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三祖为桐城派早期三位重要作家，分别为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为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方苞(1668-1749)　清代散文家。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五十年，被牵连进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赦出后隶汉军旗籍，入直南书房。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曾写《狱中杂记》，揭露当时司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具有现实意义。

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挤。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在《史记评语》里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　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

所谓“义”，即“言有物”，所谓“法”，即“言有序”。“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章语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义法”说，涉及文章的立意构思、布局谋篇诸问题，对形成有益的文学理论，有积极的意义。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县陈洲乡（今枞阳县汤沟镇） 人。刘大櫆出身于耕读世家，祖、父均为秀才，塾师兼事农作。大櫆曾自言“家世皖江侧，薄田十亩余。”幼年，从父读书，（一说刘大櫆为汉高祖刘邦长子齐王刘肥后裔，陈洲刘氏伯二公第十八世孙，属先字辈）“桐城派”代表人物。

大櫆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20多岁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同邑，深惋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

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东树曾说：“学博（刘大櫆）论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论文主义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后称“阳湖派”。

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纂修《歙县志》20卷等。

姚鼐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其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 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鼐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士，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嘉庆十五年（1815年）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枞阳。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后人尊称桐城“三祖”，认为三人各有千秋，方苞以学问胜，刘大櫆以才气胜，姚鼐以见识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