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约前324年-前240年，一说死于前250年），有“谈天衍”之称，战国末期齐国人（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镇郝庄），五行创始人，战国时期哲学家、阴阳家代表人物，学者、思想家。

邹衍，生卒年不详，据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 死于公元前240年，活了70余岁。著有《邹子》一书。

提倡的主要学说是五行说、“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又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因他“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

齐宣王时，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对此，司马迁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断行之。……邹衍其言虽不 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术，故封建迷信兴，这不是邹衍的错误。

“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封禅书》）

齐宣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不仅决心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而且还要“王天下”，即统一中国。对此，孟子看得很清楚，说他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孟子·梁惠王》）。

齐闵王即位以后，国力强盛。“当是时，齐闵王强，南败楚相唐昧于重丘，而摧三晋于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里。”（《史记·乐毅列传》）在这种情况下，齐闵王的野心更大，不仅要称王，还要称帝。“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而邹衍的一套学说，正是为新的统治设计的政治方案，因此他本人及其学说都受到了齐宣王和齐闵王的高度重视，“是以邹子重于齐”（《史记·孟荀列传》）。被赐为上大夫。“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闵王的帝制运动后来失败了，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不得不接受苏代的建议，去掉帝号，复称王，然而他的野心却有增无减，竟发展到要“为天子”的地步，变得越来越骄暴。

《盐铁论·论儒》中说：“及闵王奋二世之余烈，……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

《史记·孟尝君列传》中也说：“齐闵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齐闵王亡在莒，遂死焉。”

恰在此时，燕昭王招贤纳士，为郭隗修筑宫殿以师礼待之，以此作为尊贤榜样。一时间，各国人才争相趋燕。在这种背景下，邹衍离齐入燕，《说苑·君道》载；“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

据载，邹衍到燕国时，燕昭王亲自抱着扫帚为他扫地，怕尘埃落到他身上。刘歆记载此事说：“《方士传》言：邹子在燕，其游诸侯畏之，皆郊迎而拥彗”（《文选》卷四十阮籍《奏记》，卷四十五扬雄《设论》李善注引《七略》）。

王充在《论衡·别通》中亦说：“燕昭为郐衍拥彗。”继而拜邹衍为师。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自注中说邹衍为“燕昭王师”。

《史记·孟荀列传》记载更 详：“（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邹衍在燕主要从事的是发展生产的工作。

《艺文类聚·水部下·谷》载：“刘向《别录》曰‘《方士传》言：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毂。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觳生，今名黍谷。”

王充在《论衡·寒温篇》中也说：“燕有寒谷，不生五般，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

公元前284 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韩、赵、魏联合伐齐。齐是邹衍的家乡，他虽然憎恨迫使他背井离乡的统治者，但他始终不渝地爱恋着生他养他的那块热土。他没有也不能参加这场战争。这很可能构成其后诬他下狱的一个口实。

燕昭王死后，由燕惠王继位。惠王与昭王不同，对于先朝旧臣并不那么信任，这时燕齐局势逆转，加之邹衍又是齐人，故听信谗言，把邹衍逮捕下狱。

《后汉书·刘瑜传》引《淮南子》说：“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为之下霜。”这是一起冤案，后 来终于得到昭雪。

这时，齐闵王已死，齐襄王早已继位，稷下学宫又恢复了过去的繁荣局面。

身遭大变故的邹衍，思乡情涌，归心似箭，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其后他曾作为使者在赵国见到平原君，并为其绌善为坚白之辩的公孙龙。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

邹衍晚年似乎仕于燕王喜，在公元前251年至前250年的燕赵之战后，其活动不见记载。或许在其前后去世了。

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述了阴阳家的来历和社会地位：“阴阳家之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班固认为阴阳家来源于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羲氏及和氏。既如此，天论与五行学说便是邹衍学说的主要内容。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邹衍之所言……尽言天事，故曰 ‘谈天’。”

《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故齐人颂日：‘谈天衍’。”

《文心雕龙·诸子》说：“邹子养政于天文。”同书《时序》说：“邹子以谈天飞誉。”可见善于谈天是邹衍的一大特点。然而邹衍不是为谈天而谈天，他以谈天为手段，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目的。建立于阴阳基础上的“五德终始”说才是他学说的核心所在。

观早期中华哲学文化，并没有五行的说法，更没有五行相克之理论。而邹衍认为，天地有五行，从天地剖判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按照五德（即五行之德）转移的次序进行循环的。而五德转移是仿照自然界的五 行相克即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规律进行 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是受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元素支配的，历史上每一王朝的出现都体现了一种必然性。邹衍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淮南 子·齐俗训》篇高诱注引《邹子》）。

《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 《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吕氏春秋·应同》讲得更具体：“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上述引文据近代学者考证，应属于邹衍的佚文，至少体现了邹衍的学说精神。邹衍的这种学说为齐闵王称东帝，燕昭王称北帝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受到他们的礼遇和重用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学说后来被秦始皇接了去，为他的称帝及其统治服务。

《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说：“东 莱吕氏曰：‘方邹衍推五德之运，人视之，特阴阳末术耳，若无预于治乱之数也。及至始皇始采用之，定为水德。以为水德之治，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 。急法，久者不赦，则其所系岂小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自有其合理性，然以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就陷入了机械论。至于秦始皇的“水德之治”，错不在邹衍身上。

邹衍提出了五行的概念、“五行生胜”的理论，试图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的规律。他认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五行相生的转化形式，说明事物之间有着对立的关系。这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他把历史看成常变的，认为没有万世长存的王朝，这是合理的，但忽视了历史变革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将至归结以神秘的天意，并且是循环论，这就陷入了迷信的泥潭。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后代哲学，医学，历法，建筑等领域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汉代被董仲舒的新儒学所吸收，成为支持“君权神授”的学说的理论框架，

邹衍还有一个重要学说，即大小九州说。

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但仔细推敲，《史记》所说“中国……于天下乃八十分居一分”之说，可能有误。

关于此问题，杨希枚先生认为，“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其中“九”应为八之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中国为世界的“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的结论。如不改“九”为“八”，则赤县神州再加以外的九州就是十州，而不是九州。十州之内，按赤县神又分九州计算，则世界共九十州，中国当为世界的九十分之九，而非八十分之一。

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必深究，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九”在古书中常常泛指多数，并非如今人所说的实数。而邹衍的大九州说，本来出于想象，大可不必认真计较其实有州数。

王梦鸥《邹衍遗说考》认为，邹衍大九州说是“以阴阳五行的原理来解释方舆”，“因此原本只是五州，经其后学之手，才成了九州”。

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推理，不一定符合实际。因为九州之说，在先秦早已有之，《禹贡

邹衍的大九州说在战国时代确是惊世骇俗的。而我们认为，邹衍对古代地理学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的知识和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此说之形成，与齐国东临大海不无关系。这就自然容易引起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遐想。

据《汉书·艺文志》，邹衍著了《邹子》49篇和《邹子终始》56篇。

《史记·卷074·孟子荀卿列传》则说他著作“《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还有一本《主运》。司马迁《史记》中列他为稷下诸子之首，说“驺衍之术，迂大而宏辨”。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于稷下诸子之首，称“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邹衍到过赵、魏、燕等诸侯国，均受到各国国君礼遇。

邹衍开创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其主要思想是“五德始终说”和“大九州说”。他将五行说附会到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的兴替上，提出“五德始终”的历史观。在对宇宙的空间认识方面，邹衍创立了“大九州”说。齐地濒海，这启发了他对宇宙空间广阔性的联想。他的思想宏大不经，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因此有“谈天衍”的美誉。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不仅在当时受到重视，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学术而言，董仲舒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相结合，开汉代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先河。就政治而言，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受到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遂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夹道与邹夫子祠

（撰文：薄家景）

密云县城是由东西两个城连接而成，这种双城模式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西边的城是洪武早年所筑，东边的城是差不多200年以后的万历初年建成。旧城的东门与新城的西门相对，二者相距50步，大概80米左右，当地百姓把这里叫做“夹道”。旧城的东门原来有两扇城门，后因新城的西门建时就没安城门，便也卸了下来。夹道成了通途，两旁就建起店铺、住宅。在路北中间偏西有一座小庙，叫“邹夫子祠”（后改名“丰神庙”），几百年香火兴旺。

邹夫子是谁呢？密云县为什么给他建祠呢？

邹夫子指的是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邹衍。邹衍是齐国人，与亚圣孟子是老乡，但生活年代在孟子之后。那时候，诸侯争霸，战争频繁，民不聊生。

儒家想“克己复礼”，讲究仁义礼智信，各国国君不接受礼的制约。邹衍是研究阴阳五行的，由自然界引申到社会变化、朝代更替中来，称为“五德终始论”。意思是说，一国的兴亡不是你国君一人说了算，而自有生克的规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个德便以木、火、土、金、水五行来代表，叫五德。你是火德，德衰，便有水的德克你；你是水德，德衰，便有土德来灭你，依此类推。这个理论一出，许多国君有所顾忌了，都纷纷邀请邹衍来讲学，对他十分敬重。

邹衍还有一重要的理论，就是“大九州”论，是说神州（中国）内的九州是小九州，神州之外还有同样的八个大州，连神州算在一起是大九州，这才是整个天下。这个说法不是考察来的，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也是无法考察的，而是邹衍推断出来的。这个“大九州”论，已大致符合今天世界大洲的景况，这在当时是需要多高的智慧啊。这个理论也是在打消当时众国君以自己为中心的霸气，说白了，就是：世界大着呢，你算老几？！

当时北方的燕国屡遭侵略，十分疲弱。昭王即位，励精图治，招募天下贤士。邹衍欣然前往，昭王亲自为他打扫台阶，擦净竹席，执弟子礼，在黄金台上拜他为师，并亲建馆驿请他居住，随时听取他的指教。后来昭王在邹衍、乐毅等辅助下，国力日强。昭王觉得时机到了，便派乐毅南下攻齐，连下七十城，报了昔日之仇；又派秦开击退东胡，扩疆东北，建渔阳、辽东郡。邹衍为了给昭王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便常到燕国各地去考察。这年春天，他来到渔阳郡（郡址便在密云的西部），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很苦。他上了郡城南边不远的一座小山上，吹起了律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在他吹律管之后，这座小山便飘来暖风，阳光明媚，冰消雪化，树叶绿了、花儿开了。跟着整个渔阳大地变暖，农民赶紧耕地下种。这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五谷丰收。邹衍又从全国找来了许多当地缺少的良种，教给农民识别，教他们不同的耕作方法。从此，渔阳老百姓日子渐渐好起来。邹衍离开渔阳之后，百姓怀念他，便把他吹律管的小山定名为黍谷山；山上建了祠，叫邹夫子祠；立了碑，碑上写“邹衍吹律旧地”，“衍”字下面迭刻了一个“子”字，表示敬意；又将邹夫子教农民识别良种的地方建了一个小院，叫“别谷院”；在祠前栽了两棵名贵的银杏树，已两千多年了，依然枝繁叶茂。后来此地便成了密云一景，叫“黍谷先春”。

邹衍吹律的传说在汉朝许多诗文里就已出现。唐朝时李白曾写过一首《邹衍谷》的诗来称赞邹衍的精神：“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多少年以后，佛教占据了此山，大修佛寺，邹衍祠的香火逐渐衰落，祠庙也破败荒芜。

洪武十年，密云城建成，知县听取了百姓建议，便在东门外修了邹夫子祠，重新立碑，碑文仍是“邹衍吹律旧地”。百年以后，祠庙又毁，碑也不知去向。万历年间，密云新城建成后，经过官民的努力，在原处（当时已是“夹道”了）又建祠立碑。这个碑一直保存。夹道如今已改造为宽阔的新中街口，碑则移立在文庙院内的碑林里。

“邹衍吹律”的传说还流传在密云大地，百姓怀念这位关心人民疾苦的先贤啊。

阴阳家邹衍——古代海洋理论第一人

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说文》释海为：“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释名》说：“海，晦也”，但在上古之人眼中，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

在古人眼里，海是天的尽头

尧舜禹也好，夏商周也罢，都活动在中原的范围之内。上古之人认为中国四周有海环绕，称中国四周的海为“四海”。《礼记·祭义》分四海为“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斯时所说的“四海”，有点“天下”的意思。如《论语·颜渊》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其人文的所指，大于地理的界线。

在古人眼里，海是天的尽头，是人生的尽头，是家国的尽头。孔子栖惶一生，本想在鲁国实现他的抱负，始终得不到鲁国君主的重用。登山望海，不禁长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纵观先秦三大地理经典，《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关于海的描述，实在少得可怜。《禹贡》中所有文字都是写“禹定九州”的事，关于大海仅止于“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的泛泛之说。写“海”写得最多的是《山海经》，不过和它所写的400多个山，多不可考一样，《海经》里的海，也多荒诞不经。重“九州”轻“四海”，在“三代”和先秦时，就已是一种正统的地理观了。而打破九州中央理论的是阴阳家的大洋学说，这一海洋理论，批评了陆地体系的小九州，重构了海洋体系的大九州。

司马迁在他的巨著《史记》中曾以不经意的方式，分别在多个章节中表达了对秦始皇迷信的不屑，也顺便点评了一下齐国的几位方士。如，在《史记·秦始皇本记》披露了齐人徐巿（徐福），言海中有三神山，领童男童女探海的骗局。又如，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以“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说邹子是以小术而引之大道。这个邹衍即是大九州的海洋体系的创立者。

太史公笔下的邹衍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主要是为孟子荀子立传，同时也写了其他学者。太史公说完孟子之后，接着说，齐国有三个邹子，邹忌、邹衍和邹奭。对其他两位，太史公只是各提了一句，集中笔墨写了邹衍。

太史公说邹衍生在孟子之后（相传为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镇郝庄村人，推算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于是，“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从细小的事物验证开始，然后推广到大的事物。他称述开天辟地以来，金、木、水、火、土的五种德性相生相克，而历代帝王的更替都正好与它们相配合。邹衍以“五德终始说”开导诸侯，受到极高的礼遇。不仅在齐国受到尊重，到魏国，梁惠王远接高迎，同他行宾主的礼节；到赵国，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席位；到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除道路为他作先导，并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学习。

邹衍承继了齐人的数术五行家史记》说邹衍的著作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汉书》说，有《邹子》四十九篇，又说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这些著作加起来有百余篇，但却没有一篇传世。所以，他的“大九州”的海洋理论，也只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个片段成了邹衍重要的原创记录。

作为阴阳家，邹衍对儒家的儒家向内的天下观颇不以为然。齐国滨海的自然环境，使这里的人们对东部大海有天然的亲近感，并所认识，加上齐地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和渔民商贾对异域风情的传闻和描述，这一切都激发了邹衍的“学术灵感”，使他对天下的构成做出了“大九州”的推测。

当年邹衍做学问的地方在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的稷下学宫

邹衍提出中国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

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可以说，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

邹衍与向内看的儒者不同，他的目光是向外的。邹衍认为所谓“中国”，是九九八十一的“天下”的“一分”，并且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它对内而言，即大禹刊定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而九州之外“于是有裨海环之”。而“裨海”之外，还有赤县神州，再外边“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虽然，邹衍的“大九州”概念源于推论，而非地理实践。但这里的“裨海（即小海）”和“大瀛海”，还是最先明确了两个不同的海区概念，即近海与大洋，可谓中国地理学或海洋学的一大贡献。

邹衍虽然是方士，学说也有方术色彩，但对于战国“学术界”，其世界观或海洋观，比之儒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的启发，从而创立的海洋观为基础的大九州观。

东海是华夏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有点像地中海的爱琴海，伸向大海之中的山东半岛，是中原文明少见的一抹蓝色。邹衍的大九州说虽然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缺乏科学论证，但至少在战国时期，齐人就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海洋“理论”。它激发了人们探索海洋的热情。齐人与海的关系非同寻常，前人既然有理论，后人当然会有所实践。

中国人的“远洋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即是由另一位齐国术士开创，他就是忽悠秦始皇派船队东渡扶桑海中求仙的徐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