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利 公正（ゆり きみまさ（こうせい）、文政12年11月11日（1829年12月6日）—— 明治42年（1909年）4月28日）日本武士（福井藩士）、政治家、财政家、实业家、日本近代财政的奠基人之一、五条御誓文的第一起草人。子爵、麝香间祗候。本姓三冈。初名石五郎，后通称八郎。字：义由，雅号：云轩、方外。明治元年（1868年）改名为公正，明治3年恢复祖先旧姓由利氏。

福井藩士出身。师从横井小楠。与桥本左内等一起致力于福井藩的藩政改革，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在横井小楠的影响下学习财政，因在福井藩的财政改革中表现出色，受到当时担任幕府政事总裁的藩主松平庆永的重用。不久，因为藩内政治斗争受到打压，被迫去职。1868年以明治维新为契机，任徴士·参与职，担当新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如筹集会计基金、发行“太政官札”等，称“由利财政”。由利公正因为参与了维新而被重新起用，与福冈孝弟一起起草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御誓文》。明治4年（1871年）为东京府知事。翌年加入岩仓遣外使节团赴欧美考察。1874年参加提出《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明治8年（1875年）为元老院议官，明治23年敕选为贵族院议员。

文政12年11月11日（1829年12月6日）生于越前国足羽郡福井城下，是福井藩士三冈义知（御近习番·100石之下级武士）的嫡子。嘉永6年（1853年）继任家督，承袭父业任炮术练兵方教授，安政4年（1857年）任兵器御制所头取，从事兵制改革，兼管造船事业，并与桥本左内等人为国事而奔走。当时，由于将军继嗣运动（一桥派拥立德川庆喜）失败，福井藩藩主松平庆永（松平春岳）被勒令隐居谨慎，遂一方面计划铲除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另一方面，聘用著名思想家、熊本藩士横井小楠（维新元勋十杰之一）为政治顾问，指导藩政改革。

由利公正深受横井小楠的“经世济民”思想和殖产兴业政策的影响和启发，师从横井小楠学习财政学。安政6年（1859年）赴江户考察幕府的财政，着手本藩的财政改革，排除传统的所谓俭约的消极政策，整理财政，振兴物产，在长崎设立越前藏屋敷，用以开拓国际贸易，在藩国内设立物产总会所，以奖励养蚕事业等殖产事业为重点。因其出色的财政手腕受到藩主松平庆永的拔擢，他推行的发行藩札和专卖制度相结合的殖产兴业政策复苏原本陷入窘困的福井藩财政并取得丰硕的成果。文久元年（1861年）末，福井藩的物产输出达500万两以上，藩金库储备黄金达50万两，由利公正的积极的经济政策的成功传遍诸藩。

文久2年（1862年），松平庆永任幕府政事总裁职，由利公正被任命为松平庆永的侧用人（江户时代，幕府和诸藩设置的役职，正式称谓是“御侧侧用人”，以才干和藩主的亲信中选任者居多，其职责包括监督家老、掌管藩主家的家政、担当藩主和世子的秘书）。在征伐长州时，藩论围绕支持征伐和支持萨摩藩和长州藩等雄藩分为对立的两派，尽管由利公正精心策划弥合两派分歧，但得不到支持，受到在福井城蛰居、谨慎（软禁、禁闭）的处分。在禁闭期间，接受坂本龙马的拜访并有深入的交流。坂本龙马和他畅谈新政府应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并邀请他将来参画新政府。后来的五箇条御誓文的原文“议事体之大意”和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及思想存在基本共通点。龙马在和公正会晤之后回到京都，撰写了《新政府纲领八策》。

王政复古政变后，公议政体论派的由利公正出仕新政府。庆应3年（1867年）12月18日——庆应4年（1868年）闰4月21日任明治三职制政府参与，庆应4年1月17日实行三职七科制后，庆应4年1月17日——庆应4年2月20日兼任政府会计事务科挂和制度寮挂。庆应4年2月3日改为三职八局制后，庆应4年2月20日——庆应4年闰4月21日兼任政府会计事务局判事。庆应4年（1868年）闰4月21日实行政体书体制，庆应4年（1868年）闰4月21日——明治2年（1869年）7月8日任议政官上局参与。

明治新政府在大政奉还后的成立之初，标榜“公议”，探寻摸索国是的具体方略。庆应4年1月，由利公正与福冈孝弟共同参画、起草明治政府的政治纲领性文件《五条御誓文》，由利公正写成题为《议事之体大意》五箇条的原稿，福冈孝弟进行润色和初步修正，木户孝允、三条实美续加修订，最终确立为明治维新的基本方针。由利公正作为新政府徴士参与，担当金融财政政策。在会计事务挂兼御用金谷取缔（相当于今天的财务大臣兼金融担当和经济财政政策担当相）任上，推进会计基立金募集、太政官札的发行、商法司设置的积极财政政策，史称“由利财政”。太政官札是政府纸币（法定纸币），也是日本最初的全国流通纸币，发行之初，国民还不习惯纸币，政府信用也不稳定，向各藩和人民贷款募集资本，试图作为产业振兴的资金，但实际上，其中约三分之二被财政窘迫的政府用作战争和行政费的支出，太政官札的流通困难，其财政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明治2年（1869年），由利公正被迫辞职。

1870年（明治3年）2月4日——1870年（明治3年）2月17日任大阪府知事御用取扱。1870年（明治3年）2月17日任福井藩大参事心得（代理）。1871年9月7日（明治4年7月23日）——1872年8月18日（明治5年7月15日）任东京府知事。创立代书人、巡查制度。明治5年5月以随行身份参加岩仓使节团访问美国和欧洲，考察研究各国的自治制度和议会制度。1874年（明治7年）1月17日，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人联名向政府提交《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

1875年（明治8年）4月25日——1876年（明治9年）12月18日任元老院议官。1887年（明治20年）5月24日以维新之功勋叙爵子爵，列入华族。1890年（明治23年）7月10日敕选为帝国议会·贵族院子爵互选议员。同年10月20日授麝香间祗候。1894年（明治27年）3月在京都创立有邻生命保险株式会社并任初代社长，当时正值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的勃兴期，有邻生命保险会社、真宗信徒生命保险（今T&D金融生命保险）、真宗生命（今大同生命）并称佛教系生命保险会社的巨头。由利公正还任日本兴业银行期成同盟会会长，推动日本兴业银行的成立。1909年（明治42年）4月28日病逝，享年81岁。

1887年（明治20年）12月26日-正四位。

1909年（明治42年）4月28日- 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没后追赠）。

1909年（明治42年）4月28日- 从二位（没后追赠）。

由利公正的文章主要被收录进《近世社会经济学说大系》第14卷，述有《近世实业谈》、《实业谈话》，著有《迂拙草》。

由利公正在福井藩实施殖产兴业政策，在本土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丝织业，与横井小楠赴西国各地，在下关调查物产交易情况，在长崎的设立本藩的藏屋敷与荷兰贸易公司签订生丝销售的合约，推进积极的经济政策。“民富则国富之理论”即被称为“民富论”的富国政策取得了重大成果，福井藩的财政转向盈余。

在东京府知事任内，推进东京的防火政策。当时东京的房屋多数为土木构造，1872年（明治5年）银座大火，东京中心地带的丸之内、银座、筑地失火，着手实施以防火为第一要务的城市改造计划，银座被改造为防火构造（建筑物多为砖瓦结构）的西洋式的街道就是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

由利财政的历史地位

由利财政，是指明治政府建立初期，由利公正负责财政事务期间所实施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两大措施：设立并筹措300万两会计基立金；发行3000万两太政官札，前者用来解决倒幕战争所急需的军需费用，后者充当殖产兴业的经费，建立并强化新政权的经济基础。由利公正是日本明治初期著名的财政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日本近代财政的奠基人之一，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他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对保证这一过渡的顺利完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明治政府在戊辰战争巨额军费开支、殖产兴业的资金不足、维持中央和地方行政开支及皇室费用、对外交涉所需费用等问题所造成的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举步维艰，新政府既没有财政基础又没有一点财政储备，处境困难不言而喻。在当时很少有人通晓财政经济的明治领导者中间，既忠于维新大业又精通财政的最合适的人选，那就是曾因在福井藩进行财政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而闻名天下的由利公正。由利公正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基于自身在福井藩时期进行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明治新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上任伊始就迅速提出并实施会计基立金和太政官札两大财政措施。其效果已经为此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在如此困难的情形下，由利公正以有效和求实的政策，支持着维新政府摆脱财政困境，获得全国支配的权威。

主导殖产兴业

殖产兴业是日本明治维新三大政策之一，日本学者浅田毅卫将殖产兴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明治元年（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至1873年“明治六年政变”，以大藏省和工部省为中心展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会计官由利公正；第二阶段自1873年“明治六年政变”至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指导中心由原来的大藏省和工部省转向了内务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卿大隈重信；第三阶段自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至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以农商务省为指导中心，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大藏卿松方正义。

在殖产兴业的第一阶段，明治政府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维新政权最初的财政主管由利公正，根据他江户时代在越前藩（福井藩）进行改革的经验，采取了构成“由利财政”核心的两大重要举措：

第一，设置财政主管机构“金谷出纳所”，筹集大量资金。

庆应3年12月（1867年1月），在由利公正的主导下，明治政府设立了“金谷出纳所”（庆应4年闰4月21日（1868年6月11日）改名为“会计官”，明治2年7月8日（1869年旧8月11日）改名为大藏省），负责政府财政运营和资金调度，由该机构任命三井组、小野组、岛田组三大商家为“为替方”（政府指定货币汇兑机构，从事官费出纳业务），令其各捐献“御用金”1000万两，翌年1月又设立“会计基金”（具有公债性质的基金），令鸿池等商人出资，并任命应募的鸿池等15名商人为“会计事务局御用挂”。同时，由利公正“如法炮制”，要求兵库县、堺、伊丹等京阪地区的商人应募。在285.5万两的会计基金中，“三都”（东京、京都、大阪）原御用商人出资占74.3%，地方城市的商人出资占9.2%，居住农村的商人出资占3.9%，包括村官在内的农民出资占10.4%，其他寺社等出资占2.3%。

第二，发行“太政官札”，设置“商法司”、“商法会所”。

庆应4年闰4月19日（1868年6月9日），维新政府颁布“太政官达”（政府公告），宣布将在全国发行3000万两“太政官札”（在日语中，“札”意为纸币），并在7月4日正式发行了总额为4800万两，明确规定“太政官札”为仅用于流通、不可兑换金银币的“不换纸币”（又译作“代金纸币”），流通期限为13年。在总量为4800万两的“太政官札”中，2533万两即53%用于新政府的一般财政开支，1273万两即27%借贷给派兵参与倒幕战事的各藩，剩余993万两即约20%用于发展工商业，其中一部分用作实施“银行计划”的资本。

经济理论

由利公正曾在明治维新初期起草《五条御誓文》（后由福冈孝弟修改，木户孝允定稿）。由于由利公正曾师从横井小楠，因此不仅“五条御誓文”留有受其影响的明显痕迹，而且横井小楠的重商主义思想理论亦体现于“由利财政”。由利公正推行以“会计基金”和“太政官札”为核心的“由利财政”，是以重建福井藩财政的成功经验为基础的。按照由利公正的观点，若以民力增加物产，则可以在桑田之上构筑金山。他的基本构想是：诉诸国家生产力，即通过人民的劳动力创造丰富的物产，然后通过繁荣通商贸易积蓄货币，即能使物产增值，从而奠定国富之基础。他试图通过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实现自己的目标。但问题是如何创造先决条件，形成商品生产的循环定式G — W — G′（商品—流通—增值），即如何筹集到作为富国之源泉的资本呢？由利公正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发行“藩札”（藩国在自己领内独立发行的纸币），使“藩札”成为“富国之源泉”。

由此不难发现，由利公正的经济理论的核心，第一是“劳动力论”，第二是“纸币论”。

关于“劳动力论”，由利公正在《经济论》中写道：“应该看到，经济之要当求诸劳力。大兴国家之希望，在于奖励使用劳力之事，然后予以运作，实现国家繁盛。”他在《农工银行法案理由书》中提出：“······国家之盛衰在于是否能利用劳力······夫财源源自人民之劳力。虽同胞有4000万，若空泛使用劳力，则何以能维持国家乎？相反，若劳力推进一步，则国力亦前进一步，如此言说绝非言过其实，岂可不认真考虑乎？”

关于“纸币论”，由利公正在《爱国卑言》中提出：“若为救一时之危急如此增发纸币并贻百年之患，则称这种建议为当局者之失策绝非诬陷······夫纸币者，凡为使物产增值所用者，则将有最紧要之活动力······以纸币直接使物产增值，以增值的物产输入金币，实为最善之富国良策，可谓在田地里构筑金山。”日本学者辻冈正己指出，“由利公正的经济政策观，受其师横井小楠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的经济政策原理亦如实继承了小楠的经济政策观。”

确实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由利公正以殖产通商为核心的经济政策观，就是他的老师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的”富国论“中所阐述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延续。由利公正正式将横井小楠的经济思想和理论用作重建福井藩财政的方案，通过福井藩“物产总会所”发行藩札，最终取得了成功。因此，“由利财政”就是由利公正将他在福井藩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全国的政策实践。

1868年1月4日，即鸟羽伏见之战开启战端的翌日，由利公正在太政官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他基于上述思想的建议：“余有一策，今天下万民三千万人，若使一人一两收纳于朝廷，则将成为翼赞维新盛业之举。故可发行三千万两金札，将其贷给民间，并确定规制，在一定年限内返还（按：到期允许兑换“金币”，此前只能流通，不能兑换），通过劳力殖产开发富源，则政府和人民将共获万金之利益。”同年1月21日，鸟羽伏见之战激战正酣之际，由利公正在太政官会议上同时提出了募集“会计基金”300万两和发行“太政官札”两项建议，并继续强调发行“太政官札”之意义：“我国原来难兴大事业的原因之一，是缺乏金银，而以往锁国之制又拒绝对外贸易，使之更甚。维新若以寻常手段难成大业，故当利用此革新之机会，按照一万石一万两的比例，发行三万两金札并贷给诸藩，使各藩主翼赞勤王。同时据以广开融通之途，使三千万国民之精神和劳力趋向一致。以此振兴产业，发达贸易，既求得财源之涵养，又达仁政之目的。在当今人心不稳之际，若将政府之费用悉数课于国内，则人民之闲惑将达难以探测之境，其结果足以堪忧。若一方面政府借用人民所有之金银结束战局，另一方面由政府借贷给人民金札以资奖励殖产，实可谓增加国益之一石二鸟之方法，获富国强兵之结果。”

由利财政的失败及后续

“由利财政”的实施并未如愿，主要原因是：1.大量“太政官札”没有被用于“殖产兴业”，而是被用作财政资金。2.明治政府刚刚建立，为纸币提供担保的信用度不足。3.为政府信用不足提供补充的豪商的信用体系基本限于“三都”即东京、大阪、京都，未遍及全国。4.“太政官札”13年流通期限过长，在用于没有关税自主权的对外贸易时更是不被认可。1869年2月，由利公正退任。

1870年以后，殖产兴业在工部省的主导下推进。但是，工部省推行的政策，无异于“西方化”，即虽然在收回权利、排除外资和军事工业建设方面扮演了一定角色，但是对如何使面对外国资本的压力而岌岌可危的日本原有产业免于遭受灭顶之灾，进而加以重组，却束手无策，使日本经济陷入贸易入超-＞金银流出-＞物价飞涨-＞财政困乏的经济危机（明治7年经济危机）。“明治六年政变”后成为维新政权核心人物的大久保利通遂开始着手收拾残局。

由利公正是幕末、明治维新时期杰出的经济政策家。大隈重信在评价由利公正在当时的作用时曾这样写道：“当时，由利公正深得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信任，作为理财家拥有极大威势，不管有多少反对之非议均无法撼动他的地位。”木户孝允则在明治元年（1868年）4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三冈八郎（由利公正）经济之才，官员中无一人出其右者。”明治时代的史论家、评论家山路爱山在其大作《现代金权史》中写道：“故副岛伯（副岛种臣伯爵）等亦感佩于由利公正其人，说他堪称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