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1904年4月8日—1989年5月20日），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一般均衡理论模式的创建者。

约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1904年4月8日—1989年5月20日），英国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经济史学方面卓有成就。1904年4月8日，英格兰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土地上又新增了一名小小的婴孩，他的父母给他起名约翰。

经济学在牛津大学非常具有“社会性”，比较联系社会的实际，这门学科启发了希克斯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兴趣。1925～1926年，他曾在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指导下研究劳动经济学。

1926～1935年，希克斯到伦敦经济学院任助教，后来又任讲师，其间于1932年获取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出版了《工资理论》一书。在伦敦经济学院期间，希克斯又学到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逐渐从一个经济学知识贫乏的初学者，成长为一名颇有理论建树的经济学家，并发表了他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其中包括使他出名的与艾伦合写的文章《价值理论的重新审视》（1934）。后来他又写了《对于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1935）的文章。

1935年，希克斯曾与凯恩斯有所接触。当时，凯恩斯的《通论》还没有出版，而希克斯的思想倾向已发生变化，他用自己的方法，独立地从对自由市场机制迷恋的学院传统中解脱出来了。

1935年夏天，希克斯离开伦敦经济学院，来到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任研究员和大学的讲师，一直持续到1938年。这一时期，他在剑桥大学的主要成果是写了《价值与资本》一书。此外，他还为凯恩斯的《通论》写了两篇颇具影响的书评，其中《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9年初，《价值与资本》出版后，希克斯又到了曼彻斯特大学，成为首任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直到1946年。其间，1942年，他成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43～1945年，他担任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主席。这一时期，希克斯主要的贡献在消费者剩余和福利经济学方面。此外，他还写了《社会结构》一书。该书后来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种文字。

从1946～1952年，希克斯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并参加了该学院的组建工作。其间，1950年曾任尼日利亚的税收分配委员会委员，1951年曾任皇家利润税和收入税方面的委员会成员。1952～1965年，他任该院“德拉蒙德讲座教授”，负责组织研究生教学的工作，并任万灵学院专职研究员，直到退休。此外，他还参加了厄休拉关于公共财政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的写作。

这一时期，他主要出版了《经济周期》（1950）、《需求理论的修正》（1956）两本书。1961～1962年，他出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64年他因其学术贡献而被授予勋爵称号。此后，他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经济学的研究。他对凯恩斯体系的灵活对待，意外地导致了“新的分析概念”。他认为，“这也许对改进人们对世界上已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情况的理解，增添了一些动力”。

从1965年以后，希克斯一直在写他后期的著作。虽然他已退休，但仍被允许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继续做研究员的工作，直到1971年。

希克斯是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一般均衡理论原本具有规范分析的特性，但在其最著名的著作、1939年出版的专著《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抛弃这一传统而赋予这一理论一种强大的经济实质性。他就商品、生产要素、信任和货币的整体性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编制中有多项创新，包括进一步完善了原有消费和生产理论，阐明了多市场的稳定性的条件，把静态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而把多时期分析包括在内，采用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条件的资本理论。由于深深根植于消费者行为理论和企业家行为理论之中，与该领域以前的模型相比，希克斯的模型也就为研究外生变量变化的结果提供了大得多的可能性，而且希克斯也就得以提出了很多与经济有关的定理。他的模型还成了沟通一般均衡理论与通行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极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一般均衡理论到福利理论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步，然而就在其中的几个瞬间，希克斯阐述了他的上述成就中有关福利经济的几个结论。希克斯对于福利经济理论最著名的贡献在于：他对不同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使用标准的分析及对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的修正。在其新的形式下，这个概念对成本效益分析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希克斯在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领域亦有重大的建树。

希克斯是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最早开拓者。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而创立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其灵魂的宏观经济学。战后，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一跃升为主流经济学。但是，在宏观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无论就其基本命题、分析方法，还是政策含义，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和矛盾，两者的内容相互隔绝。这种矛盾与隔绝，深刻地反映了在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表现为市场机制与国家调节之间的矛盾，这引起了西方众多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并引发出一系列的理论探索。他们力图使微宏观理论相互沟通，相互协调；力求重构宏观经济理论，使之重建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这个现今仍未结束的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理论探索过程，构成了战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线。西方学者认为，如果说凯恩斯学说的基本命题和政策含义有可取之处，重构其微观基础，只会使其更准确、更实用。宏观经济学微观化可以更深刻地体现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把国家干预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可以更有效地把握国家调节的任务、范围和力度。

在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理论研究中，从萨缪尔森开始，许多学者做出了贡献，约翰·希克斯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希克斯在《通论》出版后不久发表的两篇书评，特别是他在1939年出版的专著《价值与资本》，开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研究的先河。他的这些论著构成了这一研究的最早尝试。

希克斯成为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最早开拓者，不是偶然的。首先他对微观经济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在《价值与资本》中，他对微观理论的诸方面做了精湛的阐释。他提出了无差异曲线的新方法和替代效应的概念，使一般均衡论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可以说，微观经济学到了希克斯手中，才有了更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微观理论准备来说，至此才有一个较好的基础和较高的起点；其次，他对瑞典学派所擅长的一般均衡的宏观动态分析方法亦有研究；最后，他对凯恩斯理论所持的独立的立场，亦有助于他尽可能客观地评价其理论。希克斯1936年应约发表了关于《通论》的第一篇书评《凯恩斯先生的就业理论》（书评1），但由于仓促写成，他的许多想法未得到充分的表达。几个月后，他就感到有必要重写，于是有了1937年的第二篇书评《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个受启发的解释》（书评2）。两年后，他出版了《价值与资本》，对凯恩斯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研析。以上著述较充分地体现了他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基本见解，亦较充分地体现了他对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基本见解。这些见解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希克斯在书评2中，提出了著名的IS-LM分析，即运用一般均衡思想对《通论》的部分内容作了重新表述，这个表述长期以来一直是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内容。

希克斯作此分析的目的是比较凯恩斯与新古典的异同。他在讨论前作了一些假定。这里LL曲线（即后来的LM曲线）和IS曲线分别表达了均衡的货币供求和投资等于储蓄情况下的收入与利率的对应关系。两条曲线的交点分别对应着均衡的利率和收入水平。在IS-LM曲线图中，LL曲线的左边几乎是水平的，这是由于有流动性陷阱、利率不能进一步下降造成的；在曲线的斜段，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会下降，这又与新古典理论相一致。因此可以说，LL曲线成功地把流动性陷阱融入新古典理论，使之成为新古典理论的一个特例。“凯恩斯承认IS-LM分析是他的观点或他的观点的核心的相当好的表述”，但希克斯则认为这只是对凯恩斯部分理论的概括，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观点。因为他始终觉得流动陷阱说夸大了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忽视了自身的微观基础。

对于凯恩斯的预期理论，希克斯在书评1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是凯恩斯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大概是本书最具革命性的内容了”。这是因为，虽然预期的思想在瑞典学者的著作中已有所见，但将其作为分析的主要方法加以运用，凯恩斯还是第一人。他认为，由于引入了预期的概念，就有可能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来说明非自愿失业的问题。有了预期概念，现行的供求就可以认为总是均衡的。因为凡是没有销售掉的存货，都可以看成是在现行价格上宁愿以后再卖的将来供给部分。人们愿意将多少数量的商品推迟到将来出售，这取决于他们对将来价格状况的预期。现在不再是资源决定供求和价格，而是偏好、资源与预期决定供求和价格。因此，虽然分析方法还是均衡的方法，现在的均衡却不再意味着充分就业，不意味着经济一定处于正常发展时期了。这样，希克斯就把凯恩斯的非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方法结合起来了。

在凯恩斯看来，由于存在预期、有不确定性，因此会造成资本效率递减，有效需求不足，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希克斯同意在动态经济中，由于人们的预期彼此不符及对预期的反应不同，经济常会失衡。但他也认为，经济本身有力量去纠正这一情况，失衡不是常态，因为有稳定因素起作用。

希克斯认为，工资刚性对于凯恩斯理论来说是“他的体系的基石”。对此，希克斯自己有不同的看法。首先，他承认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工资和其他商品价格的刚性。他提出这是多种商品都具有的特点，不是工资所特有的；第二，他同意在预期弹性为1时，刚性工资有很好的稳定作用。因为在此情况下，如果工资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以同一比例上涨，则劳动的实际价格下降，这会增雇劳动、减少其他商品消费，显然这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固定价格商品不是劳动，情况会不同。当它的供给价格相对上升时，除了有减少其他商品消费的直接影响外，还会有替代品价格上涨的间接影响。只有当直接影响超过间接影响时，价格刚性才会有助于稳定。因此失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稳定因素，因为此时没有间接影响，价格体系的向上的不稳定可以受到利率运动的抑制，向下的不稳定由于流动性陷阱而得不到利率的抑制，在经济体系内唯一可靠的遏制因素是工资刚性。只要坚持预期弹性为1的假定，以上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

但希克斯并不认为应坚持这一假定。他问道：“假如一切预期弹性都等于1，何以工资会固定不变？”他认为工资之所以固定不变，就是因为制定工资的人对稳定的货币有信心，即对稳定的物价有信心。一旦他认为物价会变化，工资就会随行就市，工资刚性就会消失。因此他认为，工资刚性并不是特别的规律，工资的变动与其他商品的变动相比较仅有很少的差别，最终还是市场的供求决定价格。工资刚性不过是价格刚性的一种情况；而价格刚性又不过是对供求决定价格的一种偏离。弹性是可调的，刚性并不永存。他始终不同意凯恩斯的“工人只考虑名义工资、不考虑实际工资”的说法。在他看来，工资刚性说不过是价格决定的一个特例，仍可用一般均衡理论说明。

凯恩斯强调他的理论是“通论”，适合于一般情况，新古典则是特例，只适合于充分就业时期。因为在他看来，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是常态，因此市场机制有局限性。希克斯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凯恩斯说明的情况是特例，而一般均衡才是常态。他强调的是新古典理论所具有的一般性。他们争论的实质不在于市场机制是否有局限性、要不要国家干预，而在于市场机制为主还是国家干预为主，国家干预要不要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

希克斯认为凯恩斯理论是特例的理由有三：首先，凯恩斯的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理论并无大出入。这个看法对他来说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英国经济学家A.库丁顿曾评论道：“他的判断是凯恩斯在表述他的理论时被误导为对古典体系的攻击和与古典体系相冲突……他指出，储蓄与投资决定国民收入，资产拥有决定利率的观点，并不是新理论。只不过是可供选择的分析方式，它与以前正常采纳过的方式，有一个相同的结论。”他的评论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希克斯的理论倾向；

其次，凯恩斯研究的是萧条时期的宏观经济，因此他的理论不是“通论”而是特例，是萧条经济学。他以发展中国家有储蓄障碍、常常需要强迫储蓄为例，指出凯恩斯忽略了这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当人们所研究的是怎样从萧条中复苏时……不去考虑储蓄障碍是相当保险的。然而，这一点正好说明凯恩斯的理论并不是一般理论”；

再次，凯恩斯理论没能完全建立在微观基础上是和大萧条的经济背景分不开的。例如，当时工资虽有下降，但失业仍在增加，凯恩斯不由得得出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结论；大萧条时，金本位制极受打击，货币供给的闸门开始打开，但是，经济复苏依然姗姗来迟，此时，他自然容易把注意力从货币措施方面转到了更直接的经济干预形式上。由于他对现实极为敏感，发觉在大萧条时期，市场机制的有效不再是事实。“我确信他这样看是正确的。至于他用这一眼光去看待范围如此广大的问题是否正确，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希克斯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他于1969年出版了《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新石器时代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国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混合。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

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希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来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希克斯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贡献：这主要反映在希克斯对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的推广和运用方面。他不仅把帕累托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介绍到英语国家，而且以他自己重新分析和改进的序数效用理论、边际替代率、消费可能曲线、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者均衡条件的决定、需求定理等以及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分析，大大推动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其次，对消费者剩余的重新解释，推动了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希克斯对消费者剩余的重新检验和探讨，澄清了基数效用论条件下运用它进行福利分析的麻烦，也消除了理论界的有关疑虑及争论，从而为加强福利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可靠性做出了贡献；

第三，对福利经济学补偿原则的补充。帕累托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不可能是所有人偏好的全部增加或减少，即帕累托最优；但如果有人福利增加，也有人福利减少，就比较难判断社会福利是否也达到最大化。希克斯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改变可以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但可以通过税收或价格政策，是受益者补偿受损者而有福利剩余，那么社会福利就增进了，这种政策的改变就是适当的。

1972年，希克斯因其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一起分享该项荣誉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约瑟夫·阿罗）。该项殊荣是对希克斯学术成就的肯定和最高评价，也为希克斯经济思想进一步扩大影响开辟了道路。此后，希克斯又进入了学术创作的“第二青春期”，又写作了五本著作，编辑了三卷论文集以及一些论文。

《工资理论》（1932）；

《价值与资本》（1939）；

《需求理论的修正》（1956）；

《经济史理论》（1969）；

《动态经济学方法》（1985）。

1989年，85年高龄的希克斯与世长辞，为其经济学家的毕生努力画上句号。就在这一年他还出版了他最后的著作《货币的市场理论》，发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致》、《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