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前45年—23年），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西汉新都侯王曼之子，中国西汉改革家、政治家、新朝皇帝。

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父亲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

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世家，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仪礼》。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遗子，行为检点，作风严谨。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对外结纳贤士。王莽就是这个大族中的另类，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很快声名远播。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入中枢开始做官。王莽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前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同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30岁，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王莽的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汉成帝（刘骜）之世，王氏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王莽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王莽的表兄，王政君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发迹在先，地位超越了王莽，而且他善于阿谀奉承，又曾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深受汉成帝的信任，很快升为卫尉(九卿之一)，掌管皇宫的禁卫。这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认为淳于长应继任大司马。王莽为扳倒他仕途上的竞争死敌，秘密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然后王莽利用探望的机会告诉王根，淳于长暗中为接替担任大司马已做好了准备，他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了。同时又说出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王太后让汉成帝罢免了淳于长，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他杀死。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大司马之位，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执政后，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汉哀帝的祖母定陶王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地新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期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责罚了他，且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好评。王莽隐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两人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王莽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要事务。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元始元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自己，他不顾太后的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

王莽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汉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不听。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然后借此机会诬陷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48岁，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王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锡之命。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而死。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只有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即：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秉承群臣之意，叫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

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改元居摄元年。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安众侯刘崇发难，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崇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次年，王莽派王邑平息了叛乱，王莽遂有称帝之心。

西汉自武帝以后，朝廷上的大臣与学者，论灾异与禅让的风气颇盛行。时人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君失德的谴责。有在昭帝之时晆弘以及宣帝之时盖宽饶上奏禅位，更有哀帝之时听从方士儒生之言进行改元，但改元之后，西汉的衰运仍然没变。受灾异、禅让等观念影响的社会心理，为王莽进行代汉提供了条件。

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时年54岁。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

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王莽因国内已有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而唯独缺少西海，为了凑全这“四海”，他穷兵黩武地出兵将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占领来设置西海郡。为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严酷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始建国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天下贤能之士皆来长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天凤元年春三月乃成。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匈奴、高句丽、老窝、浦涯等小国，先后臣服新朝。

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 为国讨贼，以安社稷 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

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人口锐减了三千多万，史称“百姓虚耗，十有二存。”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

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 ，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

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被起义军战士(商县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就向杜吴问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参见：王莽改革

由于王莽改制，加深了社会矛盾，从上层到下层，都纷纷反对。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王莽又想出了一个新点子，妄图用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转移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矛盾，以摆脱困难的处境。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招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30万人，分10道出塞伐匈奴。本来北方的匈奴民族，经武帝时的沉重打击，自宣帝以后，八九十年的时间没有人境骚扰，边境安宁，生产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一派繁荣景象。这一次却是王莽主动挑起与匈奴的战争。

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再次招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隶征伐匈奴。为什么要募兵？实际上就是把那些完全丧失生计，有可能起来暴动的穷人，在王莽看来也是多余的人口，招募出来，送往边境，以解决国内的危机。由于他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去征伐匈奴，而是要处理掉这些多余的人口，所以当把这些人送往边境，并挑起跟匈奴的矛盾之后，就不再下令出击，也不供应军需，让他们或者被入侵的匈奴人杀死，或者在边境上饿死。本来在第一次大出征之前，大将严尤就曾提出劝阻，说远道出征，军粮不足，兵械陈旧，北地冬天寒冷，把这样庞大的队伍送到那里不饿死也得冻死。可是王莽根本不管这一套，终于把这些人送上了死亡的边境。

然而这些被募边境的士卒，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们看穿了王莽的用心，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对边境人民进行抢掠，破坏了边境地区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饥荒，“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还有一些士卒，以数千人为一群，进入内郡寻食,到处骚扰，反而搅得国内社会更不安定。于是王莽又派捕盗使臣孔仁组织郡县进行剿杀。这就是说，对那些不甘心冻死、饿死的士卒就组织人去把它们杀死。王莽就是这样断送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王莽在北伐匈奴的同时，又东征高丽，西征西域，南征蛮夷，这些都是王莽首先挑起的矛盾。

在对匈奴作战时，他也征调高丽兵出战，想挑起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高丽兵逃走，他诱杀高丽侯引起反抗，于是就派兵对高丽进行讨伐。

位于今云南省广南一带的句町国，汉昭帝时封其国君为王，王莽把他降为候，进而又诱杀了句町王，使西南各民族皆反。于是王莽又找到了一条对外作战的借口，发20万兵(包括民夫)伐句町，军至益州(今云南滇池附近)士卒因疫病而死的人达十分之七。他又从天水、陇西及巴蜀地区再发兵卒 10万人、民夫20万人征伐句町，其结果又造成大批人员死亡。

总之，王莽的对外作战，四面出击，根本目的只有一个，让丁壮人口大批死亡，或使人民疲于奔波，无暇谋反。结果适得其反，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憎恨，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灭亡。

王莽执政时期，被《中国人口通史》称为“一场人口浩劫的降临”。由于王莽实行违背历史潮流的复古改制和大肆对外用兵，已使人民无法安于正常的生产活动，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然而王莽又大兴土木，劳役繁重，挥霍无度，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致使人口数量骤减。

王莽大兴土木，不仅要为他的祖宗修庙，更与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攀亲，说他是黄帝的后代，因而要起历代帝王九庙，征调天下能工巧匠。各项建筑都要高大宽敞，其中“黄帝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40丈，高17丈，其他各庙减半，但都要镶金饰银，务求华丽。资金不足，就逼令人民捐助，材料不足，就拆长安西苑建筑 10余所。由于工程严急，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役工过度疲劳，累死的人数以万计。

王莽还想当神仙，不仅组织很多人为他炼丹采药，以求长生不死，还制造据说是黄帝乘坐过的大车，名曰“华盖”，说坐上去可以成神仙。“华盖”高八丈一尺，需驾6匹马和力士 300人才能拉动。王莽坐在上面，拉车的力士要一面拉，一面高喊“登仙”。如此严重地挥霍，造成府库空虚，连各级官吏的俸禄也发不出去。于是他又想出了一条害民的绝妙办法，让各级官更自己取俸于民，“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而私赋敛”。这就为各级官吏打开了对人民敲诈勒索的方便之门，公开收受贿赂，使“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落入了更苦难的深渊，反抗情绪也更加激烈。

这时王莽也感到了危险，一面把责任全推到各级官更身上，同时又想从这些郡尹县宰身上捞点油水，以解决他的财政困难。于是下令“禁奸”，发动检举，允许吏告其将，奴告其主，揭发官吏贪污受贿，并没收被告发者财产的五分之四，以充公用。这又引起了官吏们的不满。但是官更们并不怎么怕没收，因为只要允许他们自已取俸于民，原有财产没收了，可以再加倍向人民勒索。所以这种禁奸的办法，只能越禁越奸，劳动人民受害越深。

王莽一系列行径，把人民折磨得完全丧失了生计，本来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但全国连年闹饥荒。地皇三年(公元22)，山东流民数十万人人关寻食，得不到救济，饿死者十之七八。长安城内严重缺粮，连为王莽修庙的工匠也大批饿死，到处可以嗅到腐烂尸体的臭气。洛阳以东地区，粮食每石贵至2000钱，青州、徐州地区(今山东省东南部及江苏省北部地区)灾情特别严重，饿死的人不可胜计，并出现了严重的食人现象。大饥荒带来了大瘟疫，传染病到处流行，造成更多的人口死亡。

这时小规模农民起义遍及全国，荆、扬二州尤为严重。王莽于是派费兴做州牧去处理，然而由于费兴把发生农民起义的原因归咎于王莽改制的六管上，于是王莽勃然大怒，免了费兴的官。农民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到处打砸王莽政权的地方官府。王莽看到大事不好，赶忙派人四处安抚，企图用宣布赦免起义农民无罪的办法，来解除农民起义的武装。然而起义农民散而复合。王莽就下令镇压，在镇压与反抗的大搏斗中，千千万万无辜劳动人民死于王莽集团的屠刀下，十几年之间，死亡人口数千万。

王莽之乱造成社会人口减少75%。据《通典》记载，“王莽篡位，继以更始、赤眉之乱，率土遗黎，十才二三。”这是对比西汉平帝元始二年，以此推之，所剩人口大约只能有1500~1600万。到光武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统计在籍人口也只有2100多万。尽管这些估计或统计都偏低于实际，但经过考查，东汉之初也不过 2250多万。

从王莽篡乱开始，到东汉统一战争结束，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人口耗损3700万，其数量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多归咎于王莽，实际上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剥削所导致的。

朱小霞认为，王莽接手的本是一个国力强大、人口繁盛的政权，然而至新室末年，仅十几年间，竟减少了三千多万人口，仅凭这个数字的变化，即可以断定，王莽改制绝非20世纪以来一些中外研究者所谓的带有“民主”、“进步”、“社会主义”意味的改革，而是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史载从王莽居摄元年（公元 6 年）开始，到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止，十余年间全国竟连续爆发了十几次农民起义。起义如此频繁，反映了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激烈；可见当时的社会，上至宗室贵族、地方豪强，下至各族百姓和士农工商各阶层，皆视王莽为寇仇，说明新莽政权已尽失天下人心，反对新莽暴政，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

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即便如此，王莽依然被同一时代的人们认为是胜过了那些夺取王莽政权的更始帝君臣。

耿弇：“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莽朝。”

桓谭：①“王翁自见以专国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权，使事无大小深浅，皆断决于己身。及其失之，人不从大臣生焉。更始帝见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师，恃民悦喜，则自安乐，不听纳谏臣谋士，赤眉围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败。”②维王翁之过绝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又数阴中不快已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王翁始秉国政，自以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兵[共]。苟直意而发，得之而用，是以稀获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后东击青徐众郡赤眉之徒，皆不择良将，而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或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或[咸]无权智将帅之用。猥使据军持众，当赴强敌，是以军合则损，士众散走，咎在不择将，将与主俱不知大体者也。

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谯周：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并神器，於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

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杨慎（1488年-1559年）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

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像胡适一样，也有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

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

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

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地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

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又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待，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著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在长安建都。

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

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

近代仍有不少历史学者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

朱小霞：“王莽接手的本是一个国力强大、人口繁盛的政权，然而至新室末年，仅十几年间，竟减少了三千多万人口，仅凭这个数字的变化，我们即可以断定，王莽改制绝非 20 世纪以来一些中外研究者所谓的带有“民主”、“进步”、“社会主义”意味的改革，而是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史载从王莽居摄元年（公元 6 年）开始，到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止，十余年间全国竟连续爆发了十几次农民起义。起义如此频繁，反映了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激烈；可见当时的社会，上至宗室贵族、地方豪强，下至各族百姓和士农工商各阶层，皆视王莽为寇仇，说明新莽政权已尽失天下人心，反对新莽暴政，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

根据《周易》推演，王莽当政时期会发生“阳九之灾”，是入元后的第一个百六遇到的灾难，又称“元一之灾”。于是王莽自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王莽一直将天下大乱归咎于阳九之灾，并把阳九之灾作为自己失败的借口。

1990年歌仔戏《东汉演义》：吕福禄饰演王莽

2000年电视剧《光武帝刘秀》：林连昆饰演王莽

2006年电视剧《昭君出塞》：马浚伟饰演王莽

2008年电视剧《母仪天下》：赵锦焘饰演王莽

2015年电视剧《相爱穿梭千年》：陈翔饰演王莽

2016年电视剧《秀丽江山之长歌行》：刘新义饰演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