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焞（1661年—1720年），即朝鲜肃宗（조선 숙종），朝鲜王朝第19任君主（1674年—1720年在位）。幼名龙祥，字明普，是朝鲜显宗李棩与明圣王后金氏的独子。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十五日，李焞降生于庆德宫（今庆熙宫）之会祥殿，是朝鲜显宗李棩与明圣王后金氏的独子，乳名龙祥。康熙四年（1665年）以宋时烈、宋浚吉、金佑明、金寿恒为元子辅养官。康熙五年（1666年）三月取名，初定“爌”字，后有大臣认为与李广、杨广之名同音，故改定为“焞”。康熙六年（1667年）正月二十二日册立为王世子。康熙九年（1670年）行冠礼，翌年迎娶西人大臣金万基之女（仁敬王后）为王世子嫔。

康熙十三年（1674年）八月十八日，父王显宗薨逝。八月二十三日，李焞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时年十四岁。清朝康熙皇帝派内大臣寿西特、侍卫桑厄等赴朝鲜，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初三日正式册封李焞为朝鲜国王。

主词条：甲寅礼讼、红袖之变

李焞登位前夕，朝鲜政界围绕庄烈王后（慈懿大妃）为仁宣王后如何服丧的问题而发生“甲寅礼讼”，以西人党失败，南人党首脑许积上台告终。李焞继位后，南人肃清西人的行动仍在持续。李焞继位后，命西人领袖宋时烈撰写显宗志文，遭到南人指使的晋州幼学郭世楗等弹劾，最终李焞罢黜宋时烈，并将他流放咸镜道德源（今朝鲜元山），后移至庆尚道熊川。同时，许穆、尹鑴等南人在野士人因礼讼之功而入朝为官，前者官至议政府右议政，后者官至司宪府大司宪。于是在李焞继位后“数月之内，朝着换易，布列庶位者，无非一边之人（指南人）”。

南人得势后，与南人吴挺昌、吴挺纬家族联姻的麟坪大君李㴭的儿子福昌君李桢、福平君李㮒（李焞的堂叔）出入后宫，通奸宫女，之前与南人交好的李焞母后明圣王后家族对此看不下去了，李焞外祖父清风府院君金佑明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上疏告发福昌、福平君宣淫宫闱“各殿红袖（“红袖”是朝鲜宫女的别称）”之事，史称“红袖之变”。南人要求治金佑明诬告罪，明圣王后出面干预，李焞遂下令流配福昌、福平君。其后尹鑴公然要求李焞管好母后（“照管慈圣”），不久李焞又赦免了福平、福昌君。当时南人权势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以“红袖之变”为契机，南人分裂为许积、闵黯为首的“浊南派”和许穆、尹鑴为首的“清南派”，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许穆失势，尹鑴投向许积，“清南派”随之瓦解。

主词条：庚申换局、怀尼之争

李焞逐渐长大后，对垄断朝政的南人日益不满，曾帮助过南人的明圣王后家族也回归到西人阵营中，于是西人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李焞不顾尹鑴等南人反对，命已故西人宰相郑太和配享显宗庙庭，就是释放起用西人的明确信号。同年四月初三日，李焞接受舅舅金锡胄的建议，特拜西人金寿恒为领议政，以代替南人许积，同时撤换一批南人官员，代之以西人，是为“庚申换局”（庚申大黜陟）。两天后，金锡胄就让郑元老、姜万铁上疏告发许积庶子许坚与麟坪大君的三个儿子（福善君李柟、福昌君李桢、福平君李㮒）谋反之事，史称“三福之变”。结果“三福”、许积父子及尹鑴等一大批南人被逮捕处死。五月，西人领袖宋时烈获得赦免，并受李焞以“儒贤”礼遇，西人由此再执朝政。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月，王妃金氏（仁敬王后）去世。翌年，拣择西人大臣闵维重之女为新王妃，是为仁显王后。此时西人内部矛盾渐起，金锡胄在处理完“三福之变”后，欲继续清洗南人势力，命仁敬王后族人、御营大将金益勋继续侦查南人动静。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金益勋指使金焕告发南人许玺、许瑛兄弟谋反，又有全翊戴、金重夏两人先后揭发南人柳命坚、闵黯图谋不轨，是为“壬戌三告变”。结果许玺、许瑛被处死，而柳命坚、闵黯则查无实据而获释。在此过程中，西人少壮派台谏官员赵持谦、韩泰东、俞得一等纷纷上疏弹劾金益勋使用不正当手段罗织成狱，宋时烈起初也不赞成金益勋的做法，但不久就站在外戚的立场，力保金益勋（同时也是他老师金长生的孙子以及自己的弟子）。最后李焞处死全翊戴，流放金焕，但对金益勋只是罢官了事。此事叠加上宋时烈与尹拯的私人恩怨（“怀尼之争”），促使西人分裂为宋时烈、金寿恒为首的“老论派”和尹拯、朴世采为首的“少论派”。前者主要是外戚重臣，支持用一切手段打击南人；后者主要是台谏士类，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迫害南人。

主词条：己巳换局、甲戌换局

在西人内斗分化之际，李焞逐渐宠爱南人背景的后宫张玉贞，疏远西人出身的嫔妃仁显王后和贵人金氏（宁嫔金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月，张玉贞生下了王子李昀。年近三十的李焞初得男嗣，大喜过望，封张玉贞为禧嫔，并要求称李昀为“元子”（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称“元子”）。西人党无论老论、少论，均反对此举。李焞大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再掀“换局”，撤换了朝中的西人官员，并重新起用南人，是为“己巳换局”。宋时烈、金寿恒及曾迫害过南人的金益勋、金焕、金重夏等均在此次“换局”中死于非命。南人权大运、睦来善、金德远分别任领、左、右三政丞。其后李焞废金贵人和仁显王后为庶人，立张玉贞为王妃，翌年封李昀为王世子。

数年后，李焞又对张玉贞和南人党的跋扈感到厌倦。此时，仁敬王后的侄子金春泽及宫中的宫人崔氏（英祖李昑的生母淑嫔崔氏）暗中推动西人重返朝廷和仁显王后复位，此谋为南人领袖、右议政闵黯所知，乃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三月二十六日逮捕金春泽、韩重赫等人，企图趁机对西人残余势力展开大清洗。三天后的三月二十九日，幼学金寅等告发张玉贞之兄、汉城府左尹张希载指使崔氏的叔母毒杀崔氏。李焞起初表现出不以为然之态，但第二天（四月初一日）就突然宣布“换局”，任命西人少论派南九万为领议政，同时起用大批西人以代替南人，是为“甲戌换局”。经过这次“换局”，闵黯等被赐死，张希载、柳命坚等被流放海岛，张玉贞降为禧嫔，仁显王后和金贵人复位，“己巳换局”中死难的西人官员都得到平反昭雪。但是王世子李昀的地位并未被动摇，西人中的老论派仍坚持对南人斩草除根，少论派则力保世子，主张“全恩”。李焞基本上采纳了少论派的主张，所以不仅没动世子，对张玉贞、张希载兄妹也是从轻处置，甲戌换局后所任命的三政丞（南九万、朴世采、尹趾完）亦皆属少论。此后朝鲜的政局便从西人和南人的党争演变为西人老论派和少论派的党争。

康熙四十年（1701年）八月，仁显王后病逝。张玉贞被崔淑嫔告发埋凶诅咒，被李焞赐死，张希载以“谋害国母”之罪被押回汉城，凌迟处死，连坐三族，与张家关系密切的东平君李杭亦遭赐死，是为“辛巳狱事”。但李焞依旧采纳少论派之建议，不动世子李昀。在仁显王后死后迎娶的他的第四个王妃金柱臣之女（仁元王后）也是出身少论。此后十多年间，李焞采取的方针是老、少并用，互相牵制，频繁更迭，有时甚至一年变易三四次。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老、少论的党争因《家礼源流》一书而达到白热化。此前的“怀尼之争”公案中，宋时烈和尹拯师徒因宋时烈所撰尹拯之父尹宣举墓碣铭（尹拯请宋时烈为父写墓碣铭，宋时烈因对尹宣举某些行为不满而直接抄写尹宣举行状来应付）及尹拯的“辛酉拟书”（尹拯写的批评规劝宋时烈的书信，未发出）而反目，老论指责尹拯“背师”。尹拯生前曾受大儒俞棨之托，编辑润色俞棨与其父尹宣举合编的《家礼源流》一书。尹拯死后，俞棨之孙俞相基打算刊行此书，请宋时烈之弟子权尚夏和郑澔作跋文，权尚夏和郑澔在跋文中大骂尹拯“背师”。《家礼源流》得到李焞批准刊行后，被呈给李焞过目，李焞看到跋文后大为火光，罢免了在朝中任大司宪的郑澔及为郑澔辩护的司谏院正言赵尚健、成均馆大司成闵镇远等老论派。少论派穷追不舍，不仅进一步攻击被李焞待为“儒贤”的权尚夏，还为四年前涉嫌在主考科举时舞弊的少论派官员李塾翻案，企图趁机将老论派一网打尽。李焞认为少论派的这种行为过分，转而要求查看“怀尼之争”的相关文件（宋时烈所撰尹宣举墓碣铭及尹拯的“辛酉拟书”），判定宋时烈一方为是，尹宣举、尹拯父子一方为非。其后赦免被罢黜放逐的老论官员，追夺已故少论领袖尹拯及其父尹宣举官爵，此后不再重用少论官员，史称“丙申处分”。

少论失势后，世子李昀的地位也随之不稳。李焞本人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后就长期患病，视力急剧下降，至此开始考虑重新安排接班人的问题。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七月十九日，李焞在药房入诊时，忽然提出唐太宗晚年“变通之事”，左议政李颐命悟出言外之意，请李焞“更加商思”。随后李焞留下李颐命，在熙政堂单独召见，屏退所有承旨、史官，明确告知世子不堪重任，打算易储，李颐命以康熙帝废太子胤礽为戒来劝谏，李焞则说胤礽与李昀相似，仍坚持易储之意。李颐命请求召集其他大臣商量，李焞同意。于是领议政金昌集等入对，最后决定效法朝鲜世宗故事，命王世子李昀代理听政，大事禀决于李焞，小事由李昀裁断。另外，据说李焞在与李颐命独对时，还模仿朝鲜宣祖将永昌大君托付七臣之故事，命李颐命负责保护李昑和李昍两王子。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十月，李焞最疼爱的幼子延龄君李昍去世，李焞悲痛欲绝，不顾病体亲自哭丧，并撰写祭文和墓志。据说在两年前的与李颐命独对时，李焞的本意就是以李昍来代替李昀。李昍之死对李焞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从此李焞一病不起。八个月后的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六月初八日，李焞薨逝于庆德宫隆福殿，享年六十岁。死后庙号肃宗，谥号章文宪武敬明元孝大王，加上生前所得尊号及朝鲜英祖、朝鲜高宗三次追谥合为“显义光伦睿圣英烈裕谟永运洪仁峻德配天合道启休笃庆正中协极神毅大勋章文宪武敬明元孝大王”。清朝赐谥“僖顺”（朝鲜内部不用）。葬于明陵。

李焞和前代国王一样，对朋党之争深恶痛绝，曾表示：“我国褊小，人才眇然，而不幸分作二党，互相攻击，事体安有如此者乎？”但他无法解决朋党问题，于是就在在位前半期采取了“换局”这种办法，即突然展开大规模人事更迭、对朝廷全面洗牌，每次换局都伴随杀戮和报复，以此来削弱党势、提高王权。他在位时经历三次换局——庚申换局（南人→西人）、己巳换局（西人→南人）、甲戌换局（南人→西人）。在位后半期，李焞的王权已经十分稳固，无须采取“换局”这种极端的办法，而是采取老、少并用，互相牵制，频繁调动的方针，从而维护了自己作为政局主宰者的地位。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实施“丙申处分”之后，李焞采取支持老论的立场，直到四年后去世。

在党争激烈的政局下，朴世采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提出了“皇极荡平论”，取自《尚书·洪范》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希望国王能打破党派、解决党争问题。李焞本人虽然也赞成这一主张，但仅停留在口头而已。直到他的次子李昑（英祖）即位后，才真正将“荡平政策”付诸实施。

李焞在位期间，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为此前一些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平反昭雪或恢复名誉，主要有：

自光海君以来确立了代贡收米、按田结算的“大同法”，经过其后仁祖、孝宗、显宗三朝推广，至李焞在位时先后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实施于庆尚道、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实施于黄海道。至此，只有被视为特殊地区的济州岛和已经实行类似大同法的“别收法”的平安道地区没有实行大同法，大同法实现了在其余朝鲜全境的覆盖。

长期以来，朝鲜主要流通的是布、米等实物货币。到李焞在位时期，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接受领议政许积、左议政权大运之建议，命户曹、常平厅、赈恤厅、御营厅、司仆寺、训练都监铸造铜钱“常平通宝”，定400文为银一两，闰三月拟定《行钱节目》，于四月一日正式流通。常平通宝作为法定货币，被使用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从此朝鲜开始使用金属货币代替实物货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李焞在位前半期，朝鲜仍未走出小冰河期的阴影，气候异常导致饥饿、瘟疫频繁发生。最严重的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乙亥年）和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年）的“乙丙大饥馑”，这也是整个朝鲜王朝时期最严重的饥荒。紧接着爆发大瘟疫，导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朝鲜帐籍登记的人口相比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锐减141多万人，实际非正常死亡人口估计达到400万，占朝鲜全体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乾隆十八年（1753年）才恢复“乙丙大饥馑”前的人口水平。李焞解决饥荒的主要办法是鼓励富民纳粟，然后下发空名帖（没写名字的官职证明），也就是卖官。但在“乙丙大饥馑”面前，这种旧办法已经难以奏效，就只好向清朝告急“请谷”（详见“外交”部分）。

李焞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十月开始向三南（庆尚、全罗、忠清）各道派两名均田使，这是壬辰倭乱以来朝鲜政府第三次大规模土地测量，其目的主要是调查已经开垦的“陈荒地”（登记在量案但实际上荒芜的土地，在仁祖朝甲戌量案中占39%），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一面减少“白征”（对陈荒地征税）之弊，由于主要在庚子年（1720年）进行，故史称“庚子量田”。

李焞在位时期，儒学进一步根植于朝鲜社会，一个象征就是儒学书院之盛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李焞在位年间设立了287所书院，年均6.23所，其中得李焞赐额者132所，史载“书院之设，一道至八九十者，宫室之美，守护之盛，往往逾越圣庙”，可见当时书院的繁盛。

朝鲜虽然成为清朝的属国，但对清朝充满敌意，长期怀念明朝并试图对清“复仇雪耻”。李焞就是一位秉承“尊周思明”、“复仇雪耻”思想的国王，然而他在位时期，清朝对中国的统治逐渐巩固，朝鲜无力再去北伐以“反清复明”、“复仇雪耻”，因此只能在国内强化“尊周思明”的意识形态。李焞曾下令刊行《大明集礼》，并亲制序文，又资助流落朝鲜的汉人遗民，录用其子孙为官。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明亡一甲子之际，李焞决定在昌德宫后苑修建“大报坛”，以祭祀对朝鲜有“再造之恩”的明神宗。翌年三月亲自祭祀，此后又两度亲祀。

李焞在位时，宋时烈在忠清道清州华阳洞摩刻明朝崇祯皇帝御笔“非礼不动”，死后弟子权尚夏按其遗愿在此立“万东庙”以祀万历、崇祯两位明朝皇帝，一些朝鲜士人也在京畿道加平郡摩刻崇祯御笔“思无邪”及朝鲜宣祖的“万折必东，再造藩邦”、朝鲜孝宗的“日暮途远，至痛在心”等表达尊周大义的语句，称为“朝宗岩”，从而在朝鲜进一步形成“尊周思明”的浓厚氛围。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李焞将精抄厅和显宗年间从训练都监分出来的训练别队合并为“禁卫营”，正式确立五军营体制（训练都监、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守御厅），在事实上完成了壬辰倭乱以来朝鲜军制的转型工作。

壬辰倭乱后，朝鲜军制从兵农一致的征兵制转换为以五军营为中心的混合兵役制，除了由募兵组成的训练都监外，其余军营由应服兵役者的“良丁”（其身份为良民）构成，因此相应的兵役制度被称为“良役”。“良丁”一部分服役，另一部分上缴布匹（军布）来代替兵役，用作军事经费。然而朝鲜对“良役”的管理十分混乱，不仅中央要收军布，地方各衙门也征收自己分配的军布，称为“直定”，由于地方各衙门征收的军布较少，不少人前去“投属”，导致国家所掌握的“良丁”减少。所征收军布数量也不相同，每年征收1—4匹不等。由于“良丁”遭到如此严重的剥削，他们大量逃亡或“投属”，导致国家财政受到影响，同时亦出现“白骨征布”（向死人征收军布）、“黄口签丁”（让小孩充当良丁）等现象，形成恶性循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朝鲜应服兵役的21万“良丁”中，服役或雇人服役者11万，10万人以军布代役，实际上缴者仅有2万人（其中部分是死于前几年的大饥荒和瘟疫）。

17世纪后期，良役弊端已经成为困扰朝鲜社会经济的首要难题，因此出现了“良役变通”之论。李焞即位后也“锐意欲革良役之弊”，加强对良役制度的整顿与改革，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出台《良役查核节目》，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出台《各衙门军兵直定禁断事目》，力求掌握与确保良丁数额，禁止地方官衙“直定”。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设“良役厘整厅”，陆续出台一系列法规政策，如将每年每丁所征军布统一定为2匹、减少五军营军额、规定水军各指挥官朔料（月薪）、对每年乡校考试不合格的学生征收军布等等。康熙五十年（1711年）出台《良役变通节目》，实行“里正法”，以基层组织“里”为单位，加强对良丁的管理，如果某“里”有良丁缺额，则须由该“里”补缴，称为“代定”，同时鼓励举报“投属”之人，并规定了对“投属”之人的惩罚措施。

李焞通过对良役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加强了对良丁的管理，改善了国家财政，为其子李昑实施“均役法”奠定基础。当时亦有人提出对两班也征收军布，但遭到两班阶层的强烈反对而没有实行。

李焞在位四十六年间，始终坚信“胡人无百年之运”，清朝必然在短期内崩溃，而清朝崩溃势必影响朝鲜，因此突破丙子之役后的盟约中对朝鲜修城的禁令，开始在要塞修筑城池，以防备清朝崩溃时波及朝鲜的情况。如康熙十五年（1676年）在开城修筑了大兴山城。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一月，在咸镜道栎山、丰山两镇筑城。同时大力经营江华岛，于康熙十四年（1678年）设镇抚营于江华岛，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完成了江都的筑城，两年后又在江华岛对岸修筑文殊山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汉城以北修筑了北汉山城。这在之前一年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清朝曾通告朝鲜注意海盗，朝鲜抓住机会回咨表示“关防守备另加修缮”，得到清朝默认，从而使自己擅自筑城的行动正当化。

李焞继位之初，清朝正被三藩之乱和布尔尼之乱困扰。朝鲜对中国的乱局保持高度关注，通过燕行使搜集各种情报，如后来在中国失传的吴三桂讨清檄文等。内部也出现两派主张，一派持稳健态度，尽量避免得罪清朝；一派坚持北伐论，呼吁响应三藩、明郑、布尔尼等起兵反清。李焞的父王显宗李棩采纳了前者的主张，在去世不久前还派陈慰使赴清。李焞继位后，执政的南人中，许积为稳健派，尹鑴为北伐派。尹鑴还提出了“造车”和“通郑”两大策略，“造车”即制造战车来对付清朝骑兵，“通郑”则是联络台湾郑经，相约反清。不过李焞并未采纳尹鑴的主张，并斥为“挑祸之言”的冒险主义路线。此外，李焞还应清朝译官张孝礼的要求，进献鸟枪50柄。尽管稳健派得到李焞的支持，但他们也不想积极协助清朝，担心清朝征兵，如许积认为：“今者吴三桂拥立崇祯之子，再造大明，我乃兴兵助伐，非但义理之所不忍为，虽以利害言之，清国之势似难久保。大明兴复之后，若有问罪之举，则无辞自解。”即他们判断清朝很可能就此崩溃，如果此时帮助清朝，则会得罪即将复兴的明朝。另一方面，朝鲜不顾丙子之役后朝清盟约中的禁令，开始修筑城池，防备中国乱局波及朝鲜的情况；同时设立临时军事指挥机构——体府，以许积为庆尚、全罗、忠清、京畿、江原五道都体察使，尹鑴为副体察使（亦有一说是尹鑴企图利用设置体府来攫取兵权）。

三藩之乱并未像李焞君臣预计的那样导致清朝崩溃，最终被康熙帝平定，过程中也没发生李焞君臣所担心的征兵之事。由于朝鲜在三藩之乱期间没有轻举妄动，所以康熙帝认为朝鲜经受住了考验，后来即使得到了朝鲜在三藩之乱期间暗中加强军备的情报，也不以为意，说朝鲜“必无背我之理”。另一方面，朝鲜虽然经历几次西人和南人的“换局”，但对清政策的稳健方针延续下来。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朝鲜进献鸟枪3000杆，以协助康熙帝征讨噶尔丹，作为回报，康熙帝永久性蠲免朝鲜岁贡中的100两黄金和各色木棉，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永久性蠲免朝鲜岁贡中的1000两白银和100张豹皮，显示出当时两国关系表面上的融洽。

李焞在位时期，朝鲜和清朝屡次发生边境纠纷。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鲜稳城人朴时雄等三人擅自渡过图们江砍树，被清军逮捕，康熙帝派使臣“查议”李焞，李焞被迫处斩朴时雄等三人，并处罚当地官员。清朝官员还主张罚李焞10000两银子，但康熙帝决定免罚。其后由于朝鲜谢恩表文用词不当（将“免”写成“减”）、后来解释时又漏写了国王名字，最后还是被康熙帝罚了5000两银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发生了更严重的越界案——三道沟事件，康熙帝派护军统领佟保等赴朝鲜问责，李焞下令逮捕相关人员，但又担心受辱而不愿与清使一同审问，借口生病而免于郊迎和会审。最后19名朝鲜犯人被处死，多名官员被革职、流放。事后，康熙帝只批准处死6人，并罚李焞20000两银子。当时在清朝的朝鲜陈奏使郑载嵩、崔锡鼎、李塾听说罚银之事后，自行呈文抗议，反被清朝拒绝并训斥一顿，还说朝鲜“主弱臣强”，被李焞视为“丙子以来所未有之辱”。其后李焞决定废除在鸭绿江上游设立的厚州郡，使其变为无人区，设置100多处把守，同时加强边境管控，禁止边民持有鸟枪。另一方面，朝鲜也极力避免清人定居中朝边界，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鲜发现图们江对岸有清人造舍、垦田，李焞在确认此举不是出于清政府的命令后，便请求撤走这些清人，得到康熙帝允许。此后图们江北岸遂处于荒置状态，直到一百五十多年后朝鲜移民的涌入。

边界冲突也影响到朝清贸易。自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允许朝鲜输入人参以来，朝清人参贸易日益兴旺。康熙年间越界案频发，朝鲜将此归咎于放任民众采参，遂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规定“南北参商沿边犯越禁断事目”，厉行禁止采集与交易人参的政策，发现即斩。但是，禁参政策引起边民不满，同时导致走私盛行，朝廷收入减少，来朝鲜贸易的日本人也对礼品单中没有人参感到不满，因此朝鲜在20年后又调整禁参政策，开放江界采参及国内和对日人参贸易，但仍禁止人参输出清朝，直至嘉庆二年（1797年）允许红参输出清朝为止。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朝鲜发生“乙丙大饥馑”。翌年，都承旨李濡请求向清朝告急请谷，李焞征询备边司意见，备边司援引显宗年间饥荒时拒绝向清朝告急的先例而不同意。然而饥荒程度日益惨烈，李焞无能为力，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九月决定向清朝告急，请求清朝开市中江，交换粮食。康熙帝予以恩准，决定陆运2万石、海运2万石（后追加无偿赠送的1万石）粮食到鸭绿江口附近的中江，并指派户部侍郎贝和诺、吏部右侍郎陶岱分别负责陆运和海运事宜，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五月最终完成了5万石粮食的交付工作。事后李焞上表谢恩，康熙帝也作《海运赈济朝鲜记》来纪念此事。但是，朝鲜告急清朝本来就是迫不得已之举，在交易过程中又出现了定价及用银争论、陶岱强迫朝鲜购买清商走私粮食与货物、陶岱送来的“慢书”（内称李焞为“左右”、自称“眷弟”）等问题，朝鲜都被迫屈服，但对清朝极为不满。许多老论派士大夫也咒骂清朝，痛斥“请谷”之事背叛义理，并把之后发生的大瘟疫归咎于清朝送来的“腐米”。因此康熙帝对朝鲜的慷慨赈济虽然暂时缓解了朝鲜饥民的燃眉之急，却并没有真正改善朝清关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朝鲜上层对清朝的敌视与反感。

三道沟事件后，尽管朝鲜加强了边境管控，但越界案仍时有发生。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发生了朝鲜人李万枝越界杀人案，康熙帝于翌年密谕乌喇总管穆克登借调查此次越界案的契机，会同朝鲜官员勘测鸭绿江上游与图们江（又作土门江，朝鲜写作豆满江）上游之间的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地区的边界，并准备穿过鸭绿江南岸的朝鲜境内前往图们江上游（江北清朝境内路太绕），朝鲜借口路险加以阻挠。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礼部正式下达咨文，要求朝鲜配合勘界，并声明尽量不进入朝鲜境内，李焞答应，与大臣商议后，决定以长白山天池为界（朝鲜实际控制线离长白山天池有五、六日行程），他任命刑曹判书朴权为接伴使，负责照应穆克登。穆克登登上长白山，确定了鸭绿、图们两江水源，五月十五日在长白山天池南仅10余里处的分水岭立穆克登碑（长白山定界碑），其后又随朴权等行至图们江入海口附近。至此，穆克登完成勘界任务，朝鲜也如愿确保了对长白山以南大片空旷地带的主权。穆克登返回前，让朝鲜自行在图们江上游断流处立标设栅，但同年八月来设栅的朝鲜官员洪致中等认为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水源，因而擅自移栅，为近代中朝边界纠纷及“间岛”争端埋下伏笔。

李焞在位四十六年间，大体上妥善地处理了对清关系，推进两国关系平稳发展，康熙帝亦对朝鲜采取怀柔政策，满足于朝鲜表面上的“忠顺”，但李焞内心对清朝充满敌视和鄙视，除了对清外交场合，他从来不称满清为“中华”、“天朝”，一般称之为“清国”，或“彼国”、“彼中”、“虏中”，称清人为“彼人”、“彼虏”、“清虏”，亦常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他曾叹息道：“自古以来，像匈奴这类胡人入主中华，都不能长久统治，而如今的清虏竟然占据中国超过五十年，天理实在难以推知。大明积德深厚，子孙必然会有中兴的一天，而且大明神宗皇帝对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我国却碍于强弱之势，忍辱负重到现在，这种痛恨哪里说得尽啊！（自古凶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 天理实难推知也。 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拘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李焞从燕行使那里获得的清朝情报大多是负面的，因此他和他的大臣坚信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即将崩溃，然后败退宁古塔（泛指满洲发祥地），势必波及朝鲜，这种“宁古塔败归说”在他统治期间甚嚣尘上。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李焞仍判断“康熙若死，则中原必乱”，因此着手加强防备。这种对清敌意和危机意识直到他的曾孙正祖李祘在位时期才得到克服。

李焞在位时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向日本派出三次通信使，分别祝贺德川纲吉、德川家宣、德川吉宗承袭征夷大将军之职。其中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通信使与对马藩商定《壬戌约条》，对倭馆日本人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如不许走出划定地界、不许走私、减少岁遣船数量、禁止“别差倭”（规定之外的日本使者）等。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时，德川幕府将军侍讲新井白石将幕府将军的称谓从“日本国大君”变成“日本国王”，引发李焞不快，本欲加以拒绝，后在工曹参判权尚游的劝说下，决定不予计较。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发生了朝鲜东莱渔民安龙福、朴扵屯被日本绑架的事件，对马岛送回朴扵屯时，要求禁止朝鲜渔民进入竹岛。朝鲜朝廷的回书中称郁陵岛是朝鲜领土，竹岛是日本领土，日方要求删除“郁陵岛”的字句，朝鲜拒绝，并认为竹岛是郁陵岛的别名。其后安龙福在与日本人交涉时，强调郁陵岛是朝鲜领土，日本人说他们住的是松岛，安龙福进一步说松岛就是子山岛，和郁陵岛一样都是朝鲜领土，并谎称自己是郁陵、子山两岛监税，据说得到日方的认可。最后德川纲吉决定搁置争议，禁止日本人去竹岛（当时朝鲜认为是郁陵岛的别名）海域。后来，韩国方面认为安龙福说的子山岛（松岛）就是独岛，因此他的话成为韩国对独岛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之一。但日本方面则认为安龙福既不代表朝鲜朝廷，他的话也没有根据。

以此事件为契机，朝鲜强化对郁陵岛的管理。此前，朝鲜将郁陵岛的居民都迁入内陆，李焞虽然拒绝了在郁陵岛设镇的建议，也不打算徙民充实，但决定每三年向郁陵岛派遣一次搜讨官。

1703年，朝鲜发现对马岛所进献的银是劣质的银，所以朝鲜也略微减少了回赐的物品。但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朝鲜所回赐的物品价值依然远大于对马岛所进献物品价值。

李焞十分宠爱一只叫“金孙”的猫。关于此猫来历，一说李焞的祖父孝宗李淏在北京结束人质生涯、回到朝鲜时，曾带来一只中国猫，金孙就是它在朝鲜繁衍的后代；另一说李焞曾游后苑，看到一个快饿死的母猫，便将它救起，取名金德，命宫人抚养，金孙就是金德之子。金德死后，李焞命妥善安葬，其御制诗文集中的《埋死猫》一文就是为金德而写。

金孙“色黄甚庞大”，常陪伴在李焞身边。如果有大官喂食，它就躲在床下，李焞喂食才敢吃。李焞去世当天晚上，金孙绕着宫殿奔走哀嚎，从此绝食十三天而死。仁元王后命人将金孙裹上彩帛，埋葬在明陵路旁。其奇事广为传颂，有文人学士写《金孙歌》以悼念。

李焞在五十三岁时得了腹胀病，肚子一天天涨起来，难以进食。御医李时弼根据元朝《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和明朝名医李梴所著的《医学入门》等相关记载，决定黄雌鸡馄饨献给李焞，并让熟手（御厨）四金和朴二石向擅长做这种食物的权妥石请教，将做好的黄雌鸡馄饨献给李焞。李焞非常爱吃，直到去世前一年都对黄雌鸡馄饨念念不忘。

在朝鲜历代国王举行即位仪式之际，都有“受大宝”的环节，即新王接过国印。国印由宗主国颁赐，所以李焞即位时所受国印是清朝所赐的。等到四十六年后李焞弥留之际，左议政李颐命从承文院故纸堆中发现了明朝成化年间所赐国印印文，献给李焞。李焞命人将其刻成国印，并宣布：“嗣位日，每用清国宝，心常未安矣。后得皇朝赐本篆，画如昨，遂摹刻作金宝藏置，以此用之。”并遗命以后历代国王即位时所受的国印都必须是他用明朝印文刻成的国印，不得再用清朝所赐国印。

李焞晚年著有《紫宸漫稿》六卷，是已知最早的朝鲜国王诗文集。但李焞并不愿将《紫宸漫稿》刊行于世，而是要求将其内容添刊于收录朝鲜王朝历代国王诗文的《列圣御制》中。《列圣御制》中收录李焞诗816首，文292篇（数量仅次于正祖和英祖），但《紫宸漫稿》原书已亡佚。

李焞与仁显王后、仁元王后合葬于明陵，位于韩国京畿道高阳市，属于朝鲜王陵中的“西五陵”。明陵为同原异冈陵的形态，以肃宗和仁显王后的双陵和仁元王后的单陵形式修建。仁敬王后则单独埋葬于翼陵。

朝鲜王朝文学家、李焞的叔丈金万重在“己巳换局”后被围篱安置于南海岛，在流放地写了一部叫《谢氏南征记》的谚文小说（后被其侄孙金春泽译成汉文），以明朝刘姓人家的家庭纠纷来影射李焞、张禧嫔与仁显王后之间的宫廷斗争，其中男主人公刘延寿（刘翰林）就是以李焞为原型。刘延寿是一个正直的官员，但被小妾乔彩鸾（影射张禧嫔）用法术迷惑，休了贤惠的正妻谢贞玉（影射仁显王后）。经历种种波折后，刘延寿与谢贞玉最终破镜重圆，乔彩鸾则因犯下的种种罪行而被处死。传说李焞后来让仁显王后复位的一个原因就是看了这本小说后幡然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