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男，1953年生，祖籍湖北武汉，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师范学院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已出版《邓贤文集》多卷及《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中国知青终结》等，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在国外出版。曾获两届全国报告文学奖，首届徐迟文学奖、全国纪实文学特等奖、第二、三届人民文学奖、全国青年优秀图书奖、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四川省文学奖、巴金文学奖、成都市政府金芙蓉文学奖（第2、3、5、6届）等。2009年当选“影响四川改革开放风云人物”。

邓贤，作家。以其知青的出身，和以知青为题材的创作，常被称为“知青作家”。

主要作品为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落日》《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等。

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学士学位；1982-1988年，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任助教、讲师；1988年，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著有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知青梦》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落东方》载1995年第1期《当代》杂志；长篇纪实文学《落日》等作品。

中国当代作家，以创作纪实小说闻名。生于1953年，四川成都人。曾在云南边疆当知青七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于成都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长篇小说《天堂之门》《邓贤文集》等。多次获全国文学大奖。

1971-1978年，云南省国营陇川农场插队；1978-1982年，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学士学位；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任讲师、副教授。

1953年，邓贤出生在广元，四川大华纱厂。他的祖父是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裕大华资本集团老板，商界显赫人物。外祖父的叔叔石凤翔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中国纺织工业教育的先行者，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嫁给了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

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在中国最贫乏的年代，有着比其他孩子更优越的童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到来，邓家突遭变故。北京的红卫兵从中央统战部拿到名单，来成都照单抄家，邓家与旧时代的成都名流邓锡侯、刘文辉等8个家庭，成为四川第一批被抄的人家。

此后，邓家人成为“黑五类”，邓贤成了“狗崽子”。这时邓贤还在上小学。家庭影响使邓贤性格早熟，志向高远。他总要求自己比别人做得多，做得好。上中学时，他总是在半学期时把整学期的数学自学完。那时的中学教育，有“与工农相结合”一说，邓贤曾在电子管厂学习3个月，在学校办了一个“二级管厂”。后来他提前离校到边疆，“二级管厂”成为他留给母校的礼物。

邓贤从小有两个梦想：一是打乒乓，打成世界冠军；然后当作家，做托尔斯泰。1969年上初中，只上了两年，两年期间，两次夺得成都市中学生乒乓球团体冠军。 正当少年邓贤做着冠军梦的时候，他被集训队开除了。一天，他被军代表叫出来，给他念了一段当时引用率很高的毛主席语录，按照当时主旋律的阶级斗争观念，邓贤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被预设为会有“恨”。第二天，他就离开集训队，回普通中学了。

他觉得要去就得彻底，去越远的地方越好。母亲留不住他，只得忍心让他走，并在他的手腕套上一块欧米茄表。那是邓贤的父亲在1943年随中国远征军去印度作战的时候，邓贤的奶奶给他的。后来，这个代表着邓家光荣历史的“传家宝”，被邓贤在云南农场劈柴时摔坏了。

1971年7月7日，开始试运行的成昆铁路，载着邓贤一行一千二百多青年，向边疆进发。他们预先被告知，边疆建设兵团“不招工、不招干、不招兵”，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终生落户在那里。

“那一天本来天气非常好，但是火车要开的时候，就下起大雨来了。”邓贤永远记得那情景，“火车一动，整个车站哭声一片，我就看见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给那个人群挤得非常可怜……我感到生离死别，悲从中来，我第一次嚎啕大哭，躲进厕所，大哭了一场。” 试运行的火车经过两天的摇摇晃晃到达楚雄，改坐大卡车。150辆卡车在滇缅公路上卷起阵阵黄沙。周围越来越荒凉的景物，是邓贤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又经过6天汽车颠簸，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怒江以西，南望缅甸。

这里已经聚集着13万知青。他们来自重庆、成都、昆明、北京，主要是上海，他们的正式称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建设兵团，简称为“云南建设兵团”。邓贤在这里进入的具体编制是，云南建设兵团3师10团3营5连。

落脚下来，邓贤刚好满18岁。他将在这里度过将近7年艰苦的青春岁月。

1977年10月，当人民日报的人经过15天的跋涉来到陇川知青农场，带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邓贤已经在那里度过了6年零3个月的青春。18岁离开成都来到边疆。

高考，对于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的初中生邓贤来说，意味着机会来了。

他打着赤脚，从工地到考场，他憋着太大的冲动，他不自觉地在考场上展示才华，而忘记应该争取分数：语文考试两个作文题，《青松赞》和《攻书莫畏难》，只须任选其一，但他把两个题目都做了。“我一拿到《青松赞》这个题目就觉得文思泉涌，没有打草稿，直接在考试纸上写的，一气呵成。完了，又写了另一篇。完了，还剩下10分钟，我写了一首诗。” 后来，邓贤的高考作文《青松赞》在《云南日报》刊出。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上学之前，他就在学校出名了。他晚去了一个星期，学校已经根据他的履历，确定他为年级党支部书记。写作课老师又把他的高考作文作为教学范文。

5年“更夫”成了条件反射，在云南大学的学生宿舍第一天早晨醒来，他习惯性地跳起来去敲钟，“差点从高床上摔下来”。当他看到同学们都在睡觉，看到“这世界上还有不出工的地方，觉得很不平等”。这种心理错位居然整整一个月才调适过来。

然而，毕竟学校才是邓贤最应该去的地方。在学校，他如鱼得水。

大学时期，他疯狂般练习写作。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这一年，他一鸣惊人。他用一周的时间，把作家航鹰的短篇小说《明姑娘》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云南台播出受到欢迎，又在中央台多次播出。后来，他的这部电视剧处女作获得首届全国大众电视金鹰奖。

同时，这一得意之作也意味着年轻人的莽撞：它未经著作权人航鹰的允许。许多年后，人到中年的邓贤对此深怀歉疚，他说自己很希望有机会对前辈作家航鹰当面道歉，说一声对不起。

1987年，邓贤要调回成都了。他对知青的命运一直耿耿于怀。当时的感觉是，“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他请了两个月创作假，揣了两百块钱，准备开始他的知青历史的写作。可是，他在搜集素材途中，改变了主意。

他发现了抗日战争的旧战场。那是一座山，山之陡，达到60度。满山战壕，坦克壕、雕堡，松树上还有弹痕。这是他父亲的战场，这里牺牲了2万军人。父亲属国民党远征军，他从来没有向邓贤讲过他当年的抗争。他想，才过了40多年，历史不仅被扭曲而且被遗忘，连儿子都不知道父辈的牺牲。作为知青，不过是劳累，比起战争算什么，比起父辈算什么，比起战火中的青春算什么，父辈的英勇抗战关系着国家的存亡，而我们呢？邓贤感到个人在历史面前的苍白渺小。他说，“我在山顶上坐了一天，我就从那儿站了起来，长大了。”

他决定写他的父辈。1990年，邓贤的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记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的历史的《大国之魂》，获得首届青年优秀图书奖。

但为邓贤赢得更大名声的，却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知青梦》。接下来有《天堂之门》《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共5部纪实长篇小说。邓贤出名了，他被称为“知青作家”，甚至被称为“知青代言人”。

知青情怀，是邓贤永远的烙印。

人生是这样乖谬，憎恶和缅怀，可以指向同一事物。邓贤认为，知青运动完全是一场破坏，如果说要找一点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带去了一点都市文化，一个赤脚医生，一个会计，但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而不是知青下乡的形式。知青是强迫去的，跟志愿者组织不一样。所谓“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也不满意”。就个人选择来说，“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会去当知青，如果可以当兵，我也不会去，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认真地生活过……我每天在劳动，但是，心怀不满。”

但是，邓贤也“感谢生活”。书写那段历史，成为他个人的历史任务。那里也成了他的一种精神联系，他至今每年都要回云南好几回，当然也少不了去看当年生活学习的地方，去看“干妈”，那些曾经互相照顾过的人。

邓贤用极大的热忱去描写知青的命运。为了写那一群知青中的“极致”——带着输出革命理想去缅甸打仗的知青，他两次深入缅北山区，深入那些在外界传说中异常危险和奇异的地方。第一次出去带回《流浪金三角》，第二次后有《中国知青终结》。“终结”二字不是邓贤的原意，是出版社的主意。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作家，他书写历史，而对知青的历史认识远未终结。

不过，邓贤认为他有激情过度的时候。他说，因为当时太激动，《中国知青终结》这本书“写得太使劲，太投入了”，还可以写得冷静些。

知青是邓贤永远的激动。邓贤崇尚理性，但他仍是一个充满感性的人。正如他自称“不爱哭”，但有时却会哭得没有收拾。《中国知青梦》出版以后，去鲁迅文学院讲课，讲到盈江农场的故事——一个女知青在床上看杨沫的《青春之歌》，睡着后油灯引起火灾，烧死10个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上海女知青。她们共同拥有一个半圆形的坟墓，朝着上海的方向——的时候，“本来挺平静的”，结果，“突然悲从中来说不出话来，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儿嚎啕大哭了半个小时”。

曾有年轻学者批评过他的作品“自恋”。邓贤说，“我要警惕自己，不要自恋。我希望自己不要停止反思。反思使自己的‘情感质量’更高。我爱知青，但是，知青曾经很无知。今天，知青一代已经成为社会中坚，有重要的领导干部，有社会学家和作家，但是基本上没有科学家。一个人不能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知青一代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陷。 ”

■《大国之魂》，描写二战期间发生在中、印、缅战区有关中国远征军浴血抗战的长篇纪实文学。全书约三十一万二千字，一九九零年十二月由北京《当代》杂志发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台湾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外出版发行。该书一九九三年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获中国“人民文学奖”，同月再获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三届金芙蓉文学奖一等奖”。一九九五年二月获中国文化部、广播电视部、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该书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第四十六卷。

《大国之魂》在一九九五年被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峨嵋电影制片厂联合改编摄制为十集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

■《中国知青梦》，描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城市学生下放农村和边疆劳动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全书约二十七万六千字，一九九二年十月由北京《当代》杂志发表，一九九三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有两百家报纸杂志转载，美国加州《天天日报》转载达三个月。该书获《人民日报》“时代潮”杂志“一九九二年华业杯全国优秀纪实文学特等奖”。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获中国“人民文学特别奖”。一九九五年五月获中国“1992—1993年度全国报告文学大奖”。

■《落日》，描写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到南京陷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全书四十五万字，一九九五年二月由北京《当代》杂志发表，当年由全国十几家报纸杂志转载。一九九六年四月由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天堂之门》。199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描写下乡知青返城后在现代社会中沉浮起落的个人命运。该书被评论家称为“后知青小说”的代表作。获 1999年四川省“王森杯”文学奖。

■长篇纪实文学《流浪金三角》。2000年《当代》杂志第三期节选发表，同年6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描写金三角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沧桑巨变，深入揭示生活在那个特殊地区的人群与环境的复杂关系，同时刻画了一群作为流浪者的华人难民的巨大命运悲剧。该书一出版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知青终结》。2004年《当代》杂志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记录了一批跨越国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们的命运。回味三十年前那沸腾的热血，怀念艰苦的乡村生活，追忆牺牲的知青战友，正渐渐成为一代人的精神珍惜。

■ 纪实文学《黄河殇》。200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初出版。继讲述飞虎队抗战、淞沪会战后，关注起68年前武汉会战的花园口决堤，无疑是抗日作品“惊艳”又一枪。淞沪抗战失败，首都南京陷落，徐州会战失利，国民党军队全线败退，武汉及后方城市频遭轰炸，抗战局势不断恶化之际，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白热化。日军大举反攻，开封失守，郑州被围，京汉铁路被切断，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被迫下令花园口掘堤，“以水代兵”，一时间黄水滔滔，千里中原顿成泽国，千百万老百姓或为鱼鳖，或为饿殍，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此乃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也是日军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和如山铁证！

■《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2010年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描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次大转折，是难得一见的纪实文学原创作品(由于作品的特殊性和敏感性，该类题材作品基本上都是“编著”，极少原创)，书中着重刻画的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一对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生死对手和领袖人物形象，则更是为当代文学作品中所鲜见。

■《帝国震撼》，2010年又一力作，35万字泣血描述中国抗战最惨烈、最重大的战役——淞沪大战，揭开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全民抗战的历史大幕。

■2012年，邓贤著《父亲的一九四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个人文集： 　《邓贤文集》1—3卷，共九十万字，一九九六年五月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饥饿杀人狂》，为中篇集，收有作者八十年代发表的六部中篇小说。第二卷《大国之魂》，第三卷《中国知青梦》。 　另有三卷《邓贤文集》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

■另有各种选本选集合集十几种。（略）

由于个人文学创作成就突出，一九九四年九月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颁发的“庄重文文学奖”。

1995年5月获中国“1992—1993年度全国报告文学大奖”等

《圣土并不遥远》，黄国柱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绿色的家园感》，廖全京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大国之魂与关注文学新人》，何启治著，见《艺海双桨》，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以及散见于报纸刊物的各种评论数百篇（略）。

邓贤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写作本身。“我太热爱文学了，我是一个终生的文学爱好者”，已经50多岁，功成名就的邓贤，提起文学二字，还是初恋般地深情。他没浪费过时光，即便在最困厄的年代，也一直在向他心中的文学理想靠近。

在所有的人生岔路口，他放弃了一切别的可能的人生方向，只走文学的路。大学毕业，选派给云南省委主要领导当秘书，他没有去，因为那条路可能不通往文学；1985年，堂兄从美国回来，帮助他去美国留学，但是，他不知道当作家还去美国干什么；1996年，有机会移民加拿大，“更觉得没有意思：我必须守住我的母语”。

直到现在，他一边教书，还每天早晨写到下午，写作时间超过5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