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诗文三大家，是指我国明朝建国初期的三位文人：宋濂、刘基、高启，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被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浙江义乌）人。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著有《宋学士文集》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重庆奉节县）。

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 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炎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刘基，字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十五日，卒于明洪武八年（1375），终年65岁，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人（旧属处州府青田县），故时人称他为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为刘诚意。他死后139年，即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被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因而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县是1948年析置的新县，县名就是为了纪念刘基。

刘基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元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基，一举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生涯。他立志报国，但朝廷昏庸腐败，使他20余年的宦海生涯屡遭磨难贬抑。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接受朱元璋的邀请，成为参赞军务的谋士，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为人刚直，胆识过人，朱元璋尊其为“吾子房（张良）也”。民间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基伯温”的称道。

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杀了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及守将花云。他还在太平立国，自称皇帝。调集舟师，从江州向东直指应天。声称此役有张士诚配合，攻陷应天，指日可待。在陈友谅的嚣张气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将感到局势紧张。有的主张出城决一死战，有的主张弃城转移，也有的主张献城投降。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便问站在一边默不作语的刘基。刘基斩钉截铁地回答，先斩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敌获胜。他说，陈友谅劫主称帝，骄横一世，其心无日不忘金陵。气势汹汹，顺江东下，乃是向我示威，逼我退让。我们不能让其得逞，只有坚决抵抗。他又说，常言道，后举者胜，陈友谅虽兵骄将悍，但他们行军千里来犯我，既是疲军，又是不义，而我们后发制人，以逸待劳，待敌深入后，我以伏兵击之，自当必胜。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关系重大，一定要打好。刘基的一番话，坚定了朱元璋抗击的决心，他采纳了刘基的计策，巧出奇兵打败了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不仅取得了保卫应天的胜利，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太平。巩固了金陵这块根据地。此役仅在刘基投奔后的两个月，充分显示了刘基卓越的军事才能。

陈友谅虽退守江西、湖北一带，但他和张士诚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为了扫平群雄，北定中原，最后推翻元朝政权，朱元璋军中对东张西陈两个战略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将领主张先易后难，即先打张士诚。这一战略思想对朱元璋也产生了影响。

刘基的主张则相反，他认为张士诚生性怯弱，胸无大志，只求自保，这种人不足为虑。陈友谅野心勃勃，力量也强，又据长江上游，对我威胁最大。若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攻我；可是如果先讨伐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一定敢轻举妄动。故当先除陈。陈氏一灭，张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陈张既平，就可拥麾北上，席卷中原，大业便可告成了。刘基的分析高瞻远瞩，应该说是朱元璋扫平四海、建立大业的唯一正确战略方案。朱元璋采纳刘基之计，决定先征陈友谅，再攻张士诚，在全面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亲率三军溯长江西征陈友谅。先攻安庆不克，刘基知陈友谅重兵驻防安庆，其老巢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必定空虚，便建言马上转攻江州，果然一举而下，陈友谅弃逃武昌。不久，陈友谅部臣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保留部队为条件前来议降，朱元璋从刘基劝，接受胡的条件。胡降，其他守将见此纷纷前来纳款，整个江西很快并入朱元璋的版图。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北上解小明王韩林儿安丰被围之际，从武昌率军倾城而出，围攻洪都；想守回这一重镇。守将朱文正力拒抵抗，两军相持多日。七月，朱元璋率大军南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上。刘基日夜侍随朱元璋左右，参与军机。两军鏖战，血染湖水，双方死伤惨重，最后在湖面上相持不下。这时刘基向朱元璋献计，建议派重兵扼守鄱阳湖四周出口之处，以困陈友谅。不久，陈友谅率残军突围。想从小港汊口处逃窜，结果被朱元璋军扼住。陈友谅战死，余军大溃。消灭陈友谅势力以后，朱元璋马不停蹄，立即又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张士诚走投无路，自缢身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对刘基说：“先生是我创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

刘基还有许多出其不意的战术，每遇战事往往以奇计制胜。在打江州时，他见江州城墙沿江而筑，又很低矮，便授意在战舰上建造云梯天桥。夜间驶到城墙脚下，将天桥架在城墙上，士兵缘梯而上，顺利破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他奔母丧从处州返金陵，途经严州（今浙江建德县），正适张士诚部来犯，严州守将李文忠要出兵迎击，刘基劝阻说，不出三日，敌人会自己退走，到时出兵追击，可获大胜。李文忠听从了刘基的劝说。第三天黎明，敌军果退，李文忠出击，大胜而归。

刘基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不仅使同僚下属钦佩不已，也博得了朱元璋的信任与尊敬。朱元璋将他比作汉代谋臣张良、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经常和他一起商量军政大事，有时遇有重大决策，仅召他一人进密室相议，一谈便是半日。朱元璋有时对他几乎到了依赖的程度。刘基母亲故世，他想告假回乡奔丧，朱元璋舍不得他离开，婉言挽留而不准假。后来勉强准了，还不时写信到青田乡里请教军政大计，刘基则详细分析答复，总使朱元璋非常满意。尽管这样，最后朱元璋还是提前召他回来。见人主如此诚意待己，刘基也以朱元璋为不世之遇，悉心辅佐，知无不言，为朱氏大明王朝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代诗人。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曾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因自号青丘子。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赴，返青丘授徒自给。后被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一案腰斩于南京。高启为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其诗雄健有力，富有才情，开始改变元末以来缛丽的诗风。学诗兼采众家之长，无偏执之病。但从汉魏一直摹拟到宋人，又死于盛年，未能熔铸创造出独立的风格。反映人民生活的诗质朴真切，富有生活气息。吊古或抒写怀抱之作寄托了较深的感慨，风格雄劲奔放。有诗集《高太史大全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舷集》。

高启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为本，兼受释、道影响。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因此，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高启为此撰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魏被诛；高启也受株连腰斩。

高启青年时代即有诗名，与杨基、张羽、徐贲吴中四杰魏晋

高启作官只有三年，长期居于乡里，故其部分诗歌描写了农民劳动生活，如《牧牛词》、《捕鱼词》、《养蚕词》、《射鸭词》、《伐木词》、《打麦词》、《采茶词》、《田家行》、《看刈禾》等。这些诗没有把田园生活理想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如《湖州歌牛尾稀，种成未足输官物。侯来桑练圻老人农隐》、《过奉口战场》、《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大水》等诗，还描写了农民在天灾兵燹下的苦难。这些作品，是高启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高启诗中十之八九是个人述志感怀、游山玩景以及酬答友人之作。这类诗歌，有时也对统治阶级微露讽刺。如五古窦婴，赵高诬李斯内部矛盾阶级局限性。

野白鸟啄凿渠谣黄河子夜四时歌荷花高启的诗，对明代诗歌影响较广，以致有人把他誉为明代诗人之冠。

高启也写词，大多内容平泛，情调低沉，逊于他的诗作。他的散文，独创性不多，但《书博鸡者事》一文很有光彩，它塑造了一个敢同豪绅斗争的义勇少年形象，语言凝炼，情节动人，有唐人传奇之风。

高启著作，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5集，2000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存937首。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今通行《四部丛刊》中，《高太史大全集》即据此影印。高启的词编为《扣舷集》，文编为《凫藻集》，另刊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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