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文化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神农尝百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行为。《神农本草经》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融汇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劳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也是对神农氏—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

据《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 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有 27个义项，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 情趣。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 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 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 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 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 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 行，咸味能软坚润下。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 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 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 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 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 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 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 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概述

中药自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药性有阴阳

“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 性，无不尽在其中。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 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 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 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 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 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治则有反治

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 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 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 处。

补益有哲理

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

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 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以“辛”为 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 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

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阳有 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 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 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

用药讲中和

“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 “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 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 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 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 才能使乐曲和谐。”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 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 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 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 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 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 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 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 《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 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 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 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 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徐大 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

前些年，“天然药物”热的时候，中国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 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由上可见，说到中药理念，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

天然药物不等于中药

综述

“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天然药物不相同。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

中药是经炮制的各类饮片

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以地黄为例，生地黄 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 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而这些炮制方法，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

中药是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

中药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 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 不可随意取代的。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 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 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 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 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 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 们……

中药与天然药物友善共存

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 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 二为一”。是金子总在闪光。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概论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 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 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前人把单味药的应 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

单行

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

相须

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 用，以增强原有疗效。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 定搐的作用。

相使

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 药疗效。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

相畏

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 消除。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

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如生姜能 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

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相反

即两种药物合用， 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

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 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 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 用。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 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1 吉林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 鲁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神威药业有限公司

5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审批应考虑中药特色

“中医药学科规律必须在中药产业发展中得到体现。”全国政协委员、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以岭首先提出，“辨证论治”是中医药的显著特点，但现在的药品审批取消了证候用药，更多强调“一病一方”，一种疾病对应一个中药方，难以体现中药自身特点。“如果按照现有审批途径，将来就只有黄连素，而不会有六味地黄丸这样的千古名药出现了。” 中国中医药协会会长房书亭也在会上提出了类似看法。中医药特色淡化关键还是政策问题。新药审批必须考虑中药特色，建立符合中医药特色规律的药品审批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耀志提出，应当加快研究制订根据中医经典名方所制药品的审批注册方案。“这些经方药已经过了数千年的临床使用，证明安全有效，没有必要等‘小白鼠点头’才能通过临床审批。”据了解，日本就已经把《伤寒论》中所记载的217方全部制成成药，药品享受免检待遇。在我国台湾，根据217方也制成了药品颗粒，同样不需临床试验。但我国大陆，经方药目前还需要迈过临床试验的门槛。对此，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会上表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去年已配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将尽快提出中药经方名单，制定经典方注册办法，使中药发展更符合自身特点。 王国强还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将配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有益于中医医院研发、生产、使用院内制剂的意见，为中药产业、中药新药研发提供源泉。

药品定价保护传统中药

价格问题是制约中药行业发展的另一关键问题。在座谈会上，不少中药企业负责人都提到，现在的药品定价机制“扶弱不扶强”，用好药材做好药的企业反而在政府招标采购中处于下风。与会者呼吁，在政策制定上应当鼓励中成药优质优价。以六味地黄丸为例，据了解，目前国内有800多家中药企业都在生产，因药材选料不同，其售价也从一元多到十几元不等。在政府招标采购中，价格低的产品显然更有优势。在四川省的一次药品招标采购中，某知名中药企业就退出招标。房书亭提出，在政策层面应当鼓励优质高效药品，招标不能单看价格，还应当看质量。招标采购偏好“越便宜越好”，进入采购名录的药品还需要每年有10%到20%的降价。“无利甚至亏本，也使得企业难以有科研和技术开发的空间。”北京同仁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梅群认为，选择好药材，生产成本自然要高，但在招标中并不占优势，所以才会出现知名企业退出招标的现象。

原料和成药“价格倒挂”使得不少低价传统中药退出市场，这也是药企负责人担忧的问题。“物价上涨，药材价格上涨，但药价不动，药品生产企业赔本生产，难以为继。四五十种药典中记载的传统中药已在市面上难觅踪迹了。”全国人大代表、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恩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物价水平提高，中药材价格一路走高，但中成药价格并没有大的调整。如保和丸，最初定价3.6元，就没有调整过。他建议对中成药价格进行定期调整。

样板企业拉动行业自律

“《若干意见》出台，中医药行业有了‘尚方宝剑’，但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得更好。”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闫希军说，《若干意见》鼓励中药企业整合优势资源，建设现代中药产业制造基地、物流基地，打造一批知名中药生产、流通企业。没有龙头企业带动，行业难以发展。提升中药产业水平，国家应重点支持一批体现中药特色的大企业，集中力量形成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优质产品。2000年全国中药企业不到千家，现在已经达到2000多家，其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如完全按照标准投料，六味地黄丸的成本价应在7元～8元，而现在市场上不乏售价仅为一两元的六味地黄丸。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江提出，中药行业要加强诚信自律，推动医学|教育|网收集整理中药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孙耀志也提出，加强中药行业整顿，提高药品定性、定量检测标准和水平，清除害群之马。 李晓恩提出，中药现代化重点要“抓源头”，抓中药材的质量。以前70%的中成药采用野生药材，大多数已被加工药材取代。应当提高药材质量标准，重视道地药材的生产。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雁也认为，应当加强中药材基地建设，规范药材种植，通过各种优惠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