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八千年文明史，是一项梳理清楚中华民族八千年历史的来龙去脉的思想、历史和文化系列活动。

宗旨：理清中华文明八千余年的发展脉络，以为子孙梳理清楚中华文明史的“来龙与去脉”。

使命：理清“来龙”，指明“去脉”，是认识自己的文脉传承。

“给子孙以镜鉴，给信仰以加持，给文脉以文明。”

自《伏羲女娲历》（《圣太一天历》）始启之日起，至中华民国建立以前止，故称中华八千年文明史，体现并涵盖了历法、考古遗址、民俗信仰和史册典籍四个方面。历法是历史的时间坐标。

中华八千年文明史上，历法最早源于《伏羲女娲历》（《圣太一天历》），其后千年有神农炎帝《连三历》，其后轩辕黄帝《六合历》（《黄帝纪元历》）以及《夏历》等。中华传承历法是中华八千年历史的时间坐标。

三皇五帝是中华文明敬天信仰和法祖历史的双核心。

三皇

据《尚书》《诗经》《逸周书》《左传》等古史典记载，中华先民最早信仰的“三皇”分别是昊天上帝、皇天上帝、有皇上帝、天宗上帝、天帝(玄天)、帝，而“三”这个称谓，是多的泛称，不是指具体三个的意思。以上关于“三皇”尊称全都指向了形而上的、唯一的造物主——上帝。造物主的这多个不同称谓，是从伏羲氏至文武先圣时期的五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先人对造物主“面象”描述时使用的不同称谓。“上帝”是秦朝以前对于造物主的普遍称谓。因而不论在“上帝”前加尊称“昊天”或“皇天”等尊号，都是同样代指至高无上而唯一的造物主大神。

“三皇”的人间化始于轩辕黄帝。

自轩辕黄帝大一统天下后，为了表告三位先圣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至高功绩，便以“皇”追尊三位人间至圣，自谓帝之子，号黄帝轩辕氏。皇：至大也。人间“三皇”便从此刻开始流传于华邦文化历史中了。

随着岁月的流变，“三皇”的尊号有了很多变化，比如早期的“圣皇伏羲氏、神皇女娲氏和人皇神农氏”，在《左传》里已经变成“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到汉代的《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已经彻底下落成：“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自此，三皇由信仰上形而上的无上至尊造物主大神，彻底变成历史中形而下的真人“三皇”。我们祖先之“三皇”，实则是“圣”，不能等同于造物主“神”，这是非常主要的一点。

五帝

五帝本义

“五帝”，本意是“五地”，是指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之地。这在《周礼·春官·宗伯》里有详细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中华先人认为万物皆有灵，这五个大方位，有天地之灵气对应着五方神灵：东青地、南赤地、西白地、北黑地、中黄地。这“五地”的祭祀风俗，经过历史的流变，还分别演化出了“五季”和“五色”，“五行”和“五味”。《圣太一天历》：“紫斗主宗，阳主干行，春、夏、秋、冬、寒，五时轮。”

中华先民对形而上的“三皇上帝”祀告，是对造物主“神”的信仰；对“五地”的祭告，是属于淳朴的“灵”崇拜。

中华先民对宇宙天地的信仰祀祗，是淳朴地对未知自然的感恩及敬畏，而不是对形而下的人间圣王崇尚与效法。

“五帝”的人间化始于周公姬旦

从轩辕黄帝追尊“三皇”开始，轩辕黄帝以前的黄帝、炎帝和赤帝的历史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姬周代商后，周王朝的政策是“兴灭国，继绝世”，以德礼治天下，故而追封了炎帝、尧、舜、夏、商，甚至伏羲氏直系的十二龙氏后人，其中，尧和舜的后人，都生活在东夷和南蛮之地，而且族群比较庞大，出于敬畏上天的“好生之德”和政治稳定的考虑，姬周王朝的“礼约”执行者周公姬旦，也借鉴了轩辕黄帝的做法，比照信仰上的“五地”，把古三帝中的炎帝、赤帝剔除，以轩辕黄帝为首，增加了姬宗氏的直系先祖帝颛顼和帝喾，补上了帝尧和帝舜，形成了完整的人间形而下的“五帝”。还给帝尧和帝舜这两个黄朝末代之君，编出了很多具有高尚美德的历史故事，以教化东南方尧舜的各蛮夷族邦后人。这在《周礼·春官·宗伯》里有所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信仰祀祗与传统祭拜“双核心”并存

周朝初期，信仰中的“三皇五地”和历史中“三皇五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信仰祭祀仪轨上，也都有非常明确的区分，这在《周官·春官·司服》里有清楚的记载：“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周官·司服》和《周礼·外史》中对“三皇五帝”的祭祀是两个并存的，祭祀信仰中的三皇五地，仪轨更高。是用九坛之上祀祗神灵，祀祗上帝和五方大地神灵；在宗庙里祭祖，祭拜历史中的伟大先圣“三皇五帝”。客观地说，在西周时期，“三皇五帝”是信仰祀祗与传统祭拜(历史体系)“双核心”并存的。

到东周时期，因姬周德衰，天下动荡，各种学说风起，对“三皇五帝”双核心伤害最大的是东夷邹衍。邹衍的《五德终始》“木生火，故神农以火德代伏羲氏而王天下，谓之炎帝，伏羲以木德而王，号青帝。火生土，故黄帝以土德代神农氏……五色土：东方之土为青色，南方之土为赤色，西方之土为白色，北方之土为黑色，中央之土为黄色。“五德终始说”是将自然“五行”木、火、土、金、水“德性化”，将伏羲氏和神农降格称帝，还和信仰上的“五方五帝”，混为一谈，以“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来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作解释，实在不应该。

秦嬴政到司马迁时期，彻底人间化成一个系统

《秦记》：“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少昊;秦宣公作密畤，祠青帝;秦灵公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逮秦之亡，而五帝之祠未具，备五畤自高帝，见秦人五帝说之以渐而起也。方秦祠未具五畤之时，而晋之巫祠五帝。”

以上说明，秦始皇的祖先们都知道祭祀的是信仰上的五地。当然，秦侯畤祀天之五地，是效法周天子礼制“九坛八庙”祭祀上天与祖宗的礼数，这在当时，以秦侯爵的身份，是绝对的僭越。

秦嬴政一统天下后，嬴政认为把周的诸侯统一，他的功劳盖过三皇五帝，故而采用了三皇之皇和五帝之帝，自封“皇帝”称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妄用“皇”、“帝”称号的活人统治者，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妄人。并在“皇帝”前面增加了“始”字，号“始皇帝”。秦嬴政不再遵守秦人的信仰传统，不再祭祀五帝，直接去封禅上帝，并且举行了两次，其中第二次是泰山封禅，这是秦嬴政最大的僭越与狂妄，因此导致秦朝十四年零四十七天而亡。西楚争霸，项羽火烧咸阳，三皇、五帝、黄、夏、商、周的正史也随之焚毁，关于三皇五地的信仰本意相关的正史大为减少。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陕西凤翔水沟遗址、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灵宝北阳平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甘肃宁县北极泊，延安芦山茆遗址，河南漯河贾湖遗址、荥阳青台遗址；红山文化遗址、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桥头遗址、尧王城遗址、临汾陶寺遗址、三星堆遗址等这些遗址的考古发现，是中华八千年文明史的空间物理存在。

通过大地湾遗址遗迹考察，古代历法文献等，姬英明先生认为大地湾遗址博物馆的8000多年前的三足陶钵属于“陶鼎”，“陶鼎”内的“符号”和大地湾一期、二期的“文、符、号”，都应属于8000年前的“陶文”，证明中华民族在8000多年前就有了真正的文字。

“水沟遗址”是周公庙考古队于2004年发现的，是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炎黄时期”至西周早期城址。在水沟遗址的灰坑中发现大量的6000多年前的彩陶、青陶和黑陶的碎片，以及卜骨、骨器和石器等。水沟遗址属于炎黄古城。

北首岭遗址是一座兴起于距今七千一百年前的大型遗址，在时间上和姬宗氏祖上传承的《天书》完全吻合。从山形地貌、古史记载、民间传说，以及发掘出土的“人陶脸”、“船形彩陶壶”和“陶祖”等珍贵文物观，此遗址极有可能是姬宗氏祖上所说的“炎黄帝都”——首代黄帝和首代神农炎帝与他们的父亲少典共同的帝都。

“仰韶遗址“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发现，也是第一个以国际惯例命名的考古遗址（1921）。仰韶遗址的核心区域位于以“轩辕台”和“铸鼎原”为中心的灵宝市北阳平遗址和西坡遗址，这一带属于中华文明大爆发时期，也是“仰韶文化”中期（5900-5300年）的繁盛。

石峁遗址，是东方最大古城遗址，在陕北靖边县发现了与古籍和史料记载中颇为吻合的“天鼋神都”（轩辕黄帝真身陵寝所在地）。观石峁古城遗址之气，俨然是一座杀气腾腾的兵城。石峁古城是怎么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呢?姬宗氏祖上说“好战者必遇其敌!”在夏早期时，北狄后裔遭到了“后羿代夏”的夏朝篡位强人后羿的征伐。北狄后裔不敌强人后羿，弃城而四散逃窜。

贾湖遗址是一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在贾湖遗址出土的 “骨制叉型器”和带有刻度“骨制板”，是先祖“伏羲女娲们”用来观测星象变化的“规矩”（姬英明）。

良渚古城遗址（公元前3300-2300）是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它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考古物理存在。

桥头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的陶器上有“豫卦”和“否卦”等四面卦图和四面数字的“河图洛书”雏形，以及有“八方”概念的陶钵。

尧王城遗址是一处由大汶口文化过渡到龙山文化时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华文明的生命力非常之强，其形成过程和传承过程也都非常地不可思议，近些年众多的古遗址发现，都在一次次地证明着中华文明的久远传承。

还有非常多的古遗址，都和当地民间传说有无可比拟的契合，比如有伏羲女娲传说的‘大地湾遗址’，有神农炎帝传说的‘北首岭遗址’，还有尧王城地名的 ‘尧王城遗址’。

这些遗址在没有被发掘前，当地民众自古以来都以祠庙或地名等有形方式传承，还有一些地方民间以故事或祭祀等无形方式传承。客观地说，考古发现一再证明，有一些历史真相在民间得以真正传承。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陶寺遗址发掘报告公布，对复原和重新认识古中国的社会性质、政权统治形式，以及夏代早期社会形态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学术价值。（姬英明）”

姬英明祖上传承距今8135年的上古史中，距今7000年前的神农炎帝后裔二代炎帝岐烀带领九大龙氏大出崤山，在山西陶寺遗址等得到佐证。

高庙遗址地处沅水北岸一级台地上，遗留面积约3万平方米。高庙文化是指距今约7800年——6300年以白陶为主的文化遗址，高庙文化类型的遗址核心在湖南省。考古发掘发现了距今7500年左右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场，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与神灵祭祀有关的通天“天梯”。

湖南高庙文化的影响范围及长久度，远远超出现在历史学界和文化学界的认知。南到深圳，西至贵州，东到浙江，北到黄河流域，都有高庙文化的鲜明痕迹，甚至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都有高庙文化饕餮纹或兽面纹的传承。高庙文化在民间信仰文化影响上，更是深远地影响至今。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的核心区域面积达8平方公里之广，是华文明支脉东北亚文化核心区域红山文化的核心地带。

中华上古先民的‘星象’信仰，是以北斗为尊，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民间有过‘拜北斗’的习俗呢。北斗原本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辅（伏）、弼（女）这九星组成，传说辅星伏羲和弼星女娲降世而开启升华族文明后，北斗就剩下现在的七星了，民间现在还有‘男天权，女天璇’的传说，意思是说‘伏羲氏的后裔，以天枢和天权为尊；女娲氏的后裔，以天璇和天玑为尊’。

牛河梁遗址出土了非常多的天璇玉佩，考古学者称‘勾云形玉佩’，以及大量带有天璇图腾的陶器，也有少量天玑玉佩和图腾。天璇和天玑都是女娲氏部族的特有标志，因而，凌源这一带自古以来民间有‘女娲’的一些传说，是非常合理的。”“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庙、坛、冢来观，都是以坐北朝南‘拜天璇’的形式呈现的，因此，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一带，应该是女娲氏后裔的主要生活聚集地。（姬英明）”

《周易经》言：“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女娲氏之裔分立四极。”（姬英明）

马家窑文化是大地湾文化类型向西发展的一个区域性类型。从地理连贯性、文化崇拜及图腾特征性和当地民间传说等观，姬英明认为大地湾因人口需求供应与农业狩猎采集等压力，是马家窑文化从大地湾文化中分化出去的主要原因。

‘民族学’对马家窑遗址居住者的身份鉴定为‘古羌人’，姬英明认为非常地不客观、不准确和不究竟。其有两个论点。一，马家窑文化的主要源头是以“女娲洞文化遗址”（考古学界称“大地湾遗址”）为主体核心的。女娲洞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六千多年“女华彩陶瓶”（考古学称“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可以证明女娲洞文化遗址是有女性崇拜文化倾向的。二，“民族学”对马家窑遗址居住者的身份鉴定为“古羌人”，是非常不客观的。史学界及民间传承认为，“古羌人”是神农炎帝后裔“炎帝姜人”的分支“羌”，而观神农炎帝圣降地姜水，今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男性生殖器崇拜来观，恰巧与马家窑遗址出土大量女性生殖器崇拜相反，从考古文物来观，马家窑遗址是“古羌人”遗迹，是不符合客观实证研究的。同时，宝鸡北首岭遗址是7000多年前的，而马家窑遗址是5000多年前的，其间距今没有看见可靠的考古报告。然而，以女娲洞文化为核心的周边遗址类型，包括马家窑文化，有众多和周边文化遗址交互影响的实证。马家窑文化出土的陶文与大地湾遗址出土陶文，几乎是没有差别的相像。（姬英明）

四川最早的古文化是系统性来源于马家窑文化。早期遗址有茂县营盘山遗址，成都平原的宝墩古城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

梁州最早的古人是从雍州圣龙山(陇山)西南一带，即大地湾及马家窑文化的一支，沿岷江南下到茂县营盘山一带的，距今有5500年左右——4500年。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轩辕黄帝一统天下的信史时代的颛顼帝时期，建立了宝敦古城遗址及4550年前——4100年前的多个古遗址。

而后，到夏禹王成为天下之主而划治九州的夏朝时，颛顼帝时期所封的地方诸侯绪统者，被夏禹王新封的梁州长官新贵族所替代——这也是宝墩古城等遗址全面性衰落截止的真正原因。夏禹王新封的梁州长官新贵族的崛起，有距今3800年前——3000年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为证。

自从夏朝开始，梁州逐渐失去了对中心文化“九鼎八簋”的崇拜，使三星堆文化变成了“拟人化”的傻大憨“人型神”崇拜(木头人戴青铜面具)，但从三星堆出土的最有代表性器物(文化界称“神树”，实则是古华夏人的宇宙观表达)——“三重天(三节的圆云盘为三重天界的表达)及十天干(十只向上的朱雀为天干)十二地支(十二只倒悬背负球型的地凤为地支)与通天神龙”的诸多华文化元素来观，古梁州人丢失了正统的祭祀仪轨，但没有丢失华夏文明的正统宇宙观。

四川一带最早不是古蜀地，三星堆人更不是古蜀人，而埋葬三星堆文化的才是来自华阳之南的古蜀人。（ 姬英明）

古冀州的早期古文化系统来源非常复杂。古冀州地域范围是今天的山西河北及辽宁一部分，夏代时期的冀州中心是山西。山西南部一带的早期文化来源于甘肃大地湾遗址和宝鸡北首岭遗址的陇山文化带，河北文化的来源是中原文化北上和红山文化南下的结合。

古冀州早期的文化层规模较小，直到距今四千六百年以后的颛顼帝时代至夏朝早期，才突然变成了中华文明的政治中心，这有陶寺、周家庄等大型遗址为证。”

南佐遗址的核心区域，是以王权为核心的，但神权是至高无上的，先民们对天地举行非常神圣的祭祀仪式（韩建业）。在南佐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座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建筑。该建筑夯土墙宽约1.5米、残存高度2米以上，前厅有3排柱洞，大堂有一座直径3.2米的大型火坛、两个直径1.5米的大柱。建筑周围一二百米的位置，呈倒“U”字形对称分布着9座大型夯土台，有些至今还残存三四米的高度，俗称“九女绾花台”。

可将南佐宫殿区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期的主殿、侧室等，测年约在距今5100年，第二期夯填成台并营建新建筑的年代约在距今4800年。从出土陶器来看，两个阶段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

南佐遗址的发现，让人们思考黄土高原地区的文明形成。约600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每个上千平方米的“九台”、数千平方米的宫城、800多平方米的主殿，使南佐成为同时期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中心聚落之一。

中国民间有大量的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

华南地区在信仰祭祀方面的建筑上，华文明固有的敬天法祖信仰证据非常明显。考古学家在高庙遗址发现可能有与神灵祭祀有关的通天‘天梯’，这在古籍上有‘通天神庙’之记载，在今天湘西沅水流域的侗乡区域依然有很多33层高的塔楼建筑传承。33层在中华传统信仰中是三十三天的意思，在甘肃陇东也曾有过这种供祭皇天上帝的三十三层塔楼存在过。

黄帝纪元4717年冬至日，在天坛举办的冬至黄历跨年节招待会上，姬英明先生首次披露了其宗族秘传的“中华道统”完整架构，清晰描绘了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

首次向公众披露了其宗族秘传的，以“易、道“为神魂，以”德“为核心的中华道统架构。

中华道统的“历法”核心：《圣太一天历》《黄帝纪元历》。《圣太一天历》是最早的中华历法，民间称《伏羲女娲历》，由伏羲和女娲创制。天历的元启是伏羲女娲的诞生日，每年的第一天是东方青龙星升起的日子。《天历》主要用于祭祀天。约3420年后，轩辕黄帝戡平炎赤、一统华邦后，为方便华族儿女日常使用，黄帝降维创立了黄历。

黄历起源于轩辕黄帝时期。黄历的元启日为黄帝纪元四千七百二十一年前的冬至日，这一天七星连珠。黄历全称为《黄道天干地支六合四纪甲子历》，维度不同于天历，更适用于当时的农业文明。

中华道统的“经”：《易经》和《道德经》。

中华道统的“史”：包括姬英明传承的《中华上古史》，和自古传承的《尚书》、《竹书纪年》、《逸周书》、《国语》、《春秋左传》、《吕氏春秋》、《史记》以及历朝历代史。

“子”涵盖了诸子百家主要的作品，如《黄帝内经》《庄子》《墨子》《文子》《孟子》《论语》《关尹子》《列子》《公孙龙子》《荀子》《法经》《韩非子》《孙子兵法》《阴符经》等等。

中华道统的护法：二十四节气时令和岐黄巫医。

让中华民族繁衍壮大的第一大护法功臣，是后稷发明的二十节气农业时令，在发展传承至圣王姬昌时，他完成了二十四节气黄道时令。卫护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壮大的第二大护法功臣，是神农炎帝首创草药巫法，和历代岐黄巫医金石草药巫法。

中华道统的皮肉（文化）：礼仪伦常，仁爱慈惠。

中华文明历史长河里，产生了大量的经史和文献记载。

古籍文献类，主要有“记言体”《尚书》，“记事体”《国语》，“编年体”《春秋左传》，最古老的“编年体”《逸周书》，以及“广杂体”《吕氏春秋》，“纪传体”《史记》等。

中国自古以来有传承的史，有官家史，有野史，有口耳相传的传承人传承的史。姬宗氏传承人姬英明传承的不只是如《姬氏祖传经》、《姬氏道德经》等这些经书，更传承了信仰、思想、历史、文化。

黄帝族发展路线图

尊号与渊源

人们应该探明‘黄帝’的发展脉源。黄帝’是中华儿女的共同祖先，更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然而，自秦焚前朝历代正史以来，人们对‘黄帝’的认识，仅限于《史记·五帝本纪》中一统华邦万国的轩辕黄帝了。却忽略了秦前周朝一些幸免遇难的诸侯史——《逸周书》、《吕氏春秋》等遗存古书中有数十次‘黄帝’的记载。（姬英明）

作为姬轩辕黄帝183世孙，姬宗氏传承人，姬英明愿为世人解开‘黄帝族发展路线之‘黄帝’实则不是一代个人的尊号，而是一个生活在甘肃陇山陇东至陕西陕北一带的、距今7137年—4717年的大部族历代首领的尊号。

“姬宗氏祖上传承说，首代黄帝是伏羲的直系后裔，在距今7137年前，诞于姬水之畔，和神农炎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因二代黄帝和二代炎帝不合，二代炎帝带领大多数龙族部落大出崤山，黄帝族和炎帝族以黄河崤山为界，各自发展。到四代黄帝时痛定反思，沿泾河而上，最终来到富饶的邰塬（甘肃庆阳董志塬）及古河南（河套平原）一带，黄帝族终于发展壮大，到轩辕黄帝时一统天下。（姬英明）

考古遗址

黄帝族发展路线图探源，2020年8月，从宝鸡神农祠开始，途经有七千年遗存的北首岭遗址，凤翔水沟遗址、甘肃灵台桥村遗址、泾川王母宫、泾川百泉遗址、崇信黄帝城寨、崇信华夏古槐王、宗子窑洞、平凉崆峒山、庆阳南佐遗址、庆城不窋周祖陵、陕北定边县的博物馆、靖边轩辕黄帝真身陵（轩辕黄帝冢）及褡裢沟遗址一带，至榆林市的博物馆结束。

黄帝城寨

本次探源活动，也是姬英明先生发起“中华八千年文明史探源”的延续。从宝鸡水沟遗址后沿‘黄帝族发展路线’北上，经核心地段泾河中游的泾川县和崇信县，也是我的故乡黄寨塬，也有非常多的史前遗址。

黄寨塬是一个横跨崇信县与泾川县两县的百里大塬，姬宗氏祖上传承说这个大塬是古“黄帝城寨”，因为历史的变迁，现在就只叫黄寨了。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家韩建业教授，在泾川县百泉山上看到了4000多年前的陶片和夯土，调查认为崇信县黄寨镇遗址的大量白灰地面与陶片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的这一段时间，正好是传说黄帝族发展至轩辕黄帝一统天下的时期。客观地说，姬宗氏祖上传承说黄寨是‘黄帝城寨’，就所言非虚了。

泾川百泉村后山上有新石器时代的夯土遗存，高达五六米，但大部分已经塌毁，在倒塌的堆积中，可见类似桥村遗存的4000多年前的篮纹陶片。崇信黄寨镇的遗址从断面的白灰面和采集的陶片看，至少可以分两个时期：山坡靠下部位有类似大地湾四期的厚薄不均的三合土地面或者比较原始的白灰面，当属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阶段；山坡靠上部位有厚薄均匀的白灰面，当属于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时代。

世人知道灵台，多是因为《诗经·灵台》和文王灵台祭天受命，而不知灵台在黄帝时期，也占据非常主要的地位，现灵台县桥村600万平方米的遗址，和许多大型祭祀坑，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姬英明）

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桥村遗址面积之大，出人意料之外。是陇东地区龙山时代的大型中心聚落之一。根据已经发表的发掘资料，该遗址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板瓦和筒瓦是中国最早的瓦类遗存之一，推测遗址上应该有过高等级的神庙宫殿类建筑。

黄帝问道崆峒

既是探源，也是朝圣。‘黄帝问道崆峒’不止是庄子的寓言，在《史记》里也有记载。‘道源崆峒’是道家的圣地，在道学界是不争的事实，崆峒山有晋至隋唐元明清历代建筑风格的存在，有的小说把历代黄帝学习的崆峒圣地，写成滑稽的‘崆峒派’，实在是无知。

福地庆阳董志塬

“黄帝族真正发展起来是到‘邰’一带，也就是上了陇东庆阳董志塬后，才建立了‘黄帝四都’之一的‘有熊佐都’。南佐遗址的建筑仪轨布局和宏大面积，应该是最好的证据。庆阳董志塬不但是黄帝族的福地，也是姬后稷五世孙姬不窋因‘夏后羿妄乱’而逃回祖源修养元气的福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南佐遗址面积数百万平方米，以前的发掘已经揭露出一座前厅后堂的面积60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冲沟两侧有九个直径约100米的夯土高台，或许为祭祀台，可惜有的高台已经快要完全塌毁了。

该遗址的确是都城级别的中心聚落遗址。

河套平原建都城

黄帝族在陇东平原上发展起来后，逐渐朝北扩展，翻过白圉山（白于山）后，平坦辽阔的河套平原是上天赐给黄帝族最好的礼物。

黄帝族在河套平原上建立了‘天鼋神都’及‘昆龙虚都’等都城，极大的增强了黄帝族实力，也才有轩辕黄帝时大出崤山而缔造大一统华邦天下的伟大功勋。

“陕北榆林三边一带，是一个有着数千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神奇地方。

靖边县‘轩辕黄帝真身陵’周边，更是大遗址密布的核心地带，但也是被考古忽略的地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轩辕黄帝真身陵”的靖边高家沟，发现了多处大型夯土高台，后山坡上见有距今5000年以后的庙底沟二期阶段的陶片和白灰面，附近还有许多同时期的遗址。

发展路线图

以上从陕西宝鸡至关中平原，再沿泾河而上至陇东大塬，再到河套平原，是姬宗氏祖上传承给的‘黄帝族发展路线图’。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姬英明先生传承的黄帝族年代和地域，与这一次探查所及的考古遗址情况多能大致吻合，陕西宝鸡到陇东、陕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文化也基本都是一脉相承的。在距今四五千年期间，也就是传承中黄帝族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关中西部、陇中陇东至陕北一带发现有多个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应该不是偶然的。

加强这些地区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将对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姬氏道德经》传承人姬英明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罗安宪教授对谈的“英明说道系列讲座“于黄帝纪元4721年(西历2024年)春天开始，通过对话方式讲述湮没两千多年的商周秘史，历时7个多月，于秋天结束。两位大家围绕着“商周变革”“、“”宗周之制“””、“东周变乱”等历史事件及人物展开了为数20期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