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迁都又称明成祖迁都北平，是指明成祖朱棣将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往北平，是具有中国历史重大意义的事件，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迁都北平，有利于控制全国的政局，同时有利于抗击北方蒙古人的南侵，也有利于经营东北地区。

自唐朝以后，江南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位于江南的南京和其上下游的采石、瓜洲一起构成的江防体系是保证南京安全的直接屏障。同时，南京自身的地理条件也十分优越。因此，几乎所有占据中国南方的政权都以南京作为首都。明太祖朱元璋也以南京作为基地，统一全国建立明朝。

南京地势险要，四周是山，北高南低，易守不易攻。西边有秦淮河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幕府山，东北有宁镇山脉的最高峰钟山，北边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南边有长命州、张公州、白鹭等沙州形成夹江，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南京，使得历代统治者都很看中这块地。 不仅如此，南京还交通便利，东南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是水资源丰富的地方。沿江可上溯到九江、武汉，沿江下行可到上海，加上秦淮河与太湖水系，使得南京四通八达。

明初的南京城自外而内，有外城、京城（内城）、皇城、宫城四层。内城周长九十六里，外城周长一百八十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都城形制与历代故都近似方形的布局不同，明南京城形状不规则，南京明城墙（即京城城墙）根据南京山脉、水系的走向筑城，据岗垄之脊，依山傍水而建，呈“南斗”与“北斗”聚合形布局，是中国礼教制度与自然相结合的典范。

北平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三面环山，俯瞰中原，号为形胜。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北平（范阳）在全国的地位日渐显著。北平是辽的南京，金元两代的故都。

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攻克元大都，大都改称北平。徐达将城中部分居民迁往开封，平毁了元朝宫殿，其在旧址堆土筑成景山；为了便于防守，将北面城垣南移。由于运河淤塞，南方的物资主要改由海运和陆运转运。这样，原本繁华的元朝京师大都城变成了一座相对冷清的北方边城。

洪武三年，太祖四子朱棣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燕王之国，在北平设立王府，俗谓燕平。徐达死后，华北边防部队多由燕王节制，北平也就成为明朝北部边防的中心。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都在中原，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京师迁往北方。洪武元年，下诏以汴梁为北平，以金陵为南京，效仿周唐的京平故事。洪武二年，朱元璋又在故乡今安徽凤阳营建中都，同时下令从江南移民中都。但是开封和凤阳都是久经战乱，破败不堪，难以承担京师的重任，朱元璋于是放弃了迁都这两处的打算。洪武十一年，罢北平，改南京为京师。

由此，南京再次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迎来历史上的发展高峰。明初京师（即南京）总人口近百万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修造历时达27年的南京明城墙，是世界上第一大城垣。鸡笼山麓的国子监学生多达近万人，还有日本、朝鲜等国的留学生在此学习。

靖难之役后的永乐元年（1403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称，燕平北平是皇帝“龙兴之地”，应当效仿明太祖对安徽凤阳的做法，立为陪都。明成祖于是大力擢升燕平北平府的地位，以北平为北平府，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为“行在”。同时开始迁发人民以充实北平；被强令迁入北平的有各地流民、江南富户和山西商人等百姓等。

永乐四年，下诏以南京皇宫（南京故宫）为蓝本，兴建北平皇宫和城垣。

永乐七年，明成祖以北平为基地进行北征，同时开始在北平附近的昌平修建长陵。将自己的陵墓修在北平而不是南京，证明明成祖已经下定决心要迁都。

永乐八年，亲征回师后，明成祖下令开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永乐十三年完工，从此北平所需物资可以通过相对经济地运输。

永乐十四年，明成祖召集群臣，正式商议迁都北平的事宜。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臣工，明成祖一一革职或严惩，从此无人再敢反对迁都。次年，以南京紫禁城为模板的北平紫禁城正式动工。

永乐十八年，北平皇宫和北平城建成。北平皇宫以南京皇宫为蓝本，规模稍大。新修的北平城周长四十五里，呈规则的方形，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明成祖下诏正式迁都，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平顺天府为京师，但在南京仍设六部等中央机构，称南京某部，以南京为留都。

刚刚迁都几个月的永乐十九年初夏，紫禁城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遭雷击，尽皆焚毁。朝野议论纷纷。礼部主事萧仪认为，迁都后诸事不便，且弃绝皇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成祖大怒，立即处死萧仪，并以强权压制朝中大臣。

明成祖死后，明仁宗即位。明仁宗长期作为太子在南京监国，即位后，面对残破的北平皇宫，立刻有还都南京的打算，下令修葺南京宫殿。随即，北平六部原印信收回，新印信重又加印“行在”，等于废除了北平作为京师的地位。但仁宗享国日短，未满一年即已驾崩，此时还都的实际行动尚未展开。尽管仁宗的遗诏中强烈表明了他希望还都的意愿，继位的明宣宗还是暂缓了还都的计划。明宣宗的儿子明英宗继位后，正式确定北平为明朝京师，不再称行在，从此终明一代再未改变。

大都陷落、元朝灭亡约半个世纪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再度回到北方。自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后，北平附近已有约500年不在汉族朝廷中央政权控制之下；而靖康之变后，整个华北地区也已经有近250年由异族统治。成祖迁都后，北平及其周边成为明朝的核心统治地域，汉族政权对华北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赞赏成祖迁都的意见认为，其一，由于首都距离长城很近，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和调动军队抵御侵略。成祖本人就曾以北平为基地五次北伐元朝的残余势力，北平在军事指挥上的优点是处于后方的南京无法比拟的。同时，天子戍边的气势以及皇宫和先帝陵寝俱在前线的事实，使朝廷上下在面对危机时更有抵抗的决心；例如土木堡之变、平军覆灭之后，明朝坚决地组织了北平保卫战，而不是像西晋、北宋一样放弃北方。其二，辅佐建文帝的多为江南人士，成祖即位后，在南京杀戮过甚，唯恐结怨太深，有损执政基础。从稳固皇位考虑，返回其发迹之地似乎更为有利。

而反对者则认为，一方面迁都北平给明朝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北平地位陡然提升，令整个北方防线在向内收缩的同时也向北平集中，反而破坏了明太祖时北方边防的均衡配置。明宣宗放弃开平等三卫后，长城以外明军再无据点，令北平暴露了两翼，也失去了战略纵深，使京师长期处于外敌的直接威胁下，同时也是明中期蒙古在大漠、明后期女真在辽东坐大的重要肇因。

明朝初期，华北相对于江南的贫困相当明显。北平的营建使北方的生产和人口迅速恢复。但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城市，京师对物资的大量需求无法就近解决，必须依赖于大运河从江南转输。因此在明清两朝，漕运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漕运的繁盛带动了运河沿线市镇的发展，如扬州、临清和沧州等，进一步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

而反对者一般认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过分远离为明朝和继之的清朝经济增添了巨大的、不必要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大运河关乎京师命脉，漕运从纯粹的经济行为上升为带有明显政治意义的行为。在运河沿线发生水患时，公家却只会优先保护漕运的利益，而往往忽视周边百姓的安全。

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北京紫禁城内建成仅百日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遭雷击引发火灾。成祖为此“心惶惧，莫知所措”，急“诏群臣直陈阙失”，希望“庶图悛改，以回天意”。但是群臣“多言改（迁）都之故，而主事萧仪言尤峻，被诛”。即便如此，言官们依然认为：“朝廷不宜轻去金陵，以致此变。在这些奏疏中，邹缉的《奉天殿灾疏》最为有名，言辞也较为激烈。他在奏疏中指出：“陛下肇建北京，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使农民“不得躬亲田亩以事力作”，加之官吏横征，物价上涨，“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营建都城，财力耗尽，灾害来时，人们“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他还进一步指出：“今天意如此，不宜劳民。当还都南京，奉谒陵庙，告以灾变之故，保养圣躬休息于无为。”邹缉的奏疏较客观地反映了营建北京及迁都后出现的种种危机，但朱棣依然发怒，“谓言事者谤讪，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在永乐十八年（1420），户部尚书夏原吉曾言：“连岁营建，今告成，宜抚流亡，蠲逋负以宽民力。可以看出营建北京使国家的财力消耗殆尽，急需恢复经济，以安民心。因而邹缉的言论从某种角度来讲并不为过。朱棣通过这次对言官及一些主张南迁大臣们的打击，使反对迁都的声音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