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英（1608年2月27日—1666年10月6日），字培之，山西大同卫（今山西省大同市）人（《清史稿》误作“辽东”），汉军正红旗人，明末清初将领。

明万历三十六年正月十二日（1608年2月27日）亥时，李国英出生于山西大同卫（今山西省大同市）的一个世袭武将家庭。李国英八岁入乡塾读书，记忆力超群，十五岁开始学习骑射和马术。父亲李实去世后，他便毅然投笔从戎。他随辽地将领出关作战，后隶属于左良玉麾下，屡建战功，多次升迁至长沙总兵。

清顺治二年（1645年），左良玉去世后，当时清军渡过淮河，李国英便跟随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率众投降清朝，因此被授予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清廷将李国英编入汉军正红旗。

顺治三年（1646年），李国英跟随肃亲王豪格进军四川，讨伐张献忠。清军攻占成都后，李国英因功升任成都府总兵。

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委任李国英为四川巡抚，主持四川军政事务。当时，张献忠刚刚被平定，西川地区战乱频仍。那些强横狡黠之徒反叛，聚众流窜劫掠，或占据险要之地，自立名号。当时张献忠虽然战死，但他的余部尚有数十万人，孙可望、刘文秀联明抗清，当时南明将领王命臣占据川南，谭弘、谭文、谭诣、杨展、刘惟明等人占据川东，与李自成余部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刘二虎、邢十万、马超等遥相呼应，与清军形成对峙格局。李国英上任后，二月，谭弘率部进攻保宁府（今四川阆中），被李国英击败退走。随后李国英分兵三道，水陆并进，攻占王命臣据守的顺庆府（今四川南充），擒其部将李先德、朱朝国等。李国英又与总兵惠应受诏讨伐盘踞保宁附近的邢十万、马超，擒其部将胡敬，收复潼川府（今四川三台），追击至绵州（今四川绵阳），获所置官吏吕济民等。不久招降刘惟明、杨展，收复绵州。

顺治六年（1649年），李国英率军攻占安县（今四川绵阳安州区）、彰明（今四川江油彰明镇），并攻破了曲山关，占领石泉县（今四川北川）。有一个叫谢光祖的人，占据山寨抵抗清军，李国英派遣军队攻破山寨并将其斩杀。

顺治七年（1650年），李国英命副将曹纯忠、刘汉臣率军攻取川北地区，设伏斩贼首老铁匠、黄鹞子。

顺治九年（1652年），大西军余部主力在孙可望、刘文秀率领下大举进攻保宁府，大军横列十五里，气势高涨。李国英指挥清军奋力抵抗，率兵直击敌军中坚，同时从小道背后偷袭孙可望，斩敌数万，溺死者无数，最终击退孙可望的进攻，因功封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顺治十一年（1654年），朝廷考察甄别督抚，李国英因军功卓越，加兵部尚书。这时，孙可望率军攻占成都，重庆、夔州（今重庆奉节）、嘉定府（今四川乐山）等地都在农民军和明军的控制之下，清军在四川处境非常不利。当时吴三桂、李国翰的大军驻扎在汉中（今属陕西），李国英上书朝廷请求吴三桂出兵四川，献策先取肥沃的成都、嘉定府，且屯且守，然后攻取重庆，扼其咽喉，接着顺流而下，平定夔州，最后平定云南、贵州。

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月，李国英被加封为太子太保，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

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清廷决定全力经营四川，顺治帝认为李国英长期在边疆任职，才能和谋略一向显著，于是加封他为少保、兼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及四川等地的军务，并兼管粮饷。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吴三桂由汉中出兵，攻占了重庆，直指贵州。谭文、谭弘、谭诣、刘二虎等明军屯守忠州（今重庆忠县）和万县（今重庆万州）一带，合兵进攻重庆，被总兵程廷俊、严自明击退。谭文又联合夔东十三家兵逼重庆，李国英率军从保宁府救援，行至合江，谭诣杀谭文后投降，李国英入城安抚，谭弘与其部将郝承裔、陈达也先后投降。李国英命总兵王明德平定盘踞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的谭文余部，清军遂基本控制了四川全境。

顺治十六年（1659年），李国英率军攻取马湖、叙州二府，并在武隆的摩围洞击败了牟胜。李国英不仅不杀他，反而赦免并重用他。

顺治十七年（1660年），驻守雅州（今四川雅安）的降将郝成裔起兵造反，李国英亲自率军至嘉定府，分三道进剿，破竹箐关（今属四川洪雅县）而入，郝成裔逃往黎州（今四川汉源），被追兵俘获。又在东乡小城寨攻破了杨秉印的防御，杨秉印焚毁营寨投降。

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廷下旨撤消各省专设总督一职，李国英于是卸任川陕总督，专任四川总督。

康熙元年（1662年），明朝石泉王朱奉鋡攻打叙州（今四川宜宾），李国英率军讨伐并平定了叛乱。当时郝摇旗、李来亨、刘二虎、袁宗第等人占据茅麓山，出兵掠夺四川、湖广、陕西交界的诸州县。朝廷商议由三省联合军队讨伐他们，李国英上疏说：“贼寇巢穴横据险要之地，我军进攻难以联合。应该预先约定会师时间，分道并进，使贼寇三面受敌，彼此无法兼顾。一路平定后，就近会师，贼寇就可以被全部歼灭。”清廷命将军穆里玛、图海率领禁军讨伐，李国英移驻万县，与西安将军富喀禅、副都统都敏会合共同围剿。当时叛军正占据夔州，听说李国英率军到来便弃城而逃。李国英下令修缮街市房屋，开张店铺，作长久驻守之计。起义军探知此情后放松了戒备。

康熙二年（1663年），李国英督兵进军巫山（今属重庆），逼近陈家坡，攻破了刘二虎的营垒。刘二虎逃走途中死亡，郝摇旗、袁宗第趁夜逃走。总兵梁加琦、佐领巴达世追击他们至黄草坪，俘获了郝摇旗、袁宗第及他们所任命的官吏洪育鰲等人。李国英又派遣总兵李良桢攻破小尖寨，俘获了明朝东安王朱盛蒗，叛将贺珍的儿子贺道宁也率领部众投降。

康熙三年（1664年），李国英因任期届满而自请考核，但因姓氏误写而被暂时免去官职。然而，朝廷念及李国英的功勋，特旨恢复其太子少保之职，并命其随穆里玛前往湖北茅麓山，协助剿灭李来亨。李国英到达后，亲自勘察营地，构筑长围，截断敌军要道。李来亨部众每夜来袭，李国英都率军奋力击退。此外，李国英还怜悯湖北运输艰难，导致士兵困顿，便传授四川的运输之法，救活士兵不下万人。最终，李来亨无法支撑，放火自焚而死，湖北贼寇也被平定。至此，山林薮泽中的贼寇被彻底清除，三峡航道畅通无阻，四川全境终于恢复安宁。大军返回重庆后，李国英即遭遇母丧之痛。朝廷考虑到边疆重任难以替代，未允其奔丧，特命其在丧服中视事。

康熙四年（1665年），李国英上疏朝廷，认为四川全省已经平定，建议撤裁多余军队，全省只留四万五千兵力。该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

康熙五年九月初九日（1666年10月6日），李国英去世于重庆的公署，享年五十九岁，谥号“勤襄”。

康熙七年（1668年），朝廷追叙李国英巫山剿贼的功绩，追授世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爵位。

雍正十年（1732年），入贤良祠。

李国英在四川剿抚的过程中，多次提到保宁的重要性，并认为守住保宁才是进取三川的根本。

顺治四年（1647年），李国英任四川成都总兵，十一月，赵荣贵围攻保宁，城内各官兵求援，“惟时，饥疫交加，群寇蜂起，其仅存者，只有保宁系入川门户，为收川根本。”考虑到这一点，李国英复援保宁。保宁粮饷几乎靠从陕西运往，“全川镇道，齐集保宁，幸赖存余秦粮支持，获免饥毙。”与此同时，李国英认为光靠陕西运粮支撑不是根本，“惟与各镇道文武，矢志捐躯，与此地为存亡，誓殄众贼，以图恢复。”于是同镇臣柏永馥等，在保宁“兴屯田，资战守，而保宁之根本始固。”因保宁成为清军在四川的立足之地，自然也成为反清势力的围攻对象。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初谭洪等入侵保宁。顺治九年（1652年），刘文秀攻保宁，大败。此后保宁政权作为临时省会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李国英对保宁战略地位的清晰认识，是清军能顺利驻扎保宁并成功平定全川的首要原因。

首先，李国英认为保宁的守备不牢固，想要进取三川，是自闭门户。保宁大捷后，是因为粮饷困难，顺治九年（1652年），吴三桂、李国翰部在保宁战役中大败刘文秀军后不仅没有乘胜南下，反而只留下四川巡抚李国英部留守保宁，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十三日，平西王吴三桂率全军返回陕西汉中就粮，留右路总兵马宁统兵在保防守。李国英上疏请潼川等要隘设镇，派重兵把守，防止大西军的反攻，但这一建议并没有立即得到清政府的许可。吴三桂率兵走后，四月十二日，李国英上疏在奏疏中再一次详细分析了保宁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认为当下正是孙可望等人“势众”之时，清军“攻取之际”，现全师忽撤，留下的兵力又不多，虽然在广元，昭化屯兵五千，但从地形来看，万一大西军从东西入犯，就只有保宁“孤撄其锋”，所以屯兵之地与保宁并非犄角之势。现在如果朝廷重在“守汉”，那么保宁作为第一重门户，广元、昭化作为第二重门户是合理的。但如果重在“守保”，绵州、潼川没有重兵，就不能抵御来自成都西南的军队，遂宁顺庆没有重兵，就不能抵御来自重庆的军队。如果保宁不守，即使汉中有重兵，无异于是“自撤藩篱”，想要进一步进取三川就不可能了。简而言之：固守保宁，分守要隘，将抗清势力抵御在绵州、潼川、遂宁、顺庆一线以南，才是进取三川之根本，或者说目光应该放得更宽更为长远一些。况且大西军知道大军撤回汉中，不再惧怕，肯定还要反击。

然而，李国英的建议得到的回复却是，清政府未更改布防，更重视保汉中，而不是保宁，于是再次上疏，重申了坚守保宁的重要性，此地是恢复四川的根本。在顺治十年（1653年），平西王吴三桂返川就粮之后，四川各地陆续出现反叛，“东西南三川复为贼踞，”甚至一度逼近保宁。囿于“兵寡难分，故权于每处安设拨兵百十名”，可见必须有大兵固守要隘。保宁尴尬的地理位置，使其时刻面临被围攻的处境，所以李国英继续上疏请求增兵三千，并设镇于顺、遂、潼、绵等处。

综上所述，李国英固守保宁的策略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以后来的形势发展变化证实，以保宁为基地与四川抗清武装作战，逐渐扩大在四川的统治范围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放弃保宁，长驱直入，则清军很有可能被四川的抗清武装分割包围加以各个歼灭，付出的代价将更为惨重。

平西王吴三桂命李国英负责新任官员的选择，在新上任的大批文武官员中，除了保持原有官员和外来入川新任官员外，李国英举荐了一部分来自于降清的大西、前明旧臣和地主武装首领。在平川战争中，李国英注意到了这部分降将的作用，不仅保全家族和部队，还升职封侯，让他们帮助管理四川州县和参与剿灭各地的反清势力。

李国英在四川官员的选择上，“以旧官管旧地，以降将任新职”的任人唯贤的选拔标准，帮助了清军快速地稳定四川政局。考虑到川省初定，地广人稀，若省并州县，节约出来的俸禄还可以用于发展生产。由此，在顺治、康熙年间，四川进行了大规模的县制省并。李国英主政四川时期，诸县省并工作已陆续开展，康熙六年至九年也有多次裁撤，此处暂不罗列。有学者统计，经过顺治和康熙初年间裁并，四川之州县数较之明代，共精简了近四十个，曾一度下降至80余个。由此可见，李国英主政时期，大约经历了三次州县裁撤，分别在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和康熙元年（1662年）。顺治十年（1653年）正处于保宁守卫战胜利之后的再度僵持阶段，李国英着力整顿川北地区；顺治十六年（1659年），大西军主力退出四川，全川基本大定；康熙元年（1662年），除“夔东十三家”外，清廷统一四川全境。

综上，四川的州县裁撤是清军战争胜利后的政治成果，相反，州县裁撤节省下来的钱粮又帮助了清军的下一步进军，这与李国英任四川巡抚（总督）的功劳是密不可分的。直至李国英率军平定“夔东十三家”之后，清朝在四川的各级政权组织才相继建立起来。

针对李国英所陈述的四川缺兵乏饷之情况，清政府并没有立即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对于刚刚接手的新政权来说，川蜀之地鞭长莫及，此时也拿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处于“战不能战，待不能待”的情形之下，初任四川巡抚的李国英充分展现了他解决当务之急的能力。

为了在四川实现顺治帝“足国裕民之意”，四川的经济恢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主要是招徕流民与外省移民垦荒。在李国英之前，清朝首任四川巡抚王遵坦于顺治三年（1646年）随肃亲王豪格下四川，他“披荆棘，坐戎幕，招辑流亡，极意抚恤，民气渐复”。在王遵坦的努力下，保宁才“民气渐复”，也才能成为清军统一全川的根本。顺治六年（1649年），为了鼓励民间开荒种地，清廷颁发鼓励民间垦荒耕田令。但此时的四川尚处乱局之中，因此，清廷还没有把四川作为特殊地区而施行特殊政策，但是在全国普遍“三年起科”的赋税征派政策的时候，而自四川开始“五年起科”，这也算是给予了身在动乱之中的四川人民的一点优待。在此之下，四川的税负非常轻，“田赋正额，每亩不过二三钱，少止几分”，由此有了“国家赋税莫重于东南，四川最为轻”的说法，吸引了更多的流民返川。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大定，藩司移驻成都，又因“川西更惨于川东南北”，李国英为此“招两湖、两粤、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除了以众多优厚条件主动招徕流民外，清廷也曾强制各省送还流民。

在李国英主政四川期间，招徕流民的工作是持续性的且广泛性的过程，虽有部分政绩载于史书，但招徕回归的川民“归鸿仍然寥寥”。究其原因有三：第一是四川战争频繁，社会不安定。第二是川北土地贫瘠，百姓担心差粮和自然条件之苦导致生存太难。第三是流寓他乡，不知回家之路。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初四，李国英在“清军乏饷及陈屯田之策”的题稿中，对四川屯田的原因以及屯田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面对四川十地九荒，十人存一的困境，李国英认为若不考虑四川的长远发展，只一味地接受朝廷所运来之秦粮，何时才是尽头，并且不能从跟上解决四川人荒粮荒的问题，并认为“为今之计，可以养兵，可以抚民，并可以进战退守，屯田一着似为急务。”可见，只有屯田，才能滋生人民和资养官兵。

顺治五年（1648年），李国英就已准备开始屯练，“赴陕西采买籽种，陆续运川，转发保宁、顺庆、龙安、潼川等府州县兵民就地开垦耕种，奉旨发布银五万两。”籽种与赈银已准备好，还需要选拔一些合适的官员去实施赈济政策，并以赈济成效为考核依据，李国英“选择司道中勤劳敏锐又饶有心计者，每川一员，带管屯田，责令各州县官清查所有荒地，人丁若干，按实际情况发给牛种，尽力开垦，惟以垦收之多寡为各官之殿最。”有民之处则实行民屯，有兵之处则实行兵屯。按照当时的用兵形势，在屯田的区域选择上“先屯保、顺、潼、川，次取龙、绵，次恢重、合。安官驻兵，招徕开垦，进寸屯寸，进尺屯尺，无事则农，有事则战，庶地耕则民聚，足食则兵强。然后渐复省会、夔、遵、叙、马数府，而屯田亦次第举行，是蜀疆一恢，而通省皆屯，地不患无民，兵不患无饷。”李国英所认为抚民养兵，进战退守，屯田实际上是恢复全川之本计。

顺治十年（1653年），川陕总督孟乔芳组织两千兵丁在广元、昭化屯田。屯兵月饷由政府支拨，牛只、种子等开支亦令统一开付，但屯种所获除屯兵所需口粮外，全部上交，每年可纳屯息粮万余石。李国英根据当时预估的情况，向朝廷申请“必须牛四千头，稻谷种四千石，兵民垦地口粮一万石。”如果朝廷如数发来，必尊奉举行，一两年之后地方大定，“兵食有余，尽数解京，以克正赋。”李国英的屯田措施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允，发银五万两，买给兵民牛种，“自兹始获饱食”。

开垦兴屯后，自顺治六年（1649年）至顺治九年（1652年）止，“四年共收获籽粒共三万八千一百五十四石一斗八升四合”。而在之后与抗清势力相角逐的过程中，“剿贼无粮则不能远征，获地无粮则不能久守”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也因李国英的屯田措施而被打破。据嘉庆《四川通志》载：“国朝平蜀之后，交剃荒芜，招徕黎庶分屯课种，兵既戢而民亦滋行。跃后谷稼股积，沃野以成，盖兴屯于始而耕桑继复焉。”此书直接将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归功于屯田，这无疑是给予了以李国英为代表的主政四川的诸位督抚的高度评价。

清初四川绿营兵的建立当由首任四川巡抚王遵坦开始，但王遵坦任巡抚不到一年旋即去世，建立绿营兵的工作真正意义上是由李国英完成的。

顺治四年（1647年），四川绿营兵的建设工作开始，同年，清廷对四川绿营兵的建制和规模作了规定。《清史稿》记载：“顺治四年，定四川官兵经制。设四川巡抚，称兵分左右营，各设将领八，兵凡千三百人，设建昌、保宁、永宁、夔州四镇总兵官，镇标分三营，设将领八，兵凡二千人。设松潘、成都、重庆三协副将，协标兵分二营，设游击以下将领官兵。设威茂等各营参将、游击、守备分领营兵。四川初仅设巡抚，驻成都府。”但由于此各镇协设于豪格率军南下占领各重镇之时，虽留有官兵镇守，待豪格返京之后，各镇官兵因粮草不继和抗清势力反攻，陆续退回保宁驻守。川西的成都城也是人迹罕至，破败不堪，无法长期驻扎，故四川巡抚也暂驻于保宁。

顺治十八年（1661年），李国英任四川总督，由此开始四川省一督一抚的格局。在此之前，清廷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设四川提督总兵官一员，分中左右三营兵三千名。驻劄省城改设成都城守副将一员，都司二员、守备二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分左右二营，兵各一千名。设黎州城守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一千名。改设峨边游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一千名。”接着又任命“梅勒章京郑蛟麟为都督同知，充提督四川总兵官”。四川提督作为四川省最高的官，其职责“掌巩护疆陲，典领甲卒，节制镇、协、营、汛，课第殿最，以听於总督。”提督的最终设立也标志着四川绿营制度的基本形成。四川总督驻扎成都府，节制一提四镇。如此一来，川省的一切绿营兵调遭，都需要四川总督的许可。

康熙四年（1665年），全川大定，李国英奏请订立四川绿营兵营制。至此，四川的绿营基础基本定型。顺治、康熙年间，四川各镇的设立与裁撤，跟四川战局息息相关。从四川绿营的开始建立，到利用绿营平定四川，再到康熙年间四川绿营建制的基本成型，身为四川督抚的李国英功不可没。

清初的四川因战争等因素造成了人口大量减少，由此在李国英主政四川时期，持续开展了招徕四川流民和外省移民的工作。顺治帝虽多次强调安民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安民，是李国英比较棘手的问题。

早在顺治四年（1647年），李国英掌川之初，清政府便已下令各省编审人丁，但由于清军仅占据保宁一府之地，其他地方仍处于战争状态，四川的人口统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以粮载丁，即是把粮作为统计的对象，以所交粮的数量折合成丁上报，各州县略有差别。很明显，这种人丁编审方式非常粗糙，各州县标准不一，且四川人口逐步增加，所计算出的人丁量存在大量缺额。对于招徕的流民和外省移民，为保障本地的社会稳定，使之安居乐业，不仅允许他们任意插占无主土地，并将“新旧流民俱编入册，与土著一体当差”，还把他们“编入保甲，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从法律上解决入川新旧民的户籍与身份问题。在招徕流民的时候，也并未限制其原籍，又以“永准为业”来保护流民垦荒的劳动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原籍流民和外省流民入川开垦，并将流民移民编入保甲，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

在李国英随肃亲王豪格入川之初，为尽快平定四川，对待降兵降民也是一律优待，为官为将者官复原职，为民者赐田地使之开垦耕种。为了拉拢地方乡绅和基层官员，加强地方治理，李国英始终坚持“兴文教，肃吏治”的方针。不仅广修学校，重建儒学，还将新占保宁一府之地视为腹里，发展科举，举行乡试，广泛吸收四川学子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肃吏治”方面，主要是以招徕流民和垦荒数量为考成依据，另提拔杨道淳、何启图等人为四川按察使司佥事，负责监察，分管各道。由此，清初四川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中国古代社会的耕读体系在四川社会逐步稳定了下来。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李国英久任岩疆，才猷夙著。（《清世祖实录》引）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四川原任总督李国英平寇捕贼，懋著劳绩。（《清世宗实录》引）

李仙根：呜呼！公固戎行人也。其鸷勇骏发，战胜攻取，固其积素然也。乃一旦秉钺开府，兵马钱谷，狱讼簿书，应机立办。至其右文礼士，乐善不倦，暇则延名流讨论古今，俯仰评吊，虽宿儒不及。当草昧之初，即请开科，优加饯贺，以故人文不至澌灭殆尽。而闾阎农贾，苟有疾痛，皆得登堂告语，霁色延问，唯恐民情不达也。居下官，不敢有所馈献，不贪酒，不侈宴，房无侧室。每获贼众，具散遣为良民，或典赐裘，以济军需。教养旧家子弟，及量才任使，俾各成名树绩。戎行人固如是乎。然使不遇世祖章皇帝破格用之，西士便宜，捐以委公，不挠不疑，终始如一。公真戎行人已矣！乌能展采措事，茂不朽之勋名哉！以此知天之生公，固以大造于蜀，而公之得遇我皇清，盖千载一时也。（《李勤襄公培之制台墓志铭》）

倪在田：李国英、卢光祖奋迹疆场，徐勇、高进库砺志锋镝，而不为明用，明亦不复能用，是可慨也！（《续明纪事本末》）

赵尔巽等：国英定四川，合师讨茅麓山，绩最高。梦庚诸将，李国英最显。（《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