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浙江精神，就是浙江发展的动力，是充满地域文化个性与特色和特有的价值取向。

2000年，浙江提炼出的浙江精神是16个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

2006年，浙江又把浙江精神再次提炼为12个字：“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

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提出了“秉持浙江精神”的新要求：“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新时期新阶段，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浙江精神，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创造热情，开辟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

沧海变桑田七千年探索求真务实之路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滕复将记者带入了这样一幅历史画面：大约在7000年前，大海对浙江的最后一次入侵达到最高峰，浙江沿海平原的绝大部分区域成为一片汪洋。

很难想象，中华先民是以怎样的意志，在这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创造“沧海桑田”的奇迹，在一片盐碱的滩涂和沼泽洼地上，逐渐开辟出可耕种的水田，开垦出富饶的平原。河姆渡等地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的浙江先民已经能够建造木结构房屋，在地势高燥处定居，并将生产方式由渔猎转为稻作农业。

“长期身处逆境的奋斗经历，让‘古浙江人’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和品格。”滕复说，具有7000年悠久历史的浙江文化，深刻地展现了浙江人民独有的生命品质、价值观念和人文风采，其中，“求真、务实”是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中最重要和最有个性的部分。由于浙江先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他们必须吃苦耐劳、务实开拓，才能赢得生的希望。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俊指出，求真务实、强调主体自觉的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浙江先民的生产实践中，而且集中反映在浙江学者的学术成就中。

早在东汉，王充就对当时散布虚妄迷信的谶纬之学、虚论惑众的经学之风，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提出“疾虚妄”、“重效验”，主张认识必须以事实为对象，同时以效验来证明，做到“订其真伪，辩其虚实”，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

南宋时，浙中金华成了全国的学术中心。几次大的移民潮带来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和思想，但浙江学者不迷信权威和经典，总是结合生活现实提出自己的观点，宏扬“求真、独立”的科学精神。

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曾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他指出，必须从具体事物中总结出规律和原则来。永康学派同样强调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其代表人物陈亮就主张从实践的结果看待是非，判定能否，“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够，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

明代，王阳明创立心学，鼓励人们摆脱理学的束缚和教条的蒙昧性，主张知行合一，对主体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识大加肯定，再次彰显了浙江精神中务实、自觉的理性。此后，黄宗羲以其朴素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思想，成为明清之际思想解放的最重要代表。近代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马一浮“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诤言，都可以看出浙江学人一以贯之的“求真务实”的文化基因。

“高帆斜挂夕阳色，忽橹不闻人语声。”南宋诗人陆游用诗歌记录了古代浙江人的实干精神，只见“忽橹”，“不闻人语”，正是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社会实践的生动体现。“低调行事，讲求实效”，源自先人不断的积累和申发，却让浙江人世代受益。

兼容与并蓄以开放心态应对创新挑战

何俊在访谈中指出，浙江历史文化的发展既是浙江人在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传承与丰富，也是一个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过程。面对中原文化的强势影响，浙江人必须在开放的过程中学会与强者共舞，因此，自主创新历来是浙江文化界的一个重要命题。

滕复也认为，浙江精神中融入了大量中原文化的因子，但同时又保持浙江文化固有的特色，呈现“兼容并蓄”的特色。他告诉记者，浙江精神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引进来”，更明显地表现在“走出去”。

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和人口压力的渐增，一部分分散在浙江沿海的中华先民人顺着季风、沿着海流，向日本列岛和南洋列岛等地迁移，这就是《越绝书》中提到“内越”和“外越”的由来（汉史所载“百越”乃是炎黄部落散居在江、浙、闽、粤沿海的同宗不同支流）。“百越”部落数千年不断向外迁徙，使得包括中国南方在内的整个东亚和南亚，都受到古越文化的影响。

唐宋以后，浙江已然成为东亚文化的集散地。何俊介绍说，日本东京大学日前启动了一个计划历时5年、投入近1亿元人民币的项目，研究宋代以后宁波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起到的枢纽作用。这也说明，宋代以后，浙江精神是在开放式的环境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对内吸纳内陆文化、对外吸纳海洋文化。

到了近代，浙江人的开放精神仍然让人印象深刻。上海甫一开埠，就有大量船员、木匠、洗衣工等来自宁波的劳务人员来到沪上。最为称道的就是奉帮裁缝，他们发奋图强，执上海服装业牛耳，做出了中国第一套西装和第一套中山装。

勇于“走出去”的精神，在早期是浙江人为改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现实选择，在后来则造就了浙江精神中日益浓厚的“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众多的侨民、侨乡，使得浙江具有了更多利用“拿来主义”的机会。特别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走南闯北的浙江人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让浙江经济发展写下了众多“全国第一”：发放个体工商执照、建设新型农民城、建设城镇专业市场……

历史启示我们，“开放创新”的文化因子，与“求真务实”一起，构成了当代浙江精神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也是未来浙江社会能否成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最强地区的关键所在。

自强而不失温和

和谐精神映衬人生情怀

“哪里都有浙江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浙江先人卧薪尝胆、励志奋发、“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强精神得到发扬和继承，浙江人似乎从不为困难和逆境所折服。专家同时指出，浙江精神中具有自强而不失温和的文化因子，造就了和衷共济、天人合一、人我共生的人生情怀和精神品质。

总体而言，浙江在历史上一直属于社会较为稳定的地区，人们性情较为温和，善于接纳外来族群，注重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无论是历代西湖的疏浚，还是各地水利设施的建设，都反映出人们在建设社会共同体时的积极心态，政府和民间有着良好的互动。

何俊说，因地制宜是浙江人面对环境时的基本态度。历史上，长兴人就探索出建设实用小型堤坝的方法，既可以在洪水期间起到蓄洪作用，平时又可用于灌溉，村与村之间在水利设施的维护方面体现出良好的合作。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

尤为难得的是，浙江历史上就具有贫富间相互扶持的传统，仁爱、和谐的氛围十分浓郁。世称“陶朱公”、被尊奉为中华商主的范蠡，在19年经商中三次赚得千金财富，并将之“分散于贫交疏困弟”，实现了“人富而仁义附”的境界。他的善举，可谓是浙商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发端。

滕复将浦江郑义门视为浙江精神中“和谐因子”的典型凝结点。郑氏家族合居共炊长达15世，历宋、元、明三朝，长达330余年，以孝义持家，名冠天下，“江南第一家”的美名持续至今，仍然是浙江人主张“人我共生”的典例。

浙江精神中蕴涵的人与环境、人与人和谐共存的文化因子，映衬出浙江人美丽的人生情怀。当我们观赏河姆渡原始艺术中驯服的猪羊、敏捷的飞鸟、颗粒饱满的稻穗、光辉夺目的太阳等纹饰、雕刻时，不难感受到先人热爱自然、赞美自然的情愫。白蛇传中人妖感人的爱情，梁祝故事里化蝶的美幻，无不是这种美好情愫的民间表达。这种情怀，也将成为我们进一步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动因。

义与利双行

历史积淀启迪诚信浙江

“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文化因子，使得浙江素来具有重商的氛围。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通过发展商业来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质被浙江人看作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的不拔之基。

东汉的《越绝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周朝诸侯之一的越王询问国策时，计然建议让多余的粮食流通起来，让商家得利，从而实现富民强兵，由此产生了最早的“农商并举”的思想萌芽。先秦这种“农末俱利”的观点，后来演变为黄宗羲“工商皆本”的思想，对于冲破儒家重农轻商的迂腐价值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何俊告诉记者，虽然浙江的商业文化十分发达，但是浙江学者强调“义利双行”，浙江精神中“诚信”的文化因子向来就很丰富。

专家指出，永康、永嘉学派尚功利，崇事功，但并不是就功利论功利，就事功而言事功。他们所谓的“功”，既指治国安民的实际功效，又指与“立德、立言”并列的“立功”的人生价值旨归。高举“事功学说”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提出“义利双行”的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均曾痛斥精于盘算、惟利是图的策士谋臣，强调其所追求的“利”，是“立国本”和“活民命”的利，他所企慕的事业，是合乎“天道人心”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业。

在“义利双行”的价值旨归中，历代浙江商人建立起了讲义守信的朴素诚信观。先秦的“陶朱公”范蠡就信奉“务完物，无息币”和“无敢居奇”、“正心求也”，也就是货物要保证质量，不囤积居奇，经商获利，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度。

至今仍是国药老字号的胡庆余堂，自建立起就奉行“戒欺”的经营理念和商业伦理，主张“采办务真”、“真不二欺”。其创办者胡雪岩奉行诚信经商的道德准则，认为“有诚信便能立世，无诚信则会失世”。

同样，曾创下50个“全国第一”的“宁波帮”企业家，产生过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工商巨子的湖州商人，之所以能取得骄人业绩，也是因为秉承了浙江精神中“诚信”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经过世代的历史积累，已经对现代诚信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是为了更深远地启迪未来。在探寻“浙江精神”的文化因子及其历史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精神以她那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不断地处于丰富和发展之中。惟有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渊源的活力所在，我们才能自然而然地对浙江精神进行审视和充实，促使其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因为经济的强势，浙江这几年在全国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在此番局面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在给予支撑？浙江精神在当下又将遇到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如何引导？下面，我们撷取了诸多名家用几个简洁的词语梳理了“浙江精神”所蕴涵的实质，以见浙江精神之一斑。

庞学铨：“中庸、大气、开放、自强、务实”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西方哲学教授庞学铨把浙江精神概括为这几个词语。以前，关于浙江精神曾有过一个16个字的概括，不过，那更多的是以浙江经济为着眼点。在庞学铨看来，精神是文化范畴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应该放在比较长的时间纬度、比较宽的地域纬度和比较深的内容纬度来探讨。

中庸体现了和谐的力量；大气、开放是当代浙江拥有的气氛；自强是很多浙江人在艰苦情况下仍然奋斗不息的精神写照；务实则在不少大老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创业之初，他们可以擦皮鞋、卖快餐，做许多人不屑于做的小事。

邱昱：“传承本土，反思传统”

浙江歌舞剧院著名歌唱家邱昱更多从展望的角度来看待浙江精神。“十多年前，我曾经唱过一首歌《为了浙江的明天》，但是看看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唱浙江的歌，跳浙江的舞？很多外来的东西在侵占我们的生活，以致于我们把自己的文化给丢失了。”另一个让邱昱比较郁闷的例子是她主演的音乐剧《蓝眼睛·黑眼睛》，这是一个关于浙江文化和外国文化融合的故事，然而，这样一出体现浙江文化的舞台剧在“七艺节”之后就被无情地束之高阁，让邱昱倍觉遗憾。“反映浙江文化的艺术作品太多了，作为浙江人应该有责任把它们传承下去，不能让外来文化全盘侵袭我们的领地。”

赵延年：“卧薪尝胆”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版画家赵延年今年已经82岁高龄了，回想起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赵延年依然对当年在苏州读小学时，老师讲过的“卧薪尝胆”故事记忆犹新，“这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多年从事鲁迅像的创作，赵老提出鲁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江南少有的“硬气”、传统知识分子的精气神，也值得后代传承

潘鸿海：“开拓、创新、大气、和谐”

这是潘鸿海感觉中浙江精神的体现，最有说服力的两个例子是，中国的第一架发报机设在南浔；温州人为了表明不再制假的态度，曾在杭州武林广场当众焚毁假冒品。潘鸿海说，现在全国都在关注着浙江，“我们在北京开会，一提到浙江，人家眼睛都亮了，都觉得浙江有钱啊。”正因为如此，浙江人应该把如何出名人，出精品这个课题研究好。

身为画家，潘鸿海对浙江人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颇为自豪，“书画界的四大家——齐白石、吴昌硕、黄宾鸿、潘天寿，浙江占了三家。”

刘之冰：“务实”

演员刘之冰是黑龙江人，这次作为杭州女婿，和妻子茹萍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虽然是外地人，不过，刘之冰觉得自己受浙江影响颇深。“小时候，两本书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一本是《解放军文艺》，另一本就是浙江出的《富春江画报》；走上演艺道路时，最早辅导过我的也是两个浙江人——一个宁波的，一个金华的；我父母有很多浙江朋友，他们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受益最大的是学会了务实。”

毛丹：“公义，心怀天下”

在之前的采访中，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毛丹曾给浙江文化精神概括为这两句话：“兴业有道鼓民力，重财厚文争朝夕。”因为浙江人一直来比较善于利用自己的非政治中心地缘传统，目标偏好重财厚文，风格上又讲究兴业不倦，就像外省人通常觉得浙江人在时间的利用上无限压缩，空间的得取上又无限扩大，与管子的“倍道兼行”非常吻合。

不过，在强调好的一面后，毛丹觉得浙江精神中也有一些不太被现代价值观所认同的东西，比如做事常常显得小里小气，而杭州人白天打打牌，晚上心平气和地回家的习惯在毛丹看来，也显出其不求上进的一面。

李杭育：“因时而变，以人为本”

著名作家李杭育觉得，浙江人并不像大家以往感觉的那样总是很温吞，而是有爆发的一面，也会走极端。比如说，这100年来，浙江有两件事情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三千浙军收编沿途的五千游兵散勇，攻下了原本需要十几万人的军队才能攻克的南京城。另一件事就是浙商，他们以一个群体的形象树立了浙江人在全国经济界的地位。李杭育说，这两件事因其集体性，能充分代表浙江的精神。

“浙江人的性格比较善于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转变，说得不好听是见风使舵，说得好听是与时俱进。”李杭育说，浙江精神的实质应该是以人为本，如果说20年前，浙江人的首要任务是脱贫致富，要求尊重人的基本需求和欲望，那么富裕以后，正在构建的精神实质就将转向尊重人的理想。

刘永贤：“商业动力”

连卡佛杭州店总经理刘永贤来自香港。在杭州呆了一年半，让刘永贤印象最深刻的是杭州商业文化的繁荣与发达。短短几年时间，世界几大知名品牌纷纷落户杭州，并且都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让刘永贤不禁感叹杭州的商业潜力之大。

王旭烽：“性格复杂”

“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是沉下心去写一部名垂青史的巨著，还是现实地帮助一个身边的人更有意义？”著名作家王旭烽以对自己思维性格矛盾的解剖开始进入话题。她觉得浙江人具有多重性格特征，“浙江人性格比较复杂，很难用某一句话来概括，常常在好几重因素之间游走。”

浙江人除了注重现实的一面，还有形而上的一面，而且浙江人还能放低自己的姿态去承认自己的缺陷，紧接着去建设自己。所以，王旭烽强调，不要因为某一个现象而对浙江人产生误解。

徐岱：“又柔又烈”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岱则将浙江人文性格定义为“综合之美”。他觉得浙江人的性格中有虚有实、有阴有阳、有温柔有激烈，具有综合之美。浙江人没有东北人的忽悠，也不像广东人那样过于实际，一切都希望明码标价。而且正是这种边际不清的性格特征，让浙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体现一种多样的风格。

马云：“善于审视”

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的视野中，浙江网络业的发展有着多重性格。陈天桥、丁磊，这些网络业叱咤风云的浙江商人，他们表现出多样的浙江商业人文性格特征，就是浙江精神的最大体现。“浙江人的创新精神很强，非常善于对自己和周围进行审视，从而发现与众不同的商业空间。”马云通过阿里巴巴发现，浙江商人越来越懂得借用现代网络的商业生态。

不过，在马云的精神世界里，他突然发现应该用“倒立”的方式看世界。按照他的商业规划，每一个进入他旗下淘宝网的员工，必须“倒立”。他说，“倒立”的缘起是“非典”时期的企业应对策略，但就是这样一个危机应对方式，让他觉得，对于自己、别人和周围世界的一切，必须用“倒立”的方式来思考、处理。马云认为，“倒立”这样一个方式，不仅是对自己原有性格的逆向审视，同时也是展现自己更自信的一面。

冯钢：“中庸、合和”

“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理解成生存状态，它的最终和发展形成都是周围环境所决定的，但不能过分的依赖环境。”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提醒浙江人文性格优势应该不断地充实浙江精神。冯钢觉得“中庸”、“合和”的浙江人文性格可以对性格中的缺陷进行修正。“现在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强调经济为社会服务，而不能过多地强调社会为经济服务，不应该本末倒置。”

吴山明：“向上追求”

中国美院教授、著名画家吴山明从浙西人的民风中吸收着作画的元素。他感言，他的艺术样式形成后，浙西人的淳朴、直爽、向上的性格特征帮助他坚守了艺术理想。更让他惊喜的是，在年轻一代的浙江画家中，虽然许多人都曾经在全国美展中获得过金奖，但一直保持着向上的追求。吴山明告诫说，浙江艺术界的新人要保持自己清醒的意识，坚持自己选择的方向不断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