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户孝允（日语：きど たかよし；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本名桂小五郎 ；长州藩出身，曾拜吉田松阴为兄，从斋藤弥九郎学习剑术，向江川英龙学习西方军事学。在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木户孝允(木戸孝允 きど たかよし；又名きどこういん)（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为幕末到明治时代初期活跃的武士、政治家。赠从一位勋一等。

长州藩藩士，所谓“长州阀”的巨头。与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并称为“维新之三杰”。幕末时期以通称“桂小五郎”，为尊王攘夷派中心人物。维新后分别担任总裁局顾问、参与、外国官副知事、待诏院出仕、参议（明治3年6月至7年5月）、特命全权副使、文部卿（明治7年1月至同年5月）、兼内务卿、再度担任参议（明治8年3月至9年3月）、宫内省出仕、内阁顾问等职务。

吉田松阴的弟子，长州正义派的长州藩士，齐藤道场练兵馆的塾头，志向留学、主张开国、破约攘夷的勤皇志士，长州藩的外交官，归藩后成为藩政最高负责人。志士时代曾被幕府追杀，但依然不顾性命持续在京都展开地下活动。

维新后被任命为总裁局顾问专任，持续提出应以“政体书”推动“官吏公选”等诸多政策建议。提倡文明开化，并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努力瓦解诸多封建制度，为萨长土肥四巨头构成的参议内阁制打下基础。实现海外视察，归国后，要求政府内部理解对于一个国家，其拥有宪法与三权分立的必要性；务实新的国民教育与天皇教育，进一步推动士族授产（救济、扶助士族的措施）。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及明治天皇，皆对其有深厚的信赖。妻子为幕末动乱期的救命恩人，同时也是维新同伴的京都艺妓几松（木户松子）。

木户虽然开明，但置身于从激进派到守旧派不断权力斗争的明治政府中，精神苦恼源源不绝，甚至严重妨害其身心。西南战争时，木户在京都出差途中发病，进入病危状态，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痛斥“西乡，适可而止吧！”，担忧着政府与西乡双方该何去何从而辞世。

关于“木户”以前的旧姓，八岁以前为“和田”，八岁以后为“桂”。小五郎、贯治、准一郎为通称。在性命受到狙杀危险的幕末时期，曾使用“新堀松辅”、“広户孝助”等变名。“小五郎”是其所出生和田家的祖先之名，并非五男之意。“木户”姓则为第二次征长战前（庆应2年），为了使幕府的通缉犯“桂小五郎”能够参与藩政，藩主毛利敬亲赐名“木户贯治”令其改名。

“孝允”此名，虽是桂家当家历代继承而来的讳名，但在戊辰战争结束后的明治2年（1868年），小五郎与其心腹大村益次郎共同建立东京招魂社（靖国神社的前身）时，为了再一次追悼与彰显，奉献生命于建设近代国家的同伴们，自改讳名“孝允”为正式名称。

名字大致上的推移如下：和田小五郎（在成为桂家养子之前）、桂小五郎（8岁以后）、木户贯治（33岁）、木户准一郎（33岁以后）、木户孝允（36岁以后，年龄皆以满岁计算）。雅号有“松菊”、“松菊木户孝允”、“木户松菊”或是“松菊木户公”等。其他尚有“木圭”“猫堂”“鬼怒”“広寒”“老梅书屋”“竿铃”“干令”等等的称号。

天保4年六月26日（1833年8月11日），出生在长门国萩城下吴服町（山口县萩市），为藩医和田昌景的长男，其父昌景住在萩城吴服町江户屋胡同，开业行医，后成为禄米20石的藩医。据说和田家是毛利元就的第七男，天野元政的后裔。（小五郎的）母亲是（和田昌景的）后妻，上面有二位前妻所生的姐姐。虽然是长男，但被认为病弱而无法成人，长姐招婿文让继承家业，长姊死后，续娶了次姐。天保11年（1840年），小五郎8岁时，经洋医青木周弼说合，过继给和田家对面的桂家养子（养父：桂九郎兵卫（62岁，家禄150石）），得以武士身分与九十石俸禄。次年，桂家养母过世，回到和田家由生父、生母、二姊共同扶养。

少年时代虽体弱多病，但却是个非常淘气的顽劣儿童。经常把萩城下松本川中来去的船只连人带船一并撞翻，对此乐此不疲。有一次，潜入水中探出头把手放在船缘上说“那么，船就要翻了”时，愤怒的掌船人使用船桨狠狠一击，旁观之人不免发出惊叫，而小五郎却在大家的惊慌中潜回岸边，即使额头流血据说也是咯咯直笑，这时候的弓型伤痕留在了额头，据说日后幕府追捕小五郎时被作为标记识别。

十余岁时，在藩主毛利敬亲驾前二度表演即兴汉诗孟子嘉永元年（1848年），因病相继失去了二姊与生母后，因过于悲伤卧床许久，不断向周围诉说希望出家替二姐与生母祈福。嘉永2年（1849年）藩校明伦馆，吉田松阴授小五郎兵术课程，松阴其称有“有成事之才”，并与他人信中描述“桂，为我所重视之人”。

弘化3年（1846年），进入长州藩的剑术师范—内藤作兵卫的新阴流道场修行，并未被传为有过人的天分。嘉永元年（1848年），成年礼后继承桂家大组士身分，由和田小五郎成为桂小五郎，生父向其言道“既然原本并非武士，就必须比别人加倍努力，粉骨精进以报君恩”。此后，小五郎比其他人更用心修行剑术，随后实力精进，逐渐受到周围认可。

1852年9月，齐藤弥九郎之子新太郎，游学于诸藩，来到萩城，同久留米浪人宫部藤十郎在明伦馆内藤道场进行比试，毫不费力的击败所有挑战者，其技艺震动整个长州藩。小五郎坚持自费留学江户，在得到藩的正式许可后，与其他五名公费留学生同行。

幕末江户剑术界公认的三大流派，分别是“位之桃井、技之千叶、力之斋藤”。这三所著名的道场网罗了绝大多数为磨炼剑技而从各地来到江户的年轻人。桂小五郎所入的道场，便是以“力之斋藤”著名的练兵馆。自此时起小五郎师从神道无念流剑客斋藤弥九郎学习剑术，一年之间突飞猛进，第二年便成为了练兵馆的塾头。

将幕府讲武所总裁男谷精一郎的直系弟子击败，直到受藩命归国的五年余，小五郎作为练兵馆塾头，其间以剑豪之名闻名于江户，被延揽于大村藩等各藩的江户藩邸，请其对藩士进行剑术指导。然而小五郎的剑豪之名，并非由来于某场比赛中的一剑成名，也非因其击败了某个对手，皆因其在道场中显露的剑术强于他人并颇有人望，之后更因多种因素得到了弥九郎赏识，弥九郎为了挽留他，曾多次向长州藩申请延其留学期限，以至于最终小五郎以留学生的身份，担任了他藩道场塾头长达五年之久，在藩国之界明显的江户时代纯属罕见。江户时期的道场等同于现代的大学，除修习剑术外仍需要读书及交友，在国难时期更成为了有理想的年轻人聚集讨论国事之所，小五郎经弥九郎与长州藩主的推荐定期入各藩的江户藩邸演示及指导剑术，并在此期间结识了跨越各藩的无数好友，为之后的人生储蓄了深厚人脉。长州藩自桂小五郎担任练兵馆塾头以来，陆续送藩士入练兵馆修习剑术，高杉晋作、吉田稔麿、井上闻多、伊藤博文、品川弥二郎、山尾庸三等，日后的长州尊攘派直系大多出自练兵馆。

流传在安政5年（1858年）10月，小五郎与武市半平太、坂本龙马曾参赛于桃井道场的击剑大会，桂小五郎曾与幕末著名的维新活动家坂本龙马进行过一场堪称经典的胜负对抗，但事实上武市与坂本9月间已归土佐藩，并不在江户。

担任练兵馆塾头的同时，小五郎即在江户经历了马休·佩里的黑船事件并深受刺激，马休·佩里再度来航（1854年）时，长州藩主毛利敬亲正在江户参观，桂小五郎奉命担任警戒，桂经师傅斋藤弥九郎介绍，认识了担任品川炮台建设工程的江川英龙（伊豆、甲斐、相模等天领五国之代官）提出申请实际参观黑船（江户时代人民无法自由移动），得到许可后以随从的身分陪同江川英龙亲眼目睹了佩里的舰队。后作为江川的随从参与了勘查武藏、相模等地海岸地势，并开始向其学习炮术与，同时在江川英龙的私塾江川塾（别名縄武馆）学习的还有佐久间象山、大鸟圭介、大山岩等人。

松阴实行“下田踏海”（松阴打算由静冈下田港出海密渡海外的计划）之际，希望随同协助，却被为弟子着想的松阴坚决制止，吉田“下田踏海”失败后不幸陷入狱中，小五郎多方奔走，事件终得平息。

随后与其内弟来原良藏一同向藩府呈交文书申请海外留学，令忙于应对松阴“下田踏海”后幕府监视的藩政府再度惊愕不止。海外留学相当于触犯了江户幕府的锁国令，尚未有倒幕思想的长州藩政府，此时即使秘密间也不敢许可。小五郎被训斥并受到禁足处分后，开始求学于当代各名流之间，吸收当代最尖端的技术。向江户幕府海防挂本多越中守的家臣高崎伝蔵学习西洋式纵型帆船造船术。向长州藩士手冢律藏学习英语，入幕臣江川英龙的江川塾学习西洋兵法及枪炮原理，并与前辈神田孝平研究步兵后勤供应，可说他在从军事技术上寻求日本的前进方向。其中向浦贺奉行所支配组与力的中岛三郎助学习造船术，虽说是短暂的修学期间，小五郎与中岛三郎助对彼此相当认同，名为师徒，其间小五郎却受到了中岛夫妻如同对亲子般的关爱，寄宿于中岛家。中岛虽身属开明派，却以幕臣之身分，始终贯彻自己的立场对幕府进忠，箱馆战争之际与二子一同壮烈战死在五棱郭。明治政府成立后，木户无法忘记中岛之恩，尽力资助保护中岛遗族，收养中岛之女为义女。明治9年（1866年），木户随行视察北海道、奥羽时，回想往事而恸哭。

1858年8月，小五郎被任命为大检使，主要掌管江户长州藩邸的银两出入。同年至次年，大老井伊直弼为打击一桥庆喜派掀起“安政的大狱”，吉田松阴因预谋暗杀老中牵连入狱，被处于斩首刑，小五郎含悲为其收尸。自此时起，小五郎与水户藩过激尊王攘夷派联系密切，并逐渐开始涉入长州的外交。其间小五郎职位为有备馆馆长，负责监督与指导自长州到江户留学的长州藩士。1860年3月，井伊直弼在遇刺（樱田门外之变）。同年7月，小五郎与西丸带刀等人结成水长同盟（别名成破同盟），共同策划暗杀老中安藤信正（坂下门外之变）。事后被幕府察觉讯问，因当时幕府正采用长州藩长井雅乐所献的国策“航海远略策（公武合体与开国贸易）”，而政敌长井即为小五郎求情“只有桂一人能够抑制水户的过激派，与其杀之不如加以利用”，幕府将其无罪释放。

文久2年（1862年），小五郎与周布政之助、久坂玄瑞以京都情势（岛津久光带兵上京被错以为是要实现攘夷）为基础，击败了长州大目付长井雅乐所主张的，单独对幕府有利而开国的《航海远策略》，迫其下台。此后小五郎被任命为行相府右笔兼政务座添役，正式担任长州与幕府及朝廷的外交工作，长州藩策自此时起转变为尊王攘夷（奉旨攘夷）。小五郎与久坂献策并督促三条实美、姊小路公知等公卿，最终达成了江户幕府200余年未曾出现的将军上洛，并迫使幕府约定十年内封港壤夷，小五郎此时仍期待着幕府对外国能够采取坚毅的态度并改革内政。

但其同时，小五郎并没有放弃自身的留学志向。文久3年（1863年）5月8日，长州藩派出秘密留学生（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胜、远藤谨助五人）至英国留学，于横滨出发。此行的最初计划者为小五郎与井上馨，最终小五郎因身负重责要职被否决，井上得到了长州尊攘派首领周布政之助的支持与藩主毛利敬亲的许可，在小五郎请回长州的著名学者大村益次郎的帮助下获得藩费4千两留学。至此长州藩渐渐形成了开明派主政的局面，并达成共识，派遣留学生观察欧美、吸收欧美文技术，实现真正的攘夷与自主开国。

1863年5月12日，久坂玄瑞不顾小五郎与高杉晋作以往的慎重论，依照江户幕府受命于朝廷而发出的攘夷宣言，率领长州军炮击在下关通过关门海峡的外国船舰。长州藩的政局变动引起幕府及各藩，特别是萨摩藩的强烈不信任感，桂小五郎促成毛利元德（长州世子）与岛津久光会谈，试图挽回长州与萨摩的关系，但因寺田屋之变、毛利元德奉旨的内容等种种误解并无明显效果。文久2年时以尊王攘夷为藩方针，活跃在京都的为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其中萨摩的藩父岛津久光并无意攘夷，二藩关系至此已逐渐破裂，土佐藩尊攘派为土佐勤皇党主要由乡士组成，与藩父山内容堂对立，而周布政之助酒后责骂山内容堂即与长州产生隔阂，此时，长州已渐渐孤立。

1863年3月4日，将军德川家茂入京晋见；11日将军陪同天皇进行攘夷祈祷；14日，幕府被迫宣布5月10日为全国攘夷日。8月13日，朝廷会议发出天皇将亲征攘夷的诏敕。可是就在五天后，萨摩、会津两藩等公武合体派发动宫廷政变，赶走朝廷内的倒幕七卿，并同时把攘夷派二千六百多人赶出京都。之后小五郎与久坂玄瑞、中村九郎一起隐姓埋名，为了长州的名誉回复和七卿的赦免，继续革命活动。

长州藩虽然仍然由倒幕派掌权，但是其本身也分裂为主张进京的进发派与以桂小五郎为首的慎重派。为了联合仍存留的亲长派公卿与同期长州个各藩，小五郎多次拒绝归长州主政的藩命，甚至以辞职要挟，坚持留守京都。1864年6月4日，小五郎与长州、土佐、熊本等志士在京都三条河原町池田屋密会，不想消息被古高俊太郎外泄。遭新撰组突袭，宫部鼎藏等或被斩杀，或被拘禁，桂小五郎因迟到而幸免。池田屋事件导致藩内尊攘派群情激愤，尽管小五郎、周布政之助与高杉晋作皆反对，仍无法制止先发部队三百名藩士上京，久坂玄瑞于山崎天王山、来岛又兵卫于嵯峨天龙寺、福原越后则置军于伏见，希望此举能够迫使朝廷平反长州藩主父子及长州派公卿的冤屈。朝廷也为此作出回应，会谈已经进行到朝廷准备把京都守护职之职由会津藩改为长州藩，此时，一桥庆喜以半威胁态度表示“如果如此行事，以后幕府对朝廷的一切将置之不管”，并无觉悟要与会津藩、幕府成为敌对关系的孝明天皇和公卿们，因此感到畏惧而反悔。

原本劣势的中川宫朝彦亲王等佐幕派公卿们恢复势力，强行介入并中断朝廷、长州派公卿与长州藩间的交涉，依从幕府方面（一桥庆喜、会津、萨摩守旧派）一举消灭长州军的意图，朝廷发出了要求长州军于期限内撤退的最后警告。长州军以武家名誉做赌注，无法未达成任何目的即垂丧逃亡般地返回本藩。于是，长州先发部队在呈交建白书请求尚在濑户内海、由毛利定广率领的二千长州本军返回本藩后，赌上向天皇直诉和集体死谏的先发部队，冲向蛤御门，禁门战争此时爆发。长州藩被称为“朝敌”。

来岛又兵卫率领的嵯峨天龙寺长州军遭会津军击破，在皇宫中已被逼退一步，又遭萨摩军侧面攻击，来岛战死后溃不成军，败逃四散。福原越后率领的伏见长州军并未抵达御所，早早往大阪方向撤离。久坂玄瑞率领的天王山长州军，于渡淀川时遭泥泞所困，抵达时时机已失，战斗接近尾声，本打算以鹰司邸为据点直接向天皇诉愿，但也未能实现，久坂等即以大将身份在燃烧中的鹰司邸切腹，残党则往天王山方向撤退。

此时的小五郎计划说服因州藩加入长州阵营，在有栖川宫邸与因州的尊攘派实力者河田景兴展开了最后的谈判，因州藩任皇宫警卫，如能得到因州藩的协助，长州军即可直入皇居，但此时河田眼见大势已去，以时机尚早为由拒绝与长州同盟。违反先前约定而被背叛的小五郎，在孝明天皇出皇居后的避难路途中等待直诉，失败后背向鹰司邸奋战脱困，自此之后，在几松和对马藩士大岛友之允的协助下，开始了真正的潜伏生活。禁门之变后会津藩等幕府势力对长州人全面追缉捕杀，小五郎在理解到京都已无法继续潜伏后，出京都，潜伏于但马出石。他以这些慎重的行动保存力量，因而被称为“逃跑的小五郎”。

1864年7月，幕府策动天皇下令征长，进行了第一次长州征讨，8月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这时长州正义派政权下台，由俗论派（保守派）掌权，这次征讨结果长州不战而败，三位家老自裁，其他幕僚自裁或被处刑以承担责任。失利也使攘夷派有了更深的认识，开始向倒幕派转化。之后，长州俗论派开始全面肃清正义派，但1864年12月，高杉晋作所率领的正义派军队揭竿而起，发动军事政变（功山寺举兵），次年二月，击败保守势力重握长州藩政权，俗论派政权自此告终。其后，得知小五郎潜伏在何处的大村益次郎与高杉晋作等人，将小五郎以长州正义派统帅身分迎回长州。

担任长州政务座后，为实现武备恭顺方针，主要实行以下措施：提拔大村益次郎建设现代军队、改革兵制。将以奇兵队为首的长州诸队编入正规军，动用抚育金（长州的秘密金库）购买现代武器。与各支藩恢复交往（解决长州本家萩藩与岩国藩吉川氏自战国时期遗留的矛盾等），处断俗论派，使长州士民可举藩一致备战迎敌。

长州藩经由土佐的土楠左右卫门、中冈慎太郎、坂本龙马等人斡旋，秘密地和萨摩结为同盟。同盟后，桂曾慎重地致信向龙马确认协谈内容无误，请其背书。

六条约定：

开战后萨摩派兵上京与驻京之兵合流，稳住京都大阪要害。

若长州看似有胜算时，萨摩负责向朝廷进言。

万一看似要败，长州一年半载也不至于毁灭，这之间萨摩也必须尽力。

战争结束后，萨摩一定要对朝廷诉说长州冤枉。

若土、桥、会、桑等藩一定要怂恿朝廷、违背正义，再三进言也无用的话，只能决战。

洗清冤屈后，双方诚心实意为国家粉身碎骨尽力。

于庆应二年（1866年）1月22日京都结盟以来，桂以长州代表身分，和萨摩的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屡次展开会谈，使萨长同盟更趋坚定。在同盟之下，长州以萨摩名义向英国购入武器、军舰。

1865年4月，幕府以长州的武备恭顺和大村益次郎等人的秘密贸易为借口，强行发动第二次长州征讨（四境战争）。

通过萨长同盟而秘密购入武器及船舰，并在大村益次郎之主导下实施近代军制改革的长州军，士气十分高昂。当时正在长州的坂本龙马对此有强烈感受，甚至在给萨摩的信里写道“长州军是日本最强的”。藩政府更印刷长防士民合议书36万册伸张长州的正义，发给不分士农工商的长州领内各户，使长州士民一致团结、士气高昂。

初战，由幕府军向防御薄弱的大岛口发动突袭开始，一向镇定的小五郎慌忙把小仓口的指挥官高杉调至大岛口。在高杉指挥船舰向幕府舰队展开奇袭炮击后，形势开始逆转，之后世良修藏所率第二奇兵队的活跃表现决定了长州方的胜利。大村益次郎任指挥官的石州口、艺州口，邻近的津和野藩采取中立态度，也多亏广岛藩对征长战役所持之消极态度，长州方在此轻易取胜。特别是当井上馨所率之艺州口长州军，朝幕府本阵所在地的广岛国泰寺蜂拥而至时，不只是幕府军、连广岛藩都慌了手脚。由于肥后军的猛烈攻击而持续到八月的小仓口战役，因幕府仍保持着消极姿态而未给以相应支持，认为实无必要损兵折将、招惹长州怨恨的各藩一同撤兵，而告落幕。大岛口、艺州口、石州口三地在极短时间内相继击败幕府军，剩下的小仓口，也因原本打算抗战到底的肥后军战意全失，而确立了长州的胜利，此结果使滨田藩（包含天领、石见银山）和小仓藩的大部分土地，于明治二年（1869年）版籍奉还之前，均纳入长州藩领土。

进入1867年全日本骚乱不断，木户等人抓紧时机，一再召开秘密会议，制定武装倒幕的政治、军事行动。10月14日，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但木户等人并不为其所动，密谋举兵。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宫廷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1868年1月3日，不甘失败的庆喜率军进攻京都，在鸟羽伏见之战激战三日，幕府军战败。7日天皇下诏讨伐幕府。1868年1月25日，木户孝允应邀从长州来到京都，与大久保一同处理中央政府政务。明治新政府建立后，岩仓具视认为其有很高的政治识见，仅任命小五郎一人担任总裁局顾问，为所有政策的实质上最终决定责任者。太政官制度改革之后，担任外国事务挂、参与、参议、文部卿等职务。明治元年（1868年）以来，屡屡提出开明的建言，并持续率先做政策的实行。五条御誓文、新闻媒体的发达推进、封建的风俗习惯之废止、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人材优先、四民平等、宪法制定、三权分立的确立、两院制的建立、教育充实、法治主义的确立等建言，使明治政府渐次实施。再者，并于该际即提出将军人登用为阁僚之禁止（文民统制）、地方警察制度与裁判制度等极为现代化且开明的建言。

关于明治元年（1868年）3月14日发布的五条御誓文，木户基于福冈孝悌之拟订版本，将第一条之“兴列侯之会议”改为“广兴会议”、新插入第四条“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其他尚有以下等修正：将福冈所拟草案的第三条后段以更练达的表现方式修正为“毋使人心倦怠。”，然而前段“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则尊重福冈孝悌独特的风格未予更动。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放置于第五条，“日本人将成为世界之人，必须从国民基础开始本质性的改变与提高”木户希望将此作为明治维新的最重要课题，给与全国人民深刻印象。称为“五条御誓文”—由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向天地、人民宣誓的仪式，系基于木户的构想，木户说服了仍在抵抗的守旧派，并使天皇更加认真对待维新。

海外视察组（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与留守政府组（三条实美、西乡隆盛、大隈重信、井上馨、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等人）有着如下约定：“至海外视察结束之前，如未以邮送文书进行合意，则不能变更明治政府的主要体制及人事。”以留守政府的执行结果而言，这样的约定就形同具文，但由于海外视察组亦未遵守约定时程归国，使原先的短期考察计划，延长至将近两年，导致也无法再对留守政府的责任予以追究。但是，由留守政府提出的征韩论，在海外视察组眼中却只能是绝对无法苟同的无谋之举。虽然木户也曾是征韩论倡导者之一，1869年1月，木户孝允在明治政府伊始便向政府副总裁、大纳言岩仓具视建议，将朝鲜首先作为兴师问罪的大方向，从而“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但到欧美研究西洋政府，从而从中大开眼界，1873年转而反对征韩，主张内治优先。木户为海外视察期间出国的唯一参议，归国后，原因不明的剧烈头痛等旧病突然再犯，并持续复发、恶化。加之在此次出访也使得大久保的统率力进一步发挥，许多人走向其周围，包括木户的亲信伊藤博文等人。木户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木户幕末以来的宿愿—开国、破约攘夷—也就是撤销不平等条约并缔结对等条约，为此目的，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全权副使之一，进行条约修正的预备交涉并视察欧美。不单是欧美进步的文化，木户其亦洞察到民主主义的不完全性与危险性而归，木户的政治立场由开明急进派转变为渐进派，毕竟，欧美与日本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实在过多。再者，木户痛切感到将征韩论撤回与内治优先的必要性，积极倡诉宪法制定与二院制议会的设置，并致力于国民教育与天皇教育的充实。后来亲自担任文部卿，为充实国民教育而尽力。

但随着士族的进一步瓦解，西乡主张侵略朝鲜以转化危机，但是因木户等反对而作罢，导致西乡隆盛等五参仪辞职，萨、长、土、肥四藩联合政权崩溃。木户在事件后虽然仍留在政府中担任参仪和文部卿，但作用、影响日益衰落，与大久保的矛盾也越来越深。1874年大隈重信与西乡从道等人主张出兵台湾，遭到正在为将农民由不公平的税制与重税中解放而积极推进地租改正，为废止武士特权而使其寻找新谋生之途而构想秩禄处分（取消士族的俸禄）等政策的木户均激烈反对。当政府于明治7年（1874年）5月决定出兵台湾时，木户为表示对此抗议而辞去参议职务、回山口（旧长州藩）。

【注：地租改正是将税率依照地价一定比率课征，不会有从前以农作物课征因农作物的丰收或欠收而造成税收变动的情形，政府得以确保稳定的收入。具体来说，也可说是政府将农作物价格变动的风险，由政府转嫁至农民。再者，基于“不可以比过去的税收减少”的方针，而订定3%的高额税率（身为地租改正推进派的木户，却认为如此高税率会将农民推至比幕藩体制更残酷的时代，而反对到最后）。地租改正实施后，结果上大多数的农民负担都增高了，还有一些土地因纳税困难而被政府没收，伊势暴动、真壁暴动等一揆（地租改正反对一揆）不断发生，其中也有着自由民权运动加之的影响。因此，为防止士族反乱与农民一揆的结合，大久保于1877年（明治10年）将税率调降为2.5%。】

希望木户回到明治政府里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于明治8年（1875年）2月，设宴招待木户，众人展开大阪会议。木户以让板垣退助也回归政府、并确立立宪政体、三权分立与二院制议会为条件而同意复归后，立宪政体的诏书迅即被发布。关于议会（立法），设置元老院与地方官会议，作为上下两院之型。关于司法，则设置与日本最高裁判所相当的大审院。

明治元年（1868年）的集议所、明治2年（1869年）的公议所等，都是木户基于开明的方针而尝试努力的产物，希望落实相当于国会下议院功能之组织。然而，让存有江户时代封建意识的各地不满武士们充任临时职务与自由发言，就维新方针也好、现实面的可能性也好，都过于乖离，大久保等人甚至断言“应废止之”，认为时期尚早、非现实而无意义。再者，这些会议召开于“废刀令”、“四民平等”实施之前，只是成为萨长土肥以外，被剥夺特权的武士们不满的发泄场所。

为此，持续摸索相当于现代国会的众议院、并对其必要性持续主张的木户，整备环境、并认时机成熟后，于1875年6月20日～7月17日召开第1回的地方官会议，并亲自担任议长举行。该时点所订的5项法案均是地方员警、地方议会等得以促进地方自治的法案，然而，随着大久保内务省的崛起，这些项目并未能够以木户策划的方式实施。同年发生江华岛事件，他又鼓吹对韩强硬论。1876年3月辞去政府职务，改任顾问。

明治10年（1877年）2月西南战争爆发，木户感叹“与其病死窗下，不如捐躯于征途”，企图亲自劝阻西乡，大久保同样请求担任镇抚使亲自去面对西乡。伊藤博文对两者均予以反对，最后依征兵令出动国军，木户则与明治天皇一同前往京都出差。随着病症恶化进入病危状态，明治天皇也曾前往探望；意识朦胧中，握著大久保的手言道：“西乡还不适可而止吗！”，在忧心着政府与西乡双方中，于5月26日辞世。享年45岁。

依照木户的遗愿，和众多的勤皇志士们一同葬于京都灵山护国神社。再者，长州正义派政权时代于山口的居宅处（山口市糸米）建有木户神社。晚年，据说木户在东京都文京区本驹込5丁目、豊岛区驹込1丁目的别宅招待友人，当时的庭园现今依旧被维持旧貌。山手线驹込駅到该别邸之间，留存著以“木户坂”命名的坂道。

他一生态度潇洒，无话不谈。将精力分散于政治、朋友、女人、饮酒等诸多方面，感情易于冲动。他的义子（其妹与来原良藏之子）之子为昭和天皇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现今遗留书信上万封，被编辑为《木户孝允文书》与《木戸孝允相关文书》。明治后十年不断一日记录当日的事件与心情，《木户孝允日记》中记载了他对国家的理想与内心挣扎。木户表示，他担忧他对长州藩的忠诚与国家利益互相冲突，他经常要为自己被指出卖朋友而辩解。在当时的日本，人们不太了解国家的概念。武士比较在乎为他们的藩争取利益，而并非国家。

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作家、记者、评论家德富苏峰将木户孝允定义为一位“理念的政治家”，其比较维新三杰之不同：“木户公最让人敬佩之处，并不是其行政的手腕，而是其对政治的见识。对国家如何进步的明确洞察力，且此并非高远的理想、坐而云云之物，而是可以起而实行之物。就维新三杰来说，南洲先生可说是位伟人，甲东先生则为强力的政治家，而西洋所谓的liberal、statesman之典型则为松菊先生。此人实为立宪政治家中，日本之第一模范人物。”（“木户松菊先生”，民友社。）；

对木户之性格与特质作以下说明：“木户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家，也不是干燥无味、只顾著自身所思量的事物而强行付出实践――如此狭隘的强辩家。真要说的话，毋宁是个通晓世情、富有人情味的人物。他的头脑倾向于理智型，思维清晰、条理分明、始终一贯，却也有着诗人般理想浪漫的一面。因此，虽然他是个对于国家来说不可欠缺的重要人物，然而，作为实行政策的责任者来说，说不合适即不为过。这是因为他时常会坚持主张自己的论点，不能与他人妥协，加上欠缺健康，也使得其执掌急遽繁重的公务变得极为困难，再者，其异常感性的一面爆发时，甚而表现为如女子般歇斯底里。”（“近世日本国民史 明治三杰”，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江户后期的大名、越前福井藩主、四贤侯之一，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松平庆永评论道。“木户为维新之母，有德、有望，以天下安危为己任，辅佐帝王、统帅内阁参议，其功虽看似没有大久保显耀，但实际却超越大久保许多。所谓天下之栋梁。”，并比较维新三杰：“维新之功，靠众人之智仁勇协力而成，智勇推大久保，智仁推木户，勇推西乡”（“逸事史补”）。

“新政必须要做出实事，以此为最大目的，有卓越识见并能够贯彻理念的政治家在明治元勋中唯木户一人。木户的本质理想主义者，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到极致时，即会与周围发生冲突。这不仅是在坚持自己一人的理想，那些为了勤王而失去生命的无数前辈，那些无法看到黎明而已赴黄泉的，认识与不认识的同伴，他理所当然地把已故之人的理想也当作了自己的责任。认真、热诚，判断事物公正、公平，如此人物圣上的信任自然与众不同。即使果断刚毅如大久保，这样与木户不断激烈冲突的人物，也能时刻推许木户，像是真实从心底里推崇。若说缺点，无非感情用事一点。喜怒形于色，特别关于是非的顺逆正邪，将会异常喋喋不休。”

（大隈重信，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财政改革家、早稻田大学创始人。）

追怀往时感无穷，三十三年梦寝中。

颜色威容今尚记，名声舆望古谁同？

萧曹房杜忠何比？独相楠公义时通。

暮畔影诗新绿树，山叫尽是血痕红。

（伊藤博文，出身长州，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日本第一位首相。）

“那日，我和有名的木户准一郎（桂小五郎）初次见面。桂是把军事、政治中最大的勇气与决意隐藏在心中的人，而他的态度不论何时都是稳和、和煦的。”（“一外交官の见た明治维新”，萨道义爵士Sir Ernest Mason Satow，英国外交官。）

“那么蕴含强烈精神力的面貌，我在这个国家还没遇过这样的人。那人说话时，表情有种独特的生气。一见就知道是个非凡的人物。”（バロン ド ヒュブネル，奥地利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