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镠（1916年11月4日—1994年7月25日），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人，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程应镠，1916年11月4日（旧历十月初九）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这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但到求知时，他的思想和知识已完全受其惠赐了。程家是当地大族，他的太高祖程矞采，历任江苏、山东、云南巡抚，云贵、湖广总督，同族的程茂采也官至安徽巡抚。他的父亲程懋琨（后改名觉吾）先后在河北和江西当过县长，母亲况葆琴是一个旧式妇女。五岁那年，他入私塾读书，私塾设在家中的望庐楼，读的是《四书》、《左传》和《古文观止》等古籍。在望庐楼里，他接受了六年旧式教育。祖母是幼年对他影响最深的人，经常给他讲家史，希望他成为太高祖那样公正清廉的官吏。

心远中学。这个学校的历史教师讲中法战争，讲甲午战争，讲戊戌政变，常讲得流泪，而他也听得流泪，影响之下，喜欢上了历史，决定弃理学文。

1935年夏天，20岁的程应镠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秋天，他负笈北上，赋诗说“异乡月好不须圆”，抒发了开拓新生活的豪迈胸襟。一入大学，他就如饥似渴地沉溺于俄国小说、古典诗词和《世说新语》之类的著作中。然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受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渐渐感到蒋介石所说的抗日是靠不住的，便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成为12月16日示威游行的前锋队员之一。他后来回忆：“一二·九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过去不敢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十二月九日那天，我高声喊着，一边喊，一边淌着滚热的眼泪。”以后的3.31、6.13几次示威游行，他也都参加了。

1936年年初，程应镠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这年，燕京大学成立了“一二·九文艺社”，他成为负责人之一，主持名为《青年作家》的文艺刊物。当时大家都希望得到著名作家的支持，推他作代表去找沈从文。于是他初谒这位倾慕已久的作家，沈从文为《青年作家》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几千字的长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词》。其后，两人保持着终生的交谊。这年春夏之际，他与燕京大学同学王名衡、刘春发起组织“大学艺文社”，出版《大学艺文》的杂志。他还代表燕京大学“一二·九文艺社”和“大学艺文社”，参加由清华大学发起组织的北方文学社成立大会。他当时是艺术至上论者，强调写什么都可以，但必须“情欲其真，景欲其切”，才能打动人心。这一主张，遭到刘春的尖锐批评，撤消了他出席“北方文学会”的资格。这年，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年底，参加上海妇孺慰劳团赴绥远，同行有柯华、周游、李植人、李植青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程应镠留在北平，一度想去西山找游击队，没有成功。8月初，他经天津至秦皇岛，由海道在8月12日到上海。次日转乘沪杭车至嘉兴，由苏嘉路经苏州到南京。在南京居留月余，参加过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工作。9月中，他离开南京，回新建故乡小住数日，即由九江去汉口，借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与赵荣声、刘毓衡（即陈其五）办过一份叫作《活报》的刊物，仅出了一期。12月，因范长江的介绍，他到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工作，主要编印团宣传科发行的一种油印报，开始使用流金的笔名。这年，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离散之前》《平津道上》、《记绥远》、《给一二·九运动中的朋友们》等文章，真实反映了卢沟桥事变以后人民的流离失所和慷慨纾难的情景。

1938年4月，柯华从八路军总部来到686团，他打算搞一个火线通讯社，刊发八路军战地消息和照片，邀请程应镠参加。征得领导同意，他们同去延安。延安有关方面同意他们去武汉，一方面向国民政府办理通讯社的登记手续，一方面采购通讯工作所需的器材。南下途中，在耀县碰到周游，便邀他一道参加通讯社工作。5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他们，认为国民党不会批准通讯社立案的，要求他们等延安电示再定行止。在武汉待命期间，程应镠写了一些记述八路军抗战的报道、散文和小说，主要有《汾水的西岸》、《我们怎样在这里生长着》《黑夜的游龙》和《姑射山中的风雪》等，他还以八路军的战地生活为题材，写过一本名为《一个士兵的手记》的小书。6月底7月初，他趁待命的机会回家省亲，在故乡组织大塘读书会，举办过农民识字班，教唱救亡歌曲，刷写抗日标语，还演出过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其后，读书会有些成员分别去了延安和新四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当他返回武汉时，柯华、周游已奉命北返，他便由江西经湖南、贵州辗转到昆明。

自1938年9月起，程应镠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要籍，为以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大约十月，经友人徐高阮的创议，他参加创办了联大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其中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第一期的主要文章由徐高阮执笔，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题为《哀联大》，诗中有讥讽，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这批年轻学子，对联大也不满意，与前线血肉搏战相比，这里犹如一潭死水，他们渴望波澜壮阔的生活。课余，程应镠继续向报刊写稿。1939年，因沈从文推荐，他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的编辑工作，结识了凤子和孙毓棠。不少联大的学生在这一副刊上发表他们的处女作。他自己也发表了《秦皇岛上》、《副官》、《故乡小景》和《澄江小记》等大量文学作品。他在联大两年，除了学习，便是写小说和散文，内容多与抗战有关，也充满了对故乡的思恋。这些文章，一部分收入《一年集》。这个集子作为章靳以主编的《烽火丛书》的一种，1940年由沈从文推介出版。1949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将其列入《文季丛书》改版重印。

1940年夏天，程应镠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之前，他已在联大所属师范学院的史地研究室参加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师范学院有意留他担任助教。就在这时，燕京大学同学赵荣声从洛阳来信，他当时是共产党员，正在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当秘书，希望程应镠也去那里。于是，程应镠决计重返抗战前线。8月初，由昆明间关赴洛阳，行程十分艰苦，从重庆到宝鸡几乎走了一个月。到西安时，他因痢疾猛袭，几度昏迷，多亏途中结识的国民党某军副师长蔡剑鸣将他送入医院，才转危为安。到达洛阳后，他担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同上校秘书。1941年夏季，转入第一战区第13军任同上校秘书，仍驻洛阳。这一期间，他到过叶县、郑州、登封、密县、新郑，招待过记者，参观过名胜古迹。工作之余继续小说、散文、旧诗的创作，有的寄到重庆《大公报》，有的则在洛阳《阵中日报》和《北战场》上发表。在《北战场》上，他发表了长篇小说《京儿与小庆》的部分章节。洛阳的军旅生涯离他的追求相去颇远，他在诗里抒发内心的不满：“萧条山市堪沽酒，寥落军书好醉眠”；“何时弃此冷官去，独向湖边赋索居”。同时，他对抗战前途和民生疾苦依旧投以殷切的关注：“民困应知征调久，边烽频报捷书迟。诸公好画平戎策，莫任苍生靡孓遗！”

1942年年初，他为了营救军中一位受迫害的女译电员，避居13军在临汝的办事处。3月，化名上官灵亡命安徽太湖县，匿居赵荣声故里半年有余。

10月，他结束避难，返回洛阳担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张雪中的私人秘书。1943年初，他将战区政治部所属抗日宣传演剧一队和原13军政工队的演员合并，成立了《北京人》剧团，在洛阳连续演出《北京人》一剧达20天。后来还准备排演《蜕变》，被政治部主任秘书等造谣诬指为共产党。见洛阳已难立足，而赵荣声夫妇正从太湖经过洛阳去成都燕京大学复学，程应镠便与他们同赴成都，然后经重庆去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任国文教师。

1944年8月，程应镠与李宗蕖在贵阳结婚。不久，他携妻移居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助教，并在私立天祥中学任教。因丁则良的介绍，他与闻一多、吴晗相识，和民盟发生了关系。由于吴晗的介绍，他与丁则良虽都不是盟员，但参加过民盟邀集的座谈会。《民主周刊》发行后，程应镠写过《一二·九回忆》和《一个十九岁的上等兵》等文章，都是交给闻一多，由他拿去发表的。1945年6月起，因沈从文的关系，他开始编辑《观察报》副刊《新希望》。闻一多认为这个副刊脱离政治，不赞成他编这样的副刊。闻一多和沈从文原来是老朋友，这时，闻一多转向激进，认为沈从文还是老一套，没有进步。程应镠对两位师长都十分尊敬，认为他们都是好人，还打算调和他们的关系。回顾程应镠后来的治学与为人，不时可以看到这两人对他的深刻影响，追求慷慨壮烈的事业与向往潇淡自然的情趣，是他性格深处看似矛盾却依傍共生的一对因子。

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政治现状并不符合程应镠所追求的民主社会的理想。这年岁末，昆明“一二·一事件”深刻教育了程应镠，他与广大学生一起投入了民主运动。1946年，他曾任天祥中学训导主任。不久，学校迁往距昆明七、八里地的小坝，迁校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他请当时在校任教的冯契写了一首迁校的歌词，以后成为这个学校的校歌。他在天祥中学时，向学生大力宣传“独立不惧，朴质自然”的人生精神。

1946年4月，闻一多希望程应镠也能和他一样勇敢地过问政治，他因而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7月16日，闻一多被暗杀的次日，他去医院瞻仰了尊敬的师长的遗体。他后来指出：“这件事对我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对国民党反动派如此无耻地暗杀一个正直的学者，充满了愤恨。”一时传闻他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学生协助下，他只身匆匆飞抵武汉，把妻儿都留在了昆明。

8月，程应镠挈妇将雏回乡探亲，1947年2月由故乡抵沪，任新陆师范学校教员。8月起改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在这里他结识了孙大雨和戴望舒。这年秋天，他们介绍他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上海教育界当时发表支持反饥饿、反迫害和反美扶日的宣言，他与大教联成员都签了名。9月起，程应镠兼任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的训育主任，因站在学生方面与贪污学生伙食费的校长董任坚作斗争，11月被当时的市教育局撤去兼职。从9月起，他兼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为生计所迫，他还在培明女中和越旦中学兼课。1948年，因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解聘，但仍在法政学院任教。这年9月起，因张芝联介绍，聘为私立光华大学副教授，继续参加民主运动。1949年春，他由尚丁（孙锡纲）接上了民盟上海市组织关系。4月的一天，他正在光华大学上课，有人告诉他，国民党在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贴出逮捕的名单，第一个便是他。他当即去找张芝联，请他用光华的车把自己送走。他蛰居了将近两个月，除了几个最亲近的人，谁都不见面。从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间，他在《中国建设》和《启示》等杂志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路》《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论持久和平》《民主主义的真谛》《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等长篇政论，还写了《帮忙与扯淡》、《痴人说梦》和《停战乎？和平乎？》等杂文，宣传民主政治，抨击专制独裁，揭露国民党的和平阴谋。在避难的日子里，他迎来了新旧政权的更迭。

对新政权的诞生，程应镠当时是由衷高兴的，有《闻解放军云集江岸喜成一绝》。1949年5月，程应镠仍在光华大学和法政学院任教，还担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他后来被任命为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过组织委员会的副主委，积极参加民盟在上海的活动。例如，7月15日纪念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大会，他不但参与了筹备工作，还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与此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杂志《展望》周刊也被军管会批准复刊，他也参加了《展望》周刊的工作，当时《展望》的负责人是尚丁。在复刊第1期上，他写了欢呼上海解放的社论。自7月底8月初起，他担任了《展望》周刊的编辑部主任。

1949年9月，上海市高教处指定程应镠担任光华大学的政治教授，同时，上海市军管会中教处派他前往高桥中学任校长。次年年初，他辞去《展望》的编辑部主任，以便集中精力专任高桥中学校长。他平生有两大愿望，一是办刊物，二是办学校。出长高桥中学，满足了他办学的宿愿。他本来就有一套办教育的想法，到了高桥中学，便把这些主张付诸实现。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之下，他从办公费中节撙款项，购置图书。其后几年，图书费成倍增加，学生已能在图书室里阅读到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他努力贯彻“教学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口号，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标准。到任不久，他还抓了学生劳动建校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短短数年，高桥中学就成为闻名沪上的浦东名校。

1951年2月，在仍任高桥中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的同时，教育局一度命程应镠兼任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秘书长，负责行政领导工作，但他在暑假后就辞去这一兼职。这年冬天，教育局组织部分中学的行政负责人和教师去安徽宿县参加土改工作，他被派在宿县王堂村工作了一个多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他辞去了原先兼任的光华大学的教职。这年，他参加上海市思想改造学习，通过以后，即由教育局指定兼任高桥中学的高中政治教员。思想改造运动，是新政权成立以后第一次触及旧知识分子灵魂的政治运动，树立了执政党的绝对权威。程应镠感到自己不是党员，不适宜做行政领导工作，几次向教育局辞职，打算回高等院校搞教学和科研，都未获准。

1954年暑假，他从高桥中学调至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历史科主任。在其后三年间，他代理过一年教务主任，担任过校工会主席，但主要负责历史学科的建设工作。在各种会议上，他总是强调必须尊重教师，认为师专既然是高校，就应当从速确立学衔，不能都是一般教师。他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室的建设，添置了象《明实录》、《册府元龟》这样的重要典籍。他还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实物，向学校建议筹办文物陈列室。在争取到资金以后，他致函委托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在京代为收购故宫博物院不收购的文物。文物陆续运达上海，他捐赠了自己所藏乾隆宫纸和数种丝织物，还趁沈从文以政协委员身份视察之便，邀请他来校对文物陈列室作具体指导。1957年，文物陈列室正式建成，其藏品至今为止仍是上海高校中最多最好的（现已改建为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1956年7月，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成立，程应镠出任历史系主任。这年，他当选为民盟上海市委委员，任市民盟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当双百方针提出时，程应镠以儒家理想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主张来诠释这一方针。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解，使他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而终于运交华盖。在一次民盟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公开批评说：“学校现在权威太多，党委书记是权威，校长是权威，一级一级的领导，都是权威，只有教授不是权威。而学术问题，真正的权威是教授，是每一门的专家。不去掉这些权威，学术就不能发展。”1957年鸣放期间，他大力宣传北大民主墙，认为这是一个新五四运动。反右斗争开始后，费孝通在报上被点了名，许杰也在上海被点了名，他在公开场合认为许杰在民主革命中是左派，不会是右派。还说：“倘若这样，以后知识分子都不能讲话了。”不久，他自己也被上海的那位“好学生”点名划为右派。他坚定认为自己并没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和某些党员干部相处不好，只是个性脾气，决不是反党。他声明：“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当右派。”但一个知识分子在狂暴的政治风雨面前，是多么渺小孱弱和无能为力。他也想到过自杀，只因儿女尚在童稚，才没有走这条绝路。直至这年8月底，在强大压力下，他见一向比自己进步的一些朋友也都沦为右派分子，才被迫承认自己是右派。从7月份起，他被免去历史系主任的职务，入资料室工作，等待所谓处理结论。即便如此，为历史系的建设，他仍然不计一己之荣辱，主动提议整理文物陈列室所购置的碑帖。他利用“交代检讨”的间隙，白天赴上海图书馆查核有关资料，入夜则伏案运思，挥毫作跋。在这个急风暴雨的仲夏，他将历史系收藏的全部碑贴研究了一遍，每一通碑帖都撰写了一篇见识精到的跋语，交系备用。

1958年9月，程应镠参加了由上海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的部分右派分子劳动学习班，地点在上海县颛桥乡。1959年2月起，他又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的“学习”。7月结业，回上海师院历史系工作，从教授贬为中文系马茂元等人的助教。仍须一方面在校学习，一方面在市委统战部和民盟市委学习，每月还必须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这种汇报持续了三年。在这些阴霾的岁月里，他几乎每天都写思想改造日记，自题为《严谴日记》。1957年以后直至1960年摘去帽子，他除了和母亲、姐弟还偶有通信，与一切朋友都音问俱断。工资已被割得难以养家糊口，1959年之后，为贴补家用，家里的藏书一批一批地卖去，所剩已经无多。这对以学术为生命、以图书为资粮的学者来说，是最不堪忍受的。

1960年9月，程应镠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允许正式授课。他感到作为教师还必须有点真才实学。从1961年秋天开始，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如何重理旧业，掌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资料，为著书立说作准备。他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准备作论文。从1962年起，他因原任民盟市委委员，就不再在学校进行政治学习，而是直接参加由民盟上海市委组织的政治学习。直到1965年春夏之际，他才由民盟市委通知仍回学校学习。这一期间，只要一有余暇，他就埋头于史学研究，尽管当时没有学术刊物会发表他的文章，但他还是陆续完成了《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魏晋南北朝民族略论》和《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等论文。

由于周游和吴晗的促成，约程应镠在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中选作《南北朝史话》。1963年，他写完了南朝部分，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他：“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写作过程中，吴晗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吴晗都明确表示了意见。1964年春，《南北朝史话》完稿，不久看了三校样。1961年和1962年，对于历史问题，不同意见屡见诸报端；1964年初夏，学术界正在酝酿一场大批判。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程应镠对当时讨论或批判的历史问题，是有自己想法的。经过《史话》的写作，这些想法更为明确，他很想为《史话》写一篇序，阐述自己对有关史学问题的系统看法。但这个念头只在脑子里转了一下，便放弃了。书稿交出半年之后，这年初冬，终因政治大气候，出版社正式通知他不能出版。

1965年9月，程应镠参加上海师院农村学习访问队，去松江城东公社学习访问，住了40天，参加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一些会议，主要是成立贫协的会议。访问结束时，学院领导号召写家史，他也参加了两篇家史的讨论，写了部分初稿。回校不久，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他以为吴晗的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也希望是个学术问题。但在表示意见时，却非常慎重，他想：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不能再犯错误。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晗与胡适》，他不仅感到吴晗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预感到又一场阶级斗争风暴的来临。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希望自己能够保住平安，被迫把吴晗1963年的来信交给了历史系党总支。

风暴终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他每次去看大字报时，总是担心大字报会集中揭露自己的问题。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他主动交代了和吴晗的关系，和周游的关系，交出了周游和自己的全部通信。师院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抄去了他的图书和诗稿，还准备烧毁文物陈列室的珍贵藏品，把他与魏建猷和张家驹等人挂牌游斗，沉重的铁质游斗牌压坏了他的颈椎神经。他认为红卫兵全面地否定过去的文化“太过分”，也“不合法”。运动初期的惊涛骇浪过去以后，他作为牛鬼蛇神被送到学校附近的桂林二队劳动改造。每天，他送蔬菜去市场，到梅陇镇去拉砖瓦，去七宝镇车酒糟，在桂林路和漕宝路上拉粪车……。这一期间，他与亲朋好友都断绝了往来。晚饭后，和妻子一灯相对，唯一可以排闷的，便是读书。从中学便已熟读的《资治通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伴侣。他常常是坐在破沙发上，翻到哪里，就读下去，时而沉浸在历史之中，忘记了一切，时而古今对读，发出会心的苦笑。

1968年元旦，程应镠是在写检查交代中度过的。这年5月，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也没完没了地写交代，现存有日期可查的交代计就有十余份。1969年2月，他一度被隔离审查。4月12日写了长达20页的“罪行交代”，约25000余字，三天后，续写“我的交代”，约万言。当月，他被“解放”。5月，参加“教育改革探索小分队”赴横沙岛。

大约从这年岁末起，程应鏐转到松江佘山劳动。1970年5月，转赴江苏大丰“五七干校”，继续那种无休无止的改造和学习。

1971年4月，工宣队发还抄家取去的书物，而程应镠所珍爱的诗稿本却不见踪影，于是他凭借着记忆默录出部分旧作。10月2日，他为默录的诗稿写了一段跋语：“龆龄学诗，至今四十余年。自二十五岁至五十岁，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为红卫兵取去。当时窃惟革命人们可以据此审查我的一生，因其中颇有与时事有关者，即友朋答赠的篇什，也可见交游。这种东西，本来是应当烧掉的。为了使儿女从这里取得一些教训，则还有可以保存的理由。我这个人自幼读孔孟之书，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润。在洛阳，虽有忧愤，但仍幻想改良。在昆明，忧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灭了，却仍然拒绝到工农兵中去。‘北去南来'、‘东行西上'，固实有所指，但也不过是对朱颜失去的怅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写实，仍旧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过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但跋语强调“读其诗，想见其为人”，“重录了这些东西，不免和它们一同回到了过去的日子”，肯定诗草对了解其人其事的价值。这些诗草与他在1949年以前的小说、散文、报导、杂感和政论，后来大都收入《流金集·诗文编》。

从1972年起，程应镠结束了在大丰“五七干校”劳动，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二十四史标点组，先后参预标点了《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1975年，《宋史》标校完毕，次年，在他的促成下，二十四史标点组开始标校整理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

十年动乱中，程应镠私下里只与魏建猷、张家驹仍有往还，患难之中保持着十分感人的友谊。1973年，他们三人还结伴携妻出游苏州，成为那黯淡的岁月中鲜见的亮色。

1977年，程应镠仍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该标点组后来改为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他主持工作。9月，他应北京出版社之邀，赴京为十余年前的旧稿《南北朝史话》作修改定稿工作。不到京华已经21年，见到阔别已久的师友，抚今追昔，既感慨，又高兴。在北京的50天里，他往往上午校改书稿，下午去访寻古迹，或看望朋友。一星期中，大约有两次去小羊宜宾胡同探访沈从文。他还去探望了吴晗的遗孤，吴晗是促成他写《南北朝史话》的师友之一。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细雨，他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吴晗的诗：

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

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劳人还草草，寂寞待春归。

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首届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入学，程应镠不仅为他们制定了教学计划，还亲自担任了《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工作。这年岁末改正右派错划，他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副主任，仍主持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为历史系的重建和古籍整理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同时，他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兼职也日渐增多。1979年，程应镠被选为新一届的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成为全国第一批恢复招生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这年3月，他在为即将出版的《南北朝史话》所作的《后记》里说；“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还应当在我的晚年为我国史学作出一点什么来。”他确实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的，迎来了自己学术和事业的最后收获期。写完《后记》，他赶赴成都参加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宋史研究会，并推北京大学邓广铭、暨南大学陈乐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郦家驹和上海师范学院程应镠组成筹备小组，责成上海师院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2月，他去天津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会议，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同被聘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主编。1980年8月，他赴太原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会议决定分卷出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希望宋史卷能作为断代史的第一部在1983年出书。会后，他全力投入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的组织工作。10月，他与邓广铭、陈乐素发起组织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师范学院举行成立大会。会上，他代表筹备小组介绍了宋史研究会的筹备经过，并被选为秘书长，主持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工作。这年，他开始为撰写《范仲淹新传》作前期准备。

1981年，程应镠完全摆脱学校里的工作，夜以继日地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审稿、定稿。1982年4月，他查出患上了鼻咽癌，被迫住院治疗，但梦牵魂绕的却是尽量夺回十年浩劫损失的时光，为史学研究多做贡献。

盛夏出院，程应镠继续擘划《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有关事宜。与此同时，他进一步着手《范仲淹新传》的写作准备工作。盛夏休息在家，便浏览家藏的宋人笔记，有关范仲淹的则随笔录下。约10月开始，作范仲淹传记长编，断续花了一年时间。

1983年，程应镠在原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长，并把上海师院的古籍整理专业建设成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点学科之一。10月，他赴昆明参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并与妻子重游昆明、贵阳等旧地。返沪后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11月，又赴江西吉安参加纪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西南之行，故地重游，令他感慨和兴奋，为此他写了一组《重游西南杂事诗》。江西是他的故乡，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文天祥和方志敏，欧阳修和陈寅恪，以“气节文章堪继往，江山人物自开颜”的诗句来颂往勉今。他频繁地参加各种重要的学术活动，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癌症初愈的年近七旬的病人。这年秋天，他开始写作《范仲淹新传》。写作之前，他对怎样研究历史人物的问题考虑了很久。上海师院校庆，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10月去贵阳，在贵州大学又讲了一次。十一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了一次。回到上海，他收到《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的征文约稿函，便写了《谈历史人物的研究》。《范仲淹新传》的写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论述思想的一次实践。

1984年初夏，程应镠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会议，被聘为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他还是上海市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11月，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是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成都成立，他与谭其骧、周一良、唐长孺、何兹全、王仲荦、缪钺、田余庆、韩国磐、吴泽等同被推为顾问。这年岁末，由他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出版面世。这年，为推动海内外宋史学术交流，他还创办了《宋史研究通讯》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的会刊，并题写了刊名。

1985年7月，《范仲淹新传》完稿。1986年4月，他赴杭州大学参加国际宋史讨论会。月末，赴贵阳参加清华中学恢复旧名活动。10月，《范仲淹新传》出版，自去年定稿后即着手《司马光新传》的写作。自是年起，改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名誉所长。

1987年9月，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增补为副会长，仍兼秘书长。因十年浩劫中被揪斗时伤及颈椎，颈椎压迫症引发多种疾病而住院治疗。这时，他的《司马光新传》已经完稿，惟传主事迹著作编年仅成其半，征引史料也未及覆核，遂委托助手完成。自此，他久困病榻。卧病期间，偶以笔墨书录昔年所作旧诗。1991年8月，《司马光新传》的出版，给他带来了一丝快乐。1994年7月25日，程应镠病逝于上海寓所。

在史学思想上，程应鏐既受传统史学的濡染，又汲取了新史学的理论方法，两者交融结合，形成自己的治史特色。他充分肯定由刘知几首倡、章学诚补充的“史学四长”之说，认为“现代能写出一本可称为史学的著作的，也必须具备这四长”。在史学的功能与作用上，他主张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故而对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司马光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都极为推崇，以为他们“以古为鉴的作史目的，实际上也是在史学的领域对古今关系的一种解决”。他所主张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历史研究应该找出规律性的动向，以帮助当代人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大势；二是指总结历史上某一方面的具体的经验教训，作为当代相关问题的借鉴。

程应鏐强调“学问之道，在于求真”，因而十分重视史料功夫。他自述大学时代所受的史学方面的训练，“考证、校勘占的份量颇重”。这种传统史学的早期训练，以及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的经历，使他在治学方法上尤其重视史料的作用。他认为“考证的目的在于求真”，赞誉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在某种意义来说，开创了我国求实的学风”，肯定清代朴学中有“一种科学的精神”。他主张，“学历史是要有点‘考据癖'的”，任何史料史实上的疏忽偷懒，都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一再告诫学生要抵御名利思想的侵袭，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座右铭，静心坐下来认认真真多读几部中国古代基本史籍。他让研究生第一年以逐字逐句研读《资治通鉴》为日课，就是要求他们打下研治中国古代史的深广扎实的基础：通过查找《通鉴》的史源，初通目录版本之学；在比勘相关史料时，校雠之法也得以略涉门径；在史料比较和溯源的同时，既可观摩司马光和胡三省在史料运用与考辨上的精当，若偶有讹误发现，又可粗知考证的门道；而《通鉴》正文和胡注涉及的典章制度、史事人物更是研治中国历史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

然而，程应鏐治学并不局限于史料考据促迫烦琐的天地中。五四以来的新思潮促成了他治史方法的另一侧面，即重视理论，推崇会通。他认为：“史料不等于史学，不论他掌握了多少史料，都不能说他是史学家。”“霸业千秋余古迹，议论终须大手笔”，说出了他对史学研究中理论的高度重视。他所强调的史学理论修养，有特定的内涵。首先，要有理论追求的勇气。他曾指出：“迷信神，迷信鬼，迷信领袖，绝不是科学的态度”，还经常引用张载“剖破藩篱是大家”的诗句，来提倡好学深思，不为前人与他人所囿，也不为自己所囿。在他看来，剖破藩篱，解放思想，是提高史学理论修养的前提。其次，对理论的的追求是不应该有止境的。他认为：理论是随着事物的变化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理论的完善也没有尽期。因此，“认为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其三，他所说的史学理论并不仅仅狭隘地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经我爱他山石”，这史学理论的他山之石，包括了人类思想宝库中一切对历史研究有参考价值的理论遗产。他曾向学生推荐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丹纳的《艺术哲学》等名著。“议论终须不傍人”，他在史学研究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总是以有无新见解来评价当代学人与自己学生的史学成果的。

程应鏐自幼养成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至老不衰，青年时代又从事过文学创作。这种爱好、修养与经历，使他在治学方法上特别讲究文字的表达。他相当钦佩和推崇史学名家张荫麟那些“不用引文使人读起来十分有味的历史名篇”。他的史学论著《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新传》等，无不形象生动鲜明，文字清峻雅洁，绝无斧凿的痕迹，却有一种文情并茂、摄人魂魄的魅力，堪称史学和文学相当完美的结合。但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追求史学著作在表述上的信达雅，他让当时还是初中生的女儿读他《南北朝史话》的稿子，以推敲行文是否通俗生动，而其中《崔浩之死》一节竟先后属稿达11次之多。他招研究生，都必须经过作文考试方得入其门下，文章优劣是录取与否的最重要参数。这种做法在历史专业研究生招生中是别具一格的，其理由正如他说的那样：“不能设想一个文理紊乱的人将来能进行思路清晰、识见敏锐的科学研究。”

总之，程应鏐强调扎实的史料功夫，却不主张仅以罗列史料为能事；推重理论，但也反对游谈无根的空疏之论。他认为：历史研究，无论宏观微观，都应当是具体的。他不止一次指出：研究历史应该从微观搞起，只有把微观搞清楚了，才能准确把握与清晰鸟瞰整个宏观的历史。他认为：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的结合，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结合，卓特的史学成果与生动的文字表达的结合，是可以也应该在一个优秀史家身上完成的。他所推许的剖破藩篱的史学大家，应该在史实史料方面具有广博精深的素养，并能把握历史发展中带有普遍性或关键性的课题，以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精炼优美的文字表述，作出新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果。

作为长期从事师范教学的历史学家，程应鏐对历史教学和学生培养有自己的见解和特点。他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学生对历史课没有兴趣？他以为，学校对历史教学不重视，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得不好，历史教师缺乏专业训练，等等，都是导致学生不爱上历史课的原因。而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历史教学和研究又直接影响着中学历史教学。因此他特别反对把历史研究与教学简单化，“简单化的结果，就使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剩下几条筋，无血无肉，干瘪得像瘪三，青少年是不会有兴趣的”。他还反对以一成不变的理论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贴标签，在他看来，贴标签“是不会有说服力的，就会使得学生以为历史味同嚼蜡”。他主张历史课可以通过讲人物，使学生了解过去。比如讲秦汉，就要讲秦皇、汉武，项羽、刘邦，陈胜、吴广；讲均田制，就要讲文明太后、魏孝文帝；讲改革，就要讲王安石、司马光；讲淝水之战，不能只讲战争性质、双方力量对比，要讲苻坚、苻融、谢安、谢石……通过人物的讲授，使历史课变得津津有味，才能使学生从中获得教益，否则，“要激动青少年的心大概是不可能的”。

程应鏐在大学先后讲授过世界史、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国学概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很多学生说，听他讲课，如同一种艺术享受。他的历史课既有理论上的开掘拓展，又常常在关键处旁征博引，中西比较，信手拈来，适时点化，使学生在豁然会悟、欣然有得中感受其中的深度和广度。他讲课时，感情十分投入，有时激越雄辩，使人奋立；有时深沉低徊，令人感慨；或描摹人物，或引据诗词，高屋建瓴又挥洒自如，把学生带入应接不暇的不同境界。20世纪70年代末，他曾为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中国通史，大梯形教室为之爆满，以致走廊、门厅处都临时加座。他对自己的历史教学的最高要求是：“每上完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为了达到这种深度和魅力浑然一体的教学境界，数十年中，他始终要求自己把每堂课要讲的每句话写成讲稿，及至走上讲台却又不带讲稿，其中，需要付出多少创造性的艰苦劳动！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要上好历史课，最主要的还是学习，比在大学读书时还要学习得认真，为培养人而学，为未来的建设者而学，为那些将来要超过我们的人而学。”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不懈的追求，正是他几十年历史教学常讲常新的源泉所在。

自西南联大毕业以后，程应鏐不论处身何种环境，从事什么工作，都始终钟情于史学研究。他被打成右派以后，仍默默进行着学术积累。如此辛勤耕耘20年，才有机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叶起将自己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刊布于世。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其思维方向、学术观点、研究结论等，在当时都有独到领先之处。

其一，述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坞壁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为深入了解当时人民的生存状况提供了一幅真实的场景图。

坞和壁都是古代军垒之名，但当时的人民，尤其是战乱时期的大部分北方人民，却生活在坞壁里面。对这一现象，陈寅恪、范文澜、唐长孺等学者的论著中都分别提到引证过，或附带论述过。但首先对这种现象进行全面深入论述的，应推程应鏐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上的《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坞壁略论》。

从研究社会史的角度看，有关坞壁的记载十分重要，但在现存史料中却分布得非常零散。早在20世纪60年代，程应鏐几乎把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坞壁记载都钩辑齐备，然后构思了这一力作。这篇论证坞壁的代表作，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较完整地勾勒出坞壁在当时中国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坞壁简史。第二，对坞壁的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例如坞壁居民的构成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军事属性和生产劳动情况等等，实证了坞壁在相当时期内是北方大多数人民的生存处所，对了解当时社会面貌至关重要。第三，论述了坞壁在当时的作用与地位，不乏精彩独到的见解。例如“坞壁对胡族统治者的斗争，客观上促使了胡族的汉化”；“永嘉乱后，汉族先进的生产事业被坞壁保存下来了。个人常以为对北魏的均田制，从生产方面估计过高，恐怕不合乎事实。《齐民要术》所总结的生产经验，实标志着坞壁生产的水平，而不是均田制制度下生产的水平”等等。他在其他文章中还指出：“永嘉乱后，我国北方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是以坞壁为主的地方势力”（《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丛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86年）；“五胡十六国真正统治地方的是坞壁主”（《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载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流金集》）等。这些提法在当时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人亦大有启迪，开辟了一条通过前人的生存环境来揭示社会结构的研究路径。

其二，以考实均田制在北魏实施的具体情况，来把握少数民族统治下的胡汉关系。

北魏的均田制历来是史学界引人瞩目而众说纷纭的热点，但一般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对制度本身的研究上。程应鏐对均田制的研究则独辟蹊径，把研究方向着重放在与之关联的胡汉关系上。他的研究，透露出对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经济体制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独到洞察力，即经济利益驱导着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而民族关系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就是经济体制中各民族所占的地位。为什么北魏要建立均田制？它究竟在什么时候，在那些地区实行了均田制？均田制与私有土地关系如何？给哪些人带来了好处？它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对这些问题，程应鏐都用民族政治关系的互动演变来进行解释，从而为理解与阐释当时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他的《论北魏实行均田令的对象与地区》（载巴蜀书社1990年《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通过考据有力证明：第一，“对鲜卑平民，均田令是不适用的”，“肯定北魏在畿内和近畿之地没有实行均田令”，“在中原，为州郡所领的杂户、营户，也没有包括在均田令实施的对象中”；第二，“均田令中并无计口受田之文”，计口受田的对象主要是被迁在平城附近的“新民”，二者并不相同；第三，“均田令是文治的重要内容”，而文治又是主要对汉族而言；第四，“均田令所要解决的矛盾，是北魏朝廷和汉族坞壁主对民户的争夺，看来并不适用于解决鲜卑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最后的结论是，“北魏均田令只是在中原实行了的，对于汉族坞壁主、中小地主、自耕农和被清查出来的荫附才适用”。也就是说均田制是民族矛盾发展的结果，它适应北魏拓跋鲜卑政权统治中原汉族人民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和坞壁主所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这也表明那时的胡汉关系包涵着多重形式。与此同时，北魏均田制的局限性，通过这篇论文的论证也已一目了然。

从现存有关北魏均田制的史料来看，这一论点完全可以自成一家之说。尽管不能断言北魏均田制的其他说法难以成立，但它们并不见得比程应鏐的论证更有道理。而不同说法并立存在，将更有利于研究接近历史的真相。

其三，通过对劳动者名实关系的探索，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结构进行全面剖析和新的阐述。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复杂，人们的社会地位升降不定，诸种身份变化无常，代表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构成，决不可简单地归结成诸如统治与被统治、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所谓两大阶级的矛盾。例如“吏”，历来把它作为官的一种通称，大吏就是大官，故连称为“官吏”。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吏的内涵非常复杂，既有为官之吏，也有当兵之吏，更有被当作劳动力使用的吏，其间高下贵贱贫富的差别可以说千变万化。因此在吏这个称谓之下，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下呈现了不同的身份？其间不同的身份又是如何转化的？当时许多关于身份的称谓，如门生、宾客、部曲、士等等，无不和吏这一称呼的内涵演变有着同样的情况。程应鏐对此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一条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真相的绝佳途径。于是他与时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同窗好友熊德基共同倡导这方面的研究，他自己先后写了《释干》、《释吏》、《释新民》等一系列文章，在《中华文史论丛》上陆续发表，作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种类繁多的劳动者进行个案研究的切入点。

“新民”是北魏政治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身份，它是北魏统治者将各地被征服者迁徙到平城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定居者。由于它关系着对北魏民族关系和土地制度的讨论，程应鏐早就将它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在其他文章中屡有提及。《释新民》全面归纳了他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看法。文章认为，新民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农奴，“当与隶户、营户、僧祗户相等，是需要封建国家明令放免才能成为平民的，不可能和编户齐民相同。所谓‘计口授田'，给耕牛和农具，只不过是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生产劳动，为拓跋国家提供租赋而已”。毫无疑问，在与此相关的研究中，这一观点也是卓尔不群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其任务不仅在于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且要尽其可能地让历史的真相使更多的人知道，惟有如此，才能使史学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一个有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的史学家，一定会努力使自己的论著简明畅晓，也一定会努力撰写史学通俗读物。程应鏐的《南北朝史话》，就是一个成功的样板。

《南北朝史话》初稿完成于1964年，由于政治原因，直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但15年的拖延，并未使其丧失在知识领域中的前沿性。这本书的特点是，第一，囊括了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大事要点，无一遗漏，可以说是一部较全面叙述当时历史的通俗简史。第二，文笔简练明快，生动流畅。例如叙述南齐一朝的兴亡，前后不足二千字，却把齐朝兴衰契机、政治特点和历史地位等等，交代得一清二楚，同时还把齐高帝萧道成、齐明帝萧鸾等事迹与心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整部书仅12万字，引人入胜，可以一口气读完。第三，字里行间充满着历史的智慧。这种智慧既有来自前人的，也有来自作者本人的。例如谈到梁朝的连坐法不起作用时说：“严酷的刑罚，阻止不了求生的斗争”。又如提到那一时期宗教时，指出“现实的斗争却使宗教分为‘邪'‘正'。‘邪教'一词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对于农民反抗思想的诅咒。‘邪'‘正'的对立，使道教在南北朝被重新改造”，等等。这些真知灼见随着史实的描述，潜移默化地印入读者的脑海，使人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享受了智慧的熏陶。第四，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笔触里充满着强烈的爱憎和情感，对真善美的颂扬和对丑恶卑劣行为的鞭挞，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流露了出来。这种来自正义感和历史道德观的深情，使原本冷冰冰的史实能变成一团唤醒良知、驱人向善的烈火。

《南北朝史话》一问世，即誉满京华，获得了有关专家的交口称誉，周一良推许为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该书尽管一印再印，仍然经常脱销，还先后荣获过全国优秀图书奖和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成为当时历史通俗读物的一个范本。

程应镠（1916—1994），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青年时代相继在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学习，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而后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在昆明与上海投入民主运动。

1949年以后，程应镠先后在中学与大学担任组织领导工作，他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也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奠基者。

他的史学成就、教育事业与人格精神，是留给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程应镠先生在历史学领域，早期受陈寅恪影响，醉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后期因工作需要转事宋史研究，在这两方面都留下珍贵的研究成果。

个人兴趣尤其爱好文学诗歌，因此，他的研究具有文史结合的特色。他在历史学教育上，倾注心力，为中国历史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

程应鏐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新传》，学术论文结集为《流金集·学术编》，文学作品有《一年集》，其他散文、杂感和政论结集为《流金集·诗文编》。

1994年，为纪念他从教五十周年，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1977级和1978级部分学生集资出版了《流金集·学术编》，《前言》指出：“先生无论在人格道德、学识文章上都是我们敬重的老师；师恩是没齿难忘的，师道是仰之弥高的，先生半个世纪所从事的业绩在社会大生命中将是传之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