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史（Whig history），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从当下出发来研究过去；狭义上主要指18世纪以来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和作家的历史叙事，强调在辉格党带领下，17世纪宪政斗争以来自由、议会统治和宗教宽容的发展，宣扬辉格党人对英国宪政与自由的贡献。

1931年，英国剑桥大学青年教师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他指出，历史的辉格解释是「一种许多历史学家都具有的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派一边撰写历史，赞美业已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出现的某些进步原则，编写出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自巴特菲尔德的作品发表以来，「辉格」一词及其变体已被运用于诸多学科，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宗教史和科技史等领域。在历史学领域，「辉格史学」（Whig history 或Whig historiography）、「辉格历史学家」（Whig historian）、「辉格式历史解释」又译「辉格史观」（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辉格做派」（Whig gishness）等概念，亦得到大量关注和探究。

就「辉格史学」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辉格史学」就是从当代社会的视角研究过去的历史，把现在的价值投射到过去，例如狭义「辉格史学」主要指18世纪以来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和作家以辉格党为主角的历史叙事，通过剪裁、筛选史料与夸大历史，把辉格党叙述为英国历史进程中的主要进步力量，强调在辉格党带领下，17世纪宪政斗争以来自由、议会统治和宗教宽容的发展，宣扬辉格党人对英国宪政与自由的贡献。

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英国霸权地位的逐渐衰落、辉格党人（自由党人）政治力量的没落以及历史学的专业化，再加上辉格史学自身的局限性，曾经盛极一时的辉格史学遭到诸多批评，逐渐式微。然而，广义的辉格史学并没有消亡，至今体现在各种历史书写之中。

「辉格」（Whig）和「托利」（Tory），这两个词属于「英国政治语言中最富历史意义的词汇」。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也指出，这两个最初带有侮辱之意的绰号，「很快就变成了自豪的标榜……传遍全民，最后跟英国文学永垂不朽」。

自17世纪40年代以来，「Whig」一词就在苏格兰得到使用，最初是指地盟约派（Covenanting）反叛分子，他们在1648年突袭爱丁堡，是反对查理一世的苏格兰反叛者。在1679年一1681年间「排斥法案危机」爆发之前，该词的原初含义在英格兰不太为人熟知。此后，围绕约克公爵詹姆斯的继承权问题，英国在政治上形成两大对立阵营，其中一派是在议会中反对天主教、主张增强议会权力和限制国王特权的一群人，他们以沙夫茨伯里伯爵为首，政府派用「Whig」一词称呼他们。

与之对应的「托利」（Tory）一词，最早见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意指爱尔兰天主教流民，有强盗之意，沙夫茨伯里伯爵一派以「托利」（Tory）一词形容他们在议会中的敌对者，即以托马斯·奥斯本·丹比伯爵为首的政府派议员，后者力主扩大王权、限制议会的作用。此后，「辉格」（Whig）和「托利」（Tory）两个词很快得到采用并流传开来。

辉格史学之名，源自17世纪后期英国的政治冲突。当时英国议会中的党争，在「辉格」（Whig）与「托利」（Tory）两派领袖人物及其支持者的著述之中得到体现。

辉格派政治家与作家，用小册子等作品，作为宣扬自己的政见、驳斥和打击托利派的手段，把辉格派塑造成正义的化身，托利派则成为邪恶的代表。辉格派笔下的英国历史，就是国王与议会、辉格派与托利派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史，而作为正义一方的议会与辉格派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历史，是辉格党人最喜爱的文学类型。17世纪末期，第一批辉格党人已经开始建构他们自己的历史叙事。这些人的主要兴趣在于英格兰的法律传统、权力的定位和平衡以及古老的宪政，他们对17世纪80年代做出的叙述，影响深远。

例如1689年、1693年和1705年发表的辉格党人殉道者列传，其作者主要是辉格党诗人和小册子作家约翰·图钦（John Tutchin），一位蒙茅斯叛乱的参加者。这些列传包括72人物的临终祷告和演讲，他们大多是蒙茅斯军队中的普通士兵。图钦对西部地区「血腥审判」的描述，对詹姆斯二世官员的妖魔化，成为蒙茅斯失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的标准叙事。

约翰·图钦还赞美黑麦屋事件全体殉难者，1683年的黑麦屋阴谋（Rye House Plot）是由一群辉格党极端分子策划的，他们密谋在查理二世驾车经过黑麦茶（一个酒吧）时发动突袭，后来因密谋败露，罗素勋爵和阿尔杰农·西德尼被处死，辉格党势力遭到重创。罗素勋爵（Lord Russell）是约翰·图钦最赞赏的人，是最受推崇的辉格英雄。图钦的小册子对此后辉格史学的书写影响颇大。

17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早期，辉格党人通过历史来重申基本的辉格意识形态和写作光荣革命的故事，其中三部历史作品得到后来历史学家的一再参阅，即怀特·肯尼特（White Kennett）的《英格兰通史》（1706）、劳伦斯·埃查德（Laurence Echard）的《英格兰史》（1707一1718）和约翰·奥尔德米克森（John Oldmixon）的《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的英格兰史》（1729一1739）。

怀特·肯尼特同情辉格党领袖，他与埃查德都颂扬光荣革命。奥尔德米克森亦是这场革命的热情支持者，他宣称自己的作品将展示「斯图亚特王室如何……想方设法颠覆宪政，使王国屈服于专断的权力」，还指出「查理二世憎恨英国的宪政，因为它是自由的和新教的，只要他的家族大权在握，他根本不在乎宪政」。在奥尔德米克森看来，托利党人是教皇制和奴隶制的先驱，而辉格党人无疑是宪政、自由和新教的捍卫者。

一些回忆录作者，亦通过强调革命的宪政性质和赞美辉格英雄与殉难者来精心编织他们的叙事，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1643一1715）的两卷本回忆录《他自己时代的历史》（1724,1734）乃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伯内特反对专制王权，详细生动地描述了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在18世纪史学家当中影响巨大。

18世纪，从大卫·休谟到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等各类历史学家对这些早期的历史作品以及回忆录加以改编和利用。休谟于18世纪50年代出版多卷本《英国史》，尽管他本人不是真正的辉格党人，对英国内战没有好评，亦不认为宪政问题促成了英国内战，但是他相信时间会带来一种积极的变化过程，因此，约翰·波科克（John Pocock）认为，休谟的历史作品是「相当辉格式的」。

大卫·休谟承认，光荣革命结束了那个世纪的冲突，实乃一件特别令人满意的事件，他尤其对辉格党精英深表同情，认为正直和善心是罗素勋爵最突出的特性，还宣称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是一位「勇敢的人」，处死他则是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最严重的污点之一」。

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是辉格党领袖，亦被视为辉格史学的先驱。他的著作《詹姆斯二世在位初期史》（1808）在其去世两年后出版，这部作品对大卫·休谟的立场做出了极端辉格主义的回应。福克斯认为，休谟的历史作品对那位力图建立专制统治的查理二世国王过于友好，而17世纪历史的教诲在于，人民应当时刻保持对王权的警惕之心；福克斯还声称，只有辉格党人拥有所有「公正的自由观念」，他们的信念是「正义、仁慈和平等」，光荣革命在英国历史上开启了最光明的自由时代。

19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历史学的专业化，辉格史学的党派性有所淡化，它与辉格党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一些托利党人亦写作辉格史学，其中包括牛津学派核心人物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一般而言，19世纪英国辉格派史学家主要包括约翰·林加德（John Lingard,1771一1851）、亨利·哈兰（Henry Hallam,1777一1859）、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B.Macaulay,1800一1859）、塞缪尔·罗森·加德纳（Samuel Rawson Cardiner,1829一1902）、查尔斯·哈丁·弗思（Charles Harding Firth,1857一1936）、亨利·威廉·卡利斯·戴维斯（Henry William Carless Davis,1874一I928）以及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一1962）。还有学者认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一1806）与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Sir JamesMackintosh,1765一1832）是辉格派史学家先驱。

在这个群体中，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被视为「承先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是辉格史学派演变史横坐标上的「原点」，前后皆有延伸。在他之前，最重要的辉格历史学家是亨利·哈兰，在他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

亨利·哈兰被乔治·皮博迪·古奇称为「辉格党的极右翼」，其代表作是《自亨利七世继位至乔治二世逝世年间的英国宪政史》（以下简称《英国宪政史》）。哈兰在作品中抨击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颂扬1688年的原则，他对英国革命的讨论，形成了「辉格党政治理论的一种古典解释」。

《英国宪政史》得到国会辩论者的援引，并且成为大学教材，而维多利亚女王也曾经熟读此书，以之作为政治指南。这些都促进了辉格派史学观点的传播。因此，古奇声称哈兰开始了「一代辉格党史学」，是「辉格党历史哲学的第一个权威代言人」。J.W.汤普森也认为，《英国宪政史》让哈兰成为「辉格党历史哲学第一流的阐释者」。

辉格史学的集大成者当属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麦考莱在剑桥大学就读时（1818一1822）就公开接受了辉格党的主张，迈出校门时，已经是一位坚定的辉格党人。麦考莱不仅是辉格党政治家，同时也是其最杰出的历史学家。1843年，他早先在辉格党喉舌《爱丁堡评论》及其他杂志发表的文章得以整理出版，题名为《评论与史论》在这部史论作品中，他抨击了托利党人的英国历史观。

麦考莱的代表作无疑是五卷本《詹姆斯二世继位以来的英国史》。较之于《史论》，这部《英国史》是一个「远为伟大的重要成绩」，它是吉本以来英语语言中「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1688年革命及其主要发动者的一首颂歌，故而，古奇声称麦考菜是辉格党历史哲学「最著名而又最雄辩的解释者」。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称颂麦考莱的文笔和精彩叙事，同时指出，麦考莱《英国史》的主旨是赞美英国的优越性，而欧洲大陆各国人士之所以阅读他的作品，原因在于他展现了「英国的自由和立宪政府的幸福」。在汤普森看来，麦考莱「在过去的尘堆中寻找可以为辉格党的原则辩护的东西」，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辉格党历史家」。麦考莱对英国革命的描述，塑造了一种正统的叙事，进一步弘扬了辉格史观。

麦考莱之后，英国辉格史学盛极一时。19世纪70年代，宪政史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叙事（national narrative），也是阐释英国历史的关键要素。

然而，到19世纪末期，随着英国历史学科逐渐专业化、经济史与行政史的兴起及其地位的增强，再加上政治氛围的变化，作为辉格史学核心主题的宪政史的重要性在下降，辉格史学亦逐渐走向衰落。

在英国经济史这一新领域，第一批重要的学者包括罗杰斯（T.Rogers）、坎宁安（W.Cunningham）和那阿什利（W.Ashley），而让英国的经济史研究成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人物则是W.坎宁安；与行政史（dministrative history）联系最紧密的人物是陶特（T.F.To,1855一1929）。行政史更关注政府组织的实际活动或宪政的实际运作，避免意识形态分析。陶特相信，行政史将会引导历史学家对过去做出更自觉的、时代错误更小的解释。

1903年，英国古典学者兼历史学家约翰·伯里（John B.Bury）在其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就职演说中，提出「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的著名论断。伯里的这种定义，既是对当时业余史学的挑战，亦是对历史学专门化的呼吁，它道出了英国许多史学家的心声，即强烈要求摆脱旧的历史研究与写作形式，同时把这种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法律史家梅特兰（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1850-1906），善于把历史与早期英国法律的技术细节结合起来，由此获得一种语境感，从而摆脱了辉格历史主义更明显的错误，「他对资料来源的卓越掌握，比任何学术争议都更有效地驳倒了辉格史学的各种元素」。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刘易斯·纳米尔、巴特菲尔德和汤因比等人著作的出版，接连向辉格史学发难，0辉格史学似乎寿终正寝了。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辉格解释仍然具有显著的地位…证据之一就是G.M.特里维廉于1942年出版的《英国社会史》的热销」，因此，「如果辉格史学真的被列入批评名单之中，那可能是与1962年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的去世同时发生的」。

特里维廉或许是「20世纪最成功的自我标榜的辉格史学家」，亦被称为最后一位辉格派历史学家，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威克里夫时代的英格兰》（1899），一部辉格派历史作品，「与经典的辉格品味保持着一致性，显然是反罗马天主教的，同时带有一种现在主义气息」。

特里维廉最出色、最成熟的作品是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三卷本著作《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很推崇这部作品，认为特里维廉「在尽力探究辉格传统的起源与发展」，其中第三卷的末尾对「历史的辉格解释」做出了「最好的概括」，卡尔将之称为「关于辉格传统的一座丰碑」。

1938年，特里维廉出版《英国革命：1688一1689》，他在著作中极力称颂「光荣革命」，因为它不仅「为后世的英格兰人民找到了一个避免使用暴力的办法」，让英国「从此得以享受和平」，而且在英国建立了一种议会制政府，让宗教宽容和尊重法律的习惯深入人心，特里维廉对光荣革命的阐释，在20世纪前期英国史学领城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英国辉格史学的主要特征有六个方面：

在辉格史学的历史叙事中，英国宪政自由的故事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皮克特·布拉斯指出：「辉格解释在宪政史领域留下了最明显的印记」，甚至「宪政被视为对英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解释」。宪政成为阐释英国民族发展的理想视角，它的发展被视为英国历史的轴线，尤其被用来论证英国独特的政治发展。

亨利·哈兰是19世纪前期辉格史学的代表，他「最重要的职业在于他的英国宪政史学家身份」。1827年，哈兰出版《英国宪政史》，他在开卷就声称，「在有历史记载的所有时代里，英国政府一直是凯尔特或哥特部落普遍建立的混合或有限的君主政体之一，它好过东方国家粗鄙的专制，优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更加矫揉造作的暴政，也胜过地中海沿岸建立的形形色色的共和政体。」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王国的一些臣民拥有政治权利，国王有必要承认这一点，否则就会激起武装叛乱。这种宪政成型于13世纪。《大宪章》（1215）为所有自由民提供保护，让他们免受专制统治施加的最槽糕的财政和司法暴行；同时，有平民参加的「模范会议」的召开（1295），使得混合君主制成为现实，即在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出现了经典的平衡。现代英国的宪政精神当时就已形成，只是细节有待进一步阐发而己。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也强调13世纪以来英国的宪法原则。他指出，只有在英国，「13世纪的有限君主制完好无损地延续到17世纪…...我国宪法确实没有正式和精确的书面文件，但古老和高贵的法案当中到处都有宪法的吉光片羽。四百年来的关键时刻，英国人民将宪法原则铭记在心」。而光荣革命就是对英国古老宪政传统的再次确认。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人不能在辉格史学家的宪政主义与民主理想之间划等号。哈兰就认为，1832年的改革法案走得太远了，他担心下议院改革会导致「民主」势力大涨，从而破坏宪政的平衡；而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也不相信「群氓」。由此可见，辉格派的历史解释关注的是贵族的自由概念，并从历史中寻找其根源。

辉格派史学家从现在的概念出发来研究过去，同时，他们的这种研究也是面向现在的。他们始终想着过去的事件与当下的关系，并据此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

辉格派史学家通常会问自己这些问题：谁是自由之友、谁是进步的倡导者、谁是宪政主义者以及谁是他本人生活时代所珍视的美德的最佳体现。

辉格派史学家形成了一套编排历史故事的原则，在其的历史叙事中，与当下关联不大的历史现象必然遭到忽视，与他们推崇的价值相左的观念会受到排斥和贬抑，而与现在相契合的历史现象、人物或思潮则得到褒扬。他们没有「过去的意识」，不是在历史背景中考察和解释过去，他们缺乏必要的历史感，他们研究历史并不是「为了历史本身」。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认为，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理解，因为「真正的历史理解与其说是通过使过去从属于现在而达成的，不如说是通过把过去变成我们的现在或者通过另一个时代的眼晴去看生活来完成的」，只有接受「他们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同样正当，他们的事情与我们的事情一样重要，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一样充满活力，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对历史的理解」。

巴特菲尔德、邓恩、斯金纳等剑桥学人提出的历史语境主义，很大程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有效地避免辉格史学的谬误。

在辉格史学家看来，人类或者至少英国人在不断改善自身的状况，同时变得更加人道、繁荣和开明。哈兰「对进步的事实深信不疑，或许还相信进步的法则」，虽然他指出，尤其在伊丽莎白统治后期，伦敦塔的绞刑架没有闲置，然而，在象征着现代财富的崭新而蓬勃发展的建筑物面前，它就像「一位被囚的暴君，用来为大获全胜的共和国增光添彩，并且应该会教导我们心怀感激地反思，我们已经在美德和幸福方面远远超出了先辈」。

在更早的作品《中世纪欧洲的状况》第二卷中，哈兰自豪地宣称，「英格兰长久而连续不断的繁荣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妙的现象」。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的《英国史》对英国经济、社会、科学和道德等方面的进步做了生动的描述。他在第三章中写道：「17世纪的历史和通俗文学几乎每一页都留下了痕迹，证明我们的祖先不如他们的子孙仁慈。工厂、学校、家庭的纪律极其严苛，效果却远不如今天…民众对待身份较低的受害者，几乎没有表现出丝毫仁慈…...我们时代的同情心明察秋毫、永不餍足，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闻所未闻」，还表示「我们越研究过去的编年史，就越庆幸自己生在宽容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憎恶残暴，极不情愿给人造成痛苦」。

由此可见，在论述17世纪时，麦考莱始终强调19世纪的优越性。这种进步主义的叙述，往往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简单化处理，以是否促进或妨碍进步来衡量和评价历史人物、社会现象、思潮和运动，对过往做出了片面甚至扭曲的描绘。

辉格史学家使用道德语言来记叙过去的经验教训。历史被简化成一种线性叙事：好人与坏蛋之间的对抗。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议会英雄与邪恶的查理一世展开斗争，正如S.R.加德纳（1829-1902）言简意地表述道，「我对内战的看法就是，凭借武力的政府是糟糕的，但说谎和含糊其辞的政府更糟糕。查理一世强调约定，但是你很难相信他会执行」。

同样，在《英国史》中，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批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谴责詹姆斯、斥责桑德兰（Sunderland）。辉格史学家的历史作品「充斥着不值得历史地同情或理解的人或时代，因为这些人和时代不符合辉格派的当下或辉格派的道德感」。

由此可见，辉格史学家急于做出褒贬，而人类事务的复杂性通常超出了这种非黑即白的评价。他们在重建历史事件时，不太在意这些事件发生的千差万别的背景，事实上，每个事件都是更宏大图景的组成部分，而事件之间又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巴特菲尔德指出，在辉格党的道德判断这一信念背后，有一个更「基本的论点」，即历史应该是道德的仲裁者与道德法则的维护者。然而，当历史学家做出道德判断时，他很可能就此失去真正的前瞻性和历史远见。

辉格派史学家通常以出色的风格来呈现他们的论点。他们眼中的历史书写不仅仅是一项研究工作，也是一种美学体验。事实上，在辉格史学家当中，华丽的文风往往取代了准确性。对他们而言，说明性的叙述比持续的分析更重要，一个合意的故事才是最要紧的。

辉格史学家们认为，历史作品的目的就是让广大读者能够在道德和智力层面理解这个世界。由此，他们也就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起熏陶与教育大众的文化角色。除了少数例外情况，辉格史学的经典著作所面向的，通常是受过教育的公众，而不是专业的同人。

正因为如此，辉格史学家们满怀信心地以优雅的文笔提出自己的论点，这种书写方式也解释了他们的作品为何受到大众的欢迎。

然而，到19世纪末，随着历史学成为学术性学科，为其他的专业历史学家写作也就变成了常态，受众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辉格史学的这种「文化霸权」随之衰微。

亨利·哈兰在他的历史叙事中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为英国的过去与国民性感到自豪。在讨论克伦威尔的统治时，哈兰指出，克伦威尔政策体系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

他既不依赖也不脱离议会而治；尽管他对必然会遇到的反对感到不耐烦，但是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实现赤裸裸的、公开的专制。原因或许在于：他观察到查理一世这么做给自己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他对英国人的性情——从不满足于没有自由的表面形式——的了解，以及那些关注法律的顾问们提出的建议。

哈兰是在赞美英国人对自由的热爱以及对法律的推崇。同样，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在论及1688年光荣革命时，把英国与欧洲大陆做了比较：欧洲大陆一片混乱，政府被推翻、阶级对抗、种族冲突、街道血流成河，而在英国，政府保持着稳定性，面对一个忠心耿耿的民族，少数邪恶之徒不敢轻举妄动。麦考莱还认为，英国人之所以特别，原因之一在于一场有所保留的革命，而不是一场破坏性革命。

此外，辉格史学还具有改良主义特征，同时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新教（英国国教）的视角。就后者而言，宗教改革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主题。在辉格式叙事之中，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对立，就是进步与反动之间的较量；新教向宗教宽容迈出了一大步，而天主教会则是威权的、迷信的和铁板一块的。辉格史学家在安立甘宗教会中发现了整个英国历史中体现出来的温和与宽容美德。

斯塔布斯甚至怀疑不信奉国教的人能够写作英格兰史。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对英格兰而言，西班牙扮演的就是恶棍角色。中世纪英国自由的编年史「也意味着反对教宗专制的漫长斗争，其结束于宗教改革带来的解放」。

需要指出的是，辉格史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英国历史学科的发展，辉格史学在演进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自19世纪后期以来，辉格史学的党派性变得越来越淡化，甚至研究方法变得更「专业」，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经济层面，研究成果也更符合新的学术标准——特里维廉的三卷本著作《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力图兼顾学术性与大众性，他的《英国社会史》也是一部「公认的学术和文学杰作」。

辉格史学的兴盛，有着特定的时空背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辉格史学日趋衰落，这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除了政治因素和历史学本身的新变化——历史研究标准的变化、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之外，辉格史学自身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也遭到更多的批评。

时代误植，被用来描述那些脱离历史时代来考察事物的历史作品，亦用于那些根据后来的发展来处理过去事件和制度的叙述，例如，把《大宪章》视为英国宪政自由之来源的做法。在20世纪，这类叙述通常被称为「具有当下意识的」或「现在中心的」叙述，与之对应的是「具有历史意识的」或「历史的」叙述。

辉格史学家往往从现在出发来解读过去。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场寻宝游戏，即搜索那些对历史学家而言令人信服的例子，来解释过去是如何变成了现在。

以英国的宪政为例。在哈兰看来，英国当时的宪政（1832年改革之前）与中世纪晚期的没有本质区别。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也认为，19世纪英国的宪政明显存在于13世纪初，所谓「尽管后来经历了种种变化，不过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特性；世界上其他的自由宪政都是它的复制品，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不过它值得最好宪政之名…...」。

麦考莱毫不在意13世纪与他生活年代的差异性。麦考莱还认为，下议院在13世纪召开了最初的会议，它是19世纪所有的代表会议的原型。

然而，把「下议院」这个词用在13世纪，显然是不合时宜的。1890年以来，辉格史学这个严重的缺陷受到诸多指责。

巴特菲尔德就历史学家对年代误植的偏好做出了解释。在他看来，年代误植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至少有四个原因：

第一，它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复杂问题，「通过以当代为直接参照系的方式，历史人物会被轻易地归入到促进进步或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之中。这样就有了一个非常简便的经验法则，历史学家可以据此进行选择、拒绝或强调」。

第二，对某些历史研究一一比如概述性历史项目一而言，辉格史学具有一种亲和力，那种缩减越多的历史作品，也就越具有辉格气息。

第三，那些建构通史的学者往往接受辉格方法，而关注狭窄主题的人，倾向于拒绝它们。

第四，是目的论。在辉格史学家看来，任何历史都有其目的性，都在向一个预定的目标迈进。麦考菜认为，英国的历史就是一条流向自由、繁荣和荣耀的高贵的河流。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非一条坦途，人们做出的决定充满了无法预见的后果，机运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辉格历史学家往往不愿意承认这种可能性。

当然，辉格史学的这个局限，与它的进步主义特征联系紧密。极端目的论会强调历史的线性发展。辉格史学家缺乏对「历史辩证法」的任何感知，因为当下的状态并不是历史线性发展的结果，而是众多变迁的结果。对历史思维之直接性的痴迷，强化了那种认为过去包含了现在的倾向，进而深化了对过去做出「现代的」和「年代误植的」分析的习惯。

维多利亚时代辉格史学家都偏好「那些有着明确的美满结局的历史片段」。在美国学者希梅尔法布（G.Himmelfarb）看来，这些史学家对自己的辉煌历史做出的片面的、目的论的研究，最终就是「把秩序强加给混乱、把必然性强加给偶然，以及把原则强加给权宜之计」。由此，历史进程就变成一条平坦大道，蜿蜒崎岖消失不见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史学家们采取不同方式反对目的论，有人强调历史「偶然论」，约翰·伯里无疑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然，伯里的批评对象不局限于辉格史学，也包括那些排除了任何巧合之事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伯里对目的论的批判，并不是为了让历史充满巧合与意外因素，他也意识到，绝对的偶然性假定，也就意味着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的消亡，因为这使得一切对因果关系的科学研究变得不可能。

伯里对目的论做出的反应，拓宽了历史理解的范围，他促使人们关注历史发展中变幻莫测和出乎意料的要素，它们并非是不重要的，因此，也不能为了简单起见把它们从历史中抹除。在伯里看来，这种忽视「微不足道的」因素和想象的倾向，阻碍了对历史进程做出更好的理解。

目的论是一种线性思维，它把过去与现在直接联系在一起，进而导致一种对过去的夸张的现代主义形象，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过度强调英国历史的连续性。比较而言，在19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连续性是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它是指历史进程中恒久不变的方向，也被视为稳定的同义词。不过，它并没有排除历史变化的可能性，而是提倡一种渐进的变化观。

事实上，在革命似乎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永久特征的时代，连续性概念也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武器，被用来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往往被视为与过去的决裂。同样，浪漫主义时期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推动了这一倾向，让历史学家成为连续性的探寻者。

辉格史学往往强调源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古老而自由的条顿宪章，历史悠久的共同法和下议院，即便是征服者威廉也未曾摧毁的撒克逊人连绵不绝的自由（《大宪章》进一步确认了这种自由），都铎王朝立宪政府的兴盛，以及斯图亚特王朝君主专制统治所遭受的必然的、天意使然的失败。

但是，英国历史的这种连续性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景象，辉格史学在这方面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在只存在表面相似的地方塑造了先例，在仅有先后序列之处强加因果关系。

辉格史学对连续性的这种强调，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年代误植的错误；而历史进程越是连绵不断，历史发展的目的论图景就表现得越明显。由此可见，辉格史学家无法很好地理解历史中的变化起伏，他们不愿意承认或者意识不到，「正是整个的过去，带着它的全部复杂的运动、纠结的结果以及错综繁多的交互关系，产生了我们整个复杂的当下」。

由于过度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辉格史学家明显忽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他们重点关注相似，而这正是辉格史学的基调之一。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历史学家开始反对这种「相似性」。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对比、差异和矛盾被不断提及，并且在1900年以后彻底削弱了英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的「辉格式」观念。

这种反应，不仅表现在对历史意识之起源做出的新描述之中，也体现在对历史研究之特殊用途的重新定位上。就后者而言，辉格党人提倡的历史的直接用途和教育价值的主张，受到了质疑和抨击。

现在，人们认为，历史的作用不再那么直接，尽管依然重要，但应当把现在从过去的重负和压力之下解放出来。因此，证明「过去之死」被视为历史研究的一项积极的功能。

辉格史学基于当前所接受的一些价值观和观念，从评断优劣的角度对历史做出评价和解释。辉格派史学家把现在的价值观强加于过去，忽略了过去的人们实际的想法、价值、目标和观点。

换言之，辉格史学把路德、加尔文、约翰王、贵族和教皇等历史人物从他们自身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把他们从分离出来，然后以某种神话般的方式重新创造这些人物。这根本就不是理解历史如何展开的正确方法，因为它从一历史情境中开始就扭曲了历史。

辉格史学的核心就是对英国历史采取的宪政解释。1900年之后，这种解释的非历史因素，开始被更敏锐地感知到。它们主要体现在对历史背景的忽视和抽象处理，以及贬低甚至清除历史中偶然和冲突因素的倾向。

在19世纪末，一些学者已经在修正狭隘的宪政主义研究。剑桥历史学家西利在1883年出版《英国的扩张》，毫无疑问，这部作品被视为「新帝国主义」的一份宣言书。不过，它也力主对辉格史观做出修正，在涉及18世纪英国历史时尤其如此。

辉格史学通常把乔治三世塑造成一位专制国王，认为他对英国的宪政造成了危害，而辉格党人则是捍卫宪政的英雄。西利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他声称「这种描述是错误的，即认为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英国主要致力于抵抗思想狭隘的国王的侵犯。我们夸大了这些微不足道的斗争的重要性。英国当时在忙着别的更宏伟的事业」。

在西利看来，历史「并不是宪法，也不是议会的唇枪舌战和伟大人物的生平事迹，更不是道德哲学」，它应当对国家的兴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展开研究。

查尔斯·弗斯爵士（1857—1936）在谈到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时说道：「麦考莱并没有投入到17世纪，并没有努力理解各个国家在这场斗争中的立场和利益。他完全从一个19世纪英国人的立场来评判欧洲的政治」。

事实上，兰克带来的史学革命及其在英国的影响，就让辉格史学陷入了困境。兰克主张「说明事实之真相」，从而把研究过去与当下的激情区隔开来。

另外，辉格式解释也否认阶级与历史分析的相关性。不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史的各种目标使英国历史学家的议程有了不同的优先事项。

历史写作通常是时代和环境的反映，辉格史学也不例外。

辉格史学的式微与英国权力和财富的长期衰退，以及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辉格党人（自由党人）在19世纪末期的衰落密不可分。而19世纪晚期以来与学术性历史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档案理想、学术专业化及其对原始资料的重视、发现新知识的目标——这必然意味着关注更狭小的主题而不是辉格史学所推崇的文学传统——都是促使辉格史学衰落的学术因素。

剑桥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指出：

历史的辉格解释不仅仅是辉格派的专利…它隐藏在历史编纂的把戏之中，是所有历史学家都有可能陷于其中的未经反省的思维习惯。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的「情感谬误」。这种谬误来源于历史学家将史实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而做判断的实践，亦即，来源于历史学家以今为鉴来衡量和编纂历史故事的实践。

在他看来，史学家应当把研究过去本身作为目的，不得对过去的行为者进行道德判断，而应该成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调解人，因为历史学家「既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员，他只是被传唤过来提供证据的人」。他本人尝试着提供一种替代性方案，即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从过去的角度来理解过去」。

因此，有论者指出，巴特菲尔德的《历史的辉格解释》旨在唤起某种对过去的情感：为过去而研究过去，喜欢具体之物和复杂之物，去会见过去，以及寻找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差异性，「这种情感成为辉格史学的对立物、替代方案和解毒剂」。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历史学家能否跳出这种思维习惯，能否超越现在中心主义呢？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在特定的时空进行历史著述，他们的思考和写作受到生活环境和时代的影响。克罗齐声称：「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并且论证了「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

而在一些科学史家看来，历史理解明显受到现在的影响。首先，解释学已经证明，史学家的观点预先确定了什么值得研究以及研究的对象。考虑到史学家的观点必然立足当下，因此，史学必然是「现在主义的」。其次，一些相对主义者指出，史学家关于过去的图景是一种富于想象的建构。再次，根据语言哲学的发展，有史学家指出，历史写作始终以史学家生活时代的语言作为媒介，他们可资利用的词汇、概念和观念是当下的。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赫尔认为：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重建过去还是向读者解释过去，当下的知识都是至关重要的。从他身处当下来看，历史学家必须利用他所能利用的一切证据和工具来重建过去，即使过去的被研究对象无法获得这些知识。

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对历史进程做出概括，宏观研究尤其如此。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认为，历史学家肯定要概括，「历史学家并不真正对独特性感兴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独特性中概括出来的一般性」，因此，「说历史与概括无关，这是废话，历史因概括而繁荣昌盛」，而概括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概括，我们试图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把从一整套事件中归纳出的教训应用到另一整套事件中去…...那些摒弃概括、坚持历史仅仅与特殊关联的人，在逻辑上肯定是那些否认能够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的人」，而他们的这种断言「有悖于大量的、可见的事实」。

在巴特菲尔德看来，辉格史学就是一种「概说」，它与根据原始资料对获得的信息进行全面审视的历史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摘录者必须进行选择，而且往往从别人作品而不是从原材料中选择。巴特菲尔德声称，「只要变得更概略，所有的历史必然会成比例地变得更加辉格」。

巴特菲尔德认为，一方面，历史不能被真正概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概说。因为「如果把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细节都讲述出来的话，那么它将如生活本身一样混乱无序、千变万化」，然而他承认，「没有任何一部历史作品不是大大浓缩的，并且，它们实际上证明了一个断言，在实际的写作中，历史学家的技艺实际上正是节略（概说）的技艺；历史学家的难题正是这个难题」。

由此可见，历史概述是无法避免的。既然如此，史学家在这么做的时候，需要谨慎行事，不能采取极端的辉格式叙事，即把历史进程简化为线性的发展，编排一种英雄与恶棍、进步与反动势力相互冲突的戏剧，而是尽量展现不同历史力量之间的互动，尽可能呈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如果抛开辉格史学的英国外衣，那么，它的三大预设——年代误植、目的论和连续性概念——关涉到所有的历史书写。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上述三个特点，历史写作是不可能的。人们对历史知识的感知基本上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后：历史学家是通过回顾过去来展望未来，因此，他是连续性的发现者和追寻者，以便让历史事件的过程富有意义，以及易于理解。

当然，眼光只盯着当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史学家需要成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调停者，让过去和现在展开对话，这样才可能更好地理解过去与更合理地把握现在。同时，史学家也需要避免极端目的论和连续性概念导致的对历史的线性叙述，他「必须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一切如下信念：事件的进程是必然的或确定的…...爽快的决定论者是令人讨厌的」。

由此可见，尽管英国辉格党人及其同路人的史观自19世纪末期以来遭到严厉批判并走向了衰落，但是，广义的辉格解释或辉格史学并不会完全消失。

此外，辉格史学往往文辞优美、生动有趣，能够吸引广大的读者群体，而这种史学的叙事技巧并非不能与科学的、精细的研究相结合。

事实上，现今的历史学家尤其需要讲好自己的故事，以更积极的姿态服务于广大群体对历史知识的热情与渴求。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一方面，需要避免极端的辉格式解释，概而言之，就是不要拔高「进步之友」，避免建构一种必然趋向现在的信念和制度的历史叙事，不要自封为居高临下的道德判官，以及防止不加批判地把现在的价值投射到过去。这些史学上的谬误完全可以避免。另一方面，也不能陷入到绝对的反辉格式倾向之中，因为这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