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式（朝鲜语：조병식，1832年—1907年），朝鲜王朝后期大臣。字公训，本贯杨州。谥号“文靖”。

赵秉式本贯杨州赵氏，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是死于辛壬狱事的老论派名臣赵泰采的六世孙，他的父亲是县监赵猷淳，而外祖父洪赫则是思悼世子李愃的外孙女婿（其妻父是清璿公主之夫兴恩尉郑在和）。

咸丰二年（1852年，朝鲜哲宗三年）参加科举考试，中生员；咸丰八年（1858年，哲宗九年）庭试文科丙科及第。同治元年（1862年，哲宗十三年）壬戌民乱时出任全罗右道暗行御史。同治三年（1864年，朝鲜高宗元年）底除授成均馆大司成，次年三月因事贬为成川府使，同治五年（1866年，高宗三年）兼关西慰谕使，次年正月任吏曹参议。

同治十一年（1872年，高宗九年）起复为左承旨，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外放江华府留守。任内江华岛发生“云扬号事件”，日本亦以此为借口在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当时赵秉式上疏主战，称：“察其情状，外若和好，内实藏祸，则国家安危迫在呼吸。而彼虽以好意而来者，其诛求应酬，国将疲弊乃已，岂不大可寒心乎？况彼四百军入城之日，即沁都（江华府）失守之时也，玩愒度日，任彼去来，贼情之讶伪，国势之危辱，明若观火，而不思所以背城一战，以身殉国，只以‘不先犯’三字为目下姑息之计，古今天下，宁有是理？”但时人认为赵秉式已揣测到国王主和、仗打不起来，于是故意上此疏以猎取“主战”之声名，因而对他十分唾弃。

光绪二年（1876年，高宗十三年）三月，赵秉式转任忠清道观察使。当时赵秉式攀附闵妃集团，“以闵氏狎客，势焰煊炙”，同时又贪污受贿，臭名昭著。光绪四年（1878年，高宗十五年），忠清右道暗行御史李建昌弹劾赵秉式“犯赃胪列，数甚伙多”，外戚权臣闵奎镐庇护赵秉式，命洪州牧使金善根再查，国王高宗亦在召见时厉声谴责李建昌，但李建昌不畏强权，坚称赵秉式有罪。此事很快传遍朝野，金善根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赵秉式贪污的情况如实上报，高宗也被迫将赵秉式流放智岛。而后闵奎镐随便找了个借口把李建昌也发配边地。

光绪五年（1879年，高宗十六年）二月，赵秉式被释放，次年又获得叙用，历任左承旨、同义禁、刑曹参判、礼曹参判等职。在其任刑曹参判期间，赵秉式擅自逮捕并杀死了当初向李建昌告发他贪污的全济弘以报私怨，故一度被流放到平安道中和府。光绪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六月，赵秉式以陈奏副使的身份，与正使闵种默一同出使中国，请求宗主国清朝释放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同年十一月归国后任内务府协办，掌握实权，并先后兼任刑曹参判、礼曹判书、刑曹判书等要职。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曾被任命为冬至正使再度出使中国，但被他以身体多病为由推辞了。光绪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八月出任外务督办，成为朝鲜外交的负责人，在任期间与俄国签订了《朝俄陆路通商章程》。光绪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八月调任咸镜道观察使。

光绪十五年（1889年，高宗二十六年）九月，赵秉式以荒歉为由颁布“防谷令”，禁止米谷（主要是黄豆）出口。这对于长年掠夺朝鲜农作物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于是日本开始找朝鲜政府交涉，要求撤销“防谷令”并赔偿损失，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外交纠纷。朝鲜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于同年十二月命令赵秉式弛禁“防谷令”，但赵秉式违命不从，朝鲜政府也对日本人阳奉阴违，暗中袒护赵秉式。

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六月，赵秉式调回中央，任吏曹判书。虽然防谷令也随之撤销，但日本人仍继续向朝鲜追索赔款14万日元，朝鲜则主张以6万元了结，最后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高宗二十九年）在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的调解下改为朝鲜赔偿11万元。赔款中6万元由赵秉式家支付，赵秉式虽然为官贪虐，但钱财都献给了王室与闵氏家族，因此并没有多少钱，赔偿之后“一门凋残”。

“防谷令事件”表面上看是赵秉式因饥荒而为民众考虑才引发的，但这一年（1889年）是朝鲜三十年来少有的丰年，所以有人认为他颁布“防谷令”的动机是“非忧民食，性实执拗眛事，且欲钩致倭赂也”。

光绪十七年（1891年，高宗二十八年）三月，赵秉式又被外放为京畿道观察使，同年十二月再度出任忠清道观察使。赵秉式莅任后加紧迫害东学道徒，搜寻东学教主崔时亨的踪迹。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三月，数万东学道徒在忠清道报恩郡集会抗议政府的镇压政策，并公然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赵秉式因此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被革职。同时他又被派去解散东学道报恩大会的两湖宣抚使鱼允中参了一本，指出赵秉式“莅营以后，政令之酷虐，掊克之无厌，诚近古之所未闻”。

赵秉式虽因朝中有人而暂时没受处罚，但其仕途也跌入低谷。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闵妃集团倒台、甲午更张开始以后，赵秉式才正式得到清算，同年七月，赵秉式被流放到忠清道沔川郡，不久又被释放；次年三月，总理大臣金弘集、法部大臣徐光范又以赵秉式“屡任藩臬，贪残无厌，攘夺民财，滥杀生命，虐威所煽，激发乱萌”为由将其逮捕。金弘集内阁倒台后才得到释放。

建阳元年（1896年）12月，赵秉式复出，获任法部大臣。此次复出是由其妾出入高宗宠妃严尚宫（后来的纯献皇贵妃）住处哀求了一个多月后才得到的，赵秉式从此成为严氏的重要党羽，亦继续在朝鲜政坛兴风作浪。大韩帝国建立后，赵秉式转任外部大臣，并署理议政大臣（相当于首相）。他在当时是亲俄派巨头，在任期间努力维护俄国财政和军事顾问的地位，并允诺将绝影岛租借给俄国。赵秉式的种种腐败卖国行径被独立协会领导人徐载弼揭发于《独立新闻》上，因此他与徐载弼水火不容，在光武元年（1897年）12月以职权之便宣布解除徐载弼中枢院顾问的职位。

光武二年（1898年）7月，赵秉式升任议政府参政（相当于副首相）。其后独立协会发起弹劾赵秉式的运动，高宗皇帝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赵秉式罢官，至此以后赵秉式与独立协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赵秉式被罢官后，又纠集褓负商组织了“皇国中央总商会”对抗独立协会，同年10月获叙用，任议政府赞政。此时独立协会召开万民共同会，势力壮大起来，其提出的改革纲领“献议六条”亦得到高宗的首肯，赵秉式心中忌恨，遂在光武二年（1898年）11月初炮制了“匿名书事件”，诬指独立协会阴谋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高宗听信谗言，下令逮捕独立协会17名领导人，赵秉式也被擢为议政府参政。独立协会继续集会抗争，将赵秉式等人称为“五凶”，谴责赵秉式“素以奸毒，肆行贪饕，蠹国病民，一世之所共知，老益无厌，复图秉轴，自知平日积恶为公议所不容，惨肚凶肠乃生陷害忠良之计，诬告君父，至降特诏，此即不逞之一也”，要求高宗立即将其予以罢黜。高宗再度迫于舆论压力，释放被陷害的独立协会领导人，并逮捕赵秉式等人。赵秉式闻知后躲进了贞洞俄国人家，其家宅也被民众捣毁。独立协会被镇压以后，赵秉式才重新开始活动。但独立协会余党仍仇恨赵秉式，在光武三年（1899年）6月朝他家扔炸弹，不过赵秉式毫发无损。

光武四年（1900年）3月，赵秉式任度支部大臣。同年8月，被任命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赵秉式被任命为驻日公使有很深的国内国际背景。当时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竞争暗潮涌动，高宗皇帝欲实现中立化，而朝中则分为两派，一派以闵泳焕为首的亲美派，企图依靠美国实现中立化，一派则是在严妃旗帜下的亲俄和亲日两派的联合（即反亲美派），主张实现韩日国防同盟，而两者的根本纠纷还是在于闵妃所生的李坧和严妃所生的李垠谁继承皇位的问题。赵秉式属于后者的骨干人物。日本的东亚同文会见有机可乘，便派人积极在大韩帝国政界活动，推进赵秉式出任驻日公使，借此达成韩日国防同盟，并试图将原本亲俄的赵秉式拉入亲日派，如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所说“利用其强愎以扩张我势力”。在这种背景下，赵秉式被任命为驻日公使，但高宗却让他执行中立化外交。因此位高权重的赵秉式渡日虽然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但其所带来的中立化方案让日本大失所望。赵秉式又积极与驻日美国、俄国公使接触，但两国都对朝鲜半岛的中立化未予支持。所以赵秉式的这次出使可谓一事无成，两个月后便回国了。

从日本回国后的赵秉式历任议政府参政、法部大臣、宫内府特进官、外部大臣等职。在此期间，赵秉式大肆为严氏升妃、升后鼓噪。光武八年（1904年）3月以后任议政府参政、内部大臣等要职。光武九年（1905年）5月改任宫内府特进官，此后又任判敦宁司事、掌礼院卿等闲职，淡出政界。光武十一年（1907年）4月25日去世，享年七十六岁。隆熙四年（1910年）赐谥号“文靖”。

赵秉式是朝鲜王朝末期一个重要的官僚，他一生狗苟蝇营，先趋附闵妃集团，后又投靠纯献皇贵妃严氏，又被李建昌、鱼允中等弹劾贪污，可谓是劣迹斑斑，声名狼藉。黄玹评价道：“秉式一生稔恶，竟死牖下，闻者叹惋，谓天理不可知。”尹致昊则谓赵秉式为“腐败与专横之冠”。

清朝驻朝大臣袁世凯对赵秉式评价相对较高，他说：“外署督办赵秉式人尚平正通达，亦知向往中国，出于闵应植门下，凡外交事俱能虚心讲求，惜乎向不谙外事，年老气衰，事无巨细必禀承于王，故外署诸务每多迟滞，然外论尚贤之。”日本人则对赵秉式持否定评价，日本驻韩公使加藤增雄称赵秉式“天质残忍酷薄，本是宠臣一流之徒”，另一公使林权助则称赵秉式为“野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