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学者马端临编撰的一部典章制度史。

全书凡三百四十八卷，计《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案考》二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五卷、《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职官考》二十一卷、《郊社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王礼考》二十二卷、《乐考》二十一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经籍考》七十六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纬考》十七卷、《物异考》二十卷、《舆地考》九卷及《四裔考》二十五卷。 此书以杜佑的《通典》作蓝本，所以《田赋》等十九考，皆依《通典》而重加离析；惟《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则广《通典》所未及。章学诚评它“无别识，无通裁”。

《文献通考》，简称《通考》，是宋元时代学者马端临编撰的一部典章制度史，共348卷。因“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自序》）。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沿革门类较杜佑《通典》分析为详，计有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糸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等24门。

除因袭《通典》外，兼采经史、会要、传记、奏疏、论及其他文献等，资料较《通典》丰富，于宋代典章制度尤称详备。其中刑考分为刑制徒流、详谳、赎刑、赦宥等。可供研究中国法制史参考。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该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廷鸾20岁时就在家乡当“童子师”，考取进士后，先后做过池州教授、史馆校勘枢密院编修官、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一系列文教和编史职位。辞职还乡后，过了17年隐居生活，始终勤于读书和著述。先后著有《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洙泗裔编》、《读庄笔记》等书。这对马端临有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为他展示了一条精神充实而富足的生活方式。使马端临立志做一个唾弃功名利禄，专心治学的学者。马廷鸾的座右铭是：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富以还子孙。”

马廷鸾还亲自指导马端临读书。在父亲的指导下，马端临对各种体例的史书，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且广泛涉猎，以“通儒”自许。由于马廷鸾自身就非常好学，而且博学多才，所以家中藏书十分丰富，使马端临能够方便地接触到很多的书籍和资料，也为他著《文献通考》提供了有利条件。马端临在《通考·自序》里说：“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

在《文献通考》的编撰过程中，马端临也得到了马廷鸾的悉心指导。从全书的指导思想到编写体例，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都贯穿着马廷鸾的辛勤劳动与深思熟虑。可以说《文献通考》凝结了父子两代的心血。在历史方面，马廷鸾也著有《读史旬编》，这是一本普及性历史读物，主要供给孩子教授历史用。马廷鸾的许多历史见解被马端临以“先公曰”的形式收录在《文献通考》里。

另一位对马端临著书产生影响的是他的老师曹泾。曹泾是朱熹的血脉传人，宗奉朱熹。这使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里很多见解都接近朱熹。但马端临对“心学”也有所涉及，《通考》里不少地方就夹杂着“心学”的痕迹。这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变化中朱陆门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马端临在咸淳九年（1273年）漕试第一，但他决心不做官。随父亲归隐。在父亲死后，他做过慈湖书院、柯山书院的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在《文献通考》外，马端临还有《多识录》153卷、《义根墨守》3卷、《大学集注》等，可惜都已失传。《文献通考》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马端临编撰《通考》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成书于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历时22年。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道官王寿衍访得此书进呈。

全书记载上古至南宋嘉定间各代典章制度，对《通典》有所补充，发展，尤详于宋代史事。各类皆有按语，表达作者的独立见解。自序称所引古经史为“文”，所参学士名儒议论为“献”，因以名书。

对于历史的发展， 马端临认为是受“势” 的支配， “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而“势”又是受“利”的支配。所以他认为像井田制封建制等已经成为过去，要想返回去是很困难的，后世不能幻想靠照搬古代的某种“良法”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和当前的社会危机。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赞同变法。对于两税法，他认为是“乱离之后，版籍既已隳废，故不容不为权时施宜之举”。他破除了那种理财之臣都是聚敛之臣的偏见。对王安石变法，他虽有批评，但基本还是肯定的。

他极力赞赏汉文帝、隋文帝躬履俭约，轻徭薄赋。而且对隋文帝为完成统一，建新都、平陈、平叛花费大量钱财，毫不吝惜也做了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隋文帝重视法律，赏信罚必，是暗合孔孟之道的。

马端临从南宋人口比蒙古人口更多最后仍被元朝所灭这一客观事实出发，首先提出了国家的强弱不是由人口数量所决定，而是由人口质量所决定这一重要观点。他说：“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音雨，低劣）情之辈，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扦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到了后代，由于人们“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J9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某肩摩袂接，三孱（音馋，懦弱）不足以满隅者，总总也。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文献通考，户口考序》）马端临把人口的质量仅仅归绪为人们的才智与窳惰，固然是片面的，但他不仅对传统的人口愈多国家愈强的观点进行了公开否定，还明确提出了人口质量有高下之别，紧紧把国家的强弱同人口质量连在一起。

“会通因仍之道”的史学思想。所谓“会通因仍之道”，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沿袭继承和变革创新的融会贯通，探究历代典章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写道：“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汇错综，原始其终而推之，固未易言也。”他认为典章制度在历代是相因袭的，“典章经制，实相因也，殷因夏，周因商，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观也，唐之卫府，本周制也。”马端临认为，“典章制度的变革有一个过程，并且有其自身的相因关系。只有借助于撰修通史，才能如实反映这一变革过程及其相因关系。”《文献通考》二十四考从上古时期开始，按时间顺序编排至南宋末年，将历史上各类典章制度的变化贯穿于各章，以达“通古今之变”的目的。

“变通张弛之故”的史学思想。所谓“变通张弛之故”，是指典章制度发展变化的原因。《文献通考》并不以叙述“会通因仍之道”为其根本目的，叙述会通之道是为了总结“变通张弛之故”，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承袭、变革的梳理，形成对历代兴亡的认识，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受南宋后期史学对历史总结的影响，马端临从更为开阔的视角探究历代衰亡的原因,马端临马端临补齐司马光《资治通鉴》省略的典章，说明唐代杜佑所撰的《通典》审备不详、分类不精等疑惑，作《文献通考》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选举、学校、职官等二十四考，从上古至南宋末年分门别类，详细叙述，以达到其“会通因仍之道”和“变通张弛之故”的目的。

《文献通考》是以《通典》为蓝本，兼采经史、会要、传记、奏疏、议论等多种资料，扩大和补充内容。在内容上比《通典》更加广泛，在分类上比《通典》更加精密。对于《通典》的体例和内容，马端临都有深入的研究。马端临认为《通典》条目设置未为明备，史料取舍颇欠精审，留下了许多缺陷失误和遗憾。在《文献通考·自序》里他对《通典》做了详尽的分析。取其得，补其失。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体例设计首先在思路上，他就不同于《通典》，《通典》是为了对行政事务有所助益，始终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作为亡国遗民，马端临考虑更多的是宋朝为什么会灭亡。潜心探索历代典章制度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渴求找出规律，掌握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有些条目的设计上也显示了时代的进步。如《通典》礼部分多达100卷，占了全书的一半。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把礼进行了大规模的压缩。仅为其书的六分之一。还将“边防”改为“四裔”，从“边防”看多少带有敌意，包含战争的气氛， “四裔”表达了各民族的友好共存。其内容也比《通典》相关部分增加了36倍。

对于经济内容他也很重视。在他之前，郑樵编《通志》把“食货”部分放到了14位。马端临又把它放到了首位。在他的24门中，食货占了8门；在348卷中，也占到了27卷。在职官部分也着重记述了一大批财政官，如户部尚书、太仆卿、司农卿、将作监、度支营田使、租庸使、两税使、户口使、转运使等等，还有禄秩、职田以及兵门中的马政等。在字数上，总共470余万字，比《通典》多了283万字。总字数虽不及《通志》，但《通志》中纪传占了很大比重，《文献通考》专考制度，在这方面其成绩远远大于《通志》。

《文献通考》的具体体例是：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按时间先后排列。《文献通考》除了排比材料，还有叙述以及考证和论断。《通考》的每一条目，凡是顶格排行的，就是“叙事”部分，这也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文”。马端临说：“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文献通考》中凡是低一格排行的，就是“论事”的部分，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献”。对于这一部分，马端临的设计是“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通考》中凡是低两格排行的，是马端临自己的议论，“其数之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辞而未当者，研精罩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一般认为这一部分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考”。

后人对马端临在南宋灭亡后独善其身的做法也有所批评。特别是他为了不触及元宋交兵，而把《文献通考》截断在嘉定五年（1212年），使宋代典章制度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文献通考》包括的历史时间比《通典》和《通志》都要长，材料也更丰富，六倍于《通典》，三倍于《通志》，其参考价值也在两书之上。

《文献通考》成书之后，封建统治者看中了它在经邦治国上的社会价值，将它和《通典》、《通志》一起称为“三通”。清初几代皇帝一再“命礼臣订补残缺，御制序文，梓行宇内”。乾隆时，设立“三通馆”续修“三通”，成“续三通”和“清三通”。这固然有“粉饰太平”、“网罗文人”之嫌，但毕竟不是无谓之举。乾隆皇帝在《文献通考》序中说过：“是编也，诚考据之资可以羽翼经史，裨益治道，岂浅鲜也哉。”在《四库全书》中，“三通”被列入史部政书类。何谓政书?《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政书类小序称其为“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可见，事关国家大计决非“对策敷陈”的指南之类。此其一。再者，元代统治者和清代统治者一样，也十分重视《文献通考》。元仁宗延j右四年(1317年)道士王寿衍奉旨寻访道行之士，于饶州路访得马端临《文献通考》原稿68册，上奏获准官印。元仁宗准印《文献通考》和清高宗为《文献通考》作序印行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创立了文、献、考的特殊编撰形式。全书内容在编排上采用这样一种独特方式：叙事部分称为“文”，对历代典制作了探本溯源的考察；论事部分称为“献”，力求汇集各种学术见解，他本人的考证意见也以“按”的形式附在后面。马端临创立的这种新型编纂形式，既能使我们清楚了解各项典制的沿革变化，又能让后来学者基本熟悉历代学者对它们的看法。

其次，重析门类，增立新目。《文献通考》一书基本取法《通典》，同时又吸收《通志》之长，使其体例更加完善。《文献通考》吸收了前人的长处，对封建社会面貌的考察更加全面、细致，几乎涉及到封建社会结构的所有主要内容。马端临进一步完善封建社会结构的编纂形式，是他发展会通思想的一个表现。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可能《通考》的“叙事”部分的史料价值最高。因为它主要根据的是现已失传的宋代国史和现已残缺的会要。

其实其“论事”部分，也很有意思，汇集百家思想，不仅收集前人议论，对当时的同辈学者也积极收集。当然作为史料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其引用的前贤议论及著作，有些现今已经不传了；即使现存的，也可作为校勘资料。但是这种就某一专门问题汇集百家看法的编撰方式是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等于各门各派，穿越时间和空间，一起跑到你面前讨论争吵辩论，让你有机会兼听各门各派的各种思想各种想法。也让你有机会在思想的碰撞中得出自己的想法。如沙随程氏（程迥）、石林叶氏（叶梦得）、致堂胡氏（胡寅）、山斋易氏（易祓）、止斋陈氏（陈傅良）、水心叶氏（叶适）、东莱吕氏（吕祖谦）、巽岩李氏（李焘）还有马端临的“先公”马廷鸾都一起来和你讨论。他还引用了不少宋人的笔记，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洪迈的《容斋随笔》、沈括的《梦溪笔谈》等。

最后是“考”，是马端临自己的看法。由于其综合百家，眼界开阔，往往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一部分也非常值得一读。这些见解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反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更显其价值。

《文献通考》书中卷三二八至三三一是岭南少数民族史的专篇，对岭南各个少数民族分别叙述，涉及起源、地理分布、社会风俗、民族关系等等方面。涉及岭南少数民族的主要有盘狐种、擦、西原蛮、交趾、南丹州蛮、抚水蛮、黎桐、古城（此条在卷三三二）等，在叙述上是从接近内地到外圈，逐层序说的。开始全部引用杜佑《通典·边防典总序》，可以看出马端临的民族观上的继承。但是他并没有因袭杜佑的体例，而是对每个族属给予专篇叙述，除了地域的说明外，还抓住岭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做出解释。

此书得以流传。自刊刻以来一直得到好评。元人评价他：“行履端纯，词章雅丽，家传鼎鼐之谱，幼馆阁之储，知前代之典章，识当世之体要。” “凡于治道有关者，无不彪分汇列，井井有条，治国安民，特举而措之耳，此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

当代史学家张舜徽先生曾经说：“马端临既就杜氏《通典》补充其内容之所未备，分析其门类之所未详，并且把它向前发展了，可以说，《通典》一书的精华已包含在《文献通考》中。”

《四库全书总目》文献通考条下也说：“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

《文献通考》问世后，代有续作，形成了一套前后连贯自成系统的《文献通考》系列。

《续文献通考》有两种。

明代王圻所撰。比《文献通考》增加了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等门，发展成30 门。共254卷。年代上与《文献通考》相衔接，上起南宋宁宗嘉定，下至明万历初年，辑宋末、辽、金、元、明史事议论，明代部分最为丰富。但因记载议论有关对金和后金（满洲）之事，触犯清的禁忌。《四库全书》没有收录，也不在“十通”之列。

一是清三通馆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编撰。后经纪昀等校定。体例基本与《文献通考》同，只是从郊社、宗庙两门中分出群社、群庙。合计26门。记载从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末四百多年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对《文献通考》所未详的地方也有所补正。食货部分占到了33卷，比重大大超过了《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的续编。乾隆时官修。成于乾隆五十二年。记事上起清初，下断于乾隆五十年。体例与《续文献通考》同，分26 门，共300卷。增加了前代所无的八旗田制等。

《清续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的续编，近人刘锦藻纂。从1894年开始编，完成于1921年，首尾28年。共400卷。体例在《清文献通考》基础上又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共三十门。年代与《清文献通考》相衔接，包括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后到清末。其书还记载了很多清末新疆石油史料。

《文献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存的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年） 余谦补修本，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慎独斋刘洪刊本，嘉靖四年（1525年）冯天驭刊本，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武英殿刊“三通”合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浙江书局刊本。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其中以晚出的浙江书局本错误较少。中华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都有影印本出版。2011年9月，中华书局以清乾隆十二年校刊的武英殿本为底本出版点校本。

马端临，字贵与，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其卒年史志无载。一般根据《扶风马氏宗谱》所载其子马尚志的行状里“父已耄”推定其卒年为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根据余谦《文献通考序》透露的信息马端临应该在至元元年（1335年）以前已经死了。其实“耄”在古意里特指具体年龄时，可以有三解：70岁、80岁、90岁。70更合适一些，他应该卒在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享年77岁。

马端临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

作者生平

在马端临77年的人生旅途中，大半生活在元代。他23岁时南宋就灭亡了，从此他以宋代遗民自居，念念不忘故国热土。

马端临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父亲马廷鸾字翔仲是南宋末年的丞相。马廷鸾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刻苦攻读登进士第，咸淳五年（1269年），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马廷鸾为官正直，对于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的拉拢，他不为所动。还上书请求皇帝： “遏恶扬善以顺天，举直错枉以服民。”矛头直指当时恶贯满盈的权奸贾似道。但个人力量难有作为，他感到孤掌难鸣，九次上疏辞职。咸淳九年（1273年），马端临随父亲回原籍居住。

马端临

《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文献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文献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通典》的不足。他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因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这样，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独到的观点的史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