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地区方言可分为几类：如海话、南通话、启海话、通东话。

南通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与沪、苏、锡、常吴语区隔江相望，北接江淮平原，与泰、盐、扬、淮比邻。南通成陆后曾居“流人”，唐宋以来人口流徙，给南通带来了讲各种方言的居民，他们长期共同生活、互相交际，逐步形成既含有吴语底层成分，又带有北方方言基本性质的南通话。

除了方言的融合之外，古今语言的演变也是造成南通话特殊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由于南通环境的相对封闭性，现代南通话与中古音有其特殊的对应规律。

由于南北融合，八方人口杂处，现代南通话往往一字多音，有音无字，或字面的意思与字义没有关系。

南通话的内部差异较小，但与普通话的差异则较大。南通话的声母只有平舌音，没有翘舌音，韵母中只有后鼻韵母，没有前鼻韵母，也没有前响复合元音。

南通话有7个声调，其中包括阴入、阳入两个人声调。而规律整齐、明显，所以南通人学讲普通话并不困难。

南通地区滨江临海，处于江淮方言区与吴方言区交错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境内各地成陆时间的差异、江海的伸缩、洲陆的涨沉、居民历史来源的复杂性、行政建置的变化，再加上天灾战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一带方言种类多样、方言分布错综复杂、独特奇异的状况。

在语系、语族分布上，南通地区汉语方言均属汉藏语系汉语语族；在具体方言大类分布上，南通地区处于吴语和江淮官话的交汇处，地处东南的海门区、启东市及由此向北的如东县、海安市少数临海地区，讲吴语启海话；地处西北的如皋市与如东县、海安市的绝大部分地区，讲属于江淮方言如皋话；而南通话则界于启海话和如皋话之间。使用南通话的包括崇川区北部和通州区的兴仁镇、石港镇、刘桥镇、平潮镇等地的大部分地区。

从性质上讲，南通话属江淮方言。在南通话与启海话之间，还有一个狭小的过渡地带——通州区东南与海门接壤的二甲镇、余西古镇等地区，讲“通东话”，它的声、韵、调系统已与典型的吴语大相径庭，而带有某些南通话的特征。

南通方言有其特殊性，它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通过对南通方言历史演变的研究，可以解读南通地区的历史、风俗、地理、文化特点和底蕴，这些现象已引起美国、日本、韩国等一些外国汉语方言学者以及国内一些方言专家的注意。

在南通方言中，南通话最为特殊。南通成陆后曾居“流人”，唐宋以来人口流徙，给南通带来讲各种方言的居民，他们长期共同生活、互相交际，逐步形成既含有吴语底层成分，又带有北方方言基本性质的南通话。由于南北方言的渗透融合，南通地区的方言异常复杂、特殊。从东南部（启东、海门）起，经通东向西至南通城区及其周围地区。

然后，一支由东（兴仁）向北（石港），再向如东、海安东部，另一支向西（平潮）向北（刘桥），再向如皋及如东、海安西部，远及泰、盐、扬、淮，吴语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江淮方言的特征逐渐明显。而南通话作为二者的结合点和分歧点，在汉语方言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学术研究意义。它是一种混合了北方方言和吴方言底层成分而与北方方言亲缘关系更密切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长期发展，形成较为独特的方言。

在南通的范围内，历史上曾有名叫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东洲、布洲等大大小小的沙洲。这些沙洲从西北向东南渐次并接，与大陆相连，便形成了南通这块平原（即江海平原）。

近2000年内，有三次大的并接。第一次约在南北朝后期到隋唐之际，扶海洲等沙洲与大陆涨接为今如东县境；第二次在唐末到五代初，胡逗洲与其西北的陆地连接，为今南通市市区和通州区西部；第三次约在北宋初，东布洲等沙洲与大陆连接，位置在今启东市东部，后又大部份坍没；第四次在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江口海域中的惠安沙、连升沙等沙洲形成，陆续与北岸并接，为今海门、启东两区市的南半部分。南通市市区原是胡逗洲。

胡逗洲最早见于《梁书》关于“侯景之乱”的记载，南北朝时，东魏大将侯景投降了南方梁朝，后来东魏与梁通好，梁欲以交出侯景为条件换回被东魏俘虏的将领，于是，梁太清二年（548），侯景起兵叛梁。侯景的叛军攻陷梁都城建康（今南京），向四周扩展势力。

不久，梁朝将领王僧辩、陈霸先联合向侯景发起进攻，梁承圣元年（552）梁军收复建康，侯景兵败向东方逃窜，在沪渎（今上海西部）乘船准备向外海窜逃。座船离岸后，侯景蒙头睡觉，这时他的部下羊鹍命水手把船转向上游，驶向京口（今镇江）。

船行到胡逗洲时侯景醒来，他发现航向不对，立即叫船靠岸。他找来岸上的人询问情况，岸上的人告诉他，有南兖州刺史兼北台太尉郭元建驻在广陵（今扬州），侯景想去投奔他，与部下发生了争执。羊鹍等人击杀了侯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公元六世纪中期，胡逗洲已得到开发，洲上的居民与西边的广陵信息相通。

唐时的胡逗洲，已是一块位于长江口北侧约有1600平方里左右的大沙洲，沙洲上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流人”，他们多数从事盐业生产，因而洲上设有生产盐的亭场。北宋初乐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记》中有比较明确的记录。

胡逗洲形成后长江在这里分流，沙洲与大陆间有一宽阔的泓道。其北岸大致在西起如皋江安，东经白蒲到掘港的一线上，南岸大致在平潮经刘桥镇到石港一线。泓道直到唐末才渐渐淤塞，北宋初它成为一条东通大海的“小江”，还留有一些小湖，西有车马湖，东有高阳荡。

胡逗洲与大陆涨连后，便不再是沙洲了。然而原来沙洲上居民的语言比较独特，即南通话。这种方言流行的区域较小，大致在石港、刘桥一线向南，达南通市区，平潮向东至金沙一带的范围内。这种南通话和海门、启东一带的语言不同，也与如皋、如东一带的方言迥异，俨然一个“方言岛”。

这种方言外地人几乎听不懂，那是由于胡逗洲与大陆长期相隔，来自四面八方的居住者各自的方言在沙洲上交混融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方言。

大约从公元4世纪起，在长江口黄海上相继出现了扶海洲、胡逗洲（壶豆洲）、南布洲、布洲、东洲等较大的沙洲。其中扶海洲约在南北朝后期即与江北大陆涨接，这就是现如东县地区。胡逗洲（壶豆洲）即是今南通市区、通州区西部地区；南布洲约当今通州区金沙镇以东至三余镇五甲苴（jiē）一带；布洲则约当今启东市北部吕四港镇迤南一带；东洲在布洲以南，其地已坍没，约当今海门市东南部和启东市西南部。

根据文献记载，六朝梁元帝承圣元年（公元552年）时，壶豆洲上即有流人煮盐为业。所谓流人，大抵指流放人犯。这些沙洲，隋时属海陵；唐初为盐亭场，属扬州广陵郡。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设置盐官，属扬州海陵县，隶淮南道。

到了公元8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始在狼山驻军，狼山成为浙江西道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及附近岛屿也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辖地了。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于胡逗洲置狼山镇遏使，设防务机构，属浙西道节度使节制。由于这些岛屿改属常州管辖，从这时起，流人便多来自江南常州，即今常州、宜兴、无锡、江阴一带了。

他们带来了古代常州一带的吴语，并与原先岛上通行的江淮方言接触、融合，形成了新的具有一定江淮话特色的吴语。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与南布洲连成一片，史称静海洲，整个沙洲的范围向东扩展到大致今海门市包场镇一带。唐末，军阀姚存制据静海、东洲（东布洲）二洲，为东洲镇遏使。姚存制卒，其子廷硅代之。唐亡，姚转向杨吴，姚廷硅任东洲静海军使，长江口上岛屿即成了杨吴之地。大约即在此前后，静海洲与北岸砂嘴涨接。

长江口上岛屿转属杨吴后，引起了江南地区吴越国的不安。公元908年、913年和918年，吴越和吴（杨吴）两国曾4次进行了争夺长江口岛屿的战斗，这些岛屿最终为吴所据，东洲、静海洲也就成为淮南海陵郡（治今泰州市）管辖地了。

公元937年（吴天祚三年）南唐代吴，立静海都镇制置院，姚廷硅子彦洪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二月，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姚彦洪眼看在这儿再无立足之地，便带着家属、军士等一万多人离开静海投奔吴越去了（《十国春秋》、《资治通鉴·后周纪》）。

姚氏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其军士亦多吴兴子弟，姚氏三代统治长江口上岛屿长达半个世纪，军士和家属人数逾万，因此，古吴兴方言必定对当时人数并不多的这些岛上的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吴兴与常州两地毗连，方言大体相近，因此，岛上方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旋改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由于静海洲与大陆涨接并改属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也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有的甚至定居这里。海陵，作为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海陵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因而对静海地区的方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静海地区的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南通方言——一种具有许多吴语特点的江淮官话。

而海门岛直至公元11世纪中叶（宋庆历、皇祐间）始与通州东南涨接，在古代交通相对闭塞的情况下，其居民与岛外来往比较少，因而方言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始终保持了吴语的特色。

南通话，即通行于南通市区以及通州区中西部的方言，比较特殊。当代语言学家鲁国尧教授认为南通方言是“官话方言中最特殊、最有学术价值的‘’。将南通话定为官话，主要是因为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在南通话中都变成了清音。换句话说，南通话无全浊声母。

又因为与南通话相邻的吴语是有全浊声母的，因此南通话不属于吴语。既然南通话界于吴语与官话之间，不属于吴语的南通话，自然就被定为了官话。然而，南通话究竟是否是官话，学术界仍然颇有争议。

魏建功先生最早注意到南通方言的特殊性。他在1925年发表的《吴歌声韵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江苏方言区时指出：“南通系：这一所地方的语音甚为特别，既不与其东南方面苏松太系相同，又不与其西北镇扬系相同。”。

1956年，张拱贵教授提出了南通方言是江淮官话的主张（《江苏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6）；1960年袁家骅等编撰的《汉语方言概要》也将南通方言归入江淮官话范畴。

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根据50年代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的材料，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分为4个区，南通方言属其中第3区。属于这个区的有泰州、泰县、泰兴、靖江、兴化、东台、大丰、海安、如皋、如东、南通等地方言。

很显然，该书将南通方言归入江淮官话范畴。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即根据此观点绘制了有关江淮官话的方言地图。泰如片的名称显然是取自泰州、泰兴、泰县（今姜堰）、如皋、如东的地名首字，这个名称的缺点显而易见，它不能确切地反映方言的分布特点。1988年，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在他的《泰州方言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一书中将这一片方言称之为通泰方言。

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汉学家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教授发表了题为《南通方言、杭州话跟吴方言的比较》的论文，作者以16条分类准则对南通方言、杭州话跟典型的吴语苏州话和道地的官话方言河北昌黎方言，以及江淮官话姜堰方言等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南通方言是官话方言的结论。尽管大多数语言学家趋向将南通方言列为官话，但在语言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以致1986年在重庆开会讨论《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的编写方针时，与会的专家对南通方言是否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即官话）发生意见分歧。因为它不符合传统的官话标准，比方说入声的存在问题、平仄分流问题。

鲁国尧最早提出了通泰方言与赣语、客家话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在通泰、赣、客家话中，不论平仄，都变成了送气塞音、塞擦音。这与官话的“平送仄不送”有别；2.入声分阴阳的通泰、赣、客家话中，阳入调值一般高于阴入调值，这与吴语有别。据此，鲁国尧提出通泰、客、赣方言同源的假说。鲁国尧也注意到了通泰与徽方言的相似处，他说：“客、赣方言在南方山区连成一片，而通泰方言孤悬于长江以北、运河之东、黄海之滨，相距遥远而如此一致，不能不引起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再看看赣方言北边的徽方言，古全浊声母，大多数地方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念送气清音。看来这四个“全送气”的方言形成了对古老的吴方言与闽方言的包围圈”。

敖小平全面分析了环吴语地带各方言的语音相似处，提出通泰方言与徽语的同源可能性。综合南通的历史、地理、语音、词汇等特点，敖小平提出南通方言很有自身特点，她与环吴语地带方言关系密切，是具有古越语底层的，且又融合了多种方言的一种克里奥尔语（混合语）。

根据《南通方言考》（敖小平，2017），南通话（市区口音）共有声母39个，韵母33个（不含介韵合母），声调7个，其中舒声5个，入声2个。详见下列表格：

注：/p,pʰ,m,t,tʰ,l/有腭化变体/pʲ,pʲʰ,mʲ,tʲ,tʲʰ,lʲ/;/tɕ,tɕʰ,ɕ,k,kʰ,x/有圆唇变体/tɕʷ,tɕʷʰ,ɕʷ,kʷ,kʷʰ,xʷ/；/j,ɥ,w,ʋ/可为介音。

南通话共有韵母33个，不包含介韵合母。

注：/ə/有儿化变体/ɚ/。/uʔ/字发音有城乡区别。六桥以内的老城区南通话发/uʔ/音的只有佮；而城郊地区有大量/uʔ/音字，如鸽、屋、合等，此类字的元音在老城区都是/oʔ/

南通话平、去、入分阴阳，古全浊上声大多并入阳去，阳入调值高于阴入。各声调具体调值在不同文献中有些许不同，这里采用《南通方言考》测算的调值。

一般疑问句句法：南通话一般疑问句句法与南京话、苏州话比较接近，都是再谓语动词前加上疑问小品词（particle），或疑问标记。该疑问小品词的发音为[ku]。因其无实在语义，只表示疑问的句法功能，故无所谓本字，权且用同音字“果”代之。举例：

普通话一般疑问句可有两种形式，一是重复谓语动词（如，他会不会说南通话？）；二是在句末加“吗”（如，他会说南通话吗？）。这两种形式不存在于南通话中，南通话只能在谓语动词前加“果”（如，他果会说南通话？）。南通话的这种句法结构或与普通话重复谓语动词的句法结构比较接近。根据黄正德的分析，一般疑问句作为一个曲折短语（INFL），有一个疑问特征[+Q]。这个疑问特征可通过移动并复制谓词来核查（check），或通过直接加“果/阿/个/可”之类来核查。普通话采用的是第一种核查方法，南通话、苏州话之类的方言是采用的第二种。

“子，儿”词缀：南通话“子，儿”词缀分曲折语素和派生语素两种。曲折语素“子，儿”或为小称词缀（或小称词缀的虚化）。比如：狗子，凳子，猴儿，筷儿等。曲折语素“子，儿”的往往成互补分布，用“子”的地方，往往不能用“儿”。比方说，“狗子”不能说成“狗儿”，“猴儿”不能说成“猴子”。从而可见，南通话曲折语素“子，儿”的分布与普通话“子，儿”词缀的分布是不太一样的。

南通话的“子，儿”也具备派生功能。通常是将形容词，动词变成名词。比如：痴子，疯子，蛮子，侉子；这几个例子中的痴、疯、蛮、侉都是形容词，加上“子”以后变成名词，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比如“痴子”就表示具有“痴”这个特征的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形容词加“子”以后都是指某一类“人”。然而，也并不是所有单音节形容词都可以通过加“子”变成名词。“好子”，“坏子”就不可以说。“矮子”可以说，但是“高子”就不可以说。另外，“子”也可以跟在谓词短语后面，比如“讨饭子（讨饭的人）”。“儿”也具有变形容词为名词的能力，但是情况和“子”大有不同。比如：弯弯儿，尖尖儿，方方儿，圆圆儿，条条儿。这里的形容词必须重复，且形容词都是只能形容物体形状的词汇。

加“儿”以后表示具有某种形状的物体，比如“弯弯儿”表示弯的物体。除了形容词，“儿”也可以加在动词后面，变动词为名词，其规律和上面说的基本相同。比如：“叫叫儿（哨子）”，“楷楷儿（橡皮）”，“招招儿（帽檐）”，“猜猜儿（谜语）”。这里，词根动词也要重复，然后再加上“儿”。重复动词词根也是强制性的，比如猜谜语，就必须说成“猜猜猜儿”。

“进行-持续体”标记“赖下”：普通话的句法，进行和持续这两个语义需要两个不同的标记。比如“雪还在下着。”其中“在”表进行，“着”表持续。方言中往往没那么复杂。南通话里的“赖下”就兼有进行和持续之意。比如：雪还赖下落。

就表示下雪这个事件正在进行，且会持续下去。故而“赖下”可称为“进行-持续”体标记（aspect marker）。南通话里没有“着”这个放在动词后的标记。南通话不可以说“落着雪”，一定要说“赖下落雪”。这种句法结构也存在与苏州话和上海话中。

2019年6月15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