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与疾病不断作斗争而创造出来的医学体系。有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理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简称维医学或维医。

它历史悠久，既不同于古希腊医学，也不同于古印度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它是继承古西域人民和在后来后来移居西域的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中，在与各种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的积累和总结。这门医学经过与兄弟民族医学的广泛交流，逐渐形成了其较为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和独具特色的临床治疗经验。维吾尔族医学和其他民族医学一样，是中华民族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维吾尔族从远古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从事原始医疗活动了。维吾尔族的原始治疗、预防、接骨包扎等方法，是在其独特的生存环境、地理环境和认知形态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最初的医疗源于原始人类的自我保护：身体层层涂抹香味花草，或刺上能够抵御各种生物叮咬的泥水肉粥；为了抵抗疾病，在采取油疗、烧疗、羊毛疗、沙疗、泡疗、兽皮疗、胆疗、祛寒等物质疗法的同时，还曾采取过宰生祭祀、巫师保佑、念咒驱邪、占卜算命、点香熏烤、挂护身符、祁求神灵等极为朴素的精神疗法，这也许是开通丝绸之路之前中亚腹地农耕和游牧民族所从事的医疗活动。

相传,大约在2500年前，塔里木一带曾有位叫哈孜瓦依的行医者，他发现小茴香、黄诃子、紫花地丁、番泻叶、没食子、食盐、肉等7种药物能减轻病的痛苦。数年后，塔里木的药书，又吸引了古希腊国王的使者来访。希腊国王为得到药书，许诺要为塔里木人民建造宫殿并陪嫁公主。

经过漫长的岁月，古代维吾尔人民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抵御自然灾害和疾病的侵袭，创制了制药工具，积累了医药知识，这些都成为后人支配自然，能动地改造世界，创立医学体系的牢固基础。

上古时期，西域民族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一样，已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医学领域也已引进了补素的唯物史观。当时人们解释疾病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信奉火袄教的鬼神医学时期。火之重要，不亚于太阳，因为它传播光明，抵御附身六邪恶，所以它被视为最神圣最清洁的因素，这对于古代维吾尔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历史的缓慢演变中，古代维吾尔人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火、空气、水、土和万物的生长和盛衰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人在自然界的生存条件，所有生命物质的起源，疾病的形成，都与自然界中的火、空气、水、土相互反应和相互作用分不开。这一理论可以从《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的记载中得到佐证。

维吾尔先民有相当多的古代药物和医治方法，是受了源于原始公社制度时期的幻想性世界观影响而产生的。他们认为宇宙万物，皆有神权支配。好像灵魂作用于自然界，往往把某些疾病的发生原因归于鬼神活动。当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出现了私有财产和剥削关系，继而产生了专管祈祷、祭祀的“巫”。巫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医药知识，以能和鬼神相似的姿态，用迷信、魔术的方式替人治病，给原始补素的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造成了医巫混杂的现象，阻碍了医学本身的发展。

早期西域一带盛行的拜物教、景教、火袄教就是幻想观念的最早形式。漠北草原回纥以前普遍信奉萨满教。萨满巫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巫师能为人治病、占卜、预言、拨除邪崇、役使鬼魅、解蔓等。为人解惑之事，几乎无不通晓。当时的“巫师”,常常是医和巫的混合体，是一种术士兼治病者，从其可知萨满教对回纥社会文化的影响至深至巨。

在此阶段，维吾尔先民对疾病完全持宿命观点，任凭巫神安排，袄教代替萨满教成为主要宗教后，纵使袄教有较明显的善恶与美丑斗争观念，对疾病可能持一种斗争态度，但在治病方面尚不能摆脱以术士为主要行医者现状。由于奴隶制时期生产方式不断改进和文化的发展, 巫医又作为邪恶势力被取缔。塔里木盆地出土的一部早期文献《 卢文残卷》，记载着女巫行医狂厥，当地国王下令禁止女巫行医的情况。这说明西域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时期的某些古代医学特征，这也是和僧侣、宗教、鬼神的羁绊竞争的阶段。所以，在很早以前，西域地区的医病之事有教士专司，教士往往被视为一个大医士。那时，有点名气的外科医士按袄教徒规定：在一个医士可对袄教徒们实施手术以前，至少必须先医治过二个非教徒，假如非教徒治死了，损失不算大；但是假如这个医士未曾对非教徒施行过手术，证明他的手术确属精良，而即冒然去医治袄教信徒，他便犯了大罪了，这大约是医事制度的最初萌芽阶段。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维吾尔先民从久远的年代开始，无论是朴实的迷信手段，还是科学手段，已经发明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

由于医疗是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行业，加之经过了数千年，年代离我们已十分久远，因此，我们祖先的医药、诊疗、药方等方法传至我们时代的几乎为零。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丰富的汉文史料以及考古发掘获得一点这方面的知识。

迄今为止，在天山南北的圣山、绿洲河岸、古城遗址和无数原始古墓群，人们发掘了公元前几千年以前，与先民们生存活动相关的珍贵文物，还发现了与医疗活动相关的药剂调料、有疗效的植物、矿石药物、从动物体内提取的药物等药类标本。沉睡地下几千年的古代塔里木人有关医疗、医药的物品先后重见天日，特别是其中有较高技艺的剖腹手术、头骨和骨盆手术方面的实物的被发现，证实了古塔里木人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奇迹。

从维吾尔医学的内容和性质而言，人们经过很多世纪的生活实践，总结了一系列完整的医学理论、病例学、药物学和医疗方法，不但形成了独特的维吾尔医学经验，而且在治疗地方病、急性疑难病症、性病、糖尿病、鼠疫、癌症和肿瘤、皮肤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并总结和积累了很多方法和经验。

维吾尔医作为医疗活动的一个分支，是医学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建立在对人类病症的内外条件、原因、性质、疗效、护理等不同要求的理解和方法以及直接医疗实践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

维吾尔医认为，人体和所有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与外部环境条件是一个整体。维吾尔医与最古老的东方朴素唯物主义学说一脉相承，认为大自然，即宇宙乃是水、火、气、土四种物质的运动、变化生成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人类的生命是由自然界以上四种物质的复杂作用而形成的，同时，还与它的直接影响相关。根据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维吾尔医学人创立了四大物质学说，这一学说包含三大内容：

1. 组成人类生命的基础及其外部自然。

件的四大方面，具有四大不同的性质，它们是气之湿热、火之干热、水之湿寒、土之干寒。

2. 具有四大性质的四大物质对人体产生影响，是由黄胆质、血液质、粘液质、黑胆质等各不相同的四种体液所致。体液质在人体内持续代谢、更新和循环，为人的生命健康创造条件。体液质的平衡状态一旦被破坏，就会导致疾病，特别是会成为内科疾病的病根。在诊断疾病，了解体液失调，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就必须恢复体液平衡。人体是在与外部环境彼此克制和平衡中延续自己的生命。

3. 每个人都建立在四种体液的抗衡和平衡的正常点。这一观点，将人从外皮特征直至神经和精神特征，分为四类体液状态进行解释。据此认为，有的人是血液质，有的人是胆液质，有的人是粘液质，有的人是黑胆质。维吾尔医根据不同体液质人们的正常条件，预先掌握其分与合的因果关系，对人采取具体治疗措施。

在维吾尔医中，疗法不仅限于药物治疗，它还包括改善医疗环境、精神治疗、药鄯疗法、太阳浴、温泉疗法及按摩、熏法和开刀等。维吾尔医始终将改善环境和所有组织的体力视为药物治疗的先决条件。维吾尔医认为，周围自然世界存在什么样的病因，就会相应的存在影响它的具有疗效的克星。根据各类药物热、寒、干、湿的特性和它们的主要影响力，对各种病因，情绪紊乱等采取相应的应对手段。

维吾尔医学是自然观的一个门类，是研究作为生产力的人的健康条件的医学组成部分，是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全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几千年前，西域人民在治疗和行医过程中，就能够熟练使用毒药并将其传入了中原，在这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医术，具备了较完整的药物知识。

公元前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西域和中原的贸易、经济和文化交往更加密切，特别是到了西汉时期，汉史张骞两次前往西域，进一步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交往关系。

张骞在西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医药交流。他将中原先进的医药卫生知识介绍到西域，与此同时又把西域的丰富医药卫生知识带回到中原。西域的特产石榴、葡萄、苜蓿、胡麻、胡葱、核桃等植物先后被引种到中原。这些西域的植物药材，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内容。

在汉武帝时期，曾在长安设置了专卖西域药材的《旃席千具》。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当时在内地有了原产自西域的红花、大蒜、葡萄、石榴、雄黄、硇砂、胡萝卜、紫貂皮、芦荟、龙葵、果仁、大黄、樟脑、羚羊角、苜蓿、胡麻、胡桃、胡豆、胡荽子等并广泛用于药疗。

1972年，武威汉墓出土的78卷医药简册，详细记载着病因、病名、病理、症状、方药、用量、剂型等文字，其中就有驼苏（酥油）、盐、“白羊”等古维吾尔医常用药品。

两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西域药材大批流传到中原。在我国第一部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肉苁蓉、葡萄、胡麻、胡桐、苜蓿、珊瑚、朱丹、雌黄、水银、麻黄、戎盐、墨盐、青琅 等等十多种西域的地产药物，说明汉代古维吾尔人和中原人民之间的药物学交流的盛况。另外，西域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如用一种称为白草的植物煎制成药，治疗箭伤每获良效，也流传到了中原，并被载入到《后汉书》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本草学著作《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中收载了玉、青琅 、硇砂、雄黄、雌黄、戎盐、木香、胡麻、芥、苜蓿、葡萄、胡萝卜、石榴等产于西域的地产药品，也反映着古维吾尔医药与中原交流的盛况。

公 元首世纪唐天宝年间，于阗古维吾尔名医比吉.赞巴.希拉汗应聘入西藏，担任王室侍医，将自己所著《廿露宝鉴》等10余种医书译成藏文献给藏王，藏王赤德祖 赞（704---754年在位）令人将书集中收藏，统一命名为《王室养生保健全书》。希拉汗告老还前曾将有关人体解剖测量的和包括诸论治疗，切脉秘决内容 的医学巨著《黄色比吉经函》一书献给了藏王。这些古维吾尔医药巨著对后来的藏医句著《四部医典》的产生起了巨大的作用。

公元9世纪左右的《回鹘医学文献》是反映当时高昌(今吐鲁番)回鹘王医学的珍贵资料，其内容包括多种临床治疗手段及精神疗法。

唐代古维吾尔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法拉比（公元870-950年）有关医学的著作有十几部，有《论自然界》、《论人体学》、《论精神学》、《论自然物的热性、寒性、湿性、干性》等。公元8世纪，唐天宝年间，于阗古代维吾尔名医比吉‧赞巴‧希拉汗应聘入西藏，担任王室侍医，曾将自己所著《医学宝鉴》《伤寒解义》《尸体图览》《甘露宝鉴》等10余种医书译成藏文献给藏王。藏王赤德祖赞（704～754年在位）令人将书集中收藏，统一命名为《王室养生保健全书》。吐蕃王朝第五代藏王赤松德赞（754～797年在位）即位后，继续以重金延聘各国名医入藏传授医术，编译医药著作，发展藏医药学，希拉汗曾与他人合写《汉地脉诊妙法》《消肿神方》《放血铁莲》《穿刺巧术》《养身晶珠》等30多部医药著作。他告老返回于阗前曾将有关人体解剖测量的书籍和包括诸论治疗，切脉秘诀等内容的医学巨著《黄色比吉经函》一起献给藏王。这些维医药著作对后来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9世纪中叶后期，生活在中国漠北的维吾尔族一部回纥，由于回纥汗国遭受饥荒和疾病，经济濒于崩溃，又为黠嘎斯所破，其大部分西迁，同原来就居住在新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阗语的回鹘融合。公元9世纪左右的《回鹘医学文献》是反映当时高昌（今吐鲁番）回鹘王朝医学的珍贵资料，其内容包括临床各科疾病、治疗及药方，疗法包括食疗、药疗、理疗、冷热敷、灸烙、放血、穿刺、清理伤口、骨折夹板固定、水疗、日疗及精神疗法；药物中牛角、尿、乳汁、羚羊角、斯迪系……牛、马、狼、人和兔胆汁、麝香、海狸香、　砂、胡杨胶、桑椹干、柴白檀香、葡萄醋、黑胡椒、芝麻、蒜和白铅粉等。隋唐时代，古代维吾尔医药曾经兴盛一时，远传至西安和东南沿海口岸。扬州是当时的商业城市，西域的僧侣、商人也络绎不绝来到扬州。扬州高僧鉴真和尚为到日本去传教，因几次渡海失败，患眼疾失明，多方医治无效，后来曾请到一位西域回鹘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后痊愈，重新起航去日本顺利地进行传教。由此可见，当时维医也有相当高的外科手术技术。维吾尔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法拉比（公元870～950年）有关医学的著作有十几部，有《论自然界》《论人体学》《论神经学》《器官的功能》《论自然物的热性、寒性，湿性、干性》等。他以四大物质（四要素）学说论证了自然界和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关系。这不但对推动回鹘医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对他的间接学生伊本‧西拿的《大医典》，甚至阿拉伯、中亚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10世纪新疆处于喀拉汗王朝时期，维族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为此新疆阿图什设立了“麦德日斯‧萨其也”（放光）学堂，它是包括医学专科在内的综合性科学院校。该校最著名的维医外科学家伊麻都丁‧喀什格日是受人民尊敬的医师，他多次奔赴战场成功的完成了各种外科手术，他高超的医技和人道主义精神，博得了国王博格拉汗的恩赐，奖给了战马和战刀。他著《注大医典》《中国菝　》等专著。虽然，维吾尔族由于喀拉汗王朝中期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的察哈台文，许多回鹘文医著未能保存下来，但从当时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及元代以后维医专著可验证有关回鹘医学大量资料。麻赫穆德‧喀格里（1020～1080年）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的临床各科疾病，疗法及处方用药的格调与《回鹘医学文选》一脉相承，如：“给狂犬咬伤的人，服疯狗的脑就会好”，“对夜尿症，用骆驼肉和大麦混做饭，食用就愈”、“若牙疼，硼砂、麝香混合放在牙上”等上百种疗法及药名。《福乐智慧》的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1009～1070年）不但以长诗形式颂叙了喀拉汗王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面貌，同时又用医学思想阐述了人的生、老、病、死与自然界四要素（火、气、水、土）及人体气质、体液（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黑胆质）的平衡有著密切的关系并介绍其治疗总则及20种剂型名称。12世纪初，西辽政权统治新疆至蒙古时期，和田一位著名的维医学家阿老丁‧穆罕木德‧和田尼（1150一1222年）著“ZubdatulKawanilIlaj（治疗精华）”及“TibbiFitki（法医）”，手抄本一直流传至今。同一时期，维吾尔医名医贾马力丁‧阿克萨依出生在和田墨玉县阿克萨依村，他以本村名命名的维医专著《阿克萨依》于1899年在印度勒克瑙城正式出版，同时作为印度首都德里的伊斯兰医学院正式教材用到1929年。该书包括：维医基础理论、各科疾病及其治疗、药物及方剂等，是一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维医药名著。 　元代的统治阶级为了让更多的维吾尔（回鹘、回回、畏兀儿、哈喇鲁）人参政，并满足他们的要求，对回回医学也很重视，在大都和上都均设回回药物院，维药学家答里麻在1307年（仅19岁）任该院达鲁花赤（院长），回回药物院扩建为广惠司后，回鹘外科医生聂只耳是任该司的令君。据库车17世纪维吾尔名医《西日甫‧本‧佳马力丁‧阿吉传》记载：库车著名维医药学家胡都优木汗‧阿吉（1567～1658）1619年参与《回回药方》36卷的编撰工作。据住在合州钓鱼山（四川合州）县行医的著名军医赤海牙和布鲁米希的儿子医师爱薛（1247～1318年），均是元代维吾尔名医。《苏拉赫（明净）》是维吾尔科学家贾马勒‧卡尔西（？～1322年）在喀什用波斯文撰写的维医学词汇为主的自然、地理、气象词典。同一时期居住在中原的维吾尔药学家萨德弥实有专著《瑞竹堂经验方》。维医营养学家忽思慧撰写的《饮膳正要》是中国古代一部饮食卫生与营养学专著（关于萨德弥实和忽思慧的族别，目前尚有争论一一本书主编）。和田维吾尔名医毛拉‧阿日甫（1556～1662年）著《DasturulIlaj》（医疗指南）；明清时期，维医药学知识在汉族中医药著作中有了更多的反映。如：明代的《本草纲目》中记载：阿魏、茜草、　砂、胡黄连、胡麻、胡桃、胡葱、菠萝、茴香、红花、荜茇、刺糖、腽肭脐、腽肭兽、返魂香、大尾羊、黄羊、驼、酪、醍醐、羚羊角、金、玉、玛瑙等100多种。也有众多维医名医著作问世，如：17世纪维吾尔名医木拉德‧拜克著《AgirazTibbi》（医学之目的），18世纪莎车名医毛拉那‧赛衣非的《木排日勒‧库鲁比》，还有19世纪穆罕木德‧热依木‧沙‧布瓦的《满百依‧福瓦依》，赛依德‧穆合塔尔‧布拉克‧拜克的《提比‧西法》，霍加‧热衣木‧阿洪的《提比‧充》，奥斯满‧拜克的《夏拉依提‧斯海提》，木拉德‧拜克的《塔吉日巴提‧提比也》，毛拉‧玉素甫的《特日库力‧依拉吉》，买买提明的《孜亚奥力‧库鲁甫》及喀什名医拜德尔丁‧苏皮‧阿洪的《XifailKulub》（如意疗法），等等。 近代，喀什、和田、吐鲁番地区有过不少有名望的维医药学家，对维医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维医学家太吉力（1848～1927年）的医学专著《太吉力验方》，1899年于喀什出版。还有许多手抄本至今散失在一些维医家手中。他创办的医学堂，经他教授出的徒弟和学生中，许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维医事业发展的奠基人。如：喀什的玉素甫‧阿吉，叶城的赛依汗，皮山的马苏‧阿吉，和田的吐尔迪‧阿吉等。维医药学经过2500多年漫长而艰难的积累，不但为东西方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同时也吸收他们的精华，终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独有特色的理论体系。即：四大物质学说、气质学说、体液学说、力学说、健康学说、疾病学说等解释人体与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创立了一套诊治疾病的治疗学说。 　四大物质学说包括火、气、水、土；气质学说包括8种正常气质（热、湿、寒、干、干热、温热、温寒、干寒）和8种异常气质；体液学说包括正常体液（4种）和异常体液（4种）；力学说包括生命力、精神力（12种）和自然力（7种）；健康学说包括健康必须11种因素；疾病学说包括气质失调疾病（体液型及非体液型各8种）、形状改变型疾病、结构损伤型疾病及病级、病期、病危等；诊断学说包括七诊（即除了望、闻、问、切诊外还有尿诊、便诊和痰诊）；治疗学说包括护疗、食疗、药疗、手疗等4大疗法。药物学说包括草药、动物药、矿物药及其药物性味（将药性分为干、热、湿、寒及干热，湿热、湿寒、干寒，并将药物性味分1、2、3、4级）、矫正药、代用药等；制剂学说包括剂型，剂型分为膏状制剂（糖膏、蜜膏，苦膏、解毒膏、粗膏、仁膏、情舒膏、花膏、含膏、软膏、敷膏）12种，硬状制剂（片剂、小丸、肛门栓剂、耳鼻栓剂、阴道栓）5种，散状制剂（内服散、牙粉、眼粉、吹粉、口腔粉、冲剂）6种，液状制剂（糖浆、蒸露、果浆、煎汤、浸泡液、粘液、鼻闻液、洗脚液、油剂、灌肠液、滴液、酸液、注射液、口服液等）20多种，共60多种。各种制剂均有属性（干、湿、寒、热及干热、湿热、湿寒、干寒），并且属性具有特定方法计算的性级，如：1、2、3、4级。 　内科疾病多以内服药为主，非体液型气质失调疾病采用调正法，体液型气质失调疾病首先采用致病体液成熟法，第二步用致病体液排泄法，第三步才用主药根治法。还有熏药、坐药、放血、冷热敷、日光浴、温泉浴、埋热沙等20多种疗法。对肝胆疾病、消化疾病及白癜风、糖尿病、血管硬化性心脏病等有较高的疗效，在外科方面，在服药的同时采用烙法、热罨、披兽皮、结扎、手术、针刺、按摩、手法复位等20多种疗法。常用药已达800多种，制剂400多种，维吾尔医药学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它在民族繁衍和卫生保健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

维医药学以其独具特色的辩证理论学说体系和丰富的诊疗经验，在历史上不仅曾造福古人，为居住在西部地区的各族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惠及今人。今天维吾尔医学依然在新疆地区防病治病，维护群众健康方面起着重要及不可忽视的作用。

维医药副作用小，对许多顽疾固症、疑难病症的疗效神奇；维医药在食疗、养生等对人体疾病的预防和抗衰长寿有着明显功效。维医分为内治、外治。疗法又归为：熏、喷、敷、坐浴、浸浴、日光浴、温泉浴、放血、烙、炙、扎、挑、刺、拔火罐、切排脓、裹兽皮、冷热敷、穴位敷、沙疗、推拿、按摩、饮食、精神、心理、治疗等20多种疗法。维医治疗在白癜风、牛皮癣、肿瘤、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风湿性关节炎、偏头痛、骨伤科等疾病取得的良好疗效早已饮誉中外。

维医用药种类繁多，有草药汤剂、古方剂、单剂和各类复方制剂，剂型多达数十种。如煎剂、泡剂、淹剂、蒸馏剂、糊剂、露剂、片剂、油剂、针剂、粉剂、含漱剂、熏剂、涂敷剂等。

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蕴藏着巨大的药材资源。

维医使用的药材达1000余种，其中常用药材有400多种，药材来源分植物、矿物、动物药三大类，除少量从国外（主要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进口外，绝大部分是由国内及新疆产的。

近代，由于西洋医学的输入，维医药学与中医药学一样也面临受排挤、歧视，甚至灭亡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维吾尔医药学获得了新生。特别是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州、市、县创办了48所维医医院或西医医院内开设维医科，还创立了新疆维医专科学校和新疆维医研究所，开展了医、教、研工作。有名望、真才实学的维医人员被授予相应的职称，鼓励他们带徒弟，总结经验，著书立说。新疆维医研究所同自治区、喀什、和田、吐鲁番4家维医医院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对剂型改革、白癜风、糖尿病、冠心病进行了研究，已取得较好的成果，其中治疗白癜风的成果荣获新疆科学大会“优秀科研成果奖”。这些辛勤耕耘的科技成果，都离不开维医前辈的共同努力，他们为发展维医药事业留下了宝贵财富。如：已故的喀什维医医院创建人玉素甫‧阿吉生前编著的《卡祖农》（小医典），已故和田维医医院吐迪‧买买提医师编著的《维医治疗手册》及已故吐迪‧阿吉维医主任医师的《维医处方集》，已故阿图什维医沙木沙克主任医师著《骨伤科治疗学》，已故的乌鲁木齐维医医院（现自治区维医医院）主要创建人之一巴义‧阿洪主任医师著《维医常识》等医书已出版发行。新疆卫生厅主编由新疆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有《维医常用药材》《维医常用制剂》及维医中专、大专基础理论、内、外、妇、儿、五官科等一套11本教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统一安排，新疆卫生厅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维医药学分卷》的编写、出版任务，其中第二册荣获首届中国民族图书一等奖。新疆维吾尔医研究所主办的《维吾尔医药》杂志荣获全疆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维医电脑诊治系统荣获全国中医药博览会“神农杯”奖，等等。

在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和中医药政策的正确指导下，近年来，新疆的维吾尔民族传统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目前，新疆已有各级、各类独立建制的民族医医疗机构45所，其中维医医疗机构37所；高等院校1所；科研机构2所；维药药厂3所；民族医药专业技术人员2477人，其中维医药人员2110人。初步形成了医疗、教育、科研及药品生产基本配套的发展格局。特别是维药的生产已经开始运用现代化加工设施、制剂手段，并采用与国际接轨的检测方法，完成了对传统维药制剂的手工生产工艺、技术改造，成功地进行了剂型改革，已能够从技术条件上保证严格的执行民族药的加工炮制规范，形成规模生产的格局，同时研制开发了一批高效、速效、安全、给药方便的系列维药新品种，一批“拳头”药品，有特色“名牌”药品正在打进国内、国际市场，显示出较强的竞争活力。

维医药的开发和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把这一蕴藏丰富的知识宝库打开，并将其博大精深展现于世人，可谓任重而道远。

维吾尔医药学象一颗明珠镶嵌在中国的医药学宝库之中，光辉灿烂，为保证中国各族人民的健康事业继续做出贡献，并将会为全人类的保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