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畦（1901年6月22日-1994年12月13日），四川成都人，中共党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女革命战士。她是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和陈毅、吴玉章、廖承志、成仿吾等杰出人士的挚友。在整个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她都做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将军军衔的女性只有7位，她们是中将宋美龄、奇俊峰、巴云英，少将胡兰畦、谢冰莹、额仁庆达赖、姜毅英。其中的胡兰畦少将是位大美女，她曾以时尚俏女郎登上过《良友》画报的封面。胡兰畦的经历颇为传奇，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写出了有影响的著作《在德国女牢中》。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出席过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苏联大文豪高尔基赞其“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因病去世后，胡兰畦被选入了高尔基治丧委员会，曾为高尔基执绋。她还是茅盾小说《虹》中所描写的成都“五四运动”以来一位新女性“梅女士”的原型人物。她还和陈毅曾山盟海誓：互等三年，若三年后都还未婚，则结为连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1901年6月22日，胡兰畦出身在四川省成都北门内酱园公馆街，祖上为明朝开国功臣胡大海，父亲胡卿云为袍哥舵爷。一直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其母也颇有文化，胡兰畦记事时，母亲就教她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传统名篇，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这样的家族传统，让胡兰畦从小与别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1920年（民国九年）冬，胡兰畦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经父母安排，她嫁给了经商的表哥杨固之。两人志趣相差太远，她常常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遗憾，婚后不久便从成都逃到川南巴县女学当了一名教员，自己开始独立谋生。1923年，经过亲友的证明，胡兰畦和杨固之离婚。

四川军阀杨森，见到胡兰畦后，被她的才貌所惊艳，视她为“红颜知己”。杨森的四姨太田衡秋，与胡兰畦为同学。杨森让他的四太太田衡秋代他向胡兰畦求过婚，被她拒绝。

作家茅盾听女友秦德君转述此事后，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书中娇美而刚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便是以胡兰畦为原型的。书中关于梅行素有这样的叙述：“在过去四年中，她骤然成为惹人注意的“名的暴发户”，川南川西知有“梅小姐”，她是不平凡的女儿，她是虹一样的人物，然而她始愿何尝及此，又何尝乐于如此，她只是因时制变地用战士的精神往前冲！她的特性是‘往前冲！’”

不久，胡兰畦又考入川南师范学校读书，教务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恽代英。1922年5月4日，胡兰畦加入恽代英在泸州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23年，胡兰畦还与辛亥革命以来另一位传奇女性杜黄一道发起组织了四川妇女联合会，并先后参与筹备川南女界联合会、成都妇女公会等活动。1924年，胡兰畦作为四川女界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第六届代表大会。

1922年，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陈毅担任了重庆《新蜀报》的主笔。在这个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同时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平台上，陈毅写出了思想激进的大量诗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抨击时政，激浊扬清，在四川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胡兰畦就是受陈毅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成为挚友。

1925年3月，经人介绍，胡兰畦和川军青年军官、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结婚。1926年春，胡兰畦和陈梦云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胡兰畦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何香凝与宋庆龄对胡兰畦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称得上是她的引路人和保护神。

1926年秋，在北伐战争高潮中，胡兰畦离开以何香凝为部长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战争前线。此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汉和全国各省陆续招生，并筹建“女兵队”，胡兰畦准备报考。陈梦云对于胡兰畦报考军校非常不满，竭力阻拦。但是胡兰畦投考的决心非常坚决，陈梦云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尽管黄埔军校女学员的淘汰率是15：1，但她还是脱颖而出，成为首批231名女兵中的一员，与游曦、赵一曼、胡筠被誉为黄埔军校“四大女杰”。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就是原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此时，中国国民党中央撤消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校务委员有中国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谭延闿、顾孟余、徐谦，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恽代英等5人，以邓、谭、恽3人为常委。由于国民党的常委不愿管学校的实际工作，校务实际上由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据聂荣臻1980年9月回忆：在共产党内，陈毅到任后由恽代英、施存统、陈毅组成校党委，陈毅任书记。但是陈毅的党内身份要隐蔽，他的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

在中央军校期间，胡兰畦见到了好友陈毅。1927年4月的一天，陈毅约胡兰畦到武汉黄鹤楼的一个饭馆吃饭。席间，陈毅问：“你到军校有几个月了，入党了吗？”胡兰畦回答说：“还没有。我向党组织申请过，但是李淑宁（即赵一曼）让我与陈梦云离婚，与他切断经济联系。但我曾对陈梦云说过，只要他永远革命，我就永远不和他分离。我怎么能无缘无故与他离婚呢？”陈梦云是旧军阀的军官，当时对与旧军阀有联系的人，中共党组织接纳时是很谨慎的。对此，陈毅表示理解。他后来曾为胡兰畦入党的事情找过女生队党小组负责人李淑宁，也没解决了胡兰畦的入党问题。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汪精卫也蠢蠢欲动，悍然解散了武汉中央军校。在中共党组织的争取下，武汉中央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提前毕业。许多女兵在严峻的形势下，开始为革命的前途担忧，也为自己何去何从担心。谢冰莹回忆，“每人发10块钱的遣散费，被命令赶快做新衣服，因为军装不能再穿了……明天！唉，想不到我们所期待着实现的明天，竟是埋葬我们的地狱！回到封建的家庭去，有谁愿意呢？”她们挣扎出来，一年前她们弃之如敝履的旧家庭，如今也不再是容纳她们的安乐窝。因此，落魄的她们整个晚上都在操场上大叫、唱歌、演说，闹到了天明。

8月1日是教导团奉命东征讨伐蒋介石、准备开拔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胡兰畦知道陈毅会来，已经准备了酒菜，包括陈毅爱吃的回锅肉，为他饯行，还请了范英士，一起再聚聚。

在筵席上，四个朋友无话不谈，但谈得最多还是政局。陈梦云问陈毅：“张发奎会同你们合作干下去吗？”陈毅表示：“有可能，要争取，可是不一定。即使张发奎不干，我们也要干下去。”范英士带着一丝疑虑问陈毅：“你们单独干能成功吗？”陈毅信心很足：“接受了教训，会成功。”一直静静地倾听的胡兰畦问陈毅：“什么教训？”陈毅说：“教训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敢、也不懂得把中国革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掌握起来。以后，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有自己的枪杆子！”胡兰畦笑着说：“当现代的李自成、张献忠？”胡兰畦后来一直记着陈毅的话：“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1929年，她被蒋介石亲自点名驱逐出江西省。

同年，胡兰畦以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的名义，赴欧洲考察社会救济事业。1930年，胡兰畦抵达德国后，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俩共居一所。同年，经成仿吾介绍，胡兰畦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宋庆龄来到德国，通过何香凝，胡兰畦认识了宋庆龄。当宋庆龄知道胡兰畦经济困难时，就每周买一些鸡鸭鱼肉做一顿中国饭来犒劳她，让胡兰畦非常感激。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逝世，她要回国奔丧，要胡兰畦陪她一起回国。宋庆龄对胡兰畦说：如果你愿意在国内工作，我帮你解决；如果要继续在国外求学，我负责资助你再到德国来。胡兰畦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组织。经组织批准，胡兰畦随宋庆龄一道回国。

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的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刘思慕等人。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受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控制，他们力图把抗日救国纳入拥蒋反共的轨道。其中的共产党成员，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的影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理解不够，以极左的宗派情绪对待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散布流言蜚语。他们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共产党员同宋庆龄及冯玉祥等反蒋将领有任何接触。

在这种背景下，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被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开除党籍。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胡兰畦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的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

胡兰畦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此后，胡兰畦没有党证，在回国后也没有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

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会后，德国警察逮捕了她，并被宣布“驱逐出境”。有德国议员的担保，才使得她能够继续留在德国。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费慈·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再次被捕，关入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3个月后，胡兰畦获释。由于玛丽亚·爱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议员身份出面担保，胡兰畦得以暂留德国。

不久，胡兰畦再度被驱逐出境，来得法国。在到法国前，德共中国语言组在转组织关系时并没有说明胡兰畦是共产党员，而只是介绍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并特别说明：“胡兰畦到法国来了，她的党籍我们是不承认的，她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法共中国语言组的同志知道了胡兰畦的情况，都很同情她，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后，胡兰畦的经济更加困难了。这时，胡兰畦接到宋庆龄的来信，说将筹集2000元给她。胡兰畦知道宋庆龄正在从事革命活动，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不忍拖累她，便写信辞谢了。迫于生计，胡兰畦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胡兰畦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4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在德国女牢中》的发表，使胡兰畦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如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人，都慕名前来看望胡兰畦。

不久，留苏的中国学生肖三给胡兰畦来信，说苏联准备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将邀请她作为中国的作家列席会议。胡兰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会议是由高尔基主持的。1934年8月17日，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胡兰畦应邀出席。

1934年8月26日，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别墅宴请作家代表和外宾。在晚宴上，高尔基把胡兰畦安排坐在自己右边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高尔基强烈谴责了蒋介石，说：“让我们大声疾呼，谴责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叛徒的罪恶。”高尔基指着胡兰畦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讲了胡兰畦最近的遭遇，然后写了一张纸条给在座的莫洛托夫说：“她不能回去，照顾她住一些时候。”高尔基讲完话后，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过来和胡兰畦握手。翌日，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给胡兰畦分了一套住宅。

1935年3月，胡兰畦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派遣，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初，香港人民革命同盟派陈铭枢去莫斯科与中国代表团会谈，胡兰畦等随行。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因病去世。作为高尔基生前特别欣赏和喜爱的中国女作家，胡兰畦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抬着高尔基的灵柩，胡兰畦和高尔基的儿子、儿媳一起手捧着他的遗物，为高尔基执绋。

1936年7月，胡兰畦回国来到上海。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胡兰畦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募女青年，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1937年10月5日，胡兰畦带队到淞沪会战宝山、罗店前线，做战地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工作，在国民政府第18军（军长罗卓英）军部及下属第11师、14师、67师、98师防地服务。胡兰畦组织队员们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上前线救伤兵、运弹药，还经常帮一些士兵写家书，帮助老百姓在前沿阵地抢割水稻。她们根据战场抗敌英雄的事迹进行文艺创作，现场为官兵演出，还写了很多通讯报道及战地速写等在报刊上刊登。

胡兰畦在前线期间，还记述了很多基层官兵的英勇事迹予以报道，其中以《神勇斗士廖宝财》一篇最为生动。此文刊登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出版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创刊号第三版上。在胡兰畦的笔下，一个活生生的英雄跃然纸上：

廖宝财对于升级、奖钱、照相的事情，虽然是高兴，似乎这个事情远不及他看见杀死一个敌人的快乐。在壕沟内他看见他的伙伴一枪打死一个敌人，他真是快乐，忘乎其形地高喊：“呵！好呀！又打死一个，哈哈！”他一面脚也在跳，手也在拍：“呵！好呀！又打死一个，哈哈哈！”

此文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并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从胡兰畦的文章里可以得知，抗战勇士廖宝财是湖南人，所属部队是第18军第11师。当时，师长彭善得知廖宝财消灭了5个日军官兵后曾表彰并给他照相。此后，彭善率部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线的对日作战，该师为国捐躯官兵甚多。在当时战乱的年代，他给廖宝财照的相片恐怕也难以找到了。

在淞沪抗战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东林寺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制高点，我方一个排守卫在这里。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下，我方士兵大多伤亡，只剩下排长胡玉政和班长潘玉林两个人了。最后敌人冲进庙里来了，胡玉政的子弹也用完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胡玉政抓起一把铁锹，对着一个敌军官的脑袋，用力猛砍，敌军官立即倒地。敌军官一倒，其余日寇吓得回头就跑。班长潘玉林从后边连发几枪，又打死了几个敌兵。就这样，他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猛攻，坚守住了东林寺阵地。胡兰畦将这个英勇杀敌的故事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慰问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她还和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一道赴战场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优秀通讯，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胡兰畦组织队员们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上前线救伤兵、运弹药，还经常帮一些士兵写家书，帮助老百姓在前沿阵地抢割水稻。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服务团随军撤离上海，其后辗转于8个省的抗日前线从事抗战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将士们。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胡兰畦到上海警察医院迎接秦德君，并亲自背她出门，后送到一位医生家中养伤。

胡兰畦也因爱慕陈毅的诗文与他相识，留下传说种种，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当时二人的“密友”关系究竟发展到何种地步。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度过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最艰苦岁月，担任新四军领导。在南昌遇到了率领上海战地服务团一路宣传而来的团长胡兰畦，二人彻夜倾诉思念，遂订白首之盟。陈毅禀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说二人倘若结婚，则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二人只好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三年后，陈毅“自由”了，可胡兰畦却一杯苦酒喝了终生。她牺牲个人幸福，孤独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不料却因社会关系复杂，有时与国民党特务来往，引起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的怀疑。

1938年初，服务团来到南昌。此时，项英、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中共党组织决定在服务团中建立一个党支部，原来的9个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支部由陈毅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

1938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的陈毅，为筹划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到岩寺集结和新四军军部从南昌迁到岩寺事宜，提前率领作战科长李志高、电台台长廖昌林、军部机要员何凤山等10余人入驻黄山市屯溪。当年3月上旬，陈毅在屯溪接见了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胡兰畦、李亚芬、张定堡、郑惠珍、金敏玉等10多人，她们去武汉路过屯溪。陈毅得知她们来到，特地看望她们，并和她们谈了有关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问题。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与陈毅已经有10年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胡兰畦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也提到了与陈梦云离婚的情况。陈毅点头说：“1927年李淑宁让你与陈梦云离婚，看来还是对的。分手以后，他虽然没有出卖朋友，但是也未按照我们分手时所商量的路线去做，个人生活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陈毅接着谈到了服务团：“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你一定要好好干下去。”

在离开新四军后，胡兰畦一直关注着陈毅的安危。1946年，胡兰畦任贵州日报社社长。1947年6月，国民党的报纸用触目惊心的大幅标题刊登“陈毅阵亡”、“陈毅毙命”，还用大幅版面详细描述“陈毅追悼会”的经过。胡兰畦得知后十分伤感。后来她又接到陈毅父母来信询问，便决心赡养二老，把成都东门外的一处果园、田地、房屋，全部给二老做养老之用。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当了市长。胡兰畦写信要见他，接待她的却是副市长潘汉年，这时，陈毅已儿女成群了。

胡兰畦老年时，还经常念起陈毅写的一首白话诗：“小孩子，不要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跑。”

为了解决胡兰畦的党籍问题，陈毅给邓颖超和蔡畅写了一封信。到达武汉后，邓颖超把陈毅的信转给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王明很快召见了胡兰畦。王明说：“陈毅的信我看了，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让你继续在外面活动，不要发生横的联系，以后就与我直接联系。”胡兰畦问自己的党籍问题怎么解决？王明说：“中国党没有发党证，你的党关系就是与我直线联系。”终于接上了共产党的关系，这让胡兰畦很高兴。但是后来随着王明受到批判，胡兰畦的党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1939年夏，胡兰畦来到陪都重庆。蒋介石任命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并派她到第三、六、九战区工作。胡兰畦利用国民党少将这个特殊身份，为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9年初，胡兰畦只身穿越火线，完成策动河南省主席张轸起义的任务。

解放后，她被安排到北京工业学院从事后勤工作，命运多舛的她，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其经历充满了闹剧意味的荒诞与无奈：“三反”、“五反”时，她是“贪污分子”；她不认识胡风，“反胡风集团”时，她又被打成“胡风分子”；“反右”斗争中则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可谓受尽了冤屈。1978年平反后，胡兰畦重新入党，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在邓小平支持下，尽自己的所能，为老年事业做了许多贡献。

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胡兰畦革命的一生历经坎坷，在感情方面是个悲剧，正如她自己在回忆录里所说：“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袁继成对她评价说：“作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中思想最活跃，经历最丰富女兵，同时也是毁誉交加、沉浮不定、受尽坎坷和磨难最多的巾帼英雄。”

《你应该知道胡兰畦》

◎刘心武

1957年初冬，我十五岁那年，忽然有位妇女出现在我家小厨房门外。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钱粮胡同海关宿舍里。走进小厨房的那位妇女，穿着陈旧的衣衫，戴着一顶那个时代流行的八角帽（帽顶有八处折角，带帽檐），她脸上尽管有明显的皱纹，但眼睛很大很亮。显然，这位妇女是来我家做客，我就朝厨房里大喊一声：“妈！有客来！”妈妈闻声提着锅铲出得厨房，一见那妇女，似乎有些意外，但很快露出真诚的微笑，妈妈忙把她引进正屋，我就自管自跑开去找小朋友玩去了。

我玩到天擦黑才回到家里，那时爸爸下班回来了，那位妇女还没有走，爸爸妈妈留她吃晚饭，这时妈妈才让我唤她“胡娘娘”。

就在胡娘娘来过后的一个星期天，妈妈责备我到处撂下书报杂志，我懒洋洋地应对，妈妈就亲自清理床上的书，其中一本是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妈妈正看那封面，我一把抢过去：“正经好书！高尔基写的！”妈妈就说：“啊，高尔基，那胡娘娘当年很熟的呀！”我撇嘴：“我说的是苏联大文豪高尔基啊！你莫弄错啊！”妈妈很肯定，“当然是那个高尔基，他常请胡娘娘去他家讲谈文学的啊！”我发懵，这怎么可能呢？妈妈又拿起一本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火线下》，说：“啊，巴比塞，胡娘娘跟他就更熟了啊。”我大喊：“天方夜谭！”

胡娘娘没有再到我家来。我没有故意偷听，但偶尔爸爸妈妈的窃窃私语，还是会传进我的耳朵。关于胡娘娘，大体而言，是划成“右派分子”，送到什么地方劳动改造去了。妈妈说：“那陈毅怎么就不出来为她说句话呢？”爸爸就叹气：“难啊！”

1983年，爸爸已经去世五年，妈妈住到我北京的寓所，我忽然想起了胡娘娘，问妈妈，她跟我细说端详。胡娘娘名胡兰畦，她虽有过一次婚姻，但遇上了陈毅，两个人沉入爱河，他们山盟海誓；在时代大潮中分别后，互等三年，若三年后都还未婚，则结为连理。

胡兰畦生于1901年，1925年大革命时期，活跃在广州。后来国民党分裂，胡兰畦追随国民党左派何香凝，何香凝让儿子廖承志先期去了德国，胡兰畦不久也去了德国，并在那里由廖承志介绍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组成了一个“中国支部”，积极投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疯狂打击共产主义分子，廖承志和胡兰畦先后被逮捕入狱。那一年何香凝去了法国，并到德国将廖承志营救出狱，何先生与廖承志回到巴黎以后，就和我姑妈刘天素住在一起，我姑妈刘天素到法国留学，也是何先生安排的。不久入狱三个月的胡兰畦也被营救出狱，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写出了《在德国女牢中》。这部作品先在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以法文连载，很快又出版了单行本，并被翻译成了俄、英、德、西班牙文。这虽然是部纪实性的作品，但有文学性，那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德国纳粹的动向，这部作品也恰好碰到阅读热点上。

于是，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就向寓居巴黎的胡兰畦发出邀请，她也就以唯一的“著名中国作家”身份参加了那次盛会。那一年她33岁，端庄美丽，落落大方，成为会上一大亮点。那次大会选举高尔基为第一任作协主席，他对胡兰畦非常欣赏，除了大会活动中主动与胡交谈，还多次邀请胡到他城外别墅做客。一次高尔基大声向其他客人这样介绍胡兰畦：“她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作为共产主义作家，西欧对胡限制入境，苏联政府就为她在莫斯科安排了独立单元住房，说“养起来”都不足以概括对其的礼遇，实际上简直是供了起来。1936年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主持了高尔基的丧事。出殡时，斯大林亲自参与抬棺，那时有多少人出于崇拜也好虚荣也好，都希望能成为棺木左右执绋人之一，但名额有限，最后的名单由政治局，实际上也就是由斯大林亲自圈定，而“来自中国的著名女作家胡兰畦”被钦定为执绋人之一。

1936年底胡兰畦回到中国。1937年到1949年这十二年里，她的活动让我这个后辈实在搞不懂。国共联合抗日，她公开身份是在国民党一边，作为战地服务团团长，蒋介石给她授了少将军衔，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女将军。她为共产党暗中做了许多策反一类的事情，但她的共产党员资格却被地下组织轻率取缔，这期间她与陈毅有几次遇合，爱得死去活来，但盟誓三年之后他们失却联系，陈毅最后与张茜缔结良缘，并携手穿越历史风雨白头偕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应该也是胡兰畦此前奋力追求的一个胜利果实，但她的身份却变得格外尴尬。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第一届市长，她顺理成章地写信到市政府请求会面，很快有了回音，约她去谈，但出面的不是陈毅而是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多年来担任共产党谍报机关负责人，却并未将胡兰畦纳入过他的体系，他告诉胡兰畦，陈毅已娶妻生子，“你不要再来干扰他”，胡兰畦只好悻悻离去。

1950年以后胡兰畦在北京工业学院找到一份工作，不是担任教职，只是一个总务处的职员。那时候北京工业学院在皇城根原中法大学的旧址，离我家所住的钱粮胡同很近。

那时从爸爸妈妈的窃窃私语里，我就知道，胡娘娘“日子难过”，三反五反运动里，她因管理大学食堂伙食，在并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定为“老虎”（贪污犯），关过黑屋子。“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她又被定成“胡风集团分子”，其实她根本不认识胡风。她倒是与远比胡风著名的国际大作家有交往，苏联的那些不说了，像德国的安娜·西格斯（其《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等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翻译过来风靡一时。）就是她的密友，那可是坚定的左派啊，可谁听得进她那些“离奇”的辩护呢？她的国民党将军头衔虽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获得的，但“肃反运动”一起，她不算“历史反革命”谁算？到了“反右运动”，像她那样的“货色”，有没有言论都不重要了，不把她率先划进去划谁？她实在是比热锅上的蚂蚁还难熬啊。她到我家来，连我那么个少年都看穿了，除了享受温情，实际上也是来借钱的，在那个革命浪潮涌动的年代，像我爸爸妈妈那样还能接待她的人士，实在已经属凤毛麟角。

胡兰畦命途多舛，但胡兰畦寿数堪羡，她熬过了沦落岁月，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平反，恢复党籍，1994年因病去世，终年93岁。她在复出以后写出了《胡兰畦回忆录》，但到1997年才正式出版。你应该知道，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位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