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封西祀是指在北宋时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长达十余年轰轰烈烈的“天书”封祀运动。宋真宗在庞大仪卫扈从下东封泰山，四年，又以隆重仪式抵山西汾阴（今山西万荣县）祭祀后土地抵。大赦天下，一时轰动。

据《史记》等先秦至两汉典籍就曾记载，上古先秦有七十二王赴泰山封禅，祭天祀地之事。至秦汉，封禅礼仪已成为皇帝“应天受命”的神圣崇高的旷世盛典。因此从思想层面考量，自古帝王封禅的核心思想观念就是“天命”，其是构成王权存在合理性、合法性，权威性的普遍逻辑法则和终极依据。故在古代社会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社会背景下，“天命”这一集政治、宗教、伦理等意识于一体的复杂思维图式，唯有通过体系化，整合化以及在此形成过程中构成整体思维原则的国家大典——封禅来表现，并在儒术渲染与构架的崇高的仪式、严整的程序、隆盛的场面、神圣的气氛中象征性的获得。“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受命之君，天之所兴。四方莫敢违”。因此，帝王证明自己的“天命”是其治国首要之务。尤其是秦汉以来五运终始说和天人感应说理论的盛行，祭天告成的封禅典礼是每一个大一统皇朝都必须举行的。而历经唐末五代动乱而夺取天下的赵宋政权，由于太祖、太宗中央集权的首要大事。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五代短短53年，登帝位者五姓十三君，即有八君被弑，出现“礼崩乐坏”、君不君臣不臣的黑暗混乱局面。从《旧五代史》中记载来看，不仅各种符谶、谣言、鬼神怪异泛滥，而且各种祥瑞吉兆充斥，凡割据一隅者皆有“天命”。此且不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皇帝，即使被视为“僭伪”。

赵宋皇朝以制礼作乐和举行国家封禅盛典这一传统的必要程式和终极依据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确立皇权的权威性，神圣性已不容再延缓了。为此，从太祖建隆初命聂崇义火德赵恒祀天，西至汾阴祭地，并在国家封祀大典的通天仪式中，一再反复强调“启运大同，唯宋受命”“肇启皇宋，混一方舆”等等。因此，封禅作为千余年文化思想传统所推崇的最崇高，神圣和权 威的承天命仪式，乃是赵宋皇朝在煞费苦心构建一系列证明自身奉天承运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礼仪制度后，所必然要趋向政治文化思想的高潮。

从当时宋皇朝的外部形势而论，宋廷并无四夷宾服的大一统局面，西夏，吐蕃时叛时服乃心腹之患;北边契丹辽朝，不仅与宋朝分庭抗礼，而且始终亡宋之心不死，宋辽战争不断。从一些史书记载看，西夏，契丹皆“称中国位号”;“契丹”两字的原意是“中央”。宋廷臣僚习惯称辽为北朝，辽国臣属则称宋为南朝，这对赵宋统治者“天命”正统观念意识十分不利。而辽太祖称“天皇帝”，世宗称“天授皇帝”，景宗曰“天赞皇帝”等等，又太祖后曰“地皇后”，圣宗后曰“齐天皇后”等等，这几乎是同大宋天子争夺“天命”，争夺中国的正统统治地位。

北宋结束五代之乱，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新时期，不仅在于以盛大规模的封祀礼仪来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 威性，而且也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宋真宗东巡泰山封天禅地、幸曲阜祭孔子；西至汾阴登坛祀后土、又赴亳州真源县（今河南鹿邑县）谒太清宫，崇道封神、大造宫观祠庙，民间怨声载道。

也有人认为东封西祀是宋真宗对“澶渊之盟”的涤耻洗辱，粉饰太平，以封禅迷信活动“镇服四海、夸示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