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又称壬午军乱、壬午事变、汉城士兵起义，是农历壬午年六月初九日，朝鲜发生的一次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性质的武装暴动。朝鲜王朝京军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因为一年多未领到军饷以及对由日本人训练的新式军队别技军的反感，而于1882年7月聚众哗变。大量汉城市民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民愤极大的大臣和一些日本人，并且攻入王宫，推翻了闵妃外戚集团的统治，推戴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执政。这次兵变引发了中国和日本同时出兵干涉，并且很快被中国清朝的军队镇压。

壬午兵变是19世纪末（特别是1876年开港以后）朝鲜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1873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原先执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被迫引退下野。此后，名义上是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掌权，实际上却是以骊兴闵氏为核心的闵妃集团统治朝鲜。闵妃外戚集团一改大院君时代厉行的锁国政策，而以对外开放标榜。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朝鲜的国门从此被打开；1882年又同美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闵妃集团还推倒大院君时代的一切政策，表示要“开化自强”。闵妃集团效仿中国清朝正在实行的“洋务运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对内按照清朝总理衙门的模式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对外分别派使团赴中国和日本访问和学习。1881年又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延聘日本人充任教官。闵妃集团的这些开放和亲日的措施引发了大院君和广大人民的不满。

事实上，闵妃集团的这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维持权力、打击反对派的手段，他们醉生梦死，并不想为了朝鲜的未来而实行真正的改革，而对外开放也是在日本的胁迫下仓促而成，并不是平等、自主的开放，导致日本开始从各方面渗透和侵略朝鲜。闵妃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中央到地方任人唯亲，扶植亲信。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兴寅君）等人都窃弄威权、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官场既如此，朝鲜王室自然是腐败堕落。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倡优、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闵妃生下王世子李坧，要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后来在壬午兵变被镇压后国王高宗颁布的“罪己纶音”中不得不承认：“玩好是求，赏赐无节，是予之罪也；过信祈禳之事，虚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广，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宫闱不肃，妇寺干泽，是予之罪也；贿赂公行，贪墨不惩，穷民愁苦之状，莫达于上，是予之罪也；储胥久虚，军吏失哺，贡价积欠，市井废业，是予之罪也；联好各国，乃是时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坦承了当时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的失政。闵妃集团不愿牺牲既得利益，而且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所以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当有限，不但没有使朝鲜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反而使朝鲜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此时，包藏祸心的日本也开始了对朝鲜的蚕食。日本商人利用《江华条约》赋予的特权大肆在朝鲜廉价掠夺粮食，导致朝鲜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断流出，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朝鲜人民因而雪上加霜，大大加深了朝鲜的社会危机。日本还积极在朝鲜物色代理人，逐步展开对朝鲜的渗透，朝鲜的新军由日本人充任总教官，就是日本对朝鲜内政初步的干涉行为。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不断滋长，“语到倭边，咬牙欲杀之，小民尤甚”。1879年6月，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入汉城时，一路遭到民众投石袭击，狼狈不堪。1882年3月，日本大仓组职员儿玉朝次郎、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成和东本愿寺的和尚莲元宪诚无视开港条约的规定，擅自到朝鲜通商口岸元山港以外的安边府游历，结果就遭到朝鲜百姓二三百人的袭击，儿玉和大渊遭重伤，莲元则当场身亡。甚至于“岭湖山谷之间，有大伙匪类，蜂屯蚁聚，横行里闾，持兵纵火，上纳钱木，白昼抢夺富村饶户，传檄征索，称曰举义而伐倭，哗然指逆而为忠”。因此，开港后的这种弥漫整个朝鲜社会的仇日心理也成为后来“壬午兵变”爆发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骚动的迹象已经出现，大院君也企图趁机夺权。1881年，大院君的亲信安骥泳密谋废除国王李熙，另立李载先（大院君庶长子）为王，但事泄失败，李载先被赐死，安骥泳等人被凌迟处斩。然而闵妃集团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依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以致出现了“ 府库仓廪枵然空虚，百官之颁禄难继，军兵之放料多阙”的状况。到1882年，朝鲜国库空虚，军队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埋下了兵变的种子。在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壬午兵变终于酿成了。

爆发

19世纪末的朝鲜天灾不断，1882年春季，朝鲜又发生了大旱，又有宫中闹鬼的异象传出，京城内人心惶惶，民间普遍认为是闵妃引进“洋妖”和不守妇道而招致的天谴，并且谣传当年将有兵灾。当时，朝鲜政府决定扩充新式军队——别技军，因此缩减了旧式军队的规模，将京军五营军（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缩编为武卫营和壮御营，超过半数的旧式军人被迫解甲。这本来就引起了旧式军人的不满，而缩编后的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并未得到良好的待遇，由于宣惠厅堂上闵谦镐克扣军饷并中饱私囊，加上连年的旱灾和日本的掠夺性贸易，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与此同时，别技军的装备和待遇却远高于旧式军队之上，而且由日本人充当教官，这又引发了旧式军人的极度反感，憎称其为“倭别技”。武卫营和壮御营充满着怨恨的气氛。

1882年7月19日发生的都捧所事件是壬午兵变的导火索。当时，全罗道漕米运抵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主管俸禄的宣惠厅决定先给武卫营和壮御营发放1个月的军饷。但是米中掺入砂糠等物，不堪食用。于是两营士兵前往宣惠厅的仓库——都捧所，与库直（即库吏，是闵谦镐的家仆）理论，其间发生冲突，大批愤怒和饥饿的士兵冲入都捧所，砸毁仓库，夺取粮食，还殴打了库直，但这之后士兵便作鸟兽散。此事被上报给宣惠厅堂上闵谦镐，下令逮捕了为首的金春永、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四名士兵，并交汉城捕盗厅惩处。于是在汉城民众中流传这四人将被斩首，消息传到汉城东郊士兵聚居区往十里，引起了士兵们的极大愤慨，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为了挽救即将被害的同袍，决定聚众哗变。金春永之父金长孙和柳卜万之弟柳春万两人商议后，由金长孙起草了通文，要求大家在六月九日到东别营集合，救援4名士兵。一场对内反闵、对外排日的士兵起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7月23日

1882年7月23日（农历壬午年六月九日），以金长孙、柳春万为首的上万名士兵及其眷属麇集汉城郊外的东别营哗变，壬午兵变由此爆发。起初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援救被捕的4名士兵，其方式也是示威和请愿而已。哗变士兵先找到他们的长官——武卫大将李景夏，请求他出面解决此事。李景夏虽然对士兵有所同情，但没有实权，不敢得罪闵家，遂只写了一封陈情书，让他们直接去找闵谦镐。士兵们便携带陈情书前往砖洞闵谦镐家讨要说法。闵谦镐当时在景福宫监督工役，不在家中，士兵们刚到闵府，就撞见了担任都捧所库直的闵谦镐家仆，又看见闵府内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哗变士兵一时积怨爆发、群情激愤，完全把陈情上诉一事抛到九霄云外，便打死了库直，冲进闵府大肆破坏。士兵们将闵府的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烧成灰烬，“芳烈闻数里”。

闵谦镐家的被砸使“壬午兵变”的事态扩大化。哗变士兵在泄愤之余冷静下来，自知闯下弥天大祸，抢劫了当朝权贵——闵谦镐的府邸，已是罪在不赦；又发现自己以一介兵丁的身份起事，竟然没有靠山，事后一定会被朝廷像屠宰牛羊一样尽数铲除。于是，哗变士兵决定前往并包围云岘宫，请求蛰居在里面的兴宣大院君予以协助。大院君已经引退了八九年，但仍不断试图干涉政事，这次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准备利用士兵们的反抗情绪从闵妃手中夺回政权，因此大院君对于如何“引导”兵变和掌握大权可谓是胸有成竹。然而当大院君面对上万名士兵和军眷向他求助时，他却说“吾老矣，国事何知？圣上慈仁，必无他……”云云，并厉声喝退士兵；暗中又召来兵变的发起人金长孙、柳春万等人，授之以“密计”，还派自己的家臣许煜化装成士兵潜入兵变队伍中与金长孙等人一起指挥之。“密计”的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从事件的发展来看，士兵从无组织、无计划变得组织有序、计划严密，应该是依大院君之计策而行的。所以，大院君可以说是壬午兵变的催化剂，他的参与如同给士兵一方添加了重重的砝码，注定了闵妃集团的即刻垮台。

在士兵行进的同时，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了这次起义，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成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起义。壬午兵变爆发的当天下午，随着反闵排日的情绪被全面点燃，起义士兵和市民先到东别营，占据武库，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然后兵分三路展开暴动：一路袭击捕盗厅和义禁府，释放被关押的金春永、柳卜万等士兵和其他犯人，以及著名的卫正斥邪派儒生白乐宽，后者由于上疏反对开放政策而被闵妃集团逮捕，救出同袍后起义士兵和市民又顺路捣毁了闵台镐、闵泳翊等外戚权贵以及与日本人有交往的人士的府邸，高呼着“杀光闵氏”的口号，闵妃经常派人去祈祷的城郊各处寺庙也被付之一炬；一路袭击别技军军营所在地——下都监，处死日本籍教官堀本礼造，从而使朝鲜政府手中能镇压起义士兵的力量被消灭；一路则占领京畿监营，扼制朝鲜政府的有生力量，接着与暴动民众一起攻打附近的日本公使馆，“声言将尽屠倭人”。日本公使馆方面在当天下午3时接到别技军军官尹雄烈的信函，通知日方局势大乱，忠告其做好防范准备。日本公使馆要求朝鲜政府派兵保护，未果。下午5时许，成千上万的朝鲜军民开始围攻日本公使馆，起义士兵和市民与日本人激战至深夜，他们焚毁了公使馆周围的民房，以断日本人之后路，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被迫烧毁公使馆，与使馆人员28人一路放枪，击毙不少围攻的朝鲜军民后冲出一条血路，仓皇逃窜。

花房一行几经周折，逃到仁川避难，得到仁川府使郑志镕的款待。不料很快兵变波及仁川，当地居民围攻花房一行，迫使其于7月26日乘小船出海逃走。恰在此时花房义质遇到一艘英国测量船“飞鱼”号，花房与舰长熟悉，遂搭乘英国船逃回日本。在兵变过程中共有13名日本人被杀死（下都监别技军被攻击时死了7人，花房一行逃跑过程中死了6人），为之后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提供了口实。

此时汉城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兵变爆发后却下起倾盆大雨，到7月25日早晨才停（时人日记记载从夜五更即7月24日拂晓开始“雨下如注”）。人们都认为这是洗冤的征兆。

7月24日

起初，朝鲜政府面临变生肘腋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把这次兵变当作一般的变乱处理，在暴动蔓延时只让武卫大将李景夏再度出面，去晓谕解散，被起义军民轰走；而其派去镇压的一点兵力，竟也全部倒戈，结果使闵妃集团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汉城的军队和政权机构一日之内全部瘫痪。日本公使馆得不到朝鲜政府军的保护，也成为日本后来对朝鲜要求驻军权的借口。

1882年7月24日晨，三路起义士兵和市民汇合后冒雨向汉城王宫进发，准备一举推翻闵妃集团的统治，途中杀掉了前领议政兴寅君李最应（大院君胞兄）和吏曹参判闵昌植。起义士兵和市民气势高涨，势不可挡，从敦化门攻进了王宫——昌德宫，打死了躲在王宫的金辅铉、闵谦镐等大批闵妃集团官吏，其中闵谦镐连肠子都被打出来，可见民怨之深。起义士兵和市民还攻入后宫，四处追杀闵妃。闵妃在混乱中急忙化装成宫女，在武艺别监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的保护下逃离王宫，先躲在司御尹泰骏的府邸，而后伺机逃出汉城，藏身于老家骊州郡的亲戚闵泳纬家中。她逃走时得到了已随大院君进宫的骊兴府大夫人闵氏（大院君之妻）与李载冕（大院君长子）的协助，府大夫人将四人轿借给闵妃，李载冕向士兵郑义吉、许氏同、张泰辰、洪千石四人说这是府大夫人的轿子，吩咐他们抬轿出宫，走到重熙堂门外时，金春永、姜命俊、尹尚龙、成仁默、柳卜万等起义士兵止住他们前进，掀开四人轿将闵妃拖出，扈卫闵妃的洪在羲急中生智，大呼“此吾妹尚宫也，勿误认！”然后背上闵妃就跑，终于使闵妃得以逃出生天。权倾朝野的闵妃集团就这样在军民的怒吼下土崩瓦解，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朝鲜高宗李熙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惊慌失措，被迫急召大院君入宫随侍，自己避往别殿，并宣布归政于大院君以挽回局面，大院君便与其妻骊兴府大夫人和长子李载冕一起进宫。大院君如愿以偿，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第二次掌权摄政。大院君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宫廷的乱局。此时宫中涌入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市民，搜寻闵妃，捕杀官吏，刹那间变得腥风血雨、混乱不堪。大院君先命令士兵撤出宫廷，不料士兵们表示：“中殿（王妃）在，必尽戮我等；死，宁行大事而死，决不敢退！”大院君不得已，马上宣布闵妃已死于乱军中，并发布国丧。他还下令赦免起义士兵和市民，遣散他们出宫，并发给士兵积欠的军饷。起义士兵和市民这才放下武器，从昌德宫撤走。壬午兵变暂时平息下去。

大院君执政后

兴宣大院君再次执政后，全面废除了闵妃集团所实行的开放措施。他首先进行人事调换，罢斥了闵妃集团的余党，起用自己的亲信和申应朝等保守士大夫，释放了因反对开放国门而下狱的郑显德、李晚孙、金平默等官员和儒生。他还让自己的长子李载冕兼任武卫大将、户曹判书、宣惠厅堂上等重要职务，掌握兵权和财政。除了人事的安排外，大院君在夺回权力之后，亦立即着手推行改革以缓解社会危机。他先下令把京城附近郡邑的粮米运往京城，作为军士的俸米及民众的粮食。此后，他又下令严禁私自铸造货币，废除都贾制度，强调人人均须纳税，并将地方物产直接运至汉城，以免各地豪强从中牟取非法利益。他还宣布了恢复五营军和三军府，废除别技军，裁撤统理机务衙门等命令。

壬午兵变虽然平息下去，但并未完全结束。7月25日夜晚，民间谣传闵泳翊等逃亡在外的闵妃集团残余势力纠合褓负商数万人，准备进京洗城。当时“都下大乱，坊民俱勒帕揭竿，冲塞街巷，声言御贼，势如潮涌”。大院君则亲自走出敦化门，安抚汉城百姓，并宣布关闭城门，开放武库，将武器发给大家共同防备。于是士兵和市民又一次武装起来，展开了对闵妃集团的新一轮清洗，不少人被认为是褓负商而死于非命，甚至连进京赶考的举子也被当作褓负商的内应而被杀害，原因仅仅是因为袖子里藏着的应举花名册被认为是褓负商名单。从这个褓负商谣言事件可以看出民心对闵妃的恐惧怨毒和对大院君的支持信服。

与此同时，大院君还在全国范围内对闵妃集团成员发下海捕文书，密遣御史到各地探察避难者情况。起义士兵将逃亡官僚的家产没收，并殴打辱骂在汉城设置的闵妃望哭处吊祭的人士。起义士兵也不相信闵妃已死，仍然到处搜捕闵妃。闵妃被迫离开靠近京城的骊州郡，在洪在羲、尹泰骏、闵应植、闵肯植、李容翊等人的护送下向南逃亡到忠州长湖院避难。

壬午兵变本来是朝鲜的内乱，但因为其引发的排日风潮而使事件极大地复杂化。壬午兵变中日本人的蒙难令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朝野争论不休。花房义质公使逃回日本后，便在报告书中主张武力解决。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也认为进军朝鲜的时机已至，要求利用这次事件侵略朝鲜，比如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撰文极力鼓吹讨伐朝鲜，扬言“未达城下之盟不罢休”；而此时日本明治政府面临着国内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勃兴而倍感威胁，考虑到朝鲜作为中国属邦的地位以及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鉴于自身羽翼未丰，遂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在明治天皇的亲自裁决下，决定先派花房义质率领军队前往朝鲜接触大院君政权，胁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否则便发动对朝战争。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将日本政府的各种条件及应对朝鲜的策略详细阐释在一份“机密训令”中，交给花房义质，自己坐镇下关遥控指挥，另有代理陆军卿山县有朋率大军待命。同时发布戒严令（八·五）和征发令（八·十二），为谈判破裂后的对朝开战做准备。于是，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气势汹汹地开赴朝鲜“问罪”，于8月12日抵达朝鲜仁川港（济物浦）。

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但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国际法，朝鲜除了定期朝贡以外并不负有严格的义务，中国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从不与闻。由于中国清王朝经过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增强，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其中之一的琉球就是被日本所吞并，所以清廷对日本格外防范，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中国硕果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牵制日本的势力。在壬午兵变前夕，中国对朝政策已经出现转变的倾向，而此次壬午兵变正好给清廷以强化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尚在安徽老家，由张树声署理）于1882年8月1日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到朝鲜兵变及日本出兵的消息和中国也应迅速向朝鲜派出军舰的建议后，立即决定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并报告总理衙门，又命令天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来华领选使金允植、问议官鱼允中接洽数次以了解朝鲜国情。金、鱼得知消息后也一头雾水，无法确定何人所为、目的为何。8月2日，金、鱼态度骤变，在笔谈中指出乱党“不特绝倭洋，将谋不轨之变”，恳求清朝出兵平乱，并提到李载先、安骥泳，暗示是大院君所为（金、鱼自称是回去互相商量后得出的结论。有说法认为是逃亡中的闵妃密派卞元圭到中国要求金允植等乞援，但此说无史料依据，且从时间上来看可能性不大）。8月4日，张树声接到黎庶昌的又一封电报，提到朝鲜王宫被袭击，印证了金、鱼的看法。8月5日，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奉张树声之命乘坐威远、超勇、扬威3艘去朝鲜“观变”，鱼允中随往；周馥则招来金允植，追问兵变主谋者。金允植以书函形式回复周馥，首次明确提出大院君是兵变的罪魁祸首，向清朝介绍了大院君其人及其与王室的矛盾，在同日他与周馥的笔谈中，提出了“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第（云岘宫），以康穆王妃（神贞王后）命数其罪而赐之死”的处置方法。由于不了解大院君其人，周馥还以为大院君是亲日的，担心他与日本勾结，金允植则纠正了这一看法，指出大院君是排外分子，并警告说日本将借机侵略朝鲜，中国须尽快派兵收拾乱局，以免给日本以可乘之机。

与此同时，张树声奏请清廷出兵朝鲜，抗衡日本，并镇压乱党。8月7日清廷批准了出兵计划，8月13日决定镇压乱党、平定兵变。另一方面，丁汝昌、马建忠和鱼允中一行于8月10日到达朝鲜仁川，他们通过与朝鲜及日本方面的接触与调查，也断定大院君为兵变祸首，并且感到了日本的威胁，因此丁汝昌在8月14日回天津后，带来了马建忠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报告书：“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马建忠本人和鱼允中则继续留在朝鲜“观变”）。8月17日，淮军6营约3000大军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前赴朝鲜平乱，并于8月20日抵达。随军人员中不仅有给吴长庆当向导的朝鲜官员金允植，还有张謇、袁世凯等后来中国的风云人物。但清军并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避免与日军冲突是在朝清军的基本方针），便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与从济物浦赶来的马建忠、鱼允中等会合，并按兵不动，所以日本一度占了先机。

日本对清廷出兵大为震惊，因此井上馨训令花房义质“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汉城）”，以速决谈判，避免中国的干涉。8月16日，花房义质率一个大队约1500名日军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政府谈判。大院君虽非常不愿意日本人进入，但因日本兵临城下，被迫于19日同意日军入城。8月20日，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了国王高宗和大院君，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日本在所谓的“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人员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驻军朝鲜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洪淳穆等人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一向排外的大院君也为日本人的无礼和刻毒所激怒，在表面上对花房表示不再固执于锁国的同时，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军。花房义质对朝鲜方面的拖延战术非常不满，便于8月23日上午率日军撤出汉城，回到济物浦，以示谈判破裂。他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打算按照既定计划，一旦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朝日双方在汉城、济物浦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

日军一怒之下的撤退，使清军获得后发制人的机会。朝鲜上下“斥和攘夷”的呼声虽一度高涨，但毕竟实力弱小，冷静过后许多朝鲜人对同日本作战感到恐惧，不少士兵甚至开小差，被日本人弄得焦头烂额的大院君只好向清军求助。8月21日，大院君派人急驰清军驻地南阳湾马山浦，请求马建忠前往调停，并附上了日本的“要求函件”和朝日双方谈判内容的抄件，马建忠便率领200名清兵以“调停”为名赶赴汉城。8月23日，即花房撤离汉城、对朝鲜下最后通牒的那天，大院君又派人催促马建忠入汉城。马建忠在委托接伴官赵宁夏确认花房已经撤离以后，便于当日傍晚进入汉城，受到朝鲜官民的欢迎。大院君与其长子李载冕前来迎接马建忠于南别宫（中国使臣馆），与马建忠进行笔谈，马建忠强调：“中国兵来，专为牵制日人，别无他意。”大院君信以为真，没有太多怀疑，双方交谈甚欢。

马建忠来汉城的真实目的“非为朝鲜居间调停”，而是要平定兵变，具体而言就是推翻大院君政权。之前，张树声在金允植的影响下认定大院君是兵变祸首，但又考虑到他是朝鲜国王的生父而感叹“办理极为费手”。8月12日，张树声的幕僚——薛福成上述提出了处置大院君的几种方案，包括押往中国、逮捕监禁以及由康穆太妃赐死等。薛福成首次提出了拘捕大院君并押往中国的处置方案，对张树声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8月13日，金允植又在张树声参与的笔谈中提出了逮捕大院君的新方案，即“婉辞先请接谈，彼不肯来，连用好言抚之，谕以勿警，节节进兵，逼住城外，更防四门走路”，最后迫使大院君自投罗网，张树声则回应称“高论极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张树声在8月18日正式向总理衙门提议将大院君“设法诱拴，奏请圣裁”。8月23日，慈禧太后下令：“即着该督（张树声）饬令吴长庆酌度情形，稳慎进扎，务将李昰应获致，庶该国之乱自平。”正式批捕大院君。

在清廷拍板之前，马建忠等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8月13日，马建忠对大院君派来迎接他的赵宁夏称日本正在施压，只有大院君亲自来济物浦与花房商议，才可化解危机，这被认为是马建忠将大院君骗出汉城以实施绑架的计策，不过大院君以“汉城人心未定”为由予以婉拒。 张树声在吴长庆出发前向他交代了逮捕大院君和对日交涉的事宜，8月20日吴、丁大军在马山浦与马建忠会合时，还带来了张树声的密信，该密信无疑指示他们抓捕大院君，也提及了同日本交涉的对策。8月23日马建忠应大院君之邀率先遣队进入汉城，其后在24、25日往来于汉城与济物浦之间，两度与花房义质会晤，达成了推翻大院君的默契。此时吴、丁率大部队抵达汉城，驻军于城外南坛，8月25日两人入南别宫与马建忠密议逮捕大院君事宜，吴长庆主张先解决对日交涉问题再逮捕大院君，马建忠则指出大院君本身就是对日交涉的一个障碍，即使能同日本交涉成功，也是帮助大院君而非帮助国王，因而他们决定马上逮捕大院君。8月26日中午，吴、丁、马先前往云岘宫拜访大院君，为了避免猜疑，吴长庆还特地“减从而往”。大院君率其子孙迎于门外，并邀请三人游览云岘宫，双方交谈欢洽，没有一丝不和谐的气氛。吴长庆等临别时，特地嘱咐大院君“报谒”。其后吴长庆返回城外清军大营，马建忠和丁汝昌则前往南别宫，布置逮捕大院君的兵力。部署完毕后，马建忠偕丁汝昌同赴清军大营，等待大院君的到来。

此时的大院君对清朝毫无警惕，果然中计，在当日下午回访清军大营。尽管有亲信郑显德劝阻，大院君依然“坦然命驾”，吴长庆、马建忠等在黄仕林之军营与大院君笔谈，在这过程中控制住了大院君的仆从。笔谈期间，马建忠对大院君有所指责，大院君察觉气氛不对，对吴长庆写了“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指汉高帝游云梦泽而逮捕韩信的典故）一行话。吴长庆便声称他握有圣旨，叫大院君去中国一趟，于是大院君立刻被清军扶进肩舆里，星夜送往马山浦，乘“登瀛洲”军舰发向天津（马建忠自称宣布逮捕大院君的人是他，并在宣布前向大院君交代了他“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的罪状，但结合其他当事人记载来看，马建忠的记载可信度较低）。

这天夜里，清军控制了汉城四大门和王宫内外，维持城内治安，翌日发布告示，安抚民心，宣称：“今年六月之变……顷者变告上闻，道路流传，皆言尔国太公（大院君）寔知其事。皇帝用是赫然震怒，念尔国太公既知其事，必能得其主名……今统领北洋水师丁军门暂与国太公航海诣阙，处人骨肉之间，全恩严义，我大皇帝自有权衡，必不于尔国太公有所深责，但举动仓卒，恐尔上下臣民未谕斯意，妄生疑惧，以元代执高丽忠宣、忠惠为例，大负乎圣意之高深。”清军之所以急于用近乎绑架的方式逮捕大院君，表面上是为了惩办壬午兵变的祸首，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争取和平的结局。就这样，大院君的第二次上台经历了33天就烟消云散了。随后大院君在天津受到清政府的审问，并被软禁在直隶保定府，1885年才获释返回朝鲜。

随着大院君的被捕，剿灭起义士兵成为清军下一步的计划。8月28日，清军扣押了大院君长子李载冕，同日夜，清军得到金允植带来的朝鲜国王请求镇压“乱党”的手书。8月29日，吴长庆、袁世凯等人率清军攻打汉城东郊的往十里、梨泰院（旧式军人及眷属聚居地），抓获了170多名参与兵变的士兵，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但金长孙、柳春万等兵变领导者逃脱，不久纷纷落网。其后，李会正、郑显德、赵采夏、许煜、张顺吉、白乐宽等大院君派系的官员和儒生被先后赐死或问斩，金长孙、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洪千石、许氏同、尹尚龙、郑双吉等8名兵变“魁首”被判处大逆不道之罪而凌迟处死，孙顺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带头围攻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人的汉城市民在慕华馆前被斩首。另外金春永等人虽然侥幸逃走，成为云岘宫的家臣，但在3年后朝鲜政府查出并凌迟。

闵妃在逃跑后就秘密透过李容翊、沈相薰等人联络高宗，告知她还活着的消息，到兵变被清军平定后，闵妃的“国丧”宣告取消，将她迎回宫也提上议事日程。1882年9月6日，陈云龙、吴长纯二将率领100余名清兵和高宗派遣的领议政洪淳穆等朝鲜官员一起前往忠州长湖院奉迎闵妃回宫，9月8日到忠州长湖院，9月12日闵妃一行抵达汉城。闵妃回宫后，护送她避难的人全部飞黄腾达，闵氏家族的气焰更胜往昔，而闵妃从忠州带来的一名姓李的巫婆则被封为真灵君（自称关帝之女，因准确预测闵妃还宫时间而被宠幸），成为宫中祸福吉凶的发言人。总之，壬午兵变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

1882年壬午兵变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爱国运动。壬午兵变以士兵和市民阶层为主体，规模浩大，来势猛烈，1天之内迅速推翻了封建统治集团。但由于起义队伍自身的阶级属性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因而起义缺乏组织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从根本上导致其失败；起义士兵并未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拥戴了另一个封建统治者执政，幻想由此获得解放；而且兵变盲目排外，拒绝改革，并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再加上反动势力和外国军队的强大，壬午兵变只持续了1个月便在清军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它推翻闵妃集团、驱逐外国势力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使其加重。但它仍然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精神，并种下后来甲午农民战争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的远因。

壬午兵变还从客观上促进了朝鲜的近代化，初步唤起了朝鲜民族的觉醒。壬午兵变是朝鲜政局的一次大洗牌，朝鲜虽仍由闵妃集团掌控，但势力已经重组，保守势力由于壬午兵变的失败而被打压，朝鲜社会在兵变后由封闭进一步走向开放，主张朝鲜近代化的开化党亦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并引发了1884年的“甲申政变”。朝鲜高宗也在兵变后下旨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并宣布他将“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在清朝洋务派的主导下，朝鲜开始了渐进式的近代化改革，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这些都可以说是壬午兵变间接对历史起到的推动作用，因此壬午兵变是朝鲜由传统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的关键性事件。

壬午兵变还直接导致了外国势力对朝鲜渗透和干涉的加剧，并且是近代朝鲜问题国际化的契机，是清朝和日本在朝鲜半岛展开竞争的开端。朝鲜和日本在1882年8月30日订立了《济物浦条约》，日本提出的包括驻军权等要求得到满足，进一步加大了对朝鲜的侵略。清朝和朝鲜也于同年10月在天津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租界，从而使朝鲜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附属国。在清朝的斡旋下，朝鲜也进一步敞开国门，与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列强签订条约。此后清朝和日本在朝鲜京城均有驻军，从1882年到1894年，清朝和日本在朝鲜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至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为止。因此，壬午兵变也为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壬午兵变在当时被认为是一起叛乱事件而被否定，朝鲜高宗曾表示：“……六月之变，失信邻国，贻笑天下。国势日以岌嶪，赔款至于巨万，宁不寒心？日人之入我国，何曾虐我侮我，有乖和好？而特以军民之妄生疑阻，积怀忿怒，有此无故而先犯。尔等思之，其失在谁？”在当代，朝鲜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主体思想，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并高度肯定，将其上升到“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起义”的高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下卷）这样评价道：“朝鲜人民通过这次士兵起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和卖国的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来侵略者，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革命斗志，进一步提高了民族和阶级的觉悟。”1982年，即壬午兵变爆发100周年之际，朝鲜历史学家李钟贤在朝鲜《历史科学》杂志上撰文称壬午兵变“是封建统治集团的极端腐败堕落和日本侵略者的横暴干涉而日益激化了的社会与民族积愤的大爆发；是开港以后，穿着军服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为打击封建压迫、保卫民族主权而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反侵略反封建斗争。”“参加暴动的军人通过给予日本侵略者和闵妃反动统治集团以巨大打击来摆脱封建和民族的奴役，保持人的尊严，从而表现了自己坚定决心和意志。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先进思想和正确战略战术的指导，以致军人暴动没能击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攻势，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还对壬午兵变中的大院君评论道：“大院君在遇到决定自己政权命运的危急情况时，不是采取打退外来侵略势力的有效措施，而是打算依赖封建中国的势力来击退日本的侵略阴谋。……大院君的被绑架，是他想依赖大国来维持自己统治权力的事大主义所产生的悲剧性结果。这一事件是一个历史性论据，它表明一个人如果搞事大主义，就要像大院君那样变成一个傻瓜。”

韩国史学界则对壬午兵变的评价并不是那么高，因而对这一事件的称呼沿袭了带有贬义的“壬午军乱”（임오군란）。韩国史学界的主流将壬午兵变作为“开化与守旧的冲突”之一环。代表韩国官方观点的《韩国史》写道：“壬午军乱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底层民众展开的抗争，因此尽管是暂时的政权更迭，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壬午军乱对当时朝鲜所处的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影响，也是政治史上的重要的事件。”并指出：“城市下层民众的抵抗运动并没有发展为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的变革运动，而只是停留在依赖保守的大院君政权的层面上。与提出新的近代的理念与改革案的运动相比，（壬午军乱）只在破坏中世社会体制方向上发挥了作用；虽然显示出短时间推翻政权的强硬力量，但与近代社会体制形成的契机相比，（壬午军乱）只是促进中世社会体制崩溃、解体的运动。”韩国历史学家李泰镇则认为壬午军乱打断了高宗推进的开化政策，“军乱的漩涡中兴奋的军人火烧了日本公使馆，乘这个机会日本对朝鲜实行强压政策。……中国以搜捕主谋为由派遣军队，实际上它不想让逃出其影响圈，反而要使朝鲜成为中国的属邦。军乱造成了一下子多出两三个甚至更多敌人的非常困难的局面，这与君主高宗和辅佐他的官僚们的期待完全不同。”朝鲜和韩国之所以会对“壬午兵变”有这种不同的评价，是因为朝鲜是站在革命史观的立场，而韩国则是从现代化史观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日本最初称这次事件为“朝鲜事变”，后来由于朝鲜的变乱实在太多而改称“壬午事变”。日本认为壬午兵变不仅是朝鲜政权的内斗，更是一次类似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排外骚乱，严重侵犯了日本的尊严，亦是近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用兵之始。现今日本对此事件评价较为中肯。堀本礼造、铃木金太郎等13名被朝鲜起义士兵和市民所杀的日本人被供奉入靖国神社。

中国近代著名评论家王芸生评价壬午兵变说：“中日之战，一以韩乱为导火线，而光绪八年之旧党犯阙，为韩乱之初作，亦即中日战争之序幕。中国于此一幕，以敏捷之手腕，勘平韩乱，与日本未成正面冲突。然自此中日两国各驻军于朝鲜，成露刃对立之局。且以中国屯兵监政之故，使日人得以自主独立之说构煽朝鲜君臣，因有光绪十年甲申之变，因而演成甲午之战。论者成以此役为中国之胜利，而不知其即马关结盟之种因也。故此役关系近代中国之命运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