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浑河（蒙古语：Орхон гол；英语：Orkhon River）位于蒙古中部偏北，是蒙古国最长的河流，发源于后杭爱省的杭爱山脉（中国古代称为燕然山），向北经过1124公里后注入蒙俄边界的色楞格河。鄂尔浑河主要支流为土拉河及塔米尔河。

这条河流整体都在蒙古境内，发源于杭爱山脉森林茂盛的山坡。它向东流出山区，然后转向北，经过古代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一个断层将鄂尔浑河与色楞格河分开。两条河都流向东北，在俄罗斯边界南侧的贸易中心苏赫巴托尔(Suhbaatar)会合。然后色楞格河继续向北流入俄罗斯。1889年在哈拉和林附近发现8世纪时的墓碑，上面有一些已知最古老的突厥语的文字，称鄂尔浑铭文。

鄂尔浑河全长1130千米，只有在7、8月间可以通航吃水浅的拖船。流域面积约13.2万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土拉(Tuul)、哈拉(Haraa)和友鲁(Yoroo)河，它们都发源于肯特山脉，而且都从右侧注入鄂尔浑河。土拉河在去鄂尔浑河的途中流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由于雨量不稳定，冬季酷寒，所以沿鄂尔浑河的农业只能维持基本粮作。

蒙古北部河流，色楞格河最大支流。发源于蒙古国中部杭爱山脉南麓，流向东北，在接近国境处与色楞格河汇合，注入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全长1124千米，流域面积13.8万平方千米。支流众多，较大者有土拉河。水浅，且涨落变化大，有4个月结冻期，夏季可通小船。流送木材作用大。

沿河有数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回纥帝国第一个首都王庭牙帐、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俄国探险家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又发现了匈奴单于的坟墓。

鄂尔浑河及其支流塔米尔河河谷附近的蒙古黄金宫帐、回鹘牙帐城、窝阔台夏宫与匈奴三连城。虽然是走马观花，匆匆来去，然而惊鸿一瞥，值得长久铭记。

过鄂尔浑河大桥北行，贴着杭爱山西麓，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到Khotont县城所在的山谷的谷口，然后西向进入这个山谷。这里已经离开哈拉和林所在的前杭爱省（Ouml;vouml;rkhangai Aimag, Ouml;vouml;r意思是“南”），进入了后杭爱省（Arkhangai Aimag，Ar意思是“北”）。沿此山谷西行，就进入杭爱山腹地了。从山谷深处冷杉林里流出来的小河，出山之后北流，一直流到下午我们要去拜访的窝阔台夏宫。在这个到处是马群的山谷里，有一座古城遗址。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Ochir）先生说，这里是一座蒙古古城遗址，一般称为黄金宫帐。古城规模不大，城墙遗存已经不太明显，城内外草地上有数十头老鹰缓缓走动，人靠近了才盘旋而起。这些老鹰体型硕大，目光阴冷。两天前在布尔干省(Bulgan Aimag)的达欣其楞县(Dashinchilen Sum)境内草原上宿营时，宿营地旁边的山崖上，就有一个鹰巢。鹰巢裸露在一块高耸的石崖上，白色的鹰粪让鹰巢和四周崖石看上去如同覆盖在白雪之中。中医药材有所谓“鹰粪白”，用以治疗面部瘢痕，大概就是取其纯白如雪吧。受到不速之客惊扰的老鹰呼啸飞腾，一直巡弋在我们营地的上空。跟那头惊怒之中的老鹰比起来，这里大群的老鹰显得悠闲而又傲慢。

从黄金宫帐遗址所在的山谷出来，在平缓辽阔的鄂尔浑河河谷草原的西部边缘继续北行，穿过有着高高的芨芨草的低洼地区。再走不到半小时，汽车突然东转，远远地看到东边草原上突兀而起的古城墙，那就是著名的回鹘牙帐城（Khar Balgas，蒙语意思是“黑虎城”）。敖其尔带着大家走向地上散放着的一些大块石头。当看到那块蟠龙碑首时，有人大声喊了起来：“九姓可汗碑！”是的，这些破碎散放的花岗岩石块，就是著名的已经碎裂上千年的回鹘九姓可汗三体文碑的一部分遗存。所谓三体文，指此碑分别以汉文、突厥鲁尼文和粟特文写成。汉文碑题作“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碑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是歌颂保义可汗光辉事迹的。

九姓可汗碑及其附近的回鹘牙帐城遗址，是1890年被芬兰人里克尔（H. Heikel）发现的。碑身当时已经碎为八块，后来破损更为严重。里克尔于1892年在赫尔辛基的Finno-Ougrienne学会的出版物上以《鄂尔浑碑铭》（Inscriptions de L’Orkhon）为题发表了他的惊人发现。那时候突厥文和粟特文都还没有被解读出来，要了解碑铭的意义，只有根据其中文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1892年编订《蒙古考古图录》收有鄂尔浑诸碑，1893年，俄国驻华使节拿着这书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帮助，清政府派沈曾植出面，对书中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九姓回鹘可汗碑的中文部分作了研究。后来李文田编写《和林金石录》，也收录并考释了九姓回鹘可汗碑的中文部分。王国维著有《九姓回鹘可汗碑跋》，利用中文史籍研究碑铭所反映的回鹘历史，把这一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突厥文和粟特文的先后成功解读，可汗碑的丰富内容得以充分展示，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了，尽管长年的破损使碑铭的保存状况相当不好。

国内有回鹘史专家介绍此碑时，称此碑位于“柴达木河畔”，其实是在鄂尔浑河西岸的回鹘牙帐城南，立碑处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建筑遗址，有学者认为应当是一个摩尼寺。可汗碑就位于此寺东端。1996和1997年，日本大阪大学森安孝夫教授领导的考察队（有趣的是，当时的蒙方合作人也是敖其尔教授），两次来到回鹘牙帐城考察，九姓回鹘可汗碑是考察重点。他们对现有碑石、历来有关记录及各国所藏碑铭拓片作了细致和全面的研究。根据他们的研究，原碑三体文字中，中文应当有34行，粟特文45行，突厥鲁尼文可能多至116行。碑铭拓片，分别收藏在圣彼德堡的亚洲博物馆、巴黎的亚洲学会、京都的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与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大阪的大阪大学文学部、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国有两家图书馆收藏此碑拓片，一是国家图书馆，一是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长久以来，残损的粟特文和突厥文碑铭部分，有多种版本的转写和翻译，最新的转写和翻译，是日本的森安孝夫（突厥文）和吉田丰（粟特文）两位教授完成的。

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碑文涉及回鹘史的许多重大问题，比如有关回鹘信奉摩尼教的材料，一直受到学界重视。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回鹘牟羽可汗协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次年从洛阳北归时，携带了四名摩尼教僧人，这是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开始。据可汗碑的中文部分记录，“爱登里罗汩没蜜施颉咄登蜜施合俱录苾伽可汗”（应当就是牟羽可汗，可汗前面那18个字是可汗号）从东都（即洛阳）北归时，“将睿息等四师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故能开正教于回鹘”，造成回鹘“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并且抛弃传统的萨满，使摩尼教在回鹘地区获得独尊地位，“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慕阇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根据森安孝夫教授的转写和翻译，在突厥文部分也有与摩尼教直接相关的文字。

与毗伽可汗碑不同，回鹘可汗碑不仅碎裂，而且早就不完整了。据说19世纪末就有俄国人把两块较大的石块运回圣彼德堡了。即使这两块还在，也难以拼合出原碑的模样来。也许正是因此，剩下的碎块才随意散放在草地上。轻风飘过，蚂蚱们从草丛高高跳起，落到可汗碑的碑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北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回鹘牙帐城。我们步行穿过略有起伏的草地，经过了东西排列的那一列塔形夯土堆，下到青草茂盛的护城河里，再从护城河向上，爬上七米多高的夯土城墙，来到牙帐城的城墙上。这下，可以看到全城景象了。在蒙古看到的十多座古城中，回鹘牙帐城无疑是最给人深刻印象的，最高大，最雄伟，让人联想起毛乌素沙地里的统万城。回鹘牙帐城位于后杭爱省Khoton县境内，恰恰在前杭爱省的省界以北，其经纬度是：N47ordm;33.837acute;E102ordm;39.490acute;，当然不同的测定，数据会略有不同。有机会去的，可以凭借GPS直接在鄂尔浑河谷里找到它，即使数据微有误差，高耸挺拔的城墙会在你相距极远的时候就向你发出召唤。漠北回鹘汗国于751年建造此城，后来此城长期作为回鹘的首都，成为漠北的政治文化中心，直到840年黠戛斯人摧毁漠北回鹘汗国。

全城呈不规则方形，历来测量数据都很不一致。据森安孝夫教授等人1997年测定，北城墙长424米，西城墙长335米，南城墙长413米，东城墙长337米。南、西、北三面城墙外都有护城壕，由于低洼，壕内草长得格外好，郁郁葱葱，形成深绿色的长条。在保存较好的北侧护城壕的内侧，还能看到另有一列较矮的短墙，似乎是某种军事设施。城东西各有一门，西门还有很大的瓮城，瓮城外似乎还有低矮的城墙。城内有明显的坊墙遗迹，看得出城内有规整的街区规划。苏联学者在城内做过发掘，据说找到有唐代风格的莲花纹瓦当。城内东南角有一片明显高出城内地基约四、五米的高台，其规模应当相当于一座大型建筑。从地上的砖瓦残片来看，这里的确曾经有建筑。这个高台俯瞰全城，形势优越，与中古洛阳的金墉城颇可相类。猜想这里应当是可汗宫帐所在。在东城墙以外，还有明显的街区遗迹，坊墙格局与城内相近。这也许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区，遇有外敌时，他们可以从东门撤入城内。从南城墙向外看，相当大的范围内也都有田垄或矮墙的遗迹。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灌溉农业的痕迹。

城南北两侧，在城壕之外约50米处，各有一列夯土塔形建筑。这与哈拉和林的额尔德尼召周围的白色佛塔有些相像。城内西侧，有一个巨大的高塔。城内外的塔形建筑究竟是什么？蒙古学者认为是佛塔。从很早以来，欧洲很多学者如拉德洛夫等也都认为是佛塔，当然另有学者认为是用作军事瞭望的高塔。一般的旅游指南（如著名的Lonely Planet系列）也都说是佛塔。可是，回鹘崇信摩尼教，怎么会有佛塔呢？说是佛塔显然是不符合回鹘汗国宗教生活实际的。苏联的米诺尔斯基、日本的森安孝夫等，都不赞成这种解释。关于城内高塔的属性，新疆吉木萨尔的北庭古城内也有这么一座土塔，因此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它解释为军事设施（联想一下，河北定州还有一座绝高的北宋料敌塔）。那么，城外南北两侧的两列塔形夯土建筑，又是什么呢？显然还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摩尼教禁杀生，禁食荤腥，所谓“食菜事魔”。九姓回鹘可汗碑里也说回鹘汗国信奉摩尼教之后，“熏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这对游牧经济下的回鹘社会生活方式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当然并不是所有汗国人民都彻底放弃传统生活，严格遵守摩尼教义。但即使是核心集团微小程度的改变，也需要有足够的经济上的支撑。筑城定居，灌溉农业，集中工匠，等等，大概都是与此相辅相成的社会变革。回鹘与唐朝政权之间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安史乱后唐朝每年给予回鹘的巨额赐赠，以及每年的马缣交易的“和市”（白居易诗所谓“五十匹缣易一马，缣去马来无了日”），给回鹘汗国统治阶层维持其脱离于传统游牧经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在回鹘牙帐城看到城内外规整的坊墙街区和规模宏大的田垄格局，也让人恍恍惚惚以为自己身处农业地区，而不是在蓝色天穹下的漠北草原上。

窝阔台夏宫（Doytyn Balgas）。夏宫遗址上可随处见到有着孔雀蓝琉璃面的墙砖，这种蓝色在中国很难见到。考察队不少人都捡拾了几块，号称要带回去作纪念。事实上一路上大家都在收集各类砖瓦碎片，每离开一个宿营地，都会见到被丢弃的收集品。夏宫北面是一个几近干涸的小湖Doytyn Tsagaan，周围草地盐碱化严重。大概当年这里还是一个肥美的牧场。从窝阔台夏宫向北行车1小时40分钟，约下午5点，到达塔米尔（Tamir）河。塔米尔河水量很大，河谷青草茂密，桦树成林。

三连城

三连城（Hudgiyn Denj），是三座大型古城东西并列分布，敖其尔说一般认为是匈奴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