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字帖，是用于写字临摹的样本。帖分两种，一种是石刻拓本，一种是墨本。前者又称碑学，后者又称帖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南方多以帖学为主，北方多以碑学为主，有南帖北碑之说。前者沉着厚重，后者鲜活灵动，各有风格，各有千秋。学哪一种好，一致认为先学碑好。书法传世资料最为古老，后学大家无处此法。帖源于碑，碑是正根。自古以来，书学大家的学习经历，也各不相同。最终，都同样取得了成功、做出了成就。就是说，哪一种讲法都不是一定的，还是要因人施教，因人而论。书法字帖非常之多，常用帖本还是有数的。

书法字帖，所包括书法字体纷繁复杂，总体讲都包括在五种书体之中，有篆书体、隶书体、草书体、楷书体、行书体五种。五种书体，都有著名的代表书法家和他们的代表作。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稽刻石】。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玡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原立于邹县城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刻石呈竖长方形，水成岩石质，四面刻字。碑高1.9米，宽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侧面刊刻颂扬秦始皇功绩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诏书。小篆体，每面5行，共222字：“皇帝立国，惟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着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该碑刻文今已泐毁37字，尚存185字。左侧面以行书刊刻跋语，记述摹刻经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行郡县，上邹绎山，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原秦峄山篆碑，立于峄山书门。唐《封演闻见记》云：此碑后被北魏太武帝登峄山时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迩，碑虽倒，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常疲于奔命送往迎来，便聚薪碑下，将其焚毁，从此不可摹拓。到了唐代，有人叹惜秦碑被毁，便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予枣木板上。因此，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句。宋代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以南唐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今存西安碑林)，称长安本，其后全国据此翻刻9种之多。今存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篆刻《峄山刻石》、《邹县志·古迹卷》记载甚详：“宋元佑八年(1093年)，邹令张文仲于北海王君向获李斯小篆，刻诸厅峄阴堂，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县令宋德，乃夏津人也，叹是碑残缺，恐致泯绝，乃命工砻石纂刻于其侧。”

“曹全碑”全称为《合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 185年）。明万历初年在合阳县（今陕西合阳）萃里村出土。此碑为竖方形，高 273厘米，宽95厘米，共20行，每行45字。碑文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也记载了张角领导农民起义波及陕西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农民军的声势和合阳县民郭家起义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书体是用隶书写成。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风格秀逸多姿，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此碑碑石精细，碑身完整，实为汉碑、汉隶之精品。也是目前我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

隶书的结构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的效率，它的产生，标志着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的东汉《曹全碑》，可谓是隶书的代表，汉碑中的精品。

《曹全碑》系晋王敞等纪念曹全功绩而立。王敏、王毕等立石。曹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碑文主叙曹全为弟分忧，弃官还乡，又遇禁纲，于家隐居，光和七年再任郎中拜酒泉禄福长等身世，从侧面反映了以张角为首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声势浩荡。碑文铭辞三行，三字为句，空三行书年月一行，在碑阳正文末。碑阴刻立碑题名者的题名，有处士、县三老、乡三老、门下祭酒、门下议掾、督邮、将军令史等。

此部《曹全碑》系清朱彝尊、翁方刚等旧藏之明拓“悉”字未损本。朱彝尊，清朝学者，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博学多才，尤工于词，为清代大家。翁方刚，字正三，号覃溪，清朝学者，精于经学考据，又擅长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考证精审。外题签为梁启超题“朱竹垞旧藏本曹全碑，今归饮冰室。己丑正月题”，内题签为翁方纲题“曹全碑曝书亭藏本”，并钤“覃溪鉴藏”朱文长方印。”朱彝尊、翁方纲、梁启超递藏，有梁启超、翁方纲题跋，赵怀玉札，李彦章观款。钤有“彝斋”、“启超”、“梁”、“ 竹垞”、“子孙后世家传之宝”、“翁方纲”、“汉筹之印”、“文渊阁校理翁方纲藏”、“苏斋金石文”、“容斋清玩”、“饮冰室藏”、“叶志诜审定记”、“东卿过眼”、“朱彝尊印”、“李彦章印”等印。此本为首行“秉干之机”之“干”字未穿，第九行“悉以薄官”之“悉”字未损。

碑版字体匀整秀丽，分纵横行，体态扁平，行距疏朗，逸致翩翩，清万经评云：“秀美飞动，不束缚骤，洵神品也”。人们誉它象“风流自赏的三河少年，文雅可爱的兰闺玉女”，是汉隶中用圆笔的典型作品。

《曹全碑》为著名汉碑之一，在现有汉碑中，是保存汉代隶书字数较多的一通碑刻。拓法虽不为精善，但较之当时所拓，神理浑沦可爱。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含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中除记述曹全之生平、功绩，以及世系外，并记载了汉代以张角为首发动的农民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可作为订正历史之参考。此碑文多别字，故后人疑为摹刻者，然就其端直朴茂而言，非汉人所不能。

兹选照三开，既碑文首一开、“‘悉’字未损”一开以及碑文末一开。

索靖《月仪帖》传为西晋书法家索靖所书，是章草名帖。《月仪帖》以十二月令制为尺牍，故称。但传至今日，该拓本已缺四至六月，计18页。《月仪贴》字数逾干，其书法法度森严，锋芒尖锐，骨力非凡。

索靖（239-303），字幼安，张芝之姊孙，敦煌（今属甘肃）人，官历尚书郎、酒泉太守等。因曾为征西司马，故人称“索征西”。年轻时就洛阳太学，为“敦煌五龙”之一，博通经史。与潘岳、顾荣等同僚一道，为时人所尊敬。迎讨河间王颐安之乱时受伤而卒，封安乐亭侯，谥曰庄。索靖擅章草书，传张芝法，险峻坚劲。其章草书，自名曰“银钩趸尾”。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传索靖有《出师颂》、《载妖》、《七月》等帖，并着有书论《草书状》－篇传世。索靖章草自成一家，唐代张怀瓘评其书曰：“幼安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云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

颜真卿，709年生，785年逝世，京兆万年（今陕西）人。字清臣，曾任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们又称之为“颜鲁公”。祖籍唐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间中进士。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终为李希烈缢杀，终年77岁。德宗诏文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初学张旭，初唐四家，后广收博取，一变古法，自成一种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书迹作品，据说有138种。楷书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是极具个性的书体，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行草书有《祭侄稿》、《争座位帖》、《裴将军帖》、《自书告身》等，其中《祭侄文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进入的最高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

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人称“颜体”。 颜体奠定了他在楷书千百年来不朽的地位，颜真卿是中国书史上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他的“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颜真卿自幼勤奋好学，有文学才能，他的书法受家庭和外祖家殷氏的影响，同时得到张旭的指导，他又广泛地向历代书法名家如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汲取营养，经过融会贯通，创造了出类拔萃、雄伟刚劲、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被称为颜体,成为代表有唐一代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后世书法影响极大。颜真卿的楷书具有庄严雄伟的气派，他用笔横轻竖重，笔力雄强而有厚度；在结构上方正茂密，方中呈圆。竖笔向中略呈弧度，刚中有柔，富有弹性感，兼以笔画重，力足中锋，更增加他那气势宏大、圆润浑厚的美感。

中国楷书发展到唐代可以说达到顶峰阶段，其成就以颜真卿为代表。稍晚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亦受到颜真卿的影响,后世并称为颜柳。颜真卿的书法筋力丰满,气派雍容堂正；柳公权的书法则偏重骨力劲健，所以又有“颜筋柳骨”的称谓。颜真卿的行草书具有既凝练浑厚，又有纵横跌宕的特色。他用笔气势充沛，巧妙自然，并传世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比较多，著名墨迹，楷书有《竹山堂联句诗帖》、《告身帖》；行草书有《祭侄季明文稿》、《刘中使帖》、《湖州帖》等。其中除《祭侄季明文稿》公认为真迹外，其余作品真伪尚有不同意见，但都是流传有绪的墨迹。《祭侄季明文稿》为草稿性质的遗迹，书写自然,手稿满纸涂改,却表现出颜真卿书法的神韵。

颜真卿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结构端庄整密,秀媚多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清远雄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比较端庄遒劲;《臧怀恪碑》，雄伟健劲；《郭家庙碑》雍容朗畅；《麻姑仙坛记》，浑厚庄严，结构精悍，而饶有韵味；《大唐中兴颂》，是摩崖刻石，为颜真卿最大的楷书，书法方正平稳，不露筋骨，《宋暻碑》,又名《宋广平碑》,书法开阔雄浑；《八关斋报德记》,气象森严;《元结碑》，雄健深厚;《干禄字书》,持重舒和;《李玄静碑》,书法遒劲，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颜勤礼碑》，1922年出土，字画完好如新，是颜真卿碑刻中最能传达出原迹面貌、神气的碑刻。其书法雄迈清整，为晚年代表作品。《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

颜真卿书法刻成法帖的也很多，历代汇集的丛帖大都有颜真卿的作品。单帖有《争坐位帖》、《奉使帖》、《送裴将军诗》、《小字麻姑仙坛记》、《送刘太冲叙》等。其中以《争坐位帖》最为著名。此帖为行草书，是根据真迹上石，西安碑林；此帖为他的手稿，信手挥笔，纵横跌宕，笔墨淋漓，是不经意的杰作。米芾认为有篆籀气息，为颜真卿的书法第一。专门汇集颜真卿书法的法帖有宋刻《忠义堂帖》，共收集颜真卿书法作品45种，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宋拓孤本。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徒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王会稽。王羲之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亦学李斯、蔡邕等，博采众长。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王羲之楷、行、草、飞白等体皆能，如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他所书的行楷《兰亭序》最具有代表性。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契(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

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行书《陈寄鹤书》还与历史上一段著名的轶事有关。邓石如家中养两只鹤。据说，这两只鹤的年龄至少有130岁。一日，雌鹤死去了，仅隔十几天后，邓石如的发妻沈氏也相继去世。这种巧合，在当时的文人当中产生了很多联想。59岁的邓石如伤心至极，雄鹤也孤鸣不已，与他相依为命。因不忍再看孤鹤悲戚的样子，邓石如于是择地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鹤寄养僧舍中。从此，他担粮饲鹤，三十里往返，每月坚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扬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传报，雄鹤被安庆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启程赶回安庆，用行书写下了《陈寄鹤书》向知府陈情上书索鹤。

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催人泪下，气势排山倒海，文辞如云幻天，以极尽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历数得鹤、寄鹤悲欣往事。为了这只鹤，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书中所写“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知府接书，无言以答，不日将鹤送还佛寺。

邓石如9 岁随父读书，1 0 岁便辍学，1 4 岁“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然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书法、金石、诗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有长足进步。1 7 岁时，为“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即博时人好评。自此，便踏上书刻艺术之路。2 0 岁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 1 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 7 7 4 年）他3 2 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深得书院主讲梁献（亳县人，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赏识，遂推荐他到金陵（今南京）举人梅谬家学习。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石如纵观博览，悉心研习，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专攻篆书，后3 年学汉分。于四十七年他4 0 岁时，离开梅家，遍游各处名胜，临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锤炼了自己的书刻艺术，终于产生了“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黄山至歙县，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和溪南经学家程瑶田，及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后经梅谬和金榜举荐，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历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要邓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骑毛驴独往。 至北京，其字为书法家刘文清、鉴赏家陆锡熊所见，大为惊异，评论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后遭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家的排挤，被迫“顿踬出都”，经曹文埴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署武昌）作幕宾，并为毕源子教读《说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

乾隆五十九年他5 2 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4 0 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以后的1 0 年，他的书刻艺术越臻化境，他不顾年迈，常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临终前一年，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6 0 岁时，他游京口，结识包世臣，授书三年，并以书法要诀示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验六朝之书都全符合。他6 3 岁临终这一年，仍收录门生程蘅衫，为篆书《张子西铭》。 是年，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小篆、分书、行楷各体书写，慨然应邀，仅书一碑因病而归，阴历1 0 月卒于家。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赵孟俯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俯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俯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俯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俯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俯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俯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大德三年（1299），赵孟俯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俯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至大三年（1310），赵孟俯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拜赵孟俯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俯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俯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俯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

赵孟俯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俯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俯的为人。尽管很多人因赵孟俯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俯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俯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俯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赵孟俯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五岁起，赵孟俯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俯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赵孟俯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着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12卷等。

傅山(1607－1684)， 字青主、侨山、公它等，名号甚多，入清后又名真山，号朱衣道人、观化翁，山西阳曲（今山西太原市郊）人。 自幼颖悟，喜任侠，赋性刚直不阿。崇祯年间曾以一介布衣，发动诸生数十人上书为山西提学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后得以昭雪而名震朝野。明亡后，又与顾炎武等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并曾被捕。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乾隆年间，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傅山时已七十二岁，地方官逼其进京应试，他称病不去，官吏竟然命人舁其床而行，至都门外三十里，傅山抵死不入城，清廷免试，特封“中书舍人”放还，他既不谢恩，亦不接受，出京时，送行者途为之塞，其性情志节可见一斑。 傅山通晓经史、诸子、释老之学，着有《霜红龛集》四十卷。长于书画，精鉴赏，并开清代金石学之源。同时他又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学家，在文学艺术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启蒙先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三百多年来一直备受推崇。 傅青主的书法传统功基甚厚。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傅山)：“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他的小楷《千文》直追钟王，朴实古拙。八九岁时即从钟繇入手，继而学王羲之、颜真卿，至二十岁左右，已“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无所不临”。喜以篆隶笔法作书，重骨力，宗颜书而参以钟王意趣，并受王铎书风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年以前已得时誉。

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张海卒于明毅宗崇祯九（1636）年。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当过编修、讲官，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他就坚决辞官归乡，几次反复起用。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一直以来，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　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 （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 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俯。　董其昌精收藏，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龙宿郊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后其“四源堂”中四幅名画多为河南袁枢递藏，使其成为晚明收藏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8幅。从中可以看出，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　他的字、画以及书画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善画山水，远师董源、巨然和黄公望。其画风笔意安闲温和、清新秀丽。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创作。又以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称“南北宗”。他是尚南贬北，抬高文人画的地位，打击压制和他相抗稀奇的“浙派”。其山水作品，用笔柔和，秀媚有余，魄力不足，缺乏气势，且多辗转摹仿，如《峒关蒲雪图》、《溪山平远图》等，皆为摹古之作。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着，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 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 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