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派文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盛行于60年代。它之所以流行，既有复杂的社会现实原因，又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源源。国民党推行的“反攻大陆”的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完全解体，社会上普遍泛滥和传染着困惑迷茫、不知前途如何的思想情绪。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心理必然导致文学走向人们的内心世界，使人们更多地沉浸在个人感觉的、下意识的和梦幻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5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经济依靠美援，从复兴到起飞，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匮乏形成鲜明的对比，精神空虚、苦闷、失落、孤独成为一种普遍的“现代病”。伴随着台湾政治经济的西化，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也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和引进，并造成社会上崇洋思想滋生。在文学方面，《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大量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台湾的现代诗与现代派小说应运而生。此时的“反共文学”和“怀旧文学”越来越走入困境，逃避现实，现代派文学作家开始探索新的出路。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现代台湾文学，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始终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日本占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日本侵占台湾以后，台湾同胞进行了连绵不断的英勇的武装反抗，但都失败了。台湾同胞在痛苦中思索和寻找前进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正在寻找前进道路的台湾知识分子以新的启示和鼓舞，使他们认识到，“必须从新文化运动着手，以提高民族意识,改革社会风气,做为争取自由，反对日阀专制统治的凭借”(钟肇政语)。1919年，留学日本东京的台湾青年组织了“声应会”，1920年“声应会”改组为“启蒙会”；接着又成立了“台湾新民会”，创刊《台湾青年》杂志，提倡民主自由。《台湾青年》在创刊号的《刊头辞》中宣告：“厌恶黑暗而仰慕光明──这样的觉醒了。反抗横暴而（服）从正义──这样的觉醒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之野兽生活，而谋共存的、牺牲的、互让的、之文化运动──这样的觉醒了。”1921年，台湾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在本岛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标志着当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以政治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他们举办文化讲演会、讲习会，设立读报所，传播科学民主思想，启发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工农运动也开始蓬勃兴起。1925年，继台湾“蔗农组合”成立之后,各地纷纷成立“农民组合”,并进一步联合组成台湾农民联合会,与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掠夺进行抗争。1926年，台北机器工会成立后，各地相继成立了几十个工会，并在1927年掀起了全岛性的罢工风潮。作为民族解放运动一翼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和滋养下，应运而生。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几个阶段。即20年代初到20年代末的奠基时期；3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的繁荣发展时期；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的沉寂时期。

现代台湾文学 - 奠基时期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不久，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就提出普及白话文的任务。1922年 1月，《台湾青年》发表林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翌年初，由

“现代派”的成立，对台湾新诗现代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导致台湾现代诗歌走上新形式主义、纵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歧途。到60年代初，连纪弦本人对现代诗也极感不满,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批评:“现在流行的那些骗人的伪现代诗，不是我所能容忍所能接受的，诸如玩世不恭的态度、虚无主义的倾向、纵欲、诲淫及至形式主义、文字游戏种种偏差，皆非我当日首倡新现代主义之初衷。”后来，他干脆宣布取消现代派，要以“新自由诗”这个名称取代“现代诗”，《现代诗刊》也随之停刊。“现代派”解体了，但诸多诗人，仍然沿着现代诗的路径继续“燃烧”自己。如“创世纪诗社”，扩大《创世纪》诗刊版面，强调“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和“独创性”、“纯粹性”。直到60年代末，《创世纪》才停刊。

继纪弦等人的“现代派”成立之后，夏济安创办了《文学杂志》。如前所述，该刊提倡写“说老实话”的文学,但在艺术上倾向现代主义。它支持现代诗运动,介绍欧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和作品，发表台湾作家的现代主义的作品，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9年夏济安离台赴美，《文学杂志》停刊。次年台大外文系学生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李欧梵、戴天等人成立《现代文学》社，出版《现代文学》杂志，介绍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加缪、乔伊思、托马斯·曼、詹姆斯、福克纳等作家，介绍存在主义、意识流、虚无主义、超现实主义小说。同时也以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为师创作小说，他们跟“现代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的诗人遥相呼应，形成了现代文学派。“现代主义文学”主宰了60年代的台湾文坛。

这股文学潮流的流行，冲破了“战斗文学”教条的束缚，在促使文学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羁绊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从现代诗方面看，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它的功绩,主要“在于奠定‘自由诗体’为新诗的主要形式，语言上的勇猛的实验”以及“导致了诗人们努力的向人类心灵的内在挖掘”。它的弊病则是逃避现实矛盾，走进个人的象牙之塔。它强调“横的移植”，提倡异国情调，形成了盲目西化的倾向；它强调为艺术而艺术，促使唯美主义的流行和形式主义的泛滥；它向内在挖掘，导致了矫饰造作、无病呻吟和晦涩如谜、甚至使“唯性主义”大行其道。所以，步入70年代，在乡土文学崛起的时候，现代诗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当然，这些弊病是就现代诗总体而言，并非每个诗人，和所有的诗都如此。现代诗运动中的探求者,如纪弦、余光中、痖弦、郑愁予等,在创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现代派”盟主纪弦（祖籍陕西，1913年生于河北清苑）在新诗“现代化”的呐喊中，不免把空虚和无聊也织进自己的作品，但当他抒发一些真情实感时，也写过如《你的名字》《槟榔树：我的同类》等确可一读的诗。他的这些诗大都明白畅晓,有惠特曼式的铺排,有精心的意象选择。他所咀嚼着的寂寞，也多少反映了他的孤独处境。“现代派”中的代表诗人郑愁予（本名郑文韬，祖籍河北，1933年生于济南），则实实在在是个“中国的中国诗人”，他的语言、节奏、感情是中国的，笔名也来自“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江晚正愁予，深山闻鹧鸪”等古典名句。他18岁时写《边塞组曲》显示了诗的才华。50年代初即有妙句在台湾流传。《小小的岛》《如雾起时》《水手刀》、《错误》等诗作，为他赢得了声誉。他的诗擅长形象描绘：“山是凝固的波浪”、“众溪是海洋的手指”、“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此山，此水，此情都被活现了。他能融传统于现代，化陈腐为新奇。那被广为传诵的《错误》，从浪子的角度写思妇的期盼，读来令人想到温庭筠的《忆江南》。那尽写水手寂寞情调的《水手刀》，在愁苦中弥漫着潇洒的浪漫意识。他的语言轻柔,一如淡烟疏柳。他有时寄情山水,有时怀念故土。并不强烈地触及病态社会，但有时也冷眼觑看人生。他只如他所说的“一面思想，一面游戏”。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40年代底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开始创作，50年代初出版了《舟子的悲歌》等诗集。50年代中期，“横的移植”之风飏起时，他也成了“一只风中的病蜘蛛”。50年代底写了《我之固体化》、《我的年轮》等诗作，宣告拒绝溶化“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拒绝“横的移植”。60年代初在关于现代诗的激烈论争中，呼唤“回到中国来”。此后开始了“兼容中西,努力创新”的道路,相继发表了《莲的联想》《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等作品。《白玉苦瓜》是他的代表作，曾被誉为文坛的“不朽之盛事”。他在这些诗作中熔铸了浓重的中国意识和深厚的历史感。尽管他对中国历史的感伤不无偏颇，但他企望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成果而甘”。他希望死后葬身“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他的诗构思奇巧，视域宽阔，杂成语典故，信手拈来，意象翻新，妙想如珠。

余光中还是一位散文家，先后出版了《左手的缪思》《逍遥游》《焚鹤人》《听听那冷雨》等多种散文集。他主张“散文革命”。认为社会意义与美感价值不应畸重畸轻；正视现实，才能超越现实；真实的丑优于虚伪的美。他悬想中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烛，会喷出七彩的火花”。他在散文的创作实践中“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搥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在变化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他的散文是诗人的散文，声、色交绘，意象丰丽，文字典雅，清新俊逸而又博丽雄浑。

痖弦（1932—2024），本名王庆麟，河南南阳人，也是现代诗派的重要诗人。50年代初他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盐》《深渊》等诗作。《盐》悲叹国人的历史命运，浸渍着超现实主义的奇思异想；《深渊》似乎在鞭打台湾社会现实中的腐败，“嵌满了怪诞的意象，令人心惊肉跳，如在梦中窥见地狱之窗”。他同情落寞者的命运一如《上校》，叹息生存的无奈一如《如歌的行板》，他也是个浪子，然而“我的灵魂已倦游希腊/我的灵魂必须归家”(《我的灵魂》)。他的诗构思奇特，形式不拘，节奏感强，一如动听的交响曲。他也有现代派诗人的通病,有些诗晦涩难解。覃子豪、洛夫、罗门、蓉子、方思、张默、羊令野、商禽、周梦蝶、叶维廉、杨牧等，都写过一些有一定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诗，在现代台湾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至于现代主义小说，在早期，不少作家也着迷于以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感觉的世界、潜意识的世界、梦的世界，宣泄孤绝感、疏离感和失落感，把弗洛伊德性心理学作为精神支柱，表现心理变态、性变态，图解存在主义哲学。但是，这些小说由于表现了台湾现代都市人的变态心理，曲折地反映了窒息的台湾都市人的精神苦闷与某些人的道德堕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暴露，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同时，随着对欧美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的介绍，创作技巧得到了提高，手法得到了丰富。

在现代派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作家或者由于家庭和社会等条件不同，或者由于文化环境的变化和本人的逐步成熟，而先后开始了新的探索。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大山》《到梵林墩去的人》《大白牙》《被杀者》等具有现代主义倾向小说的尉天，因为受到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感染，而真正意识到了历史的责任，开始从自己的“虚无和苍白”中走出来，与现代主义告别。后来，尉天成了台湾乡土文学的坚定的实践者和支持者。陈若曦在回顾自己前期的创作时说：“那时候,我不但爱幻想,更因为受了欧美文学的熏陶,还不知不觉地模仿,《钦之舅舅》和后来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的《巴里的里程》便是这种产物”。但到写《最后夜戏》等作品时，就已力图挣脱现代主义的羁绊而面对现实生活了。1963年,她赴美留学，后来到中国内地住了7年,进一步感受到“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确立了自己的写实风格。“年轻时最推崇写作技巧,现在但求言之有物,用朴实的文字叙述朴实的人物,为他们的遭遇和苦闷作些披露和抗议”。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作品，描写了这场动乱对真理、正义、理想和人们美好善良品德的摧残，在揭露这场动乱所造成的破坏后果方面,表现了锐利的批判精神,突出地体现了她所追求的朴实无华的风格。

白先勇是<现代文学>的主持者，早期创作表现走向自我、走向内心的倾向,着意人物病态心理的挖掘。但是他从小就受到了中国文学的熏染，1962年，赴美留学。“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识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当他深入体会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后,一种忧患感,使他变得成熟起来。他从虚幻的天空中下降，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大地，开始了系列短篇小说《纽约客》和《台北人》的写作。《纽约客》写由于中国历史的剧变所导致的一部分流落异国他乡的飘零子弟的生活和心志，倾诉了他们失落迷茫的痛苦。《台北人》里的所谓台北人,其实都是从大陆到台湾后生活在台北的人。他们大都有着辉煌的或者说足以引起怀恋的过去,但又不得不面对衰微、凄凉甚至颓败的现实。

尽管白先勇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台北人”悲剧命运的历史原因，对于他笔下的“台北人”也不加区别地充满同情，为被历史无情地掀下舞台的没落阶级唱挽歌，但由于他能面对严峻的历史，真实地暴露了一些“台北人”的落魄、颓败、空虚的生活和凄凉落寞的情绪，客观地揭示了他们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使作品具有了真实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同时，由于着意表现中国传统文学中一再表现的历史苍凉感，追求社会意识与技巧的结合，将中国传统小说和欧美现代小说技巧熔于一炉，采用融中国传统小说语言于现代的语言，所以，尽管《台北人》《纽约客》中的一些作品仍然浸渍着现代主义的意识，但从总体上看，则具有了中国文学的风格，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台北人》的创作，奠定了白先勇的文学地位。

台港文学界通常都把聂华苓归入“现代主义文学”派。她比白先勇他们年长,在重庆、南京等地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时,接触过30年代的小说、戏剧和电影,在文学上并没有完全跟昨天脱节。《现代文学》创刊时，她已有十多年创作历史。在摸索中,她也向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学习。然而她又“始终是那么胆小地揪住现实”,和“依借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来描摹外在世界的‘真实’”。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聂华苓实际上开始了“把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洋融于中国”的追求。《爱国奖券》、《姗姗，你在哪儿？》、《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等“针对台北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的小说，可以说是这种追求的尝试。196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是这种追求的早期的收获。这部小说以抗战时期四川山区生活为背景，通过一个女孩子的心灵的成长，描绘了一些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男女对于垂死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抗争。基本上是写实的，但也溶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观点和技巧，清新优美，如抒情诗篇，不仅生动地展示了四川农村的风景和风俗，而且抒发了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和对生活哲理的思考。写于70年代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这种追求的代表作，但在意识上和技巧上着上了更为浓重的现代主义色彩。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桑青的悲剧，反映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变迁中的落伍者的痛苦，为那些被时代列车甩出轨道、流落他乡的“浪子”唱了一曲悲歌。小说以传统的叙事手法来描写事件和细节，以戏剧的手法来结构全篇，以诗的手法来挖掘人物的内心，以寓言的手法来追求作品的两个层面，现实世界的层面和寓言世界的层面，在艺术上作了新的尝试。

於梨华跟聂华苓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创作思想也倾向于现代主义文学。1962年出版的以回忆内地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基本上是写实的。《红楼梦》《家》的影响历历可见，那些以去美国的留学生和各种形式的旅居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大多浸渍了现代主义意识。她笔下的留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大都有着这种痛苦的经历,即从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不得不走到把“梦”踏到脚底下的女人的境地。她们寻找自我，寻找归宿，追寻“可望不可即”的目的物，到头来仍然解除不了精神上的苦闷和空虚。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於梨华的代表作。作品揭示了主人公留美博士牟天磊的寂寞飘零的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当牟天磊学成业就“荣归故里”寻找心之所寄的时候，他发现在美国也没有根，在台湾也没有根，祖国大陆又是一个不敢去的地方！他不能不悲叹自己是“没有根的一代”！作品在弥漫着的无根的寂寞和苦闷中，透出了“寻根”、“思归”的信息。小说以意识流的手法向人物的内心掘进，表现出了“心志小说”的特点。文学语言上，则在现代汉语中有机地溶进了欧美的语法和句法，形成了清畅、流利和优美的文学语言风格。於梨华的创作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后来，张系国等的创作，又把留学生文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至于欧阳子则是个心理写实的小说家，有“心理外科医生”之美称。她的作品虽然题材狭窄，囿于所谓的内在挖掘，但她怀着悲悯，以冷静理智的笔触，把人物“可怕”的内心忠实地暴露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欧美文化侵袭下伦理观念的混乱，精神空虚和寻找刺激的心态。

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可以说既是伦理小说，又是教育小说，既有写实的层面，又有寓言的象征的层面。它所描绘的“家变”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嬗变。七等生古怪的笔所挖掘的“彷徨的一代”的孤绝的灵魂中，也折射了台湾“现代人”的人际关系。

姚一苇是文艺理论家，在台湾各大学主讲戏剧理论和文学理论。60年代初开始剧本创作。他提倡戏剧反映人性本质，注意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和技巧，诗化戏剧语言。他的话剧<红鼻子>等，描写主人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颂扬了利他和互助的价值观，同时，暴露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他所生存的社会。此剧1982年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公演，反应热烈。60年代中期登上文坛的张晓风，涉猎散文、小说、戏剧、杂文创作；散文创作的成就尤为可观。《愁乡石》等作品的字里行间，熔铸着化之不解的中国情结。尽管她离开内地的时候年仅 8岁，可她胸中积满了乡愁。她思念以至于在幻境中拥抱祖国的同胞！她的笔浸渍着古国的文化，不忘情于古典而纵身现代。

在台湾文学的发展中，小说的成绩最大，艺术上比较成熟。现代主义派的一些作家严肃的艺术探索，特别是对于“把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洋融于中国”的艺术追求，对台湾小说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现代台湾文学 - 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繁荣时期 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作家描写家乡生活（主要是农村生活），又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作品。日据时期的作品，不少就是这种乡土文学。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则指以描写本省城乡生活为内容，具有台湾地区特色的文学。王拓在《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一文中说：所谓“风土”或者“乡土”，“所指的应该就是台湾这个广大的社会环境和这个环境下的人民的生活现实；……凡是生自这个社会的任何一种人、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种现象，都是这种(乡土)文学所要反映和描写、都是这种文学作者所要了解和关心的。这样的文学，我认为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文学……”。

“台湾乡土文学”,的确就是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人们所以沿用“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不过是为了强调它的地方特色──在台湾的“全盘西化”的潮流下，强调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 当代台湾乡土文学，是由钟理和、钟肇政、吴浊流和叶石涛等作家承续下来的，它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如前所说,早在50年代中期,为台湾乡土文学奋笔耕耘的钟理和，进入了创作成熟期，写出了代表作长篇小说《笠山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