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是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军队在刘渊之子刘聪率领下击败西晋京师洛阳的守军，攻陷洛阳并大肆抢掠杀戮，更俘虏晋怀帝等王公大臣的一场乱事。及后导致西晋于316年灭亡。

晋武帝灭亡东吴政权，统一天下，但是，他完成大一统之后就开始纵情声色，又无远大眼光，拒绝徙胡，反接受大批匈奴归附。“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即持这种观点。同时，武帝以宗室屏藩而行封建制，却引致持续十六年的大混战八王之乱，令晋朝实力严重下滑。八王之乱战火东起河南邺郡，西至长安，范围不限于中央，导致生灵涂炭，盗贼四起。中原地区虽然经由曹魏及晋初数十年的整饬，但尚未完全重建，逢此变故，人民战死饿死百万以上，令晋室国力大减。八王之乱后期，晋室分裂，匈奴刘渊占据平阳、氐人李雄占据成都。羯人石勒、王弥等率军队乘虚流窜，转战大河南北。房玄龄等编纂的《晋书》，将八王之乱视作永嘉之乱的一个主要原因。

西晋政治黑暗，士大夫虽身系国家要职，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谈，相率鄙弃政事俗务，以此为清高，如王戎、王衍、乐广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论世事。

钱穆《国史大纲》谓西晋由君主至世族皆无气节。因此钱穆评谓：“君臣男女，无廉耻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

在永嘉之乱已露端倪时，八王之乱的胜利者司马越着意于晋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晋惠帝中毒身亡后，司马越拥立司马炽、杀司马覃，借以打压羊皇后的势力；不久司马越与晋怀帝司马炽又矛盾激化，于是他在外安插党羽、在内威逼晋帝，结果既因所托非人使洛阳失去屏障，又因心怀不臣加剧晋廷内部矛盾，并且未能及时对刘渊和石勒进行有效打击，对永嘉之乱的扩大起到推动作用。

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于“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如汉文帝时，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纳呼韩邪“保塞内附”；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凡此种种，都是“容胡”的措施，即使曹操也将降附的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居於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势。到晋武帝的时候，郭钦指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惠帝时的江统也强调关中百多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众，人至万万。随时会引发变乱。

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形势极不利。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求徙胡族于塞外，并让汉人充实边境以对抗外族的祸患，然而晋武帝并没有采纳。晋惠帝元康元年，江统作《徙戎论》，讲述胡人的隐患，主张徙胡。晋惠帝也没有采纳。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即使要他们“各附本种，还其旧土”，也不可能，因此徙胡的论述到最后都成空谈。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最终只能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

东汉末年，朝廷与州郡为挽救战乱的颓势，于是招募胡兵，如汉灵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黄巾。魏晋也继承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又将匈奴编入军队，增强战斗力。晋武帝任命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任命刘渊为五部大都督。“用胡”的策略在八王之乱时更为普遍，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用匈奴。然而用胡的同时，胡人也知道了晋王朝的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一呼百应，便能起兵作乱。

与此同时，胡族的军事实力也逐渐显现出来。晋武帝时发生的秦凉之变中，秃发树机能屡败晋军，动乱持续十年。晋惠帝时又有齐万年起事，晋廷主帅昏庸，折损大将周处。

据《晋书司马炎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

并州（河套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环境成为汉武帝“制天下命”的基地。至“（东）汉末大乱，匈奴侵边，云中、西河之间，其地遂空，迄于魏晋，不立郡县”。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的伏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中，有南匈奴、诸部鲜卑和羯等三个胡族是从并州入塞或发迹的，其余的氐、羌二族也曾进入并州，因而使并州很自然地成为民族大熔炉及中转站；另一方面并州的地缘环境和情势，决定了并州在地缘政治地位中的重要性。并州兵骑虽然在东汉末年失去北假养马之地，但是魏武帝在东北方面北征乌桓与公孙康缔约；在西北方面稳定凉州。是时，三北中西汉断匈奴左右臂的东夷校尉、戊己校尉皆在魏武帝手中得以保全。但司马懿联合慕容鲜卑、乌丸、高句丽在魏灭燕之战后，屠戮辽东士人，又内迁辽东民众，导致幽州东北诸郡人口大减。随后司马懿以其军威建立西晋，仅五十余年，时至华北并州、东北幽州同时震荡，西晋无险可依逐灭亡。

西晋自武帝太康二年（282年）开始的十年间，每年都有干旱、饥荒发生，以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此后又发生蝗灾瘟疫，引发大规模的灾民流徙。西晋王朝对天灾应对乏力，对天灾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应对失当，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包括李特起义在内的一系列反抗运动，进一步削弱了晋王朝的统治。同时，北方大范围的饥馑也造成关中和晋都洛阳粮食紧张，削弱了其抵抗外部进攻的能力。

晋武帝废除屯田制，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再加上西晋战乱灾害不断且频繁，对中国的小农经济打击极大，频繁的灾难摧毁了社会财富，均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生存环境，削弱了政府和人民的承灾能力，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

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率部众起兵反晋，建立汉赵，定都离石。后进据河东，攻占蒲阪，入蒲子，并将它作为都城。石勒、王弥等人前来归附。

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改年号为永凤。后太史令宣于修之进言，迁都平阳，改年号为河瑞。

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夏季，刘渊让王弥与楚王刘聪一起进攻壶关，以石勒任前锋都督。晋将刘琨派遣护军黄肃、韩述救援壶关，刘聪在西涧打败韩述，石勒在封田打败黄肃，把他们都杀了。司马越派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带兵抵御刘聪等人。王旷不听施融劝阻，贸然进军，在太行与刘聪遭遇，在长平地区交战，王旷的军队惨败，施融、曹超都战死。刘聪于是攻陷屯留、长子，一共斩获一万九千首级。上党太守庞淳交出壶关投降。

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秋八月，刘渊命令刘聪等人进兵攻打洛阳，这是刘渊政权首次进攻洛阳。晋廷派平北将军曹武等人抵御刘聪，都被刘聪打败。刘聪长驱直入到达宜阳，自己倚仗着已经多次取胜，懈怠而不进行防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假装投降，夜间突袭刘聪的军队，刘聪大败而归。

与此同时，王浚派遣祁弘与鲜卑人段务勿尘在飞龙山攻打石勒，石勒大败，撤退到黎阳驻扎。

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冬十月，刘渊再次派遣刘聪、王弥、刘曜、刘景率领五万精锐骑兵进犯洛阳，派呼延翼带领步兵作为后续军队。十月二十一日（丙辰），刘聪等人到达宜阳。晋廷因为刘聪刚刚失败，没有料到他们这么快又来了，大为恐慌。

十月二十六日（辛酉），刘聪屯兵西明门。北宫纯等人带领一千多勇士趁黑夜突袭刘聪营垒，杀了他们的征虏将军呼延颢。次日，刘聪向南到洛水驻扎。不久，呼延翼又被部下杀死，部众溃散。刘渊下令让刘聪等人撤兵回来。刘聪上奏表，坚持要留下来进攻洛阳，刘渊同意了。而司马越也环城防守。

不久，刘聪自己到嵩山祈祷，留下刘厉和呼延朗代理指挥留守的军队。司马越采纳太傅参军孙询的建议，乘虚出兵袭击呼延朗，果然取胜，杀死了呼延朗，刘厉则跳入洛水而死。王弥劝刘聪撤军，刘聪不敢自行撤兵。后刘渊在宣于之的劝说下再次下令召刘聪等人回来，刘聪这才撤军。

汉赵政权两次进攻洛阳失败，遂调整策略。

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汉赵政权第二次撤兵前，王弥曾议亲自“在兖州、豫州之间招募兵士，收聚粮食”。于是，在刘聪等撤回平阳时，王弥则向南出兵。王弥出身世家大族，有号召力。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的流民几万家，一直被当地土著居民欺扰，纷纷放火烧城焚邑，杀掉郡守、长史等官员，响应王弥。

永嘉四年（310年），刘和接替刘渊为君，不久被其弟刘聪夺位。同时，由于王弥等切断粮道，洛阳发生饥荒。司马越派遣使者带着插羽毛的檄文征召全国军队，让他们来救援京城。怀帝对使者说：“替我告诉各征、镇，还可以援救，迟了就来不及了！”然而，征南将军山简的救兵被王如打败，荆州刺史王澄亲自带兵援助洛阳，闻讯而部众不战自溃，也只好回师，其他藩镇作壁上观，终究没有军队到达。晋廷商议，多数人想迁都逃难，王衍反对。这时，石勒已南下渡过黄河，屡屡取胜。司马越在朝中丧失人心，在外担忧石勒，于是请求亲自讨伐石勒，并且屯兵镇守在兖州、豫州。

永嘉四年（310年）十一月十五日，司马越率领四万兵士向许昌进发，除留下必要的监视力量外，几乎搬空了洛阳朝廷。宫廷缺少守卫，饥饿日益严重，宫殿中死人交相杂横，盗贼公然抢劫，各府、寺、营、署，都挖掘壕堑自卫。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刘聪派刘曜率兵四万攻洛阳。当时晋王朝仍处于内讧中，晋怀帝派苟晞讨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病死。王衍决定秘不发丧，以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统令其部，回到东海国安葬。

四月，石勒率轻装骑兵追击太傅司马越的灵车，在苦县宁平城追上，把晋朝军队打得大败，又放开骑兵包围并用弓箭射击，十多万晋朝官兵互相践踏堆积如山，无一人幸免。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武陵庄王司马澹、西河王司马喜、齐王司马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铨等人都被擒获。当夜，石勒派人推倒墙把这些人压死了。石勒又剖开司马越的灵柩，焚烧了司马越的尸体。

宁平城之战后，洛阳已岌岌可危。苟晞建议迁都，但群臣因贪恋洛阳财物而劝阻。其后洛阳饥荒加重，百官逃亡，晋怀帝决心迁都，却连必要的警卫队都没有，未能成行。而呼延晏已经率领二万七千名兵士进犯洛阳。晋军连败十二仗，死三万人。

永嘉五年（311年）五月二十七日，呼延晏先于刘曜、王弥、石勒等到达洛阳。二十八日，攻打平昌门。三十日，攻克平昌门，焚烧东阳门以及各府寺等房屋建筑。六月初一日，呼延晏因援兵未到，掳掠后撤退。晋怀帝在洛水安排准备了一些船只，准备向东逃难，呼延晏都将之焚烧。而王弥和刘曜也赶到了。

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十一日，王弥、呼延晏攻克宣阳门，进入南宫，登上太极前殿，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怀帝出华林园的门，想逃奔长安，敌军追上把他抓住，囚禁在端门。刘曜从西明门进城到武库驻扎。十二日，刘曜杀死晋太子司马诠等人，士人百姓死了三万多人。于是又挖掘各个陵墓，把宫庙、官府都焚烧光了。刘曜纳娶惠帝羊皇后，把晋怀帝以及皇帝专用的六方玉玺都送往平阳。

永嘉六年（312年），安定太守贾疋迎立秦王司马邺为太子，却传来怀帝遇害消息。司马邺遂登位为愍帝，改元建兴，都长安。

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再度攻入关中，进围长安。长安城中粮食匮乏，出现了同类相食的景象，死者过半。

建兴四年十一月，长安城破，愍帝出降，被掳至平阳，西晋亡。

建兴五年（317年），晋愍帝在平阳被杀，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史称东晋。

晋武帝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到晋愍帝司马邺出降，西晋灭亡，西晋国祚仅历五十余年。

晋室南渡后，北方便成为胡族活动的大舞台。自匈奴刘氏兴起，五胡便展开连串的建国运动，彼此混战不休，令中原人民流离失所，死伤无数，史称“五胡乱华”。加上战争阻碍生产，使开发近千年的中原沦为白骨蔽野之地。《晋书》记载“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此亦为异族首次成功入主中原。

永嘉之乱后，北方五胡民族相继建国，匈奴早有夺取中原的野心，酋长刘宣谓：“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因此八王作乱期间，刘渊及刘聪建立汉国，后来刘曜攻陷长安，灭了西晋，在长安建立前赵；山西、山东则为羯人石勒所占据，国号为后赵。鲜卑本来游牧塞外，日渐强大；酋长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划为三部，继匈奴之后成为较强民族，包括：慕容氏居于幽州、段氏居辽西、宇文氏居辽东、拓跋氏居漠北。后来，慕容氏与拓跋氏相继入主中原，分别建立前燕及代国（北魏）。至于氐、羌，氐人李雄于惠帝末年建“成”国，后改国号“汉”；不久，氐人苻健一族建前秦，定都长安。羌人建国较后，主要有淝水之战后的后秦。

永嘉之乱时，琅琊王司马睿担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出镇建康（今南京），听闻愍帝遇害，在北方大族王敦、王导的帮助下，又拉拢了江东士族如顾荣、贺循、陆机等的拥护，于建康（今南京）即位，也就是晋元帝。从此东晋建立，下开宋、齐、梁、陈之局。北方则自刘渊称号建国，到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前后136年间皆陷纷乱状态，先后兴起很多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此后南北分裂达270余年，南北对立因分裂日久而加深，有“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之论。同时导致了南北士人的不同，“南方简约，得其精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而这种现象直到唐初才消失。

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衣冠仕族臣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大量士族从华北，南下江南一带，在江南落地生根。华北士族南渡，号称侨姓，后代还有“衣冠南渡，八姓入闽”的传说。“衣冠”是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迁，晋朝迁都建康（今南京）。

两汉以后，多次大乱与外族入侵，导致大量北方人移居江南。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的移民规模增大。第一条线路是南迁，越过淮河到长江中下游流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衣冠南渡，带来了政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文化的南扩。第二条线路是向辽东地区，投奔当时盘踞幽州的王浚、平州刺史崔瑟、辽西的鲜卑段部和慕容部等。慕容廆专设冀阳郡、成周郡、营丘郡、唐国郡，分别安置冀州、豫州、青州、并州等地流民。此外，还有从中原到北方的并州及南方的荆襄地区。这些自发的移民加上因战争等大规模的、频繁的政府强制移民，不但促进了民族融合，而且扩大了中国的文化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