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铸钱，古钱币术语。民间私炉盗铸的钱币，因意在牟利，私铸钱一般比官炉钱轻小粗恶；从铜质到文字都明显劣于同时官炉所出之钱。然而各代私铸钱虽禁难止，存世数量均不为少，给货币市场带来了严重灾难。“伪钱必是私铸，私铸并非皆伪钱”。如何区分是否“私铸”或“伪钱”首先要区别所铸钱币的目的。如以谋生为目的所铸钱币则应称之为“私铸”,而以谋利为目的所铸钱币则应称之为“伪钱”。

两汉时期货币的铸造，除了西汉早期有过短暂的放民铸钱以外，一向都是由官府控制的。其情形大致是：西汉在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以前，中央政府由少府进行管理，具体的铸造则由中央和地方郡国兼行（在不同的时期其情况并不一致）。武帝元鼎四年以后，改由水衡都尉属下之上林三官进行统一的管理与铸造，铸钱工场也集中在都城长安及其附近。王莽时期有所改变，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①。东汉时期货币的铸造与管理机构是彼此分离的，中央进行宏观管理的是太尉属下的金曹，具体的铸造则是由地方郡县加以实施。②西汉早期短暂的放民铸钱，共有两次。《汉书·食货志下》载：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西汉第一次大规模盗铸货币的情况出现在景帝时期。《汉书·景帝纪》载：（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改诸官名。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注引应邵曰：文帝五年，听民放铸，律尚未除。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故定其律也。”这一次的盗铸浪潮似乎主要是针对黄金而来的。不过严格地讲，这实际上不能算是一次盗铸活动，只是文献上称为“作伪金”，所以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盗铸。因为应邵在这里说得比较清楚，所谓“先时多作伪金”，是在景帝“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之前，而此时文帝听民放铸之律尚未废除，当然也就不能称为盗铸了。而且这里所谓的“作伪金”，似乎不是指一种故意的伪造或掺假的行为，而主要是指受道家方术的蛊惑，炼冶黄金而不能成功的一种行为。从应邵注中所言“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即可看出一些端倪。而《汉书·楚元王传》中，有关刘向铸伪黄金的记载则是对“作伪金”更好的诠释。

西汉第二次盗铸货币的浪潮发生在武帝时期。《史记·平准书》载：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镕，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选”，直三千；二日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

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可知铸“白金三品”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不过关于三铢钱的铸行年代，学术界却还颇有争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史记·平准书》在上述这段文献中，对于铸行三铢钱的时间叙述得比较模糊。后代学者根据其文意，有推测其铸于元狩四年的①，也有将其系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的。②还有的学者兼采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及元狩四年两说，认为三铢钱曾两兴两废。③这一时期盗铸活动的内容，在大半时候无疑包括了铜钱以及银锡合金的“白金三品”两个方面，但是以盗铸“白金三品”为主。活动的后期，则可能主要是针对赤侧五铢的盗铸，因为一方面赤侧五铢一枚可当郡国五铢五枚用，另一方面此时白金已贱，并逐渐被废弃不用。据《史记·平准书》载：“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

“白金三品”近年来有所发现，根据出土实物，圆形龙纹币重约120克左右，正好约合汉代八两；方形马纹币重约20克左右，椭圆形龟纹币重约15克左右。据取样分析，其成分包括银、锡、铜、铅等。④汉代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据《汉书·食货志下》所载：“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这是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进行第三次币制改革时，所制定的银钱价格之比，这个比率是相对于重约1克左右的“小泉值一”而言的。也就是说，作为汉代上品银的朱提银，每八两也不过值“小泉值一”一千五百八十枚，普通银每八两仅值一千。而武帝所造的“白金三品”，第一等的所谓“白选”重也不过八两，而且并非纯银，是银与锡的合金，只是因为铸出了龙形的纹饰，其法定价值却能达到三千枚每枚重约2—2．6克的三铢钱。也就难怪会引起不法之徒的觊觎，以致“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了。《史记·平准书》所言“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这里的“后五年”，如果是以“白金三品”的始铸年份元狩四年开始计算，则是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如果是以五铢钱的始铸年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计算，则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但是不管是元鼎三年还是元鼎四年，“白金三品”都应当已经被废止了。①《史记·平准书》载：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为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

武帝铸赤侧五铢钱发生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正因为一枚官铸的赤仄五铢钱要当普通郡国所铸五铢钱五枚来使用，而赤仄五铢未必就比郡国五铢重，因而当然会引起民间的疯狂盗铸。而当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之后，因为已无暴利可图，于是“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②此外，武帝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大赦因私铸货币而获罪者，当与此时白金已废，而民间盗铸钱币的现象也已经很少有很大关系。①“白金三品”废止的时间，《西汉会要》说是在元鼎二年，彭信威先生认为是在元狩六年（《中国货币史》第167页）。不过从《史记·平准书》的文义来分析，元鼎三年可能更接近于事实。因为对“白金稍贱”的叙述是紧接在铸行赤侧五铢之后的，接下来又说“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因此应当是元鼎三年。

西汉第三次大规模盗铸货币的风潮出现在王莽时期。《汉书·王莽传上》：（居摄二年）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民多盗铸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

《汉书·王莽传中》：（始建国二年）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汉书·王莽传下》：（地皇二年）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又《汉书·食货志下》记同一事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王莽时期的币制，大约是中国历史上除了清代咸丰朝以外，最为复杂的。王莽时期一共进行过四次币制改革，几乎每一次都伴随有虚值的大面额货币。第一次币制改革是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铸“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与汉五铢并行。“一刀平五千”重约30克，“契刀五百”重约16—18克，“大泉五十”重约7—12克，却分别要当重约3.5克的汉五铢五千枚、五百枚及五十枚用。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保留此前的“大泉五十”，另铸“小泉值一”，两品并行。“小泉值一”重约0.6—1.2克。第三次币制改革是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最为复杂。史称“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①即金、银、龟、贝、钱、布货，其中钱货分六等，由当一至当五十。布货十等，由当百至当千。最后一次币制改革发生在地皇元年（公元20年），废除此前铸行的所有货币，另铸“货泉”、“货布”两品，其中“货布”一当“货泉”二十五枚使用，而重量仅为其数倍。因此，在成百乃至上千倍的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尽管王莽课以重刑，“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人为奴婢”。但仍然阻止不了盗铸者的洪流，人们不惜梃而走险，以致因犯铸钱而被没入为官奴婢者“以十万数”。

东汉时期货币的私铸情况似乎并不严重，除了居延汉简中，有光武帝建武初年官府下达的禁止私铸的禁令外，东汉时期的文献中基本上不见有关于私铸货币的记载。而居延汉简中有关东汉初年的这种私铸活动，无疑还是继王莽时期的余绪而已。推测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其一，东汉自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恢复铸行五铢钱以后，币制一直非常稳定，没有出现过大面额的虚值货币，因而没有形成强烈的外部刺激。桓帝时虽然有人提出铸大钱的建议，但并未得到实施②。直到东汉末的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才“坏五铢钱，更铸小钱”。③但此时已是遍地烽烟，战火四起，恐怕人们已无暇去顾及私铸的事了。加上“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④大约愿意盗铸的人也不会多。而且董卓所铸的小钱，能影响的地区大约主要是在洛阳一带。所以即便有盗铸的现象，也只会局限在洛阳地区，不能造成太大的影响。

其二，东汉政府对于货币的态度常常不是太重视。章帝时，有尚书张林封钱之议，而且得到了短暂的实施；⑤桓帝时，又有刘陶的罢铸钱之奏，也得到了桓帝的首肯，以致“帝竞不铸钱”。⑥尽管在东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当中，钱币的流通和使用基本上还是正常的，这从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大多随葬有钱币即可得到证明。张南先生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①但是上述奏议能够得到支持，并或长或短得以付诸实施，至少也反映了一定的思潮。

其三，东汉时期的货币铸造，中央只是作宏观调控，具体的铸造是由地方郡县来实施的。

其四，《后汉书》中没有食货志的内容，因此，有关东汉一朝的货币经济状况反映得并不充分。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看似疯狂的盗铸活动，实际主要集中在武帝和王莽时期，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时期的币制都非常的不稳定，改制频繁，而且多有虚值的大面额货币，为盗铸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景帝时期的所谓铸“伪黄金”，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盗铸范畴，而且其内容与武帝和王莽时期的铜币盗铸也有本质的不同。东汉时期的盗铸活动，则由于种种原因，显得并不严重，但也并不能据此认为东汉时期完全没有私铸现象的存在。

私铸钱币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货币发行方面难以根治的“顽症”。清代继续发行使用圆形方孔的铜钱。清政府规定钱币为 官府统一铸造，私铸要以重罪论处，但实际上私铸、盗铸从未禁绝。清代私铸钱币的情况十分严重，清政府虽严刑峻法也没能解决。清代中后期民间私铸之风更为猖獗。

主要原因在当时铜价上涨，铸钱亏损，各地减少铸钱数量给予民间私铸以可乘之机，咸丰时期推行大钱又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乾隆后期起，因铜源渐趋匮乏，铜价日益上涨。咸丰年间又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冲击，清政府主要铜料产地云南的铜矿产量剧减，铜价高昂，铸钱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各地许多铸钱局被迫停铸关闭。各地市面流通铜钱严重不足，出现了程度不一的“钱荒”。铜价上涨引起奸邪之徒囤积私毁铜钱牟利，如此更加重了各地的“钱荒”。于是民间私铸、盗铸之事层出不穷。当时不仅民间盗铸，官府铸钱局也大铸减重钱，称为“局私”。私铸钱种类繁多，有所谓鹅眼、沙壳、鱼眼、水飘、毛钱等，皆薄而小，杂以土砂、铜、铅、锡而铸造，掺杂在官铸钱中行使，市面通货异常混乱。

福建是当时盗铸、私铸钱币的“重灾区”之一。自咸丰年间福建宝福局铸咸丰大钱、铁钱后，因铜贵钱贱铸钱无利可图，福建宝福局停铸二十余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鉴于福建各地流通制钱不足，“钱荒”严重，闽浙总督杨昌浚等督抚大员才向清廷疏请闽省开炉铸钱。但官局铸钱时铸时停，官铸钱数量有限，解决“钱荒”收效甚微，市面私铸钱泛滥如故。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二十三日福州出版的《福报》刊登有一篇无名氏撰写的文章《续闽中钱法论》，描述了光绪年间福建地区民间钱币私铸盛行的景况。据该文记载，当时“私铸之人，（福州）尚干、七里等处为多。具铸法，用小炉一，铁模十数，鹅眼则不用模，而用夹住。止不过三数人，毁去制钱一文，可化为鹅眼七文；或化制钱一文，为私铸二文；其中掺入坏铅废铁，则二文可变五文。其始多窟宅于江边，继则移入黄山，寻为黄山绅士所驱，近不知又移何处。要之种类至繁，党羽至大。出示严禁，则彼目不识丁；出差访缉，则上下衙门隶役，均中饱之资，皆其徒党；官未动色，而彼已远扬。盖私铸之兴，官未知，而隶已知之。传闻私铸者之言，每处每月上下衙门例费，非七十余千不办。果尔，则官缉私铸不綦难乎。” 官私勾结，沆瀣一气，私铸之风的泛滥成灾不难想见！新发现的“光绪通宝”铅钱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记录。

清代中叶，潮州货币市场流通着私铸的铜钱、外国轻铜钱，这给货币市场带来恶劣影响，给潮州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清代，各地官府铸造钱币一直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钱范粗糙，仿铸极为容易，为不法之徒提供了客观条件，因而社会上私铸盛行，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货币流通。道光年间，潮州流通着许多来自各地的私铸钱，其中来自贵州的最多。清政府虽然三令五申严禁制钱的私铸私销，但因私铸钱可获大利，不法者宁冒杀头之险而不顾禁令，使清政府的法令成为一纸空文。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记载：“黔省地方，凡山深林密，……设炉私铸，大约以一铜九铅为成色；又销毁官钱，掺入铅砂，以作工本。”“每文重不过四分，每千值银三钱六七分”，以此掺入官钱，这样的劣钱，在潮州府各县市场流行成风，给当时潮州政府财税收入及潮地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其时“如或将银易钱，则官钱价贵，私钱价贱；将钱易物，则官钱私钱同一身份”。本来政府铸的铜钱按规定每一两银兑换一千钱，但在实际市场流通中劣钱良钱互相掺杂，非三千钱，不能按一两银纳税，这样，百姓深受其害。

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安南轻薄铜钱流入潮地，严重冲击潮州府属的货币市场。两广总督李鸿滨在道光九年 1829年 正月十六日《清严禁外国轻钱流入》的奏折中提到“风闻广东省行使钱文，内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两种最多，同有景兴通宝、景兴巨宝，景兴大宝、嘉盛通宝 均为安南钱 谓之夷钱，掺杂行使，十居六七，潮州尤甚，并有数处专使夷钱。内地奸民利其钱质浇薄，依样仿铸，日积日多，且恐有另立名号假为夷钱，不可不防其渐，谨封号钱样请旨饬禁”。为何安南轻钱如此大量进入潮州市场 这与潮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私人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关系。

主要有三种渠道：

其一，潮人历史上就有私自与外商“非法”贸易。明潮州人许栋、许朝光父子、林道乾、林凤、曾一本等人，都是拥有海上武装的私商，与“外夷”贸易“传统”一直不断延续下来。在互通贸易过程，东南亚商人常常带来光中、景盛、景兴等安南轻钱；

其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开海禁后，潮州人过洋日益增多，他们在外辛勤劳动，赚得的钱，除留生活费用外，积蓄的钱物，或是亲带回家，或是托“水客”带钱回“唐山”，这也是“夷钱”流入潮州的一个途径。

其三，粤海关潮州总口，虽外商船舶不能进口，但潮商的红头船可出港运载糖等货物往南洋贩卖，也是“夷钱”“进口”的渠道，因而造成外国轻钱在潮州泛滥成灾。

因此，两广总督李鸿滨上奏严禁外国轻钱流入的奏本得到清廷的钦准后，他立即下令各州县收缴外国轻钱，限期运到省销毁，力图净化钱币市场。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于道光九年（1829年） 正月，每斤给予清政府铸钱六十文，拟将轻钱收缴挣尽，并严查洋船夹带进口，此时轻钱进口有所收敛。可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九月，又有海船自南澳、汕头、庵埠等处偷运景兴、光中钱文，亦有奸民私铸。后任的两“总督邓廷桢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 正月，为扫除市面上又在掺用的夷钱，拟每斤兑给一百文，以一年为期限，收缴净化，并严查进口船只，以防私带，但执行效果甚微。非但如此，道光二十年 1840年 二月，潮州不法者，还假冒夷钱，私铸轻钱，把流通范围扩大至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由于潮州市场流通的私铸铜钱和外国轻钱作孽，以致严重影响潮州人民的生活及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