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宸濠（1476年—1521年），号畏天，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宁献王朱权之玄孙，宁康王朱觐钧庶子，明朝宗室，第四任宁王。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为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大封子弟，分藩就国。按照明代的分封制，皇子封为亲王，岁禄万石。王府置官属，办理各项事务，冠冕服饰，车旗邸第，仅次于皇帝。这批藩王，虽“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但他们地位极为尊贵，在亲王面前，“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诸王在封地，没有治民之责，却有统兵之权。各王府都配有护卫3000至近2万人。当地驻军调动，还须有亲王令旨。藩王实际是皇帝监控地方军权的代表人物，而每一个王国则成了一个军事中心。

宁王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的玄孙。第一代宁王朱权以优秀的野战指挥官而闻名，得到了大宁的封地，这是北京以北草原地带的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前哨基地。但是在1399—1402年的内战中，他被这场冲突的胜利者永乐皇帝迁移到了北京，永乐皇帝怀疑这位亲王对他的事业的忠诚，把他原来的封地赐给了三个蒙古王（兀良哈部族的首领们），他稍后又被重新安置在江西省。天顺统治时期，（1457—1464年）在位的宁王牵连进一桩谋反案以后，被褫夺了维持一支卫队的权利，而且后来再也没有恢复。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这个明史上有名的腐朽荒唐的皇帝有两大缺陷：“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其结果是政事不问，大权旁落于以太监刘瑾为首的宦官手中；重用富于勇力的流氓式人物江彬，在其怂恿下，到处巡游，进行儿戏式的出巡、征讨，致使朝政极端腐败，为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窥觊帝位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之乱，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宁王朱宸濠的起兵反叛。为反对刘瑾的专权，正德五年（1510年），安化王朱寘鐇率兵发动叛乱，斩杀了刘瑾派往宁夏以“清理屯田”为名进行搜刮的大理寺少卿周东等人，这次叛乱从举事到失败，前后虽只历经35天，但它却直接导致了刘瑾的倒台、丧生，这无疑给不满武宗统治的朱宸濠作出了示范。

为了组建一支私人武装，朱宸濠谋复前代宁王因罪被革去的护卫屯田。1507年夏，他派了他府里的一个太监带着给刘瑾的巨额私礼到北京。太监转送了礼物，转达了宁王希望有卫队，并有维持给他恢复了的卫队的收入的要求。刘瑾同意了。尽管兵部反对，宁王的卫队还是恢复了。1510年9月刘瑾伏诛的前一日，卫队又被取消。为此，他“辇白金巨万，遍赂朝贵”，在兵部尚书陆完、伶人臧贤及幸臣钱宁等人的帮助下，终于在正德九年（1514年）四月获准恢复护卫，为反叛朝廷迈开了坚实的一步。他们知道，1514年4月9日费宏要将廷试答卷分出等级，定出入选考生的最后名单，交到内阁去。已经安排好，宁王恢复卫队的要求将在那天提出，并立即转给司礼监。这样，大学士们在诏令颁布之前连文件也看不到。钱宁已贿赂办事机构的太监准备所需的诏令，到时作为中旨颁布。4月28日，皇帝的命令恢复了宁王的卫队和维持卫队的收入。朝廷官员们提出了反对的理由，但皇帝并不在意，把对宁王的指控当做毫无根据的谣言，不予考虑。

正德八年（1513年）九月，因巡视江西右佥都御史王哲不附己，朱宸濠宴请王哲，“哲自濠所宴饮归，以病暴卒，时以为濠毒之云”。江西副使胡世宁上疏弹劾朱宸濠：“江西患非盗贼。宁府威日张，不逞之徒群聚而导以非法……礼乐刑政渐不自朝廷出矣。”宁王得知胡世宁弹劾自己，先是“奏世宁离间，列其罪，遍赂权幸，必欲杀世宁”，未得逞，乃又“指世宁为妖言”，命锦衣卫将其逮捕入狱。铅山籍朝官费宏，因挟制宁王请复护卫屯田事，宁王怀恨在心，遂交结权幸，诬陷费宏，使他被迫辞官归里，在归家途中，宁王派人将其船焚烧，还怂恿铅山李镇、周伯龄、吴三八等人据险作乱，“发宏先人冢，劫掠乡民二百余家”，对费氏家族大肆报复，铅山县被搅得远近骚动。他还擅杀都指挥戴宜，驱逐布政使郑岳和御史范辂，幽禁南昌知府郑巘、宋以方等。宁王在地方的淫威，致使“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为幸”。正德十二年（1517年），宁府典宝阎顺、内官陈宣、刘良等赴京揭发朱宸濠的不法之事，朱宸濠遣同谋刘吉贿赂幸臣钱宁等人，结果不仅未问他的罪，反而将检举者阎顺等发往孝陵卫充军。朱宸濠怀疑承奉周仪是阎顺等人的指使者，把周仪及其家属60余人全部杀害，并杀了典仗查武等数百人。江西巡抚孙燧察觉朱宸濠的不轨，为防不测，他加强了南昌防务，朱宸濠认为孙燧的所为是针对自己，使人买通朝中的幸臣欲将孙燧调走，同时派人送给孙燧枣黎姜芥四色果品，暗示孙燧早离江西疆界。

由于欺压百姓，江西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南京的一些御史经常控告宁王。1514年1月，南京的一些御史报告，宁王把肥沃的土地据为己有，科敛富户，恐吓地方当局，他们不敢抱怨一个亲王的作为。御史们希望向江西臣民发布一份公告，所有被宁王掠夺的财产应当归还；他的爪牙闹的任何乱子可由民政当局予以惩处；地方官员不应交结宁王。朝廷没有对这一请求作出反应。

1514年4月，一个负责在江西镇压盗匪活动的官员报告，主要由于宁王，土匪仍是一个严重问题。他既保护现存的土匪团伙，有时利用他们当他的爪牙，由于抢夺财产而把许多百姓驱而为匪，除此而外，又干预这一地区的贸易和商业。兵部尚书把这些指控当做不实之词，搁置不问。

他得知明武宗有在宫中张灯为乐的爱好，故于正德九年正月，向武宗贡献新样四时灯数百，穷极奇巧，并派人亲自入宫将灯悬挂起来，尽管因偶不小心，引起火灾，将乾清宫烧成一片灰烬，但明武宗仍挺高兴。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八月，朱宸濠上奏朝廷，弹劾宗支“巧索民财，肆其横暴”，请求武宗“降敕痛惩前弊。其有怙恶不悛者，许臣系治”，得到武宗的褒奖。他买通钱宁、臧贤等在明武宗前称赞他的孝与勤，并“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庙”，钱宁等为之报告明武宗，明武宗“用异色龙笺，加金报赐”。按照旧例，异色龙笺是“所赐监国书笺也”。朱宸濠得之大喜，列仗受贺，又胁迫镇巡官及南昌诸生父老上奏褒奖其孝行。

同年6月，宁王在卫队终于到手以后，不但为他的卫队请求衙署的印信，而且也请求给予他管辖当地监军和他所在地区守卫部队军官的权力的印信。这一请求被批准。同时，他又招募了大约100名盗匪的私人卫队，作为他本人的心腹。8月，他要求准许他审询并惩处他管辖范围内的皇族。这个要求也靠兵部尚书陆完的建议而被认可。皇帝由于听到宁王专心致志于他职责的细节而感到高兴，仍然把反对他的报告当作诽谤而置之不理。可是这时宁王已经开始把自己叫作君主，把他的卫队叫作皇帝侍从，把他的命令叫作皇帝的敕令。有一次他实际上试图让这个地区的文官们穿戴正式朝服随侍他，好像他的确是一个皇帝。巡抚代表他的部属说，这不合礼仪，并拒绝这样做。甚至这种荒谬的行为也没有受到北京朝廷的指责。

宁王由于某种原因仍然没有受怀疑；其他诸王被认为不忠的行为，在他却被宽容。1514年晚期，鲁王的孙子（他是一个熟练的射手）错误地被牵连进一桩谋反案，被定罪并废为庶人。他的罪过是熟谙箭术和有野战指挥官的才能。可是，把自己的命令当作皇帝敕令颁发的宁王却仍然未受触动。

1515年初期，宁王开始为他的事业延募战略家和谋士。他的主要谋士是一个通晓军事策略的举人。匪首们依旧寻求他的保护，他则利用他们去威吓他的敌人。公开反对他的官员要冒生命危险。1514年，大学士费宏在到江西的回家路上，差点被他设法杀害。当江西的提刑按察使于1515年上报宁王谋反时，他也几乎丢了命。宁王试图毒死他。其后宁王使他被抓了起来，几乎被拷打致死。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地方当局要么和宁王合作，要么默不作声。

尽管宁王在为一次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作准备，他仍然希望通过其他手段得到皇位。1516年春，他贿赂钱宁和其他几个受宠信的人，求他们建议把他的长子送到北京。他想让他的儿子在太庙举行的仪式中承担太子的任务。1516年6月，他提出移居紫禁城，但省里的官员们阻止了他。1517年5月，他府里的几个大太监秘密到北京报告他的不法行为。宁王暴怒。他让他的同盟者，掌锦衣卫的钱宁，伪造诏书，命令将这几个太监逮进锦衣卫狱，加以责打并予放逐。他不可能太久地掩盖他的计划。他开始组织他的武装力量，到西南土著居民中招募了更多的军队，并贮存盔甲和包括火器在内的武器。

1517年秋，他派密探到北京，以便向他报告那里的情况。同时他设立了一个驿传系统给他传递消息。他的谋士们警告他不要谋反。他应当等到皇帝去世，届时在随着发生的混乱中，起而宣布他自己是皇帝。1517年10月，皇帝差一点被蒙古人俘虏；他很少在紫禁城里，总是去冒险。可是宁王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他的死亡，他有理由首先考虑在这时暗杀皇帝。

与此同时，他保护下的土匪部队事实上正在和省及地方当局作战，抢劫粮仓和金库以充实他的库藏。他们还为他报仇。1518年10月，他开始袭击在江西东部过退隐生活的费宏。费氏家族的人在县城里躲避他的一支土匪部队，但土匪捣毁城门，抢劫了县城，并将费宏的亲戚肢解。费宏只身逃脱。朝廷没有正式调查这一事件。只在费宏直接向朝廷请求帮助以后，才从北京派来一个高级官员调查此事。

江西的新巡抚孙燧（1493年中试）奉派对费宏的请求作出反应。他负责镇压土匪活动，可是还要为一次可能发生的暴动事件作好准备。1518年晚期，他捕获几个宁王保护下的匪首，把他们关在南康府城的监狱里。宁王怕他们可能在拷问下泄漏他的计划，派他的军队袭击这座城市以营救他们。在其后的严重水灾中，盗匪活动更加蔓延，地方当局几乎不能控制农村的大部分地区。

到1519年春，孙燧已递送了七份关于宁王谋反的报告，再三再四地说，宁王的确将要反叛。但都不起作用。不过宁王却渐渐变得不安起来。皇帝能够被蒙蔽多久？皇帝原来想在1519年春季和夏季巡幸长江以南，宁王可以指望在途中的什么地方要末把他暗杀，要么把他扣押。但是这次巡幸由于朝廷官员们反对而被推迟了，因为即使皇帝对宁王的意图仍不觉察，他的官员们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宁王还没有反叛，这只有一个原因。皇帝不理睬他的后妃，人们普遍认为他不会生下后嗣，所以宁王仍然希望通过他的儿子被指定为太子而得到皇位。这样他就能避免被指为叛逆者和篡位者，至少装出合法继位的样子。

据说，在朝臣提出异议以后，只是由于江彬把这种情况看成永远推倒他的对手钱宁的一条门路，皇帝才在1519年夏终于注意到了这种情况。钱宁至迟从1513年起就和宁王勾结。在皇帝于1517年开始巡幸以后，钱宁（他留在北京）很容易拦截和消毁敌视宁王的奏疏。

在皇帝的銮驾于1519年2月返回北京以后，江彬及其同伙看出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危险。1519年春宁王收到了他所等待的对他的请求的答复。钱宁蒙骗了皇帝。他要皇帝批准宁王的请求，允许他的长子参与太庙的献祭，并将诏令写在一种特殊的纸上。这种“异色龙”依照惯例是专用于与监国的联系的。如果没有太子，监国就代皇帝行事。如此，如果皇帝去世，宁王就将被召到北京监督帝国的行政。这不符合江彬的利益。

他同太监张永勾结，决定首先下手，并迫使宁王摊牌。他们先在皇帝的心中引起对钱宁的动机的怀疑。皇帝很快改变了他对宁王的看法，而钱宁在朝廷的主要同伙太监张锐（他掌管北京的监视和保卫系统），当他了解阴谋已被揭穿时，马上就反对钱宁。他已弄清楚，某个御史知道了宁王犯罪的详情，呈递了一份关于宁王谋反的奏疏。

钱宁这次不能隐瞒文件。当他面对皇帝的时候，他控告这个御史在皇室中进行挑拨。但是皇帝已起疑心；他说，真相总会查明。御史无地可走；如果他诬告宁王谋反，他将反而受罚。

他将奏疏送给大学士们，要求提出建议。大学士杨廷和（1459—1529年）建议他仿效宣德皇帝所树立的先例。1426年，当宣德皇帝的叔父朱高煦（约1380—1429？年）公开反叛时，皇帝率领一支军队去把他的暴动镇压下去。朱高煦没有挣扎就投降了，而皇帝饶了他的命。另一个叔父朱高燧（死于1431年）承认他牵连进了这一阴谋，但没有采取不利于他的行动；把不利于他的陈述的副本交付给他，作为对未来罪行的一种警告，就算完事。杨建议像处置朱高燧那样处置宁王。可以派几个高级官员和皇亲去告诫他，并且夺去他的护卫。就宁王几乎要公开反叛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宽大的惩戒。连他也弄错了皇帝派遣使者的目的。

朱宸濠过分地突出自己，终于使明武宗有所觉察，他大惊说：“百官贤当升，宁王贤欲何为?且将置我何地耶?”当时武宗近臣江彬正红，太监张忠依附江彬，与钱宁、臧贤相倾轧。张忠乘机进言：“(臧)贤称宁王孝，讥陛下不孝耳。称宁王勤，讥陛下不勤耳。”明武宗听后觉得极有道理，当即下诏驱逐宁王派到京城之人。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御史萧淮上疏揭发宁王的罪行：“宁王不遵祖训，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形已具。”并且指出：“不早制，将来之患有不可胜言者。”明武宗感到事关重大，派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太监赖义等携带圣旨前去，收其护卫，令其归还所夺官民田。宁王得知消息，决定马上发动武装叛乱。

与此同时，宸濠积极铸造印章，共得“护卫及经历、镇抚司、千、百户所印，凡五十有八”；为置备兵器，又“遣人往广东，收买皮帐，制作皮甲，及私制枪刀盔甲，并佛郎机铳兵器，日夜造作不息”；朱宸濠还利用一些地方的不法武装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他曾邀请江湖巨盗杨清、李甫、王儒等百余人人府为“把势”，又招募凌十一、闵廿四等流窜在鄱阳湖的强盗500余人，还厚结广西的土官狼兵以及分布在赣南、福建汀州、漳州一带山区的山民武装，“欲图为应”。

1519年7月9日，当宁王出席祝贺他的生日的宴会时，一个从北京来的密探带来了已经派出一些高级官员来逮捕他的消息，因为这是北京所谣传的。宁王突然离开宴会，召集他的谋士的紧急会议。他们一致认为，他的密谋已经泄漏，他不能再延迟。一致同意一个计划：第二天，当所有文官来答谢他的宴会时，他要宣布他的意图，并将任何拒绝支持他的事业的人杀死。

1519年7月10日，他在聚集在一起的官员面前露面，他们被他的几百名卫兵包围着。他发布了一份难以置信的通告。他声称，太监李广欺骗弘治皇帝，使他认为正德皇帝是他的儿子。据他说，皇位上的这个人是一个平民的孩子。然后他问这些官员是否知道，他曾经接到太后的诏书；又告诉他们，他曾奉命惩罚这个恶棍——所指当是皇帝。江西巡抚孙燧要求看太后的诏书。他被拒绝时，他就指控宁王谋反。他和其他几个不愿合作的高级官员马上被处决。其余的许多人被捕，随后被迫顺从宁王。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六月十四，朱宸濠利用南昌地方各级官僚人府谢宴之机，令带甲持刀侍卫数百人将他们包围起来，声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朱宸濠自称皇帝，年号顺德，以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集兵号称10万，发布檄文，声讨朝廷。命其将领闵廿四等攻下九江、南康（治今星子县）。七月初一，朱宸濠留宜春王朱拱樤、内官万锐等守南昌城，自率水师号10万，战船千艘出鄱阳湖，蔽江东下，攻打安庆，指向南京，欲攻取南京即帝位。

战役从一开始就不利。第一天，当宁王为他的事业的成功而献祭时，祭坛坍塌，祭品掉到了地上。最先启航的一些船在一场暴风雨中被毁。

为了确保通往长江的道路，军队立刻从他在南昌的总部出发。叛军袭下南康、九江，顺江东下至安庆（今属安徽），遭知府张文锦、都指挥杨锐抗击，被迫顿兵城下。九江于正德十四年（1519）7月13日陷落，府城安庆（离南京150多英里）于7月23日被包围。但是，宁王和军队的主力直到7月26日才向南京出发。当时江西南部的巡抚王守仁（1472—1529年）用计使宁王延迟出发。王守仁听说7月14日的叛乱时，立即调集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地方官员统兵勤王。同时，他传播假报导说，北京来的一支很大的帝国军队正向南昌前进。只是在宁王探知这些报导是假的以后，他才敢于离开他的总部。

与此同时，王守仁（王阳明）已经集结了一支帝国军队，并已定下了抵御宁王的战略。南昌的总部守军不多；宁王带走了大部分军队。王守仁拒绝部将急赴安庆的建议，计划直克南昌，俘获朱拱樤，然后在长江与宁王的主力交战。他推断宁王将赶回去保卫他的总部，但到那时他的部队将是虚弱而疲惫的，在激战中他将处于不利地位。

正久攻安庆不下的朱宸濠得知南昌已被攻破，遂解安庆之围，回师争夺南昌。王守仁迅速调整兵力部署，令伍文定率一部正面迎战，都指挥佘恩继后，赣州知府邢珣绕至叛军背后攻击，袁州知府徐琏、临江知府戴德孺为左右翼。七月二十四日，两军相遇于南昌近郊的黄家渡，吉安知府伍文定采取诱敌深入、南北夹击的战术，使朱宸濠首战败阵，被斩杀淹死者数以万计。第二天又败，朱宸濠退保樵舍(在南昌东北方向)，联舟为方阵。甘六日晨，王守仁采纳随军的万安知县王冕的计策，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焚毁朱宸濠副舟。朱宸濠大败，将士焚溺而死者达3万余人，诸妃嫔皆赴水死，朱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并李士实、刘养正、王纶等皆就擒。朱宸濠谋叛朝廷，自起事至失败仅43天。

朱宸濠被绑在朱厚照御舟后面的船上，朱厚照担心生变，便不再按处置朱高煦、朱寘鐇等叛王往例，将朱宸濠送到京城献俘告庙、议罪正法，而是于十二月初五日将他赐死于京郊通州，仍焚弃其尸。

据传，明正德年间，上饶女子娄素珍是成都训导、理学家娄谅之女，自幼秉性聪颖，博学多才，能诗善画，且颇有政治见地。娄素珍成年后，被选配宁王朱权五世孙朱宸濠为妃。南湖内的杏花楼曾是她的梳妆台。楼内有“屏、翰”二碑，字体隽永，笔力遒劲，传说是她用头发为笔书写而成。

明朝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听信术士胡言，说他有天子之气，便图谋不轨欲夺帝王之位。娄妃知情后，曾写下诗规劝其夫，诗曰：“妇语夫兮夫转听，采樵须知担头轻。昨霄雨过苍苔滑，莫向苍苔险处行。”可是，朱宸濠不听劝阻，依旧举兵谋反，及至事败被擒，于槛车中泣对人语：“昔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妇人言而亡其国，今悔恨何及！”娄妃亦跳进赣江自殉。娄妃投江后，尸首并未顺流而下，而是倒流至南昌，市民见状甚奇，认为娄妃生不从夫谋反，死亦不肯随波逐流。王阳明也念其义烈德贤，而命人在德胜门外赣江边对娄妃礼葬。乾隆初年，江西布政使彭家屏重新修筑娄妃墓，并亲笔题碑“前明宁王庶人宸濠娄妃在此”。“文革”期间，娄妃墓被破“四旧”而全部拆除，现已遗迹全无。

朱宸濠生性轻佻无威仪，却善于以文行自饰；他在南昌巧取豪夺，贪婪地聚敛钱财，又有政治野心。

他欺压百姓，为叛乱疯狂敛财。其掠夺民财的手段肆无忌惮：“尽夺诸附王府民庐，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他还“数假火灾夺民廛地”。更有甚者，他大集群盗凌十一、闵廿四、吴十三等四出劫掠，若遇有反抗者，则指使这些强盗屠杀其家，南昌百姓苦不堪言。

他排斥异己，陷害打击，甚至擅杀江西地方官员，为叛乱清除障碍。

他沽名钓誉，讨好明武宗，以掩饰自己叛逆的行迹。

据传他有几分文学才能，也作为文艺爱好者和追求享乐的人而闻名。但是，他奸诈而有野心。他逐步拟定了策略；直到最后，他依靠的也是诡计和阴谋，而不是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