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最早的中药学著作。

《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医家等各方面的用药经验，对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全书共计收录了365种药物，正好与一年365日相合，这倒并非巧合，而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事实上，当时掌握的药物数量已经远超此数，但由于受到术数思想的影响，所以从中选取了365种药物，“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

《神农本草经》不止进行了药物的搜集工作，还有意识地对所收药物进行了分门别类工作，将365种药物按照上、中、下分为三类，这被称为“三品分类法”。分类的依据主要是药物的性能功效。

《本经·序录》中即言：“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如人参、甘草、地黄、黄连、大枣等；“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需判别药性来使用，如百合、当归、龙眼、麻黄、白芷、黄芩等；“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

《神农本草经》中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药物理论，由此奠定了药物学的理论构架。此部分内容主要见于序录部分，相当于全书总论，虽然文字并不长，只有十三条，但已经涵盖了药物学的各个方面。

以药物配伍为例，《神农本草经》中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所谓君臣佐使，本为社会中的不同阶层成员，有不同的职能与等级，药物学将其借用来说明药物在配伍中的不同角色，如上品药为君药，中品药为臣药，而下品药为佐使药。在组方时，应该充分考虑药物的特性，方中既要有君药、臣药，还要有起协助作用的佐使之药。其比例可按照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或一君、三臣、九佐使的原则来处理。

在药物配伍中，两味或两味以上的药物用在一个方剂中，相互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的药物共同使用能发挥更大的功效，有的两药相遇一方会减小另一方的药性；有的药可以制约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有的两种药品本身均无毒，但如果两药相遇则会产生很大的毒性，不能同用等。《神农本草经》中共总结了七种关系，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认为对此“七情”要“合和视之”，这便是“七情和合”的配伍原则。

《神农本草经》中对于所收录的各种药物的功效和主治疾病都进行了简要的记载与描述，这无疑是早期临床药学宝贵经验的总结。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研究都证明《神农本草经》中对于所载药物的功效认识大部分是正确的，其中许多药物仍然在临床广泛应用，比如人参补益、黄连止痢、麻黄定喘、常山截疟、大黄泻下等。而且各种药物主治疾病的种类也非常广泛，约有170余种，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此外，《神农本草经》中对于药物的性味、产地与采制、炮制方法，乃至用药原则和服药方法等都有涉及，极大地丰富了药物学的知识体系。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托名“神农”所作，实成书于汉代，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神农本草经》记载了365种药物的疗效，多数真实可靠，仍是临床常用药；它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能达170多种，对用药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这也对中药学起到了奠基作用。

相传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2015年8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全图神农本草经》英法译本。本书的译注者安德烈夫妇是对汉学颇有研究心得的专家，翻译出版过多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其集结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

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年），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年），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年）、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年）。

书中药味365种，当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称为“三品分类法”，以应“天地人”三才。上品一百二十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分类法，为历代沿用。当中药物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所载药物药效绝大部分是正确的。

《神农本草经》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将东汉以前零散的药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被历代医家所珍视。而且其作为药物学著作的编撰体例也被长期沿用，作为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本经》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一直被后世方剂学所沿用，有序例（或序录）自成一卷，是全书的总论，归纳了13条药学理论。

《本经》的问世，对中国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本草》，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渊源于《本经》而发展起来的。药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药学一大关键，《本经》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药物之间，有的共同使用就能相互辅佐，发挥更大的功效，有的甚至比各自单独使用的效果强上数倍；有的两药相遇则一方会减小另一方的药性，便其难以发挥作用；有的药可以减去另一种药物的毒性，常在炮制毒性药时或者在方中制约一种药的毒性时使用；有的两种药品本身均无毒，但两药相遇则会产生很大的毒性，损害身体等等。这些都是业医者或从事药物学研究的人员必备的基本专业知识，十分重要，甚至操纵着生死之关隘，不可轻忽一分半毫。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本经》都是医生和药师学习中药学的教科书，或者是作为必读书，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书中对于药物性质的定位和对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十分准确，其中规定的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到今天，也仍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对于现代的中医临床，《本经》的论述仍旧具有十分稳固的权威性，同时，它也成为了医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规定了药物的剂型

《本经·序录》认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主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此处一方面体现了在2000年前中药剂型已有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药物剂型工艺以及对哪些药宜用哪种剂型的研究经验，如消石“炼之如膏”，术“作煎饵”，茺蔚子“可作浴汤”（外用洗剂），葡萄“可作酒”，白芷“可作面脂”，牛角、牛胆“可入丸药”，蝟皮“酒煮杀之”，露蜂房“火熬之良”，当归治“金创煮饮之”，雷丸“作膏摩，除小儿百病”，蛇蜕“火熬之良”，贝子“烧用之良”等等。此处既讲了药物炮制加工方法，同时也说明了不同药物在具体应用时要采用不同的剂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治疗效果。对现今中医业医者只采用汤药成药的现象具有很大的批判性的价值。

对药物治病取效的客观评价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此处首先告诫人们，有病必须早治；其次强调了疾病的痊愈与否，不能完全依赖药物的作用，主要是机体的防御机能和在药物干预下机体驱邪愈病的内在能力。

强调辨证施药

《神农本草经·序录》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疡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此语不但突出了辨证施治用药的主旨，还提示在辨证施治用药的前提下，务必要辨别疾病的性质（寒、热）用药，辨别病因而审因论治（如“饮食不消”、“风湿”），辨别病情轻重并根据病情轻重而施以用药（如“鬼疰蛊毒”均为重危病证），还要辨别躯体病（如“痈肿疮疡”、“风湿症”）与内脏病（如“鬼疰蛊毒”）的差异而用药。前者用“疮药”、“风湿药”，后者用“毒药”。若通览书中365味药物的功效和主治，还可以发现，书中根据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皮肤病等等不同病种而施以不同药物予以治疗，这些内容都充分体现了辨证施治的用药思想。

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这说明本书作者在认真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服药时间与药物疗效之间的密切关系。

践行“药有阴阳”理论的价值

《内经》首先提出了“药有阴阳”理论，《本经》对这一理论予以践行。所谓“药有阴阳”，其含义甚广。若仅从植物药与矿物药分阴阳，矿物药质地沉重而主降，属性为阴，植物药质地轻清而属阳。若就植物药而言，凡药用其花、其叶、其枝者多属阳，若用其根、其干者多为阴。如若对药物深层的内涵以阴阳分，则“阳为气，阴为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具体内容可详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本经·序例》所谓“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本义是指人们可以品尝到的药物真实滋味以及其对人体气血阴阳的作用。药物真实滋味不止五种，由于受事物五行属性归类理论的影响，于是自古，将药物之滋味统统纳之于五味之中，并将涩味附之于酸，淡味附之于甘，以合药物五味的五行属性归类。

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

《本经》所言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四气，即四性，是药物或食物的寒热温凉四种性质，与人们味觉可感知的五味相对而言，四气属阳， 五味属阴，也就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为气，阴为味”之意。事物之阴阳属性是可分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故药物寒热温凉之性还可再分阴阳。温性、热性为阳，凉性、寒性属阴。热甚于温，寒甚于凉，其中只是程度的差异。温热药有微温、温、热、大热的不同量级；寒凉药有凉、微寒、寒、大寒的不同量级，如果在性质上没有寒热温凉明显的性质差异，于是就用“平”标定其性质。

认为药“有毒无毒，斟酌其宜”

《本经·序录》中“有毒无毒，斟酌其宜”指的是在临证用药时，务必要熟悉哪些药物有毒，哪些药物无毒。有毒之药，其毒性之大小及程度何如等等，然后再根据临证实际情况，斟酌用药。

认为药有“七情和合”

《本经·序录》认为：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这就是药物配伍理论中“七情和合”的源头，指药物配伍中的特殊关系。

《本经》原本早已散佚。现行本大多是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书所引用的《本经》内容而辑成的。由于重辑者的着眼点和取材不同，因而各种辑本的形式和某些内容有一定的差异。常见的辑本有：

1．卢复辑《神农本经》三卷（公元1602~1616年，明万历30－44年），是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摘出所引的《本经》原文编辑而成。

2．孙星衍、孙冯翼同辑《神农本草经》三卷（公元1799年，清嘉庆4年），是从《证类本草》上的白字辑出。并在每条正文之后，引用了《吴普本草》《名医别录》《淮南子》《抱朴子》《太平御览》《尔雅》《说文》等古书，详加考证，引证详实，资料丰富，是较好的一种辑本。

3．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四卷（公元1844年，清道光24年）此书分序录、上品、中品、下品四部分。药品次序是依照《本草纲目》卷二所载《神农本草经》目录排列的。经文均采于《证类本草》。唐、宋类书所引有出于《证类本草》之外的，也一并辑入。

4．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四卷（公元1854年，日本嘉永7年，清咸丰4年）。依据《千金方》《医心方》《唐本草》《证类本草》《本草和名》等重辑而成。别作“考异”，附之于后。

5．王闿运辑《神农本草》三卷（公元1885年，清光绪11年）。是从《证类本草》辑出。王氏对医学和考据学都不是内行，所以此书内容是比较草率的。

6．姜国伊辑《神农本经》一册，未分卷（公元1892年，清光绪18年），根据《本草纲目》等辑成。

7.刘民叔《神农古本草经》分上下二卷（本说与逸文）（公元1948年），为诸多版本中从古医学派、本经序录、朱书墨书及前人版本互相对校等方面辨析《本经》学术源流，启后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门。

上述七种辑本，以孙、顾的辑本流传较广。这些辑本经重辑者的研究考证，基本上已接近原来的面目。

专著缺陷

《本经》虽经后人归类为医学传统经典，但严格站在医学角度来说，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本经》还是存在一些缺陷的。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①药物总数的确定拘泥于术数，书中收载的药物仅365种，在汉代以前，人们认识的药物已远不止此数。据资料统计，《山海经》有药物124种，《诗经》中提到可入药的动植物100余种，《五十二病方》运用药物247种。《本经》载药拘泥于365之数，许多汉代常用药物，如《急就篇》中提到的艾、乌喙，《金匮要略》和《伤寒论》方中经常使用的白前、香豉、白酒、苦酒等，《本经》均未收入。以致遗落了许多汉代常用药物。

②部分药物学理论受儒家思想影响，而脱离临床实践，如《本经》“上药为君”的配伍原则和机械地规定方剂中君臣比例等。“上药为君”是汉代儒家尊君思想的折射，是《本经》作者将儒家君臣体系在方药配伍中的理想化。上药应天，在方剂中的地位只能居于最贵，故为君，同样的道理，中药应人为贱，下药应地更贱，故只能居于臣属佐使的地位。《本经》还规定了方剂中的君臣比例，强调方中君药的唯一性，臣多于君，佐多于臣，使多于佐，“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这正是儒家政典模式的缩影。这种理想化的君臣格局，对临床用药指导意义不大。

③受方士的影响，片面夸大药物的养生延年作用，在汉代的方士们看来，金石不朽，炼饵食之，其效用更在草木凡品之上。故《本经》中金石类药物占了很大的比重，共45味，占全书药数的12%，这一比例居历代本草之冠。

④对金石类药物的功效和毒性存在错误认识，故对后世造成不良影响：关于金石类药物的医疗作用及其毒性，早在周代即有认识。《周礼·疡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郑玄注：“五毒者，石胆、丹砂、雄黄、矾石、磁石。” 可这几种有毒的石药，在《本经》中除矾石标“有毒”列入下品外，石胆、丹砂居上品，谓其多服久服不伤人，雄黄、磁石在中品，亦大言其“轻身、神仙”之奇效。这与汉代方士对金石药物的崇信合辙，也为魏晋文人服寒石散提供了理论依据。

⑤《本经》很少涉及药物的具体产地、采收时间、炮制方法、品种鉴定等内容，这一缺陷直到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才得以克服。尽管以上诸多局限与缺陷，《本经》在药学史上的贡献仍然是不容抹煞的。

《本经》各家辑本增补缺佚药的情况

《本经》 缺佚药物问题，为历代辑复者所重视，下面分别讨论各家辑本增补《本经》缺佚药的基本情况。

1. 孙星衍辑本(附黄奭辑本)

孙奉增补了升麻、粟米、黍米三物。升麻在上品，孙注：“旧作黑字，据吴普有云，神农甘，则《本经》当有此，今增入。粟米、黍米均在中品，孙氏主要依据《太平御览》引《吴普本草》：“陈粟，神农、黄帝：苦，无毒。”“黍米，神农：甘，无毒。”因《吴普本草》有“神农”字样，故孙星衍认为以上三药皆属《本经 》。

《本经》黄奭辑本，正文内容完全翻录孙本，无所发明。但黄本在补遗部分，从《太平御览》中辑得《本经》佚药：鹤骨、石脾、石肺、忍冬、陵若、萱等数条，为孙本所无。其中鹤骨、石脾、石肺、忍冬在《证类本草》中均著录为黑字《别录》药，萱草宋《嘉袼本草》始载入，陵若不考是何物，各家本草均未收载。

2. 森立之辑本

森本仅增补升麻一物。

关于增补升麻的理由，森氏论述较详，《本草经考异》云：“此条原黑字，按《御览》引《本草经》有升麻条，其文载《证类》之半，及一名，是全白字原文，故今据《御览》自《证类》中分析拨出， 以复旧观。”

在森立之的另一部《本经》研究专著——《本草经考注》中，森氏又增补了八味药物：上品千岁蔂汁，中品陟厘，下品占斯、蕈草、弋共、鼠尾草、练石草、蘘草。森氏认为：“而今黑字药讹化成今面目，其实古为白字者，今见有八条，合之于白字其中，始成三百六十五之正数也。”

3. 姜国伊辑本

姜本遵从《本草纲目》所拟《本经》目录，又据《吴普本草》及《纲日》增补了六药。据《本草纲目》增补上品升麻，中品鹰矢白，下品由跋、赭魁。据《吴普》增补粟米、黍米。

4．王筠默辑本

王本经校正依据《吴普本草》增补五药上品升麻，中品粟米，下品乌喙、侧子、黍米。

5． 曹元宇辑本

曹本增补六药，其中升麻，粟米、黍米与孙星衍辑本一样，系据《吴普本草》添补。此外，中品增婴桃、垣衣，下品增白附子。

《本经》各家辑本三品混乱情况

《本经》各家辑本因所据资料不同，其三品药数互异，如下表所示：

各家辑本不仅在三品药数上差异甚太，具体药物的三品归属，各本也异说纷呈现。下表列出巴戟天、飞廉、当归、五加、木兰等5药在各家辑本中的三品位置。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各家辑本分品依据不同。如孙星衍辑本主要 《证类本草》为蓝本；而森立之则兼参《千金翼方》《医心方》《本草和名》中《新修本草》目录；王筠默依据《本草经集注》残卷七情畏恶毒；曹元宇又用《药对》控正七情表，尚志钧除根据七情表外，更辅以三品名例。

“神农说”最先的是由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推崇。《本草经集注·序录》云：“旧说皆称神农《本经》，余以为信然。”其后的颜之推、孔志约、孙星衍等也是这样认为的。《颜氏家训》云：“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诩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孔志约序《新修本草》云：“以为《本草经》者，神农之所作，不刊之书也。即使到了清代，考据大家赵翼仍迷信陶说，以《本草经》为神农之作，《曝杂记》云：“三皇之书，伏羲有《易》，神农有《本草》，黄帝有《素问》。《易》以卜笠存，《本草》《素问》以方伎存。”

把神农与《本经》联系起来始自西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因此，清以前的学者多数迷信《本经》为神农所作。另外亦有文献根据陶序：“此书应与《素问》同类，但后人多更修饰之尔。秦皇所焚， 医方、卜术不预，故犹得全录。”遂认为《本经》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事实上，不论认为此书成书于神农时代或战国时代，均以臆测成分居多。理由有二：首先，将药物学著作称为“本草”，始见于《汉书·楼护传》：“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而在《史记》中，这类药学著作而被称作”药论“。如《史记·仓公列传》：“臣意即避席再拜谒， 受其脉书上下经、……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可见， “本草”词的出现是西汉后期的事。如前所论，把本草与神农联系在一起肇端于西汉。《淮南子·修务训》明确指出：“世俗之人， 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 而后始人说。“一语道破西汉当时的风气。据此可以认为，《神农本草经》一名只是托名神农而已，决非秦以前之作。

第二，《本经》收有一些外来药，如薏苡人（仁）、菌桂、胡麻、蒲陶、戎盐等。可以肯定的是，《本经》成书年代， 必然在这些药物传入中土之后。考《汉书·西域传》：”宛王蝉封与汉约， 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当中的胡麻， 陶隐居注：“ 本生大宛，故名胡麻。《齐民要术》亦云：“张骞使外国，得胡麻。”可以看出，蒲陶、胡麻都是在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以后，才得以传入中国，故《本经》肯定为汉人的作品，而决非先秦古书。

由此可见，在缺乏严谨治学精神和质疑精神的情况下，一个谎言能流传上千年。但也有严谨的学者能够独立思考，对此说提出质疑。梁朝阮孝绪撰《七录》始记有《本经》，计有三卷。是书云：“世谓神农尝药。黄帝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篇册。然所载郡县多汉时，疑张仲景、华陀窜记其语。”

宋代王应麟也对神农著书说提出质疑，《困学纪闻》云：“今详神农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风，史氏不繁，纪录无见，斯实后世医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耳。”宋代叶梦得《书传》云：“《神农本草》但三卷，所载甚略，初议者与其记出产郡名，以为东汉人所作。”

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汉志无本草，按《汉书·平帝纪》，诏天下举知方术本草者。书中有后汉郡县地名，以为东汉人作也。”陈叔方在其所著《颖川语录》中写到《本经》当中使用的某些药名有故意做雅的痕迹。比如把“黄精”写成“黄独”，“山芋”写成“玉延”，“莲”写成“藕实”，“荷”写成“水芝”，“芋”写成“土芝”，“螃蟹”写成“拥剑”。这种华而不实的故意做雅，是东汉学风的典型表现。

2015年8月，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全图神农本草经》英法译本。本书的译注者安德烈夫妇是对汉学颇有研究心得的专家，翻译出版过多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他们以中外文化交流为担当，迎难而上，潜心学习《神农本草经》文本，竭力把握中药学经典之精髓，经缜密的考校，将365种可以药用的植物介绍给全球英法语系的读者，同时做出与欧洲同科同属同种的普遍植物的初步比较，并连带介绍了相关欧洲古代药学知识。

该译本从顾观光本，围绕古文中药名称的认定与中外相关植物的比照展开，提供现代学名 (法文注释里只出现双名法，即拉丁文植物属名、种名两名，英文注释里追加到命名者)，如现代药材囊括多种植物，则会提供尽量详细的植物品种。如植物广泛分布于亚洲，译本中还会提及韩语和日语名称或东南亚名称，包含菲律宾和印度。译本中说明药材用的植物部位，说明传统 (按照《名医别录》或《吴普》说法) 取药时期。另外，书后提供多语言索引，方便读者后期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