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淳（1585年-1665年），字二何，1585年出生于梅州松口洋坑村祥安围。自幼聪明过人博览诗书，十一、二岁即能下笔成文，潜心经史造诣颇探，为时人所赏识。19岁时考中秀才。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在省城广州乡试中高中头名举人荣获“解元”。中解元后开设“五龙馆”教授生徒，四方来学者多所造就，振兴了梅州之风。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并荣获会魁，选任山西省翼城县知县，在任上捐出俸银建“翔山书院”亲为讲学，任中翼城文风大振，士子中举者20人，其中6人登进士，翼城士绅为其建立生祠“李夫子祠”。崇祯八年（1635年）调任山西曲沃知县，又在当地建“乔山书院”，捐出俸银100两为该县诸生作赴乡试考卷资，申明学道，竖碑学宫，后曲沃一连三科考中“榜眼”，人誉其为“岭南夫子”。由于其在两县政绩卓著被荐贤参加殿试，召对称旨，钦取第一，授通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编修，充东宫侍读，在任时积极建言皇帝甄别群臣，优者超攉，劣者处治。

李士淳，号二何，字仲垒，明朝广东程乡县（今梅州市梅县松口镇洋坑祥安围）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史学家、教育家。万历三十七年（1609）乡试高中“解元”。万历四十七年(1619)，在梅溪出口处倡建元魁塔。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任山西翼城和曲沃县令。期间，李士淳捐俸建馆讲学，治地文风大振，被誉为“岭南夫子”。被荐贤参加殿试，召对称旨，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编修，充东宫讲读。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李士淳备受刑笞，后逃脱潜归故里。抗清失败后，隐居乡里，不应征召，鬻产办学，潜心著述。撰有《程乡县志》《阴那山志》《古今文范》《三柏轩集》《燕台近言》等。康熙四年（1665年）因病逝世，葬于松口晒布岗。

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出生于梅州松口镇洋坑村。自幼聪敏过人。十二三岁能下笔千言，为时人所称赞。19岁考中秀才。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解元。时朝政衰败，民不聊生，梅州境内遭天灾，发生大饥荒，李二何目睹灾情，内心极为难过，与邑中人士共商平粜赈济灾民，首先捐出自己赴京会试的津贴花银，兑换官谷，赈救饥民。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有感于梅州松口梅溪出口处“山川文峰欠佳”，决心改变这一山川环境，牵头发动乡贤集资兴建元魁塔。

天启二年（1622年），为梅州阴那山修志，并在乡开设私塾“五龙馆”，岁招收数百学生，为后来梅州文风鼎盛作出了一定贡献。

崇祯六年（1633年），会试得中第18名会魁。越三年，始派任山西翼城县令。到任后，捐俸银130两建“翔山书院”，招生育才，政务余暇，亲为生员讲学。至崇祯癸酉、丙子两科，翼城士子中举人者20余人，其中有6人登进士。翼城士绅为李二何建生祠——李夫子祠。

崇祯八年（1635年），调往山西曲沃任知县，在当地建乔山书院，捐俸银100两为该县科举诸生作书卷资，并申明学道，竖碑学宫。后曲沃一连三科夺得榜眼。人称李二何为“岭南夫子”。

崇祯十一年（1638年），朝廷为选拔贤才，李二何由于在山西两县政绩显著，得当时京畿魏御史荐贤，参加殿试，御试答策切中时弊，召对称旨，钦取第一，授翰院编修，并被命为东宫侍讲，教授太子读书。此后，他在“恭逢圣明千秋之遇疏”中建议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并指出当今朝臣的四个劣性锢习：“一好浮议求胜；二不肯实心做事；三庸庸者各为其身家；四矫矫者各标其门户。”他认为这些人的病根在于“安处”二字。建议皇帝甄别群臣，察其优者超擢，劣者处治。

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民起义军李自成进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传说李二何曾携太子朱慈烺潜返回故里并隐居于梅州阴那山，继续为太子侍讲，并组织训练乡兵，在老家梅州松口一带募资，以图恢复明朝。后见中原清军势大，反清复明无望，便削发为僧。李士淳曾为此作一诗一联。诗云：“铁桥过去便桃源，石上桃花不记年，寄语中原车马客，风尘暂此一停鞭。”联日：“黄鹤楼上，物换星移，但求水碧山青，再至吕仙逢旧主；白鹿洞中，春回秋去，又见花开子结，重来学士认前身。”自后，李二何筑室于梅州阴那山灵光寺三柏轩隐居，著《三柏轩文集》，并设“粲花馆”课士育才。

由于生员过多，68岁时又重建松江书院，并筑敕书楼珍藏明柞史籍、颂典、约法。这里是他借讲学行文反清复明的据点。

李士淳70岁修《程乡县志》，75岁登元魁塔作《登塔记》，78岁作《古今文苑序》。著述中，都蕴蓄着试图为民请命的宏愿，是他耄耋之年对后生英俊们的殷切期望。李二何一生著述颇丰，《古今文苑》、《三柏轩文集》、《燕台近言素言逸言》、《质疑十则》、《诗艺》、《阴那山志》等均是他得意之作。

清廷为笼络人士，几次征召，李二何均辞以老病，坚卧不出。其登塔诗云：“南山秀色喜长在，北阙征书莫再来。”李二何一直隐居于梅州阴那山十余年。永历十九年（清康熙四年，1665年），病逝于梅州松口，终年81岁。

李士淳，少年时，父母长期在外地教书谋生，如失怙恃。故据《诗经·谷风》“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之意，取号曰“二何”。其长兄士濂为“匪何”。自幼聪颖过人，博览群书。十多岁时随父游名胜阴那山，见山水奇胜，寺庙辉煌，即携行李书籍文具假寓于阴那山灵光寺，潜心读书。19岁考中秀才，23岁，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己酉科乡试中解元。他在阴那山灵光寺侧辟一书室，因寺前有三棵古柏，故书室名曰“三柏轩”。天启三年（1623），李士淳进京，崇祯元年（1628）会试中式第十八名会魁，殿试三甲第254名进士。崇祯四年（1631）始任山西翼城县县令。三年后改任山西曲沃县县令。在翼城、曲沃任内，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得京城魏柱史推荐，于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应召入京，对策切中时弊，为崇祯帝赏识，擢升为翰林院侍讲，教授太子慈烺读书。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后，崇祯自缢身亡。李士淳与太子慈烺为李自成所俘。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李自成败走，李士淳乃乘机潜返松口。

李士淳青少年时胸怀大志，早在阴那山读书时，以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后来在《南宫抡魁图志》中表明自己“不愿取天下第一科名，愿做天下第一事业，尤愿立天下第一人品”。如高中解元后，有一年，程乡县遭天灾和盗贼祸患之乱，发生了大饥荒。李士淳乃慷慨解囊，率先捐出自己赴京会试的津贴花银，兑换官谷，以赈济灾民。并亲自劝说地方富户，捐出钱粮，使许多饥民免于饿死。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感到梅溪出口处“山川文峰欠佳”，遂募资兴建元魁塔。至崇祯二年（1629），历时十载方始建成。

天启、崇祯年间，东北后金势力日益强大。崇祯元年（1628），李士淳在京参加殿试，闻广宁被后金所陷，即上疏朝廷，力主选贤任能，“收揽天下英雄”，“广开保举之门，亟张英雄之网，为救时之第一着。”（《李二何先生文存·闻广宁失守疏》）俟进入仕途后，他又在《恭闻圣明千秋之遇疏》中，建议崇祯皇帝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并指出朝中诸臣有相沿成习之四大弊端：“一曰好为浮议求胜；一曰不肯实心做事；一曰庸庸者各为其身家；一日矫矫者各标门户。”而这些病根在于“安处”二字。为改变这种风气首先要立志、养气、敦情。他建议崇祯帝以此来甄别群臣，作为辨忠奸，察优劣，明赏罚的标尺。他还提出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改为六曹；希望皇帝将权力下放，扩大六部的主权。主张用人要因人而异，用人所长。“实求可行之事，实求可用之人。”为解决国家经济困难和皇室财政危机，他力主开源节流，“裁冗汰滥”。同时，“清屯开荒”，惩治贪官污吏。对东北边关的制胜之策同样取决于用人是否得当。他这种以人才为治国之纲的思想，深得崇祯皇帝的赞同。

李士淳一贯重视兴学育才。如在翼城任县令时，曾捐出俸银一百三十两修建“翔山书院”，且于政余暇，亲给生员讲学。该县从此文风骤盛，而至崇祯癸酉、丙子两科，全县中举者二十多人，其中六人考中进士。翼城士绅特为他建生祠一一“李夫子祠”。《翼城县志》把他列入名宦之页。崇祯八年（1635），调任曲沃县后，又捐俸银创建“乔山书院”，仍亲自授课。且捐俸银一百两为该县科举诸生作“书卷费”，令曲沃县一连三科夺得榜眼，人们称颂他为“岭南夫子”。

甲申国变后，李士淳从北京潜归故里，积极从事秘密的反清复明活动，同时不忘办学育人。顺治九年（1652），在松口兴建“松江书院”，并即招生授徒。正如他在《课士图志》一文中所写：“甲申遭国变，挂冠旋里，......建造书院于松江，会集乡中父老子弟，日以讲约正俗课士育才为事，四方归心，谬拟余为汉之郑康成，宋之朱考亭，虽不能至，然愿学焉。”（《钩沉鼎新录》）

李士淳59岁（1643年）时，曾充任山西会试同考官。次年，李自成陷京城，李士淳被执，身受刑笞之苦。第二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传李士淳乃乘机携太子朱慈烺（生于崇祯二年，次年册立为太子）潜返，一同隐居于阴那山。后闻福王、唐王先后在南京、福州抗清，他即训练乡兵，且先在松口，后赴兴宁、长乐（今五华）、镇平（今蕉岭）各县，募得饷银三万余两，以图东山再起，恢复明室。惟后见中原清军势大，反清复明无望，只好劝太子从此出家，削发为僧，有“奯和尚”之称。梅县关于“太阳生日”的民俗，梅县松口世德堂古民居的建制，以及民间流传阴那山“太子菩萨”传说故事和文人耆旧的著作中提及的“奯和尚”，梅城东郊龙丰祥云庵太子墓等等，都与崇祯太子朱慈烺有关。

当时，程乡县东南的丰政都（今丰顺）有降清总兵吴六奇称霸一方，虎视县城；东北的尧塘堡有恶霸张吉乘机抢劫，无恶不作。李士淳深入虎穴，单骑与吴六奇会见，申明保乡保明大义和大丈夫不宜相自扰害之理，终于与吴六奇、张吉共同划地保民，各守相安，各地百姓才免于兵祸之灾。

李士淳南归后即隐居于阴那山灵光寺三柏轩，著《三柏轩文集》，在“粲花馆”培育英才。由于学子日多，68岁时，他又重建“松江书院”，筑敕书楼珍藏典籍。早年编撰有《阴那山志》。70岁时，修葛三阳《程乡县志》，71岁时，修《程乡松口李氏族谱》，并撰写谱序和写作长联家训以晓谕后人。此联曰：“气质者，立身之本，人智我愚，进几分长几分见识。人强我弱，退一步益一步涵养。读书者，行好事，说好话。交朋友，待尊长以礼，御卑贱以恩，善宜奋往，过则勿惮改，慎哉！惧哉！物色也，造化是资，粗茶淡饭，减分毫添分毫福泽。夏葛冬裘，省些须添些须受用。积一善，救一命，立一功，育一生，周患难之急，济贫困之厄，水宜从源，木则须知本。记之！记之！”

清王朝为笼络民心，多次征召，李士淳皆以老病坚辞。据称，每次收到劝他出山的信函和清廷的诏书时，他都极为鄙视，并把敕书挂于后门以示不屑一顾。他在《己亥十律》中有“南山秀色喜长在，北阙征书莫再来”（其五）；“丹凤休教从北至，孤鸿今已望南来”（其六）。这些佳句，鲜明地表示他不愿做清廷的官。他一直隐居于阴那山十多年，于清康熙四年（1665）病逝于松口，终年82岁。

李士淳，字二何。二何父亲李秋宇是个乡村教师，在镇平石窟都（今梅州市蕉岭县）教授生徒。他7岁丧父，8岁死娘，家境日渐陷入困境。但他自强自立，在困苦中坚持读诗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19岁时考中秀才。他中了秀才后，即携带行李书箱，跋涉60余里，住进梅州阴那山灵光寺内厢房，潜心攻读经史，常以范文正公“先忧后乐”之语为座右铭。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李姓为大族，二何在山寺读书时，族众常来读诗论文，亦不寂寞，闲时在山中游玩，曾写下《阴那灵雨》诗：“五指峰前白鹤旋，空中锡卓祖居先。桥横曲涧三株柏，路人曹溪一洞天。听法缘探禽解语，住山岁久俗如禅。甘霖愧负苍生望，云雨分膏且插田。”他将自己寄寓的书房题额曰：“粲花馆”，取佛家“粲花一笑”之意。

二何的父亲生前曾与隔河饶员外指腹为婚，为二何订定饶小姐为妻。二何父母死后，家道中落，饶员外顿生悔婚之意，将女儿改配给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内的富商马家公子，饶小姐对马家公子不屑一顾。她深爱二何的才貌和人品，抵死不肯嫁马家公子，非二何不嫁，此举得到母亲的支持，为承全女儿的婚事，母女两人与二何相约行事，待马家到饶家迎亲那天时“抢婚”。马家少爷来迎亲那天，李家的花轿先到饶家，饶家人不知其意，待时辰一到，饶小姐登上二何所备花轿，到李府厅堂与李二何双双拜堂，结成夫妻。饶员外气急败坏，但想当年自已与李家订约的誓言，亦无话可说。马家知道二何与饶小姐指腹定婚在先，争闹反羞己，也就罢了。有情人终成眷屑，二何在妻子激励之下，发奋攻读，于万历卅七年（1609年）25岁时，在省城乡试中，高中头名举人，荣获“解元”称号。

松源河流经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在铜琶村出口汇人梅江河，二何深感出口处“山川文峰欠佳”，所谓“文峰”，即是毛笔形状的山峰，迷信说法：“文峰”凸显的地方，就能多出科举人材。文峰欠佳，就要补救，唯一的办法就是建造一座笔形的巨塔。因此，二何发出倡议，募捐建造九层八角巨塔，这个倡议得到许多乡绅的响应，纷纷捐钱捐物，巨塔遂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动工，至崇桢二年（1629年）建成，历时10年，即二何高中会魁的第二年落成，故命塔名“元魁”。又在塔旁建造一座文昌阁，岁时祭祀文昌帝君，祷告松口能多出人才。李二何亲题塔门联云：“澜向阁前回，一柱作中流之砥；峰呈天外秀，万年腾奎壁之光”。从下联可以看出他建塔的宗旨和美好的愿望。

二何25岁考中解元后，当时已是朝政衰败，武政不修，寇乱之祸，发生了大饥荒。李二何身处此境，内心极为难过。与邑人商会共商平粜赈民办法，首先捐出自己赴京会试的津贴花银，兑换官谷，散赈饥民。

他还为梅州阴那山灵光寺的重修奔走募捐，他写了《重修灵光寺募缘序》、《阴那山造桥募缘序》、《阴那山造桥募缘疏序》和《阴那山灵光寺山场田地碑记》。建造元魁塔期间，他奔走于松口和阴那山之间。天启元年（1621年），江西高僧真莲来阴那山主持灵光寺，发愿向京师请一部“大藏经”，为山门之宝，当时广东名寺皆有志书，如《南华志》、《鼎湖志》和《罗浮志》。李二何不辞辛劳，翻阅史料，走访父老，跋山涉水，编写成《梅州阴那山志》。在此期间，他游遍阴那景点，写下许多诗词，诗中表达读书之乐及其闲适之情。

崇祯元年（1628年），44岁的李二何第七次上京应戊辰科会试，这次考试不负他多年的努力，终于考中进士并荣获会魁（即考生每18名为一组，这个组的头名进士称为会魁）。1644年4月24日（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八），中国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由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次日，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自尽，一个曾经强大的明王朝统治大厦轰然垮塌。这时，一个梅州人不仅亲眼目睹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的覆灭，还经受了人生何去何从的心理煎熬和肉体上的痛楚，更在民间催生了一出携带皇子隐身梅州的神奇传说，这人就是明末翰林院编修李士淳。李自成大顺义军攻陷京都，崇桢帝自缢于煤山，朝廷崩溃，皇子皇孙四散外逃，二何与一些官员为大顺军所执，遭受四夹毒刑，逼其归顺，二何宁死不受其官职，他乘守卒疏忽之机，脱身出来，携太子朱慈烺潜身归里，途中巧遇上京寻父的其子李梗，相将南行，抵家。

李二何秘密携太子从京城回家乡，沿途经过诸多波折，数次组织勤王之师，均未实现，为避开清兵追捕，日宿夜和，跋涉千里，马不停蹄兼程奔赴南尊故乡，抵达家园时刻，已是夜阑人静，人们已入梦乡。当他回到久别的故乡，感触翩翩，强忍悲痛，奋发精神，叩打喊门。在家胞兄匪何闻声起床，走到大门边问道：“半夜三更谁叩门?”他细声答道：“阿哥是我”。曾读诗书、久受礼教、深识大节的匪何，听出是弟弟的声音，便厉声呵责二何道：“国破朝廷亡，为何不忠于朝廷，只身逃命？”拒不开门接纳弟弟入屋。二何听到呵责之后，伏在大门缝隙处，低声分辨道：“阿哥，我是保护皇太子回来的。”匪何不敢听信斯言，点起小灯笼从门缝隙处，观察外面情况，果然有一小孩偎依其弟身旁。急忙开门迎接太子和弟弟等人进来，安顿他们的食宿。李二何回乡之后，他与哥哥匪何怀着效忠祖国，反清复明的事业而奔忙，与赖其肖、罗万杰、谢志汴等志土，秘密策划在松口起兵，扶持太子登基，树立起复兴明朝大旗，号召各路勤王之师，以图恢复大明江山。匪何儿子李直简是个富商，鼎力支持叔父大业，出巨资建了一座殿堂式围龙屋（此厘名为“世德堂”，规模大构造独特，今仍存，曾有中外专家学者前来考察，游人络绎不绝）为太子登基时用。

二何有“国事于今成缺陷，家人从此愧团圆”之句。偷偷遁人梅州阴那山，二何始终认为阴那山是个福地，惭愧祖师可助他成功。他把阴那山圣寿寺（即惭愧祖师原创设的老庵）改名“紫殿”，暗中立下先帝牌位，早晚叩首参拜，行臣子之礼，亲撰殿中楹联云：“黄鹤楼上，物换星移，但留水碧山青，再至吕仙逢旧主；白鹤洞中，春回秋去，又见花开子结，重来学士认前身。”联中二何以吕仙自比，这个“旧主”正是明太子朱慈烺，二何也许自认“前身”是本寺僧人，此次遭逢大劫，正是大彻大悟之时。农历三月十九是崇祯皇帝在北京自缢的日子，每年此日他们在灵光寺内祭奠先皇，为掩人耳目，便诡称此日是“太阳生日”，至今仍被梅州客家人定为节日。

由于形势严峻，二何力劝太子在寺中出家，太子为了保命，只好落发为僧，法号“大山和尚”。清兵入粤后，大山和尚逃往交趾（今越南），后圆寂于羊城报国寺，其徒孙真愧和尚将其骸骨偷偷带回程乡县葬于东郊祥云庵侧，这是后话。

李二何与明朝遗臣潮州郭之奇、丰顺罗万杰、镇平（今蕉岭）赖其肖、平远谢上逵和澄海谢元汴积极联络，并争取吴六奇，徐图大举。1645年（乙酉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封二何为詹事府詹事，命其练兵筹饷，二何与子李梗、李梓来往于兴、长、平、镇之间，沿门托钵，有如乞丐，向大户募捐金钱粮食和募集乡兵，又在松口拦河架设铁链，过往商贾之船一律抽税，被人骂为“李秤桄”（即盘剥客商之意），但二何也是为国不得已得罪乡亲，所抽钱粮二万，全部上交南明小朝廷，当时兵科给事中张家玉上疏称其忠劳，赠诗有云：“灞上劳军如见郭，关中转饷不推萧。”就是明证。二何命各乡择老练生员为长，练丁守险，梅州松口为闽粤水路枢纽，凡遗民志士来往经过者，由二何负责接待联络，类似近代交通站。

丙戌（1646年）三月，福州隆武朝廷陷落，清兵攻入潮梅，二何又遁入梅州阴那山，静观其变。永历七年癸巳（1653年）二月，潮州总兵郝尚久与土弁蔡元反清归明，形势反转。但是，郝尚久是易反易覆的小人，此举实图吞并，故得不到郑成功和各路义兵的救援。清将耿继茂与哈哈木等统清兵10万，于八月至潮攻郝尚久，郝兵败父子投井死，清兵屠潮州，死10万人。李二何在梅州阴那山口小歇石上题诗云：“铁桥过去便桃源，石上题诗不记年。寄语中原车马客，风尘暂此一停鞭。”他劝同道放下武器（停鞭），等待时机，后来清朝逐日势大，李二何反清复明的宏愿已不可能实现了。再作徒劳也无功之事，不如遁入世外桃源，做个化逸民。曲折地表达了无力挽回乾坤的哀叹。

清政府统治稳固以后，为笼络人才，便大兴文教，科举取士，为了家乡的教育，二何又捐出家产，建松江书院，亲自讲学，课士育才。人们把他比作汉朝大学者郑康成、宋朝朱考亭（朱熹）。清政府几次征召他出山，他坚持不就。有“南山秀色喜长在，北阙征书英再来”之誓言。“李翰林应召矣”只是清朝统治者欺骗各地抗清义军的一句鬼话。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何70岁，在县城攀桂坊建先贤书院，讲学其中，还应邀修撰《程乡县志》并作序，署名为“顺治甲午前赐进士第翰林院编修邑人李士淳撰，”一个“前”字，可以证明二何未受清朝的官职。

嘉应州程乡县丙村堡人李文古是李二何的同宗侄儿，富有民族气节，不愿获取清朝功名。清政府强迫读书士子进入考场，不考者格杀勿论，李文古巧妙地应付，在试卷上写游戏文字云：“砍南山之竹，钓北海之鱼，非鲤也，非鲫也毕叭声，其鲇乎。”弄得严学台哭笑不得，便将他落选，正中其意。一天，李二何在梅州阴那山铁桥边凉亭内邀集李文古和一般诗友饮酒，席间讲定要行“酒令”，这酒令规定：第一句是一个物件，第二句是一个古人名，第三句是官话第四句问什么，第五句是回答，要用《千家诗》中的一句。酒令不合格者要罚酒三杯。李二何首先念酒令，说：“我有一张床，送给张子房。张子房不要，为什么不要？春色恼人眠不得。”末句暗喻自己处于国事混乱之时，不知如何是好。第二个诗友念：”我有一双屐，送给王安石。王安石不要，为什么不要？应嫌屐印苍苔。”第三个诗友念：”我有一把伞，送给曹子建。曹子建不要，为什么不要？翦翦秋风阵阵寒。”第四轮到李文古，他念道：“我有一双靴，送给李二何。”在座者一听都说：“李文古差了，牵二何是现在的人，你违反规定，罚酒三杯。”李文古笑道：“李二何是明朝进士，现在是清朝了，他算不算古人。”众人无言以对。李文古继续念：“李二何不要，为什么不要？清明时节两纷纷。”他故意把千家诗的“雨纷纷”改成两纷纷。“这个清明时节就变成清朝与明清交替之”时节，形象地描述了李二何当时的心境，众人叹服。李文古举起酒杯说：“阿叔，要尽盅啊！”话里有话，弄得李二何十分尴尬，只好自我解嘲说：”老叔虽不能尽盅，但我好得好。”这第一个“好”指爱好，与“孝”谐音，因李二何虽没有明王朝尽忠（以身殉国），却躲在家尽孝。

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何在梅州松口以建元魁塔落成三十周年为名，邀集各地名士、书生，聚于塔后文昌阁，敲锣打鼓，饮酒赋诗，二何在会上宣读了自己所作的十首七律，以表明心迹。

永历十九年（清康熙四年，1665年）十月十四日，二何81岁因病卒于松江书院，临终留诗一首：“报国扶倾事隐微，摧心残局竟全非。如何当世悠悠口，不谅高山赋采薇。”对当世有人对他泼脏水感到遗憾。死后，公谥“文贞”，与原配饶夫人合葬于松口晒布冈，程乡知县王仕云率邻民众种植树木于墓的周围，名日“李林”，并将其人祀于“程乡县（今梅州市梅县区）乡贤祠”，春秋致祭。李二何是个身处明、清两个朝代的人物。他曾是明朝重臣，回乡以后关心公益事业，潜心家乡教育，编修地方史志。他的生平事迹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人们写了很多研究他的论著。民间野史轶闻中有关李二何的故事也很多，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录音带（故事）、录像带（戏剧）广为传播。他是梅州一位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

文为士范，振兴家乡文风

“文为士范，行为士则”是东汉大儒、廉吏陈寔的人生写照，是指一个人的文章、德行可以作为世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明末清初的李士淳，正是梅州士林在这方面的代表之一。

李士淳出生于书香家庭，父亲李鹍是一名秀才。李士淳自幼聪颖，少年考中秀才，曾隐居家乡附近的阴那山灵光寺，潜心读书，根据寺前三棵柏树，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三柏轩”。李士淳的科举之路是比较顺利的，二十五岁高中解元（乡试全省第一名），四十四岁考中进士，虽略有蹉跎，但对一位岭南士子来说也不算太迟，因为他读书的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仕途上的加官晋爵。读书于阴那山时，他常引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言砥砺自己。他设馆乡里，名为“五龙馆”，教授子弟。为了振兴家乡的文风，他在松口发起修建元魁塔，在塔下建文昌祠，修建耆英书院，以改变地方文风欠佳的现状。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建石塔是个大工程，李士淳晚年曾回忆：“家无担石之储，勉任千秋之事。沿乡募化，逢人请求，人咸嗤余之迂……”就是在这一艰难的情况下，李士淳迎难而上，在崇祯庚午年（1630）完成建塔工程。修文峰塔振兴文教的想法，以今天的眼光看并无科学根据，但在当时的观念下却也起到激励士子和士民重教的精神感召作用。明代松口的进士寥寥无几，而自李士淳后，登科中甲者不胜枚举。

李士淳早年在家乡倡导的另一项文化工程就是纂修《阴那山志》。阴那山是粤东名山，自唐代惭愧祖师潘了拳卓锡此地后，佛教寺院逐渐兴起。到了明末，来自江西的真莲和尚打算向朝廷请颁大藏经，以提升阴那山灵光寺的宗教文化地位。李士淳在繁忙的举业中，抽空梳理阴那山的历史，纂修了《阴那山志》，对阴那山的历史、宗教、文化做了初步系统的整理，开启了阴那山志书的修纂工程，其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天，为保存这一宗教文化圣地的历史信息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士淳的文笔被清代学者吴兰修比喻为“野马脱缰，纵横恣肆”，兼具卓越的史才、史学、史识，使他得以完成《阴那山志》的编纂。然而能够完成包括日后的一系列艰辛文化工程，关键还是文化使命感在支撑着他的人生信念。

行为士则，做官政声卓著

在元魁塔落成的前两年，李士淳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仕宦生涯，最初的六年是在山西的翼城、曲沃两县担任知县。

他上任翼城县县令伊始，“惠民训士，朔望诣明伦堂，集诸士讲学课文，捐俸建翔山书院，一时文风丕振”。对教育的重视，贯穿在李士淳的人生经历中。在他调任曲沃县县令后，依然重视当地的文教，他在当地倡建乔山书院，“讲学课文”。山西当时是贫瘠之地，适逢明朝社会动荡，李士淳重视文教，不少经费是自掏腰包。史料记载，自从他出任知县到经选拔入中央政府的翰林院，“饮冰茹蘖，不名一钱，家居萧然四壁，不殊寒素”。其《课士图志》记录，他捐建翔山书院俸银一百六十两；在曲沃他捐银一百两，作为当地士子科举卷资。

在李士淳的努力下，在他任内翼城两次乡试中举二十多人，会试中进士的六人；曲沃任内中举十多人，中进士三人，都是他指导赏拔的士人。正因为李士淳以身作则推动在任地区的文教发展，他的人格魅力得到当地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戴，被认为是一位来自岭南地区有德望的教育家，所以尊称他为“岭南夫子”。

今天想了解李士淳事迹的人士，往往会选择去松口铜盘下店的世德堂缅怀，其实这座宏伟的大屋并非李士淳的物业，而是他的侄子李椅（字直简）建的房子，李椅是他哥哥李士濂的儿子。在松口，李士淳的后裔主要住在老街的书院一带，部分则定居梅城攀桂坊的洗脚塘先贤书院，正因为物业不多，所以他的后裔不断外迁，在松口圩镇成为李氏望族的是他哥哥一脉，这也佐证李士淳是位清操有守的官员，在明末官员贪污成风的社会中，是个特殊的人物。

在曲沃知县任上，当时发生旱灾，朝廷拨出款项，命内臣前往赈救灾民。山西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委派李士淳察验有灾情的州县。李士淳单车简从，深入深山穷谷，进行调查和甄别，淘汰滥竽充数的冒领者，让上万受灾最严重的穷苦百姓得到赈济抚恤。李士淳的爱民和他注重当地教育的出发点是一脉相通的，文教发展是历时较长才能见效的事业，他毕生醉心于此，正是他作为一名读书人和官员的使命感所推动的。

志存明室，孤忠藏于心曲

李士淳作为一名地方官员，尽忠职守，最后被召入中央政府担任翰林学士和皇太子的讲读老师。但是他个人的努力终究是渺小的，由于社会的混乱和朝政的腐败，造成局势不可挽回。在农民起义和清军入侵的夹击下，明王朝最终轰然崩塌。

1644年3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王朝灭亡，史称“甲申之变”。进入京城的农民军对明朝的王公大臣进行拘押，采取拷打追缴财物的方式，李士淳没有像太子的另一位老师项煜等人一样投靠大顺政权，因此列入羁押行列。羁押期间，李士淳曾遭受夹刑共四次，有些人因不堪此刑而死。幸运的是，《明季北略》虽以“惨甚”的字眼形容他受刑，大概用刑者没有下死力，让这位老者得以死里逃生。此后，李士淳一度被释放，但在四月初三又再次被囚。当月发生的大事，是大顺军在山海关被清军和吴三桂的部队击败，并在这个月底仓皇撤往陕西，大概是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李士淳才得以从牢狱中脱身“匍匐归里”。这年，他正好步入花甲之年。

李士淳南下的时候并没有到福王登基的南京，这是因为南京同样存在明末党争的局面。南明政权官员抱着党争的态度和绝对主义的封建节烈观念，不但把投顺和被迫临时顺从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视为逆党，而且荒谬地将李士淳这类拒绝合作而受刑的官员，经由南明朝廷的刑部定为“降贼诸臣”，罪名是“被囚偷息生还”，要求类似官员回乡待罪。这样，李士淳成了一名政治难民：大顺，他不肯投降；清政权，他不屑于投靠；南明，他不被接纳。所谓“匍匐归里”，不单是身体有伤，也有心灵受伤写照的成分，这位“岭南夫子”只好回到家乡广东程乡县松口。

1645年，南京的福王政权很快在清军的进攻下土崩瓦解。唐王在福州被拥立登基，年号隆武。其时，身在家乡的李士淳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他和小儿子李梓都接受了隆武朝廷的封职，这在一些早期的文献或者族谱一类的民间文献中可以看到。李士淳此时的职务有“吏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礼部右侍郎詹事府少詹事”等，比清代官修志书中“前赐进士第翰林院编修”的记录要长，而李士淳担任的这些职务，正是南明政权的隆武以及后来的永历皇帝颁授的。虽然这些职务是遥领，并没有前往实地任职，但的确表明了李士淳严正的民族立场和忠贞的气节。

尽管遭遇磨难和不理解，李士淳内心还是坚守对明王朝的忠诚。在清兵入粤前后，李士淳曾在程乡县松口保境自守，当时地方武装势力蜂起，三河以下有吴六奇的武装虎视眈眈，北有尧塘张吉的地方武装枕戈待旦。李士淳以严正的态度晓谕对方，还单骑到三河拜访吴六奇，强调要团结对外、保境安民。他在松口梅江、松源河口，牵设铁链、检查点，对过往运输船只收取税金，作为支持南明复国大业的经费。

李士淳支持张家玉在程乡县募兵勤王隆武政权，又曾与明朝遗民罗万杰、何士冡等结“陶社”。今天的大埔县湖寮镇磐湖庵，还留有一块碑记，正是他们之间交往的历史遗迹。另外，李士淳与揭阳籍进士郭之奇互通声气，曾力图响应潮州总兵郝尚久的反正，以打通粤东地区与粤西永历政权的联系。这些历史都被近代著名学者温廷敬记录进《明季潮州忠逸传》一书中。

复明事业终告无力回天，尽了忠后，李士淳采取的就是“逸”的态度。但他隐逸的方式又与同时期的罗万杰、金堡（今释澹归）不同，后两者是遁入空门，禅寂一生，而李士淳是隐逸乡间、隐逸市井，思有作为。李士淳以年老为辞，谢绝清王朝的征召，先在家乡松口重建松江书院，为此卖掉田产数百亩，筹款五百两白银，构建一座有百余房间，上中下三堂以及书楼的书院，聚众讲学；又在梅城东郊的洗脚塘建有建筑一座，名为先贤书院（一说原名立诚书院，位于今华侨大厦附近），带动攀桂坊一带李氏、张氏、萧氏家族文风的兴起。他还应清朝第一任程乡知县葛三阳的邀请，领头纂修已经一百多年未曾续修的《程乡县志》。作为明朝遗民，李士淳出面修志，既有“苟有关世教，则稗史之与正史等耳，国史与邑志何择焉”的态度，也有“而吾程之志，经百余年，未及修葺，残缺泯灭。次第不伦，豕亥鲁鱼，讹舛可疵，缺征信考疑，无所景行仰止”的迫切感，更有心存明室，企图保存明史地方文献的用心。在修志的过程中，李士淳记录了南明在粤东的活动历史，包括职官、科举等一类的文献，只不过这些记录在康熙年间刘广聪续修县志时，以“查所记载，与近来条例殊多未合”为由删除了。但这从侧面反映李士淳心存明室的隐曲之心。

李士淳晚年以灵光寺的三柏轩作为自己文集《三柏轩集》的书名，他推崇柏树，虽有饱经风霜、追求长寿的想法，更多的可能是回应一些世人对他在明亡后没有殉节的苛责。“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是柏树的特性，也是李士淳在山河破碎、心无所依中坚贞与守望的一种表白。如果我们抛开传统的封建节烈观念，可以窥见李士淳一生坚守了施教爱民、忠于王室、心贞如一的信条，在社稷沦亡、死亡威胁、世人误解、战火纷飞中保持有功于社会、怀德为民的作为，是多么可贵。1665年，李士淳在家乡逝世，后世追谥“文贞”。此前一年，灵光寺门前的一棵柏树枯萎。

“甲申之变”中的遭遇

李士淳是科举时代梅州人的一个典范，通过寒窗苦读而金榜题名，实现从平民子弟到任地方官再擢升为京城中央政府官员的飞跃，其文章学问甚至得到皇帝的赞赏，从而被选为东宫侍读，成为皇太子的老师之一。李士淳后来在自己的画像上曾这样自题：“幼树帜于粤东，壮空群于冀北，绩再奏于岩疆。帝特简之太乙，矢启沃于储宫，计寒暑已六历，道渐达于邦家。”人生有此成就，夫复何求，可惜这位李夫子生于末世运便消，甲申之变让这位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最终投笔四顾心茫然。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群龙无首的明朝中央政府一班臣子迅速出现分化，小部分如大学士范景文等人基于道德忠贞的理念，采取自戕的方式追随崇祯而去，更多的是迫于形势，主动或被胁迫转投新的政权，其中就有与李士淳同为皇太子老师的项煜。那么李士淳本人是作出怎样的抉择呢？按《程乡县志》的说法，他没有接受新政权大顺朝的任命，因此受到刑笞，最后潜遁归里，具体则语焉不详。李士淳在自己的文字里也仅提到：“愧一死而未能”和心情沉重“匍匐归里”。

大顺军在农历三月十八进入北京城后不久，对明政府的部分王公大臣进行羁押，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求对方缴交财产，二是惩罚不肯归顺新政权者。这期间李士淳就被羁押在大顺重要将领刘宗敏的军营里，凑巧的是，据有关记载，太子朱慈烺也被关押在刘宗敏处，两人有没有相遇碰面的机会，尚不得而知。羁押期间，李士淳曾遭受夹刑共四次，有些人因不堪此刑而死，幸运的是，《明季北略》虽以“惨甚”的字眼形容他受刑，大概用刑者没有下死力，让这位六旬老者得以死里逃生。此后，李士淳一度被释放，但在四月初三又再次被囚。当月发生的大事是大顺军在山海关被清军和吴三桂的部队击败，并在这个月底仓皇撤往陕西，大概是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李士淳才得以从牢狱中脱身，由于刑伤未愈，只能躺着被抬或车载走上还乡的路程，即所谓“匍匐归里”。

在李士淳南归的路上，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建立南明政权，改元弘光，按理，像李士淳这类官员应该成为接纳的对象。但南明政权官员却以党争的态度和从绝对主义的封建节烈观念出发，不但把投顺和被迫临时顺从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视为逆党，连李士淳这类拒绝合作、受刑的官员也被南明朝廷的刑部定为降贼诸臣，罪名是“被囚偷息生还”，要求类似官员回乡待罪。这样，李士淳成了一名政治难民，大顺，他不肯投降；清政权，他不屑于投靠；南明，他不被接纳。所谓“匍匐归里”，不单是身体有伤，也有心灵受伤写照的成分，这位“岭南夫子”只好回家做一名遗老了。至于他南下是否携带了太子或宗室某王同遁，面对杀气腾腾的清政府及南北发生的假太子案，李士淳即使真的携带了某王，看到如此凶险的政治局面，大概也不敢轻易声张。

在《阴那山志》记录的观音座前香灯田租碑记里，可见南明皇帝“永历”的年号。 当年山中居住着一位名字颇为奇特的僧人——奯山和尚，山志记录了他的两首诗，其一： “谁人伸臂划虚空，裂碎迷云千万重。 掌握明珠山吐月，周天星斗五轮中。”气势不凡，令人遐想。碰巧的是，灵光寺的三柏轩主人李士淳是明朝的翰林，曾任东宫侍读，即皇太子的老师之一，相传，他 南下逃离北京时，曾携皇室人员潜遁归里。因明末皇太子下落不明，于是衍生出太子出家阴那山的传说，奯山和尚甚至被认为就是出家的太子朱慈烺。奯山和尚 后辗转来到梅城东郊的祥云庵，不久云游越南，回国后圆寂在广州报资寺。由徒孙慧日和尚运回其骸骨，葬在祥云庵，留下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传说。

据说清初明室倾覆，李二何携崇祯太子慈姅潜遁归里，与明唐王驾下兵部给事东莞人张家玉、明大学士揭阳人郭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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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淳对梅州文化的贡献，首先在保存地方历史文献上，《阴那山志》与《程乡县志》的传世，都和他的努力分不开。其次是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倡导儒学，自己又先后创办松江书院、立诚书院等一批教育机构。第三，李士淳运用自身的社会声望和人脉关系，为地方文化的建构起到龙头作用。他与明朝遗民罗万杰、牧原和尚均有密切的交往，又曾邀请日后的大埔百侯进士萧翱材来课读子弟，李士淳家族还与攀桂坊的张、萧两大家族联姻，对以书香世家为核心的科举教育也起到推动作用。

隐居的李士淳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士大夫的责任，他鬻产得500金重修松江书院，在攀桂坊倡建立诚书院，亲自教学造士，培养了诸多学生，从此松口文风大振，人才辈出。家风相传，他的举人儿子李楩是著名书法家，首创岭南第一书法帖——《溪声堂法帖》，他的孙子李恒熉更是高中解元。据统计，有清一代，松口出了10多位翰林进士和诸多举人，如号称“经学博士”的吴兰修、翰林温仲和以及被称为一门三进士的饶应坤、饶轩、饶轸三父子等。书声遍于闾巷，教化流布旷野，这些苍穹文星印证了松口文教在科举时代的发达，元魁塔也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峰塔。

李士淳主要遗著有《三柏轩文集》、《阴那山志》、《古今文苑》、《燕台近言素言逸言》、《质疑十则》、《诗艺》等。

李士淳的墓葬在松口镇晒布岗（今中山公园内原工农兵塑像的基地即为他的墓坟）。

父亲：李鹍，明朝秀才。

兄长：李士濂。

儿子：李楩，明思宗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人，著有《函秘斋诗文集》。

小儿子：李梓。

孙子：李恒熉，清朝康熙四十七年（1708）戊子科解元。

侄子：李椅（字直简），李士濂之子。

李士淳在松口的后裔主要住在老街的书院一带，部分则定居梅城攀桂坊的洗脚塘先贤书院。从谱牒了解，李士淳家族与张家围的肩一公家族、大河唇萧墱家族、城内的侯谨度家族，均有联姻之谊。印尼华侨李一正是李士淳的后裔，而且是他的儿子李楩一脉，可见李士淳、李楩的后裔已经在印尼开枝散叶，并非仅仅住在松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