米价的飞涨使苦难中的日本人民，又增加了新的苦难。日本广大人民都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制止地主、资本家的囤积居奇，迅速输入外米并降低米价。但是，日本政府是以保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为第一天职的，它哪里会把人民的要求放在心上；它反而说什么国民思想变坏了，必须普及宗教观念和发扬道德感等等。这使日本人民更加愤慨。这样，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天皇制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亦即地主和资本家与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急剧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米骚动”就在这种斗争形势下爆发了。

片山潜曾作了这样的描写：“时间是8月3日，酷热的一天已近黄昏，灸人的夏季太阳沉入日本海的灰色海面，黄昏笼罩起家家户户时，街头突然响起惊人的警钟声音。”富山县的渔村西水桥町300余名渔民妻女从四方八面走上街道，包围了米店。全国规模的“米骚动”就从这里点起了第一个火种。

8月4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以下面这个标题，报道了西水桥町发生的事情：“渔民妻子强迫米商廉价出售大米，同前往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结果有数人负伤。”这个报纸没有意识到，它所报道的这件事情，正是在日本人民革命运动史中占有光荣地位的一件迥非平常的事件，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越中妇女起义”而列入史册。

富山县位于本州岛中部的日本海岸上，与苏联的西伯利亚隔海相对。这里的居民多以捕鱼为生，经常远渡日本海直抵西伯利亚海岸，在那里很早就听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航行于敦贺—海参崴之间的日本海员，也常把俄国革命的新闻讲给本地居民听。因此，这一带的渔民最先受到十月革命思潮的洗礼。

“米骚动”发生前，这里的男人都到北海道的渔场打鱼去了，只剩下妇女在家。因为捕不到鱼，渔民们谈不上寄钱回家。这时正值米价暴涨，妇女们的生活陷入了停炊的窘境。从7月中旬开始，渔民的妻女就对米价的高涨公开表示不满，纷纷要求当地政府禁止把米运往外地。妇女们的行动，自发地扩展开来。

富山县渔民之仔细川嘉六回忆起“米骚动”的情形时说：“在我们那里，渔民妇女当粮价上涨的时候，随时集合起来，采取阻止载运粮食的集体行动。不仅在‘米骚动’时她们这样做，长期以来她们都这样为保卫着生活而活下去。”他的这个谈话说明了，富山县的妇女群众为了要活下去，她们早就具有斗争的勇气。

8月4日，即西水桥町事件的第二天，河对面的渔村东水桥町800多名妇女不约而同地也包围了大米商高松长太郎的米店。米店囤积了一千多袋米，准备运到镇外去高价出卖。妇女们起先都平和地要求说：“现在本地缺米，不要把米卖到别处。”高松长太郎把眼睛瞪得滚圆，粗暴地说：“米是我的，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他的老婆更凶横地说：“如果你们嫌米贵，活不下去，你们就死去好了！”妇女们受到侮辱，都气得咬牙切齿，这个说：“奸商太可恶了，应该教训他。”那个说：“姊妹们，我们不能饿着肚子等死，把他的米分了吧！”妇女们发出呐喊声，捣毁了大门，把米抢夺一空。高松长太郎看到这种情形，在一旁急得双手乱挥，两脚直跺，叫苦连天，但在这时候，还有谁去理他呢。

8月5日晚上，运动又扩展到附近的滑川町。数百名妇女集合起来要求廉价出售大米。她们拥到米商那里席地而坐，一再请求：“米卖得便宜一点吧，我们快要饿死了！”警察闻讯赶来干涉，妇女们责骂说：“你们吃饱了，快回去睡你的吧！”第二天，男人也加入了战斗，参加的人达到二三千人，他们采取行动，阻止本地米外运，迫使米商以较低价格卖米。

暴动的消息传了出去，邻近渔村、农村的妇女也发动起来。成千上万饥饿的渔民、农民喊着：“要米！”“减低米价！”暴动立刻便扩展到富山全县。

从8月3日到9日，在这段时间里，像西水桥町、东水桥町的群众那样袭击米店惩罚奸商的行动，每天都在富山县各个村落里发生，每个地方都有大批群众日夜抢夺米粮。整个富山县都沸腾起来了。“越中妇女起义”燃起的革命烽火，成为日本全国人民行动的信号。

8月12日，天皇亲自任命的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大谷大将，在一群将军和高官们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声中，抱着“必胜”的梦幻，从东京车站出发了。可是这位将军沿途经过的各地，迎接着他的不是挥舞着太阳旗的“忠良臣民”，而是饥饿的群众“要米！减低米价！”的呐喊声。“米骚动”也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反对日本政府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最严重的抗议。

从8月10日到15日，近畿地方（大阪、神户、京都、奈良、和歌山等）、山阳地方（冈山、广岛、吴港等）、四国地方（高松、松山、高知等）、九州地方（门司等）、北陆地方（金泽、福井、舞鹤等）、东海地方（静冈、甲府等）、关东地方（东京、横滨等）、东北地方（福岛、仙台等），从东北到西南，全国各大小城市都卷进激烈的暴动的漩涡。在这些地方，往往有几万人集会，游行示威，捣毁商店尤其是米店，和军警搏斗。运动由抢米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对天皇制政府的政治斗争。在这个阶段里，各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充当了“米骚动”的旗手。他们举行了罢工，使全国革命的趋势更加奔腾澎湃。“米骚动”如熊熊烈火，烧红了整个日本。这是“米骚动”的最高峰。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地的暴动，可以作为这一阶段斗争的典型事例。

8月11日晚上，大阪3000余市民，在天王寺公园集合，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市政府！”、“惩办仲小路廉！”（当时任日本政府的农商务大臣）、“减低米价！”等口号。政府当局派出武装警察弹压，抓走市民200余人。

第二天，群众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表示反抗。参加示威的群众达到3万余人。入夜，群众开始暴动，市区和郊区到处都是暴动的群众，多的几千人一伙，少的百人左右；他们打进米店和捣毁警察派出所，或者抓住米商，强迫他们按半价售米。在火车站内，有一千多名工人和警察搏斗，夺取了粮车，把米分给贫困的人。这一晚，米店被捣毁的共有250余家，警察完全束手无策。

13日、14日，参加暴动的人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激烈。据当时的目击者说，那时烟火笼罩着整个大阪市。

政府在14日下午调来一个骑兵联队、一个工兵营和一个野战炮兵师，到处疯狂逮捕和屠杀群众，有2000多人横遭逮捕。大规模的暴动虽然在14日晚上平息下来，但小冲突一直到19日还没有停止。

神户的暴动一开始就势如暴风骤雨。神户是海运业中心，在战争中发财最多的暴发户多集中在这里。神户又是大米投机比别处更加猖獗的地方，其中臭名昭彰的大奸商铃木的铃木总商店，接受英国军需品购买委员的合同，通过各地的分店垄断了大量粮食，群众对它恨之入骨。所以群众的斗争在这里爆发得最为激烈，按照片山潜的话来说，神户的起义具有明显的革命性。

12日下午，神户5万余市民在凑川公园集会。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者藤田派人在会上热烈地讲了话。当时有人在会上控诉说：米价腾贵是由于像铃木那样的坏资本家疯狂抢购的结果。群众高呼“打倒铃木！”一致要求惩办囤积大米的奸商。

在藤田派人的领导下，会议的参加者冲到东川崎町的铃木总商店，与事先在这里防卫的警察队对峙起来。到晚上，铃木总商店门前的群众越聚越多，一时聚集了2万余人，远处望去，只是黑压压的一片，到处挤得水泄不通，喊叫的声音震动远近。

这时，突然开来几辆警车，疯狂地直向群众队伍冲去。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下，群众队伍顿时混乱了。头上戴着钢盔的警察队和流氓团趁势冲入群众队伍，挥舞着警棍打群众，从倒下来的人身上踏过去。当时，铃木总商店门口连死带伤共有二三十人，鲜血染红了街道。

血，教育了群众，激起他们对地主、资本家和反动政府的无比愤怒。示威的群众一面看护伤者，慰勉自己的同志，一面迅速以石块、棍棒武装起来，奋力向野蛮的警察、流氓的暴力行为进行反击。东川崎町的街道顿时成了搏斗的战场，四方八面都是喊杀声和警钟声。

正当双方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铃木总商店的3层楼房忽然升起了浓浓的黑烟。这是另一支群众队伍用烧着的木柴向里面投掷的结果。火越烧越旺，3层楼的商店顷刻化为乌有。这个胜利使群众得到鼓舞。警察队和流氓团终于支持不住，败退而去。示威的群众乘胜又把铃木本人的住宅烧为灰烬。

神户开始暴动的最初几天，群众的行动主要是集中袭击大资本家的商店和住宅。在这几天里，铃本总商店、汤浅商店、神记冶钢厂、日本樟脑公司以及松方财阀经营的神户新闻社和高利贷者桥间的住宅等都被群众捣毁或烧毁，市内大部分的警察岗亭和许多警察派出所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神户暴动中，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工人阶级，他们表现出了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在暴动发生的第二天，许多工厂都举行了罢工。其中以三菱造船厂的斗争最为激烈。这个厂的800余名工人捣毁了机器，并用圆木在厂内架起了堡垒，以铁棒、石头同武装军警搏斗。许多工人穿上了白色的衣服，以表示誓死战斗到底的决心。工人与军警的战斗持续了两昼夜之久。

名古屋在8月9日黄昏开始骚动。这里的游行示威也在军队的攻击下，于12日夜晚变为暴动。到17日为止，连续8天，创造了全国城市暴动时间最长的记录。

11日夜晚，名古屋的市民在鹤舞公园奏乐堂集会，附近围满了提枪桂刀的警察，他们想抓走会议的发起人，镇压参加这次集会的群众。这时，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勇敢的工人久保田久雄毫不畏惧的登台向群众高声说：“诸位！这次米价暴涨，是寺内内阁和奸商勾结，强购大米高价输往国外造成的。现内阁偷偷摸摸地囤积大米确是事实。我们必须把寺内内阁打倒！”

这时，警察队长带着几个喽啰疯狂地向台上奔去，下令解散集会，这一下群众更加激愤了，台下是一片怒吼声：“把他拉下来！”、“不下来，小心挨揍！”警察队长气得脸红脖子粗，只得走下台来。这时会场里充满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声。

12日，名古屋全市大部分工厂都举行了罢工。有2万余名工人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这里也和其他城市一样，群众捣毁了米店和警察岗亭。

在日本的首都——东京，警察当局很早就严密监视群众的活动，工厂、米店和富豪住宅都加了岗，还派出警察队四出巡逻，戒备很严。但是，他们心劳日拙，东京的市民仍然挺身而起，勇敢地向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斗争。

14日，数万东京市民在机械工人山本悬藏（后来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担任了领导工作）的领导下，不顾政府当局的强暴干涉，在日比谷公园集会，并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与警察进行了搏斗，被警察驱散的群众，在当日深夜捣毁了银座和日本桥。警察厅下令把暴动的群众全部逮捕，警察头子正力松太郎亲自率领全市警察出动。但当警察跑来抓人时，暴动者已在许多行人的掩护下逃脱了。甚至连小孩也在保护暴动者，不让他们被警察抓去。这表明各阶层人民是敌视日本反动统治者而支持暴动者的。日本共产党的卓越领导者德田球一当时就在东京，由于米价高涨，他甚至交不上公寓的饭费。当时他也参加了“米骚动”的群众斗争。

“米骚动”在8月中旬达到高潮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逐渐被日本政府以血腥手段镇压下去，但运动并没有停止，斗争的火把由矿工和广大农民群众接收过来。

8月16日以后，“米骚动”向矿山、农村和地方上的小市镇方面发展。在此期间，日本所有的煤矿工业中心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在矿山和农村，群众也同军警展开了流血斗争。

煤矿业是日本各种采矿工业中最主要的部门，煤矿工人占全部采矿工业工人的2/3以上。他们的罢工，大都是由于不能忍受牛马不如的生活状况，不能忍受残暴的虐待，因而普遍地起来斗争，反对抬高米价，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这些罢工也和各大城市的暴动一样，具有鲜明的反对天皇制政府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性质。

8月18日，福冈县峰地煤矿的矿工要求增加工资、降低矿区米价。由于资本家无理拒绝，矿工烧毁了管理处和米店，炸毁矿井。资方请来军队镇压。矿工用炸药抵抗军队的进攻。工人死亡6名，受伤的很多。这个暴动迅速扩大到福冈全县，12处煤矿工人和军队发生冲突。当局命令军队残酷镇压矿工，结果有14名矿工被打死。

8月20日，佐贺县各处煤矿工人暴动，矿工捣毁了矿区建筑物和矿主住宅，并痛打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政府动员本县的全部警察还不能将各处的暴动镇压下去。

8月29日，大矿主贝岛所属煤矿的矿工要求增加工资30%，降低矿区商店的米价和物价，要求允许工人到矿区以外的商店去购买物品。资本家拒不答复，矿工开始捣毁煤矿建筑，炸毁矿主住宅，割断电报电话线，并扣留了矿长作为人质。这一次矿工起义终因遭到军队的武力镇压而失败。

9月4日，三池煤矿发生暴动，矿工和他们的家属都参加了。政府出动了军队前来镇压，并从熊本县动员了全部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把暴动镇压下去。

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以山口县宇部煤矿爆发的矿工暴动最为激烈。18日，这个矿区的一万余名矿工烧毁了资本家的住宅、米店和妓院。他们使用炸药和武装的军警对抗。在暴动的时候，有部分工人被军警捉去，矿工们组织了敢死队，决心营救被捕的同志出狱。于是又一次发生了流血冲突。20日，矿区里锣鼓齐鸣，警钟乱响，数千名头裹白头巾、系着白飘带和腰挂日本刀、匕首与手拿竹枪、棍棒的敢死队员，在高呼口号声中向着作为临时监狱的矿山办事处挺进。军警的指挥官和资本家一见工人冲来，就决心屠杀工人。早有准备的士兵、警察、退伍军人和流氓打手，端起步枪、手枪向工人乱射。一霎时枪声大作，血肉横飞。当场有15名矿工被打死，受伤的遍地皆是。接着，军警疯狂地追逐工人，挥起军刀、佩剑，乱打乱刺。军警共逮捕了1828名矿工，甚至连站立不住的伤员，也都被他们用绳子捆起来带走。整个矿山顿时乌云遮日，一片黑暗。

在煤矿工人罢工的同时，日本农民为反对苛重的租税勒索和米价暴涨，也不断掀起暴动。各地农民成群结队捣毁粮仓、米店、夺取粮食，或者冲进地主的住宅，烧毁地租账簿。而且，在有农村工业的地方，还有以当地工人为中心与贫农一起掀起暴动的事情。这样，工人的罢工斗争与农民的抢米暴动互相呼应，成为“米骚动”阶段的突出现象。

1918年的“米骚动”从富山县一个渔村开始，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席卷日本全部领土约3/4的地区，包括了东京、大阪、京都等大都市在内的3府、32县，卷入的人数达到一千万人以上。

日本从中世纪以来，虽常有农民抢米暴动，但在封建割据局面之下，不过是局部性、地区性的事件。像这样震动全国的大发动，规模之大和时间之久，“米骚动”还是第一次。

片山潜曾经这样说过：“日本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重要性的暴动。这次的米骚动显然是日本民众彻底觉悟的最初的激烈的开端，可以视为现代革命运动的爆发点，这一革命运动从米骚动的刹那间获得了10倍的力量。”

除了一小撮地主、资本家和反动统治者走狗外，日本广大人民群众都参加了斗争，而工人、农民则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就这点说，“米骚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过去日本历史上的农民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各地的活动，标志着阶级斗争进入新阶段。

在城市和工矿区，工人阶级显示出自己的威力，成为斗争的核心力量和主导力量。大阪的暴动者中估计有1/3是工人。从东京、神户、大阪等地被官厅逮捕审判的人的职业看，工人也占压倒的多数，各大城市暴动开始时，那些登台演说，进行宣传鼓动的人，也大都是工人。工人阶级还以大规模的罢工来支援城乡劳动人民的斗争，并把作为阶级斗争形式的“米骚动”提高到高级阶段。部落民、城市贫民、低级职员以至下级官吏等，都参加了“米骚动”。尤其使日本政府震惊的，是在吴港的暴动中，海军士兵也参加进去。其中有数名水兵站在前面指挥群众，怀里带着准备强迫米商承认以每升米2角2分出卖的保证书，袭击了米商和其他商店。海军士兵参加暴动的消息，被海军方面封锁，宪兵、警察都闭口不谈，说明日本反动统治者是如何地惊慌失措。

面对着强大的人民革命运动，日本统治阶级一面采取伪善的手段，以天皇名义拨出300万日元“救济细民”，又让三井、三菱等财阀也拿出几百万日元，企图用这点小恩小惠来引诱群众脱离斗争；另一方面则动员一切武装力量，用血腥的手段对群众进行屠杀。日本政府在17个县、60个市镇和乡村出动了军队，逮捕了好几万人，除去现场被杀害者外，单是被加以各种罪名而判处死刑、无期徒期以及其他苦役的就有7813人。日本反动统治者只是靠了军警的力量才勉强把这次暴动镇压下去。

这次暴动由米价高涨而引起，米价虽然是经济问题，但尖锐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政治矛盾。因此，人民群众不仅要求降低米价，夺取粮食，而且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反动的天皇制政府。例如大阪的群众在游行示威时就高喊“打倒市政府！”在名古屋的群众大会上，会议的参加者提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政治斗争口号。很多地方的工人罢工运动，发展到武装暴动，这就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反动统治。例如吴港3万工人熄灭了市内的街灯，在黑暗中打毁米店和富商住宅，高喊“杀死水兵”，和前来镇压的水兵团进行了数小时的巷战。工人有3人死亡，400人重伤，水兵方面也有不少人负伤。

“米骚动”中群众的血不是白流的，这样的一次运动使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受到极大震动。寺内正毅的内阁因此倒台，这是日本人民的大胜利。新上台的原敬内阁慑于革命运动的声势浩大不得不对人民作了一些让步，收敛一点统治者的威风。

“米骚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影响下爆发的。但是，日本人民在这次革命运动中，并没有取得像俄国革命那样的胜利。这是因为这次运动是自发的，没有组织，各地区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尤其重要的是，当时日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日本共产党尚未成立，还没有一个能够领导人民运动、提出适当政治口号、团结并率领群众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以尽管轰轰烈烈，震动全国，尽管工人阶级参加了斗争，并在斗争中起了主导作用，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

然而另一方面，还是要看到，“米骚动”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特别是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对反动派的仇恨情绪，并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德田球一同志在《狱中18年》这本书里写道：“参加米骚动是我参加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头一次经验。我这时痛切感到警察之可恶。对于政府为了自己方便而毫无忌惮地作出的任何粗暴的事情，也极为愤慨。这种愤慨一直继续下来。”德田球一这几句话，正代表着当时广大日本人民的心情。反动统治者的凶恶镇压，决不能阻挡人民的反抗，而是恰恰相反。

“米骚动”以后，日本工农运动迅速发展。1919年爆发了东京炮兵工厂及其他兵工厂25000人为期20天的总同盟罢工。神户的川崎造船厂以及釜石铁矿、足尾铜矿等处也都发生了2万人左右的大罢工。在这个罢工的浪潮中，川崎造船厂的工人首先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这是日本工人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斗争的重要开端。与此同时，农民运动也进入更高的阶段：斗争开始沿着“土地归农民”的思想方向发展。长期遭受贱视、虐待的部落民，也发起了部落解放运动。

“米骚动”的失败，也使日本人民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必要性，认识到进行革命斗争中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片山潜曾这样写道：“米骚动和巨大的罢工浪潮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如果是自发的，就不能取得胜利。革命斗争的关键在于组织。这就是日本无产阶级从这一斗争中学到的教训。”

“米骚动”前一年即1917年，日本全国只有11个工会，可是到“米骚动”的第二年即1919年，工会一跃而增加6倍，变成71个，这一年成了工会运动大发展的一年。而过去成立的一些改良主义的工会，也在觉悟了的工人的推动下逐渐革命化。例如“友爱会”在1919年的成立7周年大会上，不再悬挂太阳旗和唱“君之代”，而挂上了红旗，合唱了劳动歌，并且废除了铃木会长的独裁制，改称“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随后在1921年连友爱会的字样也被去掉，放弃了历来主张的劳资合作的方针和作为互助团体的性质，开始发展为全国性工会组织。

在“米骚动”的强有力的影响下，日本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和工会组织的大发展，为日本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22年日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日本共产党诞生了。这标志着日本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日本共产党把日本人民对反动统治者的怒火化为有领导、有组织的强大力量，继承了“米骚动”英勇斗争的传统，一步一步地把日本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最后必将领导日本人民获得自己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