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的并称。继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之后，上述四人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他们的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都颇具特色，与前“四学士”一样，他们也是苏轼文学的传人，元祐文坛的中坚。

廖正一《瑶池宴令》：

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

偷啼自搵。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韵。

玉纤趁、南风未解幽愠。低云鬓，眉峰敛晕，娇和恨。

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

论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肴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宋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荣武子，时号‘后四学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济北集》，膺仲、武子文集未之见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文学史上称“苏门四学士”，这已为我们所熟知；但据这条记载，当时还有“后四学士”，对此学界很少提及，更无人对他们进行专门研究。按：韩淲(1159～1224)，字仲止，号涧泉，祖籍开封，元吉子，南渡后居上饶(今属江西)。所著《涧泉日记》，现存《永乐大典》本，凡三卷，另有《涧泉集》二十卷传世。《四库提要·涧泉日记提要》称韩淲“人品学问，即具有根柢。……其亲串亦当代故家，如东莱吕氏之类，故多识旧闻，不同剿说”。则其为人为学都可信赖，所言廖正一等“时号‘后四学士’”，必当有所据依。只是四人文集散佚，其中李禧、董荣两家的史料遗存极少，作为一个文学群体，长期为历史的尘埃所掩，便几乎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唯其如此，更有发掘和考察的必要，否则，许多研究就难免存在缺失，比如苏轼文学集团的核心，一般就只知是“四学士”或“六君子”。本文拟钩沉发覆，考述廖正一、李格非等四人的生平事迹、著作及与苏轼等人的关系，并略论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创作成就，以求对“后四学士”有较多的了解。

“后四学士”事迹著作考略

据上引《涧泉日记》，“后四学士”的领衔人物是廖正一。廖正一，字明略，安州(今湖北安陆)人。元丰二年(1079)进士。元祐二年(1087)除秘书省正字，六年，除秘阁校理①，通判杭州(见孔武仲《举自代》，详下引)，绍圣二年(1095)知常州②，入元祐党籍，贬监玉山税，卒。《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有传。

今存邹浩《雪廖正一奏状》，为我们了解廖氏知常州时的遭遇，提供了重要补充：“伏见前秘阁校理廖正一文高学博，望著一时，性介少容，多取怨嫉。昨知臣乡里常州日，恩威并行，善良得所，父老劝诵，谓近年以来少见比拟。只缘不能曲奉本路监司，为其深怒，遂以锻炼惨酷，造成正一赃滥等事，士民痛愤，为之流涕。近虽蒙朝廷引用累赦许令叙复，然暧昧之罪，尚未昭除。……伏望圣慈特降指挥，选官置司，别行根勘。”③ 苏轼晚年由儋州北归，在《答廖明略》(其二)中，对此案也很关心，曾满怀同情和信心地说：“毗陵异政，谣颂蔼然，至今不忘。为民除秽，以至虿尾，吴越户知之，此非特儿子能言也。圣主明如日月，行遂展庆，众论如此。”④ 无论“根勘”结果如何，廖正一这颗文苑政坛“文高学博”的明星，在党祸时期残酷的政治清洗和官场内耗中，已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了。

廖正一的卒年，文献阙载。考吴则礼《北湖集》卷四有《予谪居荆南，赋诗百馀篇，书为两轴。丙戌(崇宁五年，1106)夏，泛舟归润，道由汉阳，廖明略邀予饮于郎官湖，因携示之。明略坚欲抄录，会予舟行甚速，期以他日见归，不幸明略死矣，此本不复可得。……因感而有作》诗，诗曰：“三年放逐臣，今复得归去。梦已到南徐，船回正鸣橹。”“南徐”即润州(今江苏镇江)。细味诗意，作此诗时尚未抵达润州，而知廖已死，则廖正一卒年，当即在崇宁五年的夏秋。常州案是否得以“根勘”，“根勘”后廖氏是否得以昭雪，其在汉阳是否有职任，皆不可详。

廖正一的著作，《东都事略》本传称“有文集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九(衢本)著录“廖明略《竹林集》三卷”，谓“绍圣间，明略贬信州玉山监税，郁郁不得志，丧明而没。自号竹林居士”。《文献通考》卷二三七同。所述过简，且上引吴则礼谓其临终前尚“坚欲抄录”诗稿，则“丧明而没”显然失实。晁氏所录，从集名判断，当即韩淲所见的本子。但《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又著录“《廖正一集》八卷”。则廖氏文集，宋人著录有十卷、三卷、八卷三种，集名也不相同，盖有多种版本传世。《全宋词》小传谓廖氏“有《竹林集》三卷(或云有《白云集》)”。按《瀛奎律髓》卷二○收廖正一《和补之梅花》诗，方回称“有《白云集》”，唐圭璋先生盖据此。又佚名《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卷一八，亦谓廖正一“有诗文号《白云集》”。考宋何汶《竹庄诗话》卷一○收黄庭坚《次韵廖明略陪吴明府白云亭燕集》诗，释道潜也有《与廖明略学士赋余干县白云亭一首呈吴明府》⑤ 诗，《白云集》是否与此“白云亭”名有关，已不可考。各集皆散佚已久，《全宋诗》仅辑得佚诗七首，《全宋文》也辑文不多。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今属山东)人。熙宁九年(1076)进士，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予祠。崇宁元年(1102)七月入元祐党籍，罢。⑥ 卒，年六十一。《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李格非是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其著作，晁氏《郡斋读书志》卷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仅载《洛阳名园记》一卷，而未录其文集。据陈氏说，其“集不传，馆中亦无有，惟锡山尤氏(袤)有之。《(皇朝)文鉴》仅存此跋(按指《书洛阳名园记后》)，盖亦未尝见其全集也”。尤袤所藏本，疑即韩淲所说的《济北集》。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称有“诗文四十五卷”，当是《济北集》的卷数。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李格非集》四十五卷，盖即据《后村诗话》。文集也已久佚，《全宋诗》辑得佚诗九首、零句二，《全宋文》辑文也不多。又，《玉海》卷三九载李格非《(礼记)精义》十六卷，另著有《历下水记》，见《墨庄漫录》(详下引)。

至于李禧、董荣二人，文献所载极罕，生平已不可考。按孙绍远《声画集》卷八载李膺仲《题自画芦雁》诗：“晚来无声理扁舟，唤起骚人漫浪愁。过眼飞鸿三两字，淡烟寒日荻花秋。”《全宋诗》卷一一九九收此诗，小传曰：“李膺仲，约神宗、哲宗时人。”据《涧泉日记》，作者当以“李禧，字膺仲”为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载苕溪渔隐曰：“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董武子‘畴昔寻芳秘殿西，日压金铺，宫柳垂垂’。然秘殿岂是寻芳之处？非所当言也。”《全宋词》收此零句，案称“此数句似是《一剪梅》词残篇”，小传谓“董武子名耘，或名荣。疑作耘为是”。按晁补之《永感堂记》⑦，记“东平董耘武子”孝亲事，唐圭璋先生盖据此。然董荣、董耘是否一人，尚无直接的依据，其人似当据《涧泉日记》作“荣”为是。⑧ 二人文集，韩淲称“未之见”，其实就连他们是否曾有集行世，也不可考。盖二人当时初露头角，便被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潮所淹没，永远地消失了。

综观上述四人，廖、李(格非)二人皆登进士第，尝任职秘阁，唯李格非历官最高；后又同罹元祐党祸，而廖正一竟蹭蹬以卒。董荣也有馆阁(元丰新制，馆阁并入秘书省)经历，从上引其残词“畴昔寻芳秘殿西”句可知；而李禧既入“后四学士”之列，亦当尝入秘书省，唯现存文献阙载。

“后四学士”与苏轼及前四学士关系考

廖正一等四人，必须及苏轼之门，且在与苏轼的关系上，同黄、秦等苏门“四学士”有可比性，才有资格称“后四学士”。然因李禧、董荣事迹已不可详，故此所考，只能以廖、李二人为主。

按《东都事略·廖正一传》：“元祐中，苏轼在翰苑试馆职之士，得正一对策，奇之，除秘书省正字。……轼门人黄、秦、张、晁，世谓之四学士，每过轼，轼必取密云龙瀹以饮之。正一诣轼谢，轼亦取密云龙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亚于四人者。”苏轼试馆职，在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上引晁氏《邵斋读书志》在著录《竹林集》时，亦曰：“元祐中召试馆职，苏子瞻在翰林，见其所对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时黄、秦、晁、张皆子瞻门下士，号‘四学士’，子瞻待之厚，每来必命侍妾朝云取密云龙，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明略来谢也。”则廖正一乃苏轼所取士，与苏轼关系之亲密，在当时的声望，仅亚于“四学士”。苏轼在《答钱济明三首》(其二)中，有“某得来书，乃知廖明略复官”⑨ 云云，对其进退，也一直萦怀。许多年后，苏轼南贬北归时，有《答廖明略》书二首⑩，写心述怀，极尽款曲，流露出深厚的师友情谊。轼弟苏辙在为廖正一除秘书省正字所草制中，有“尔推言往古，以及当世，挺然不回”，“尔往讲习道义，长育才干，敦业以待举”之语，(11) 褒之亦至。

廖正一与前“四学士”，更是游伴兼诗友。他与晁补之为同年进士。《能改斋漫录》卷一六《晁无咎嘲田氏词》曰：“元丰己未(二年)，廖明略、晁无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者，姝丽也。一日，明略邀无咎同过田氏，田氏遽起，对鉴理发，且盼且语，草草妆掠，以与客对。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传也，因为《下水船》一阕……”此事又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既涉及私生活，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无间。廖正一登第时，黄庭坚有《次韵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咏廖氏道：“十年山林廖居士，今随诏书称举子。文章宏丽学西京，新有诗声似侯喜。”又有《再次韵呈廖明略》，称“学如云梦吞八九，文如壮士开黄间”。又《再答明略二首》之二道：“廖侯言如不出口，铨量今古大如斗。度越崔张与二班，古风萧萧笔追还。”如此之类的次韵唱和诗，还有多首。(12) 则不仅晁补之，连黄庭坚也对廖正一赞之不置。苏轼曾在《与李昭玘书》中，对这些唱和诗作了很高评价：“观足下新制，及鲁直、无咎、明略等诸人唱和，于拙者便可阁笔，不复措词。”(13) 二十多年后的元符三年(1100)四月二十五日，晁补之作《跋廖明略能赋堂记后》，有曰：“余同年生廖明略，学问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顺子，则清而未容，故骜世患。”(14) 这时，廖正一已作古，作者在经历了太多的宦海风波之后，读罢老友文章，回顾往事，可谓百感交集。

至于李格非，《宋史》本传称其为太学博士时，“以文章受知于苏轼”。考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七月出知杭州到任，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诏归，五月下旬抵京，八月出知颍州。据徐培均《李清照年谱》，元祐六年“格非官太学博士，俄转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格非之任此职(指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当在本年十月哲宗驾幸太学之后”。(15) 则李格非为太学博士时，苏轼正在京师，他以文章受知苏轼，应在该年六至八月间。

但是，考苏轼在黄州所作《与文叔先辈》、《与李先辈》书三首(16)，《与文叔先辈》(其一)称赞“新诗绝佳，足认标裁”，而苏轼贬黄在元丰三年(1080)，可知两人早有交往。(17) 两人既然早在元丰间就有书信往来，何以至元祐六年才“以文章受知”？细节尚不详，盖相交与入门有所区别。

从以上所考可以看出，廖、李二人都是受知苏轼、或由苏轼直接简拔的文士，这与黄庭坚等“苏门四学士”相同，具备了成为“后四学士”的主要条件。黄庭坚为治平四年(1067)进士，秦观元丰八年(1085)进士，张耒熙宁六年(1073)进士，而廖正一与晁补之同年，李格非则是熙宁九年(1076)进士，还在秦观之前。除黄庭坚登科较早外，其余三人与廖、李可谓科第相先后。但是，黄庭坚于元丰元年(1078)即开始与苏轼通信，从此缔交。熙宁十年，苏轼时知徐州，秦观前往访之，成为门下士，并作有著名的《黄楼赋》。晁补之十七岁就曾随父拜访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张耒在弱冠登进士第之前，曾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他们追随苏轼并成为门下士，都比廖、李早。因此，就入苏门时间论，廖、李等晚于黄、秦等四人；后因遇元祐党祸，致使廖、李等接受苏轼的沾溉，也相应地较黄、秦等为少。在苏门以四人为单元的“方阵”中，他们只能居“后”了。

“后四学士”的文学思想

叶梦得《廖明略竹林集序》记廖正一言曰：

吾深服左氏，而乐道范晔之秀正温绎。晔尝自叙其书，以为“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远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异时有置吾于晔伯仲之间，吾尚无愧。往有评吾文似尹师鲁者，吾虽不学师鲁，然意善其言。

接着，叶氏说：“是时余见明略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诬也。”(18) 由知廖正一崇尚《左传》，甚至认为“丘明不可及”。所作文章，自认为与范晔“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远致”有同恨。廖氏的文章风格，时人以为似尹洙(师鲁)。《宋史》本传称尹洙“尤深于《春秋》”。欧阳修《尹师鲁墓志》谓其“为文章简而有法”(19)，并在《论尹师鲁墓志》中解释说：“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它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20) 虽现存廖正一文章极少，我们可以推想，他的整体风格也是简古，即《廖明略竹林集序》所说的“曲奥简洁”(详下引)，故其乐意接受“似尹师鲁”的评论。但他同时又追求“秀正温绎”，“事外远致”，故叶《序》又谓“音节遒峻，精新焕发，使人读之，不觉矍然增气”(亦详下引)，则又对“简古”有所超越。

廖正一又擅四六。王铚《四六话》卷上曰：“廖友明略作四六，最为高奇。尝谓仆言：须要古人好语换却陈言，如职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他反对“陈言”，但又爱好“古人好语”，既不堆垛典故，又能汲收前人的语言精华，故所作“高奇”。

较之廖正一，李格非更以善论文知名当时。《宋史·李格非传》曰：

格非苦心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

这段文字，当是檃括释惠洪语，《冷斋夜话》卷三曰：

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词》、李令伯《乞养亲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迈如此。吾以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诚实耳，诚实著见，学者多不晓。

此论在宋代颇有名，《类说》卷五五、《仕学规范》卷三四等皆尝转录。李格非的意思是，作文一定要“诚”，才能使文章如“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任何“诚不著”或伪饰情感的作品，都不可能有感人的力量，故“不能工”。若转换为现代文论话语，那就是“真实的感情是艺术的生命”。如此明确地提出求“诚”求真的美学主张，此前尚不多见。

李格非又以“横”论文。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载其“杂书”二篇，其二论文章之“横”云：

余尝与赵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指苏轼)《筼筜谷记》、《藏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别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他所谓的“横”，意思是有霸气，指文盖一世，他人所不可企及。与廖正一一样，李格非也崇尚《左传》，以左丘明为辞令“甚横”的作家。《墨庄漫录》卷六又记其杂书论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范晔、韩愈之才，他甚至将左丘明比作“绝代之女”，而司马迁只不过“如丽娼黠妇”，虽然偏颇，但也可见他对左氏的推崇。这在王安石和“王学”之徒鄙夷《春秋》、《左氏》学的时代，可谓矫枉过正，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文章如何才能“横”？他提出了三项原则：自得，离俗，绝畦径。若一言以蔽之，就是创新，以至为“众人”所难以接受而生“疑”，也在所不顾。没有创造性的作品便没有生命力，更不要说“横”了。

刘壎《隐居通议》卷六《评本之诗》载：

予尝于故箧断简中见有《诗评》者，曰：李文叔云：“出乎江西，则未免狂怪傲僻，而无隐括之妙；入乎江西，则又腐熟窃袭，而乏警拔之意。”……此说亦是用功于诗者而后能言之。

考昌彼得、王德毅等所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人李姓字“文叔”的，有李份、李格、李宗质、李格非四人。李份卒于元丰五年(1082)。黄庭坚是年三十八岁，知吉州太和县，诗名未著，诗坛也还没有所谓出入“江西”的情况。李格为绍兴时人，官终文林郎、知四会县，不以文名。李宗质卒于淳熙十一年(1184)，累官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楼钥《朝散郎李公墓志铭》称其为“健吏”(21)，精于理财，未言有文。则所谓“李文叔”，当非李格非莫属。在李格非时代，虽尚无“江西宗派”之目，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人，赫然已为诗坛一大宗，而格非敏锐地觉察到江西诗人在“点铁成金”的旗号下“腐熟窃袭，而乏警拔之意”的弊端，不能不说是只眼独具。

“后四学士”的创作成就

当时知名文坛、同是苏轼友人的孔武仲，在《举自代》中写道：“宣德郎、秘阁校理、通判杭州廖正一，志操清洁，文学优深。向者玉堂对策，耸动众观。臣在馆阁，久与之处，见其所守，始终不移。”(22) 孔氏看重廖正一的，是“志操”和“文学”。前引叶梦得《廖明略竹林集序》，在论述了廖氏的文学主张后，进而评廖氏文章成就道：

明略自为举子时，即不沿袭场屋一语。再举而取进士，其所试，杰然已若可以名世者，至今为学者推重。盖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悫，渊源所从来者远矣。每一出语，辄有区域町畦，未有卒然而作者。至于出入经传，驱驾前言，左掐右摘，比次回曲，他人咀嚼梼杌终不能安者，明略绳约檃括，如以利刀摧朽木，尺箠呵群羊，无不如意。故其曲奥简洁，音节遒峻，精新焕发，使人读之，不觉矍然增气。惜其早困，不得尽用所长。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黄、张、晁、秦号四学士，明略同直三馆，轩轾诸公间，无所贬屈，欲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略相似云。

惜乎现存廖正一作品太少，对叶氏的评说，已难以印证了。

廖正一的四六文，前引《四六话》卷上称“高奇”，同时举其佳句道：

明略《贺安厚卿启》曰：“远离门墙，遁迹江湖之外；闚望麾葆，荣光河洛之间。”又《贺张丞相启》云：“中台之光，下饰万物；前箸之画，外制四夷。进有德而朝廷尊，用真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无邪阴；山川出云，亟有时雨。”又谢厚卿答书之启云：“寂寞江滨，若戎车之陷淖；栖迟岩邑，信塞马之依风。暐然晨光，照此蔀屋。”

又谢伋《四六谈麈》也说：“廖明略正一，为四六甚工。旧见《为安厚卿举挂功德疏》云：‘梁木其摧，叹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须君子而登。生也有涯，没而不朽。痛两楹之梦奠，圮万里之长城。’其祭文云：‘昊天不惠，夺我元老。唐安得鉴，楚复观宝。盛德且然，小智宁保。’先公云：明略生平之学，熟于高氏小史。”(23) 从两家摘句看，廖氏四六很少堆垛典故，而善于熔铸或引用古语，如“远离门墙”(出韩愈《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去离门墙”)、“梁木其摧”(出《礼记·檀弓上》)、“昊天不惠”(出《诗经·节南山》)等等，是他不用“陈言”而喜“古人好语”的绝佳实践，故能典雅新颖，“高奇”确为的评。

廖正一现存诗不多，以《和补之梅花》为出色：

蕙兰芳草久暌离，偶泄春光此一枝。自许轻盈羞粉白，何人闲丽得邻窥。寒欺薄酒魂宵夜，月入重帘梦破时。幸有暗香襟袖暖，江南归信不应迟。

此诗方回收入《瀛奎律髓》卷二○。在宋人众多的咏梅诗中，这也许不是最好的，但他不直接着笔于梅的物象，而刻画人的感受，从侧面点出梅品之高，颇得林和靖咏梅之妙，冯班尤称“腹联好”(24)。

李格非是北宋文章名家。《涧泉日记》卷下曰：“巩丰仲至言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因李格非的文章流传至今的不多，尹氏所论是否得当，已难评判，就算誉之稍过，至少宋人有此一说。《后村诗话》续集卷三曰：“文叔《祭淇水(李清臣)文》云：‘惟先生自《诗》《书》以来载籍所记，历代治乱，九流百氏，凡一过目，确不忘坠。其发为文章，则泛而汪洋，密而精致，翛然高爽，敛然沉毅，骤肆而隐，忽纷而治，绝驰者无遗影，适淡者有余味，如金玉之就雕章，湖海之失涯涘，云烟之变化，春物之秾丽，见之者不能定名，学之者不能仿佛。’笔势略与淇水相颉颃，□□□□□，精深可讽味。”李清臣得到过欧阳修的赏识，尝比之于苏轼，(25) 而《祭淇水文》滔滔汩汩，大有苏文气象，不难看出欧、苏文风递传的脉络。

在李格非现存不多的作品中，《破墨癖说》可谓杰作。(26) 这是一篇小品文，写“客”以贮墨为癖，“其制为璧、为丸、为手握，凡十余种，一一以锦囊之”，而以出于历代制墨名家李廷珪、李承宴、张遇相炫耀。作者对此颇不以为然：“既而私怪予用薛安、潘谷墨三十余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不知所谓廷珪墨者，用之当如何也。”于是引出下面一段对话：

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请，其说甚辩。余曰：“嘘，余可以不爱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坚，可以割。’然余割当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两宿不腐。”然吾贮水以盆罃，不用墨也。客复曰：“余说未尽。凡世之墨，不过二十年，胶败，辄不可用。今吾墨皆百余年不败。”余曰：“此尤不足贵。余墨当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

于是“客辞穷”，但“心欲取胜”，“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虽然，使其诚过他墨，犹足尚。’乃使取砚，屏人，杂错以他墨书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收墨成癖，但杂错以他墨书之，却“不能辨”，已十分可笑。接着，作者发了如下一段议论：

今墨之用在书，苟有用于书，与凡墨无异，则亦凡墨而已焉，乌在所宝哉！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日用而眩于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召也，吾安可以不辨于墨！

至此，作者从“破墨癖”这件小事，引出一个发人深省的大道理：到底是讲实用，还是图虚名？最后再进一层，将图虚名的危害提到“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的高度，以小见大，发人深省。全文不过五百来字，立论高超，文字生动流畅。尝鼎一脔，李格非的文学创作成就，由此可窥一斑。

朱熹曾说：“李文叔，前此亦但见其论文数篇，颇有可观，今亦不能记忆，但如《战国策序》，则恐文健意弱，太作为伤正气耳。”(27) 朱熹以为《战国策序》“太作”，但对李格非的文章，还是赞许的。王士祯曰：“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君子也。其集不传，传者仅《洛阳名园记》一卷，可略见其梗概。此外遗文数篇，杂见说部，余已录之。近从《枫窗小牍》又得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学，宰执侍从吕大防、苏颂、韩忠彦、苏辙、冯京、王岩叟、范百禄、梁焘、刘奉世、范纯礼、孔武仲、顾临等三十六人纪事唱和诗序一碑，雅洁，是元祐作者风气。”(28) 要之，李格非的散文、四六，在元祐文学群体中颇为杰出，刘克庄甚至认为在晁(补之)、秦(观)之上(见下引)。

李格非也是有名的诗人。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曰：

李格非……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元祐末为博士，绍圣始为礼部郎，有《挽蔡相确》诗云：“邴吉勋劳犹未报，卫公精爽仅能归。”岂蔡尝汲引之乎？《挽鲁直》五言八句，首云：“鲁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诗。”下六句亦无褒词。文叔与苏门诸人尤厚，其殁也，文潜志其墓。独于山谷在日，以诗往还，而此词如此，良不可晓。其《过临淄》绝句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试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稍败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时欲舞文。”亦佳作。……《初至象郡》五言云：“裨海环□□，□□□□国。世人持两足，遽欲穷畛域。心知禹分土，未尽舜所陟。吾迁桂岭外，仰亦见斗极。升高临大路，邮传数南北。山川来时经，草树略已识。枝床归梦长，乡堠行历历。”……(以下犹录诗四首，此略)

挽黄庭坚而无褒词，甚至说“平生作小诗”，是否如前《隐居通议》引《诗评》所载，流露了他对江西诗风的不满？尚待研究。王士祯亦称其《临淄怀古》绝句(即《过临淄》)“颇可诵”(29)。

李格非著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是作于绍圣二年(1095)的《洛阳名园记》，其时为校书郎。此书记洛阳名园十九所，规模很小，其实就是一篇“记”。他在《书洛阳名园记后》(30) 中说：“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也。”李格非目睹上层统治集团腐败营私而表现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张琰《洛阳名园记序》曰：

山东李文叔记洛阳名园，凡十有九处……观文叔之记，可以知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为不苟。且夫识明智审，则处事精而通道笃，随其所见浅深为近远小大之应。于熙宁变更，天下风靡，有所谓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马公为首，后十五年无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验大效，与始言若合符节。文叔方洛阳盛时，脚迹目力心思所及，亦远见高览，知今日之祸，曰：“洛阳可以为天下治乱之候。”又曰：“公卿高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呜呼！可谓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学。丁建中靖国再用邪朋，窜为党人。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四也说：“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其知言哉！”《名园记》所记，乃全盛时洛阳风景，“靖康之难”后，洛阳沦于金，故此书最能引起时人的今昔之感，极大地刺激着南宋人痛苦的神经。如《崇古文诀》卷三二评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时所说：“园囿何关于世道轻重，所以然者，兴废可以占盛衰，可以占治乱。盛衰不过洛阳，而治乱关于天下。斯文之作，为洛阳，非为园囿；为天下，非为洛阳。文字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李格非超前的忧患意识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不能不令人佩服。

李格非还著有《历下水记》。《墨庄漫录》卷四曰：“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冷，凡三十余所，如舜泉、爆流、金线、真珠、洗钵、孝感、玉环之类，皆奇。李格非文叔为《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曾子固作诗，以爆流为趵突，未知孰是。”则该书记济南名泉。“爆流”当即趵突泉的别称。王士祯曰：“按文叔《水记》，宋人称之者不一，而不得与《洛阳名园记》并传，可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此云三十余者，盖未详也。”(31)

李禧、董荣存世作品太少，已无可论，但从前引李禧题画诗和董荣残词看，他们的文学修养亦不俗。

综上所述，韩淲《涧泉日记》称廖正一等四人当日号“后四学士”，当得其实。“后四学士”中的廖正一、李格非，元祐间曾受知苏轼，李禧、董荣盖也有大略相似的经历，而廖、李又先后入党籍，政治上与苏轼及黄庭坚等“四学士”的遭遇相同。虽限于史料，对他们的生平事迹、他们与苏轼的关系，以及四人间的相互关系等皆知之不多(李、董几无所考)，而四人文集又都亡佚，很难窥其创作全貌；但从流传篇什和宋人评说中，可知他们的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都颇具特色，与前“四学士”一样，他们也是苏轼文学的传人，元祐文坛的中坚。固然，就整体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论，“后四学士”盖难与前“四学士”比肩；但当日既有此称，其群体应足以不让黄、秦、晁、张专美于前。发掘和研究“后四学士”，无论对研究元祐文学，还是对全面考察苏轼文学集团，都具有开拓疆域、扩大视野、丰富内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