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前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联邦军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陆军上将。出身北方部族安加族，基督教徒。1966年8月1日至1975年7月29日执政。在1967年至1970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领导联邦军政府击败比亚法拉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统一。1975年7月被军事政变推翻，此后长期流亡英国。

1934年10月19日生于尼日利亚中北部贝努埃-高原州的卡恩凯区（贝努埃-高原州在1976年划分为贝努埃州和高原州两个州后，卡恩凯区归属高原州）的一个小村庄，安加族人，信奉基督教。他的父母纳达·约翰娜和马特沃克·库尔尼埃，是卡杜纳州扎里亚市郊乌萨萨镇的英国圣公会差会的传教士。父母结婚那天，适逢英国约克公爵（未来的乔治六世）与伊丽莎白·鲍斯-莱昂（未来的伊丽莎白王太后）大婚之日，这使他的父亲引以为豪。戈翁在11个子女中排行第五，他的童年至少年时代在扎里亚生活和接受教育。戈翁在学校就是一名优秀的体育健将，他是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撑杆跳高运动员和长跑运动员，曾打破学校英里纪录，他还是拳击队队长。

1953年，戈翁毕业于扎里亚公立中学，1954年加入尼日利亚军队，被派往黄金海岸（加纳）军官特别训练学校受训，1955年10月19日被授陆军少尉军衔。1955——1956年在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回国。1960年在尼日利亚-喀麦隆边境服役，任排长和陆军第四营副官，同年11月随第四营派往驻刚果（扎伊尔）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执行维和任务，1961年6月回国任陆军总部参谋。1962年被派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和拉蒂默三军联合勤务参谋学院深造，回国后再次被派往驻刚果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服役。1963年任陆军副官长，晋升陆军中校。1965年再次去英国三军联合勤务参谋学院深造，1966年1月任陆军第二营营长。

1966年1月15日尼日利亚东区伊博族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后，杀死联邦总理巴勒瓦等一批豪萨-富拉尼族政界要人和高中级军官，坚持中央集权的陆军总司令约翰逊·阿吉伊-伊龙西将军接管政权，建立军政府，雅库布·戈翁任陆军参谋长、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29日，尼日利亚再一次爆发了要求废除联邦制、建立地区自治的邦联制的军事政变，联邦军政府首脑阿吉伊-伊龙西被杀，兵变蔓延至各地，出现了席卷全国的部族仇杀和地区分裂主义的浪潮，但最终被联邦武装部队司令部中占多数的坚持联邦制的力量压制了下去。以雅库布·戈翁中校为代表的武装部队接管了联邦政府，戈翁被推举为联邦军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1966年8月1日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1967年晋升陆军少将。1971年兼任经济发展、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长，同年10月晋升陆军上将。1972年4月任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任职期间，极力主张民族和解以便使国家尽快摆脱内战局面。1975年7月29日，戈翁正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参加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时，国内发生由默塔拉·拉马特·穆罕默德领导的军事政变，结束了戈翁9年的军政权统治，他被迫流亡英国。

重建联邦

雅库布·戈翁执政期间，在统一国家、稳定政局和发展以石油为中心的民族经济等方面取得较大成绩。他提出“重建联邦计划”，坚决反对实施伊博族、豪萨-富拉尼族人从尼日利亚各地遣返到各自家园的计划，声言决不允许尼日利亚联邦分裂为众多的独立的部族邦。戈翁本人出身北方小部族，他采取了依靠小部族和平衡大部族之间矛盾的做法，一方面满足一些中小部族的要求，另方面相应地削弱各大部族的势力和影响，以此来保持政局稳定。

戈翁在既承认部族权益的基础上，实施削弱部族和地区势力的方式，以巩固联邦制。为消除来自地区分裂主义和族阀主义的威胁，1967年5月，戈翁宣布废除全国原有的基本上以三大部族为基础的四大行政区，把全国划分为12个州：西北部州、东北部州、卡诺州、中北部州、贝努埃-高原州、夸拉州、西部州、拉各斯州、中西部州、河流州、东南州和中东部州，各州由联邦最高军事委员会任命军事长官统治，其目的是使今后没有一个单一的部族或单一的地区有力量推翻联邦政府，这既打击了分裂主义，也抑制了某一部族控制联邦的企图。“重建联邦计划”的另一项措施是，戈翁宣布将于1967年3月把军政府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其具体措施是制定新宪法，建立全国性政党，举行大选，恢复议会，然后产生新的文官政府。

比亚法拉问题

戈翁军政权平息了长达近两年时间的“比亚法拉战争”（1967年5月——1970年1月），维护了国家统一。

比亚法拉战争又被称作尼日利亚的南北战争。比亚法拉原是尼日利亚联邦的东区，面积七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四百万，以伊博族为主体（人口八百万）。盛产棕榈仁、棕榈油、橡胶等，蕴藏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煤。东区的伊博族（信奉基督教）同北区豪萨族（信奉伊斯兰教）历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利害冲突，双方为争夺全国控制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66年1月，伊博族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时，杀了联邦总理巴勒瓦和不少豪萨-富拉尼族军官。同年7月，西区发生了以伊博族军人为主体的军事政变，北区的豪萨-富拉尼族军人集团害怕东部的伊博族和西部的约鲁巴族军人集团掌控联邦政权，随即发动反政变，豪萨-富拉尼族军官接管北部地区的兵权和军事基地。在首都的国防部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机构的北方部族的军官也纷纷表示同情北部地区的兵变。在这场乱局中，军政府首脑伊龙西将军和数百名伊博族军官被杀，在北区，指挥官们要么失去对所属部队的有效约束或主动怂恿他们迫害和屠杀伊博族平民，旅居北区的三百万伊博族人有五万人被杀，一百多万人被迫返回东区，大多数伊博族人要求东区脱离联邦。

出身北部贝努埃的雅库布·戈翁在北部出身的军人（包括豪萨-富拉尼族军人）的支持下接管联邦政权后，无法用武力平定各地区的兵变，只好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但在“圆桌会议”上，主张建立松散的邦联制和坚持联邦制两种主要意见相持不下，各方分歧严重。与此同时，东区的军事长官伊梅卡·奥杜梅格伍·奥朱古上校愤怒地谴责北部地区发生的杀害伊博族军人和平民的种族屠杀事件，公开指责豪萨-富拉尼族人的暴行。他表示对尼日利亚联邦制的怀疑，认为唯有实行邦联制或十分松散的联邦才能保持尼日利亚的统一，宣布东部地区将坚持高度自治。因此，东区与北方人控制的戈翁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豪萨-富拉尼族人则认为1966年1月伊博族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是伊博族企图联合约鲁巴族夺取联邦政权。因此，豪萨-富拉尼族中的激进分子要求北部地区实行自治或脱离联邦。同时，这一情况也衍生出某些有势力的部族企图直接掌控联邦政府。如部分伊博人和约鲁巴人希望两族联合起来控制联邦权力，以压制尼日利亚第一大部族的豪萨-富拉尼人。多数豪萨-富拉尼人却认为，凭借他们人口占多数和地域辽阔的优势，理应在联邦政府、议会和武装部队中占统治地位。

1967年5月5日，戈翁军政府公布“重建联邦计划”，将全国由4个区划分为12个州，方案中最具争议的是原东区盛产石油和拥有出海通道的非伊博族的东南州和河流州与伊博族控制的中东部州分割开，特别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哈科特港（位于尼日尔河三角洲，是尼日利亚第二大港口和石油工业中心）被戈翁划入河流州。伊博族认为新的行政区划明显侵犯和削弱了他们的利益，大大压缩的他们的生存空间。1967年5月30日，奥朱古将军宣布东区脱离联邦，成立独立的“比亚法拉共和国”。同年7月，以戈翁为首的联邦军政府向比亚法拉发动军事进攻。

这次战争不仅是尼日利亚长期的部族、教派和地区矛盾的总爆发，还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英国、美国、法国、苏联都直接插手尼日利亚的这场内战。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一场石油争夺战。英国为了确保其在整个尼日利亚的传统殖民利益，特别是在东区的石油利益（英国石油供应十分之一来自东区），大力支持戈翁，提供军事援助达一千万英镑（合二千四百万美元）。苏联乘机挤进，向联邦提供飞机和武器达二千五百万英镑（合六千万美元），成为联邦最大的军火供应者。美国一直把尼日利亚视为黑非洲的“西方橱窗”，列为其对非洲“援助”的重点国家之一。内战爆发后，华盛顿再三公开声明只承认联邦政府为尼日利亚的唯一合法政府，继续提供少量少量“经援”，但暗中却协助比亚法拉购买和获得军火，向比亚法拉提供了七千八百万美元的“救济物资”。这是美帝国主义一贯的两面手法。

法国在东区有大量投资，从一开始就支持东区分裂，并通过垄断财团洛希尔金融集团向奥朱古提供六百万英镑（合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指使象牙海岸（科特迪瓦）和加蓬承认比亚法拉。联邦德国、葡萄牙、西班牙、以色列、南非和梵蒂冈也支持比亚法拉。非洲国家中，坦桑尼亚、赞比亚、象牙海岸、加蓬四国承认比亚法拉，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马里等国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反对比亚法拉搞分裂。其他非洲国家主张和平解决比亚法拉问题。

两年半的战争最终以比亚法拉投降结束。双方在战争中损失达十亿美元。比亚法拉的伊博族人死亡达二百万人，一部分死于战争，大部分死于饥荒和疾病。伊博族元气大伤，其势力大大削弱，在此后数十年的国内政治格局中处于边缘化。

经济和政治政策

戈翁在任期间正值尼日利亚进入“石油繁荣”时期，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暴涨，石油财富促进了经济发展。戈翁上台后继续执行第一个经济发展计划（1962~1968年），1970年起制定并执行第二个经济发展计划（1970~1974年）。1970——1971年度国民生产总值为44.6亿美元。尼日利亚对外资实行“开放政策”，同时增加外国企业中尼日利亚股份。1971年成立国家石油公司和国家矿业公司，并鼓励私人资本成立更大的采矿公司，“以打破外国企业的垄断”。

1972年政府颁布了《尼日利亚企业振兴法》，将在尼日利亚开设的外资企业分类规定了本国人必须占有的股份比例，保证了民族经济的进一步扩大。在戈翁统治期间，尼日利亚的贪污腐化问题严重，随着石油收入的盈利增加和经济复苏，也助长了腐败的风气。尽管国家元首戈翁将军本人没有卷入任何一宗腐败丑闻，但他经常被指责纵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信的活动。而最臭名昭著的是1975年夏的“水泥舰队”丑闻。他在1972年实行的经济本土化政策在许多经济部门禁止所有外国投资，除少数领域外排除外国人参与，结果得利的只是几家尼日利亚本土垄断企业，这项法令被证明是非常不利于尼日利亚经济的非石油投资。1970年10月1日，戈翁宣布了为逐步过渡到立宪政府而创造条件的九点施政纲领，提出将在1976年“还政于民”。但在1974年10月又宣布撤销上述诺言，加之部族政策及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戈翁终于被赶下台。

比亚法拉战争结束后，戈翁军政权的外交路线倾向于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主张改善和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支持非洲未独立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戈翁多次公开谴责南非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反对同南非“对话”，反对英国等向南非出售武器；反对葡萄牙殖民雇佣军入侵几内亚，向几内亚提供军事援助，积极调解坦桑尼亚同乌干达阿明政权之间的“纠纷”。

对英、苏、美、法均保持”友好“关系。经济上与英国关系密切，但由于维护本国石油资源和利益，同英、美矛盾有所发展。尼日利亚是英联邦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1966年起成为西欧共同市场的”联系国“，1971年7月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同英国的关系

戈翁执政以来，一面继续同英国保持关系，一面采取措施逐步摆脱英国的控制，拒绝同英国签订“防务协定”，反对英国向南非出售武器，参加欧佩克以对付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巨头。

同美国的关系

美国一直把尼日利亚作为它向非洲渗透的重点国家之一。在尼日利亚内战中，戈翁对美国玩弄两面手法不满。战后，美国又加紧拉拢。1970年2月，美国国务卿威廉·皮尔斯·罗杰斯访问尼日利亚，向戈翁递交了尼克松总统的信件，表示支持尼日利亚的“统一”，并愿意在尼日利亚进行私人投资。戈翁对美援一直寄予希望。

同法国的关系

法国在尼日利亚有一定的投资和贸易利益。法国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大力支持比亚法拉，两国关系一度恶化。战后，爱丽舍宫转而同尼日利亚改善关系，指使象牙海岸让比亚法拉领导人奥朱古离境，还邀请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参谋长访法。尼日利亚重新向法国派出大使，还让法国石油公司恢复生产，但尼日利亚取得其三分之一的股份。

同苏联的关系

过去，苏联同尼日利亚只有一般关系。后来，苏联利用尼日利亚内战的机会，向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提供大批军火，扩大其影响力。战后，苏联加强渗透，利用在野的亲苏势力（包括尼日利亚社会主义工农党、尼日利亚工会大会、尼苏友好协会等）和提供援助，插手尼的内政，大力招收尼日利亚留学生。戈翁对此存有戒心，限制和打压亲苏政党和团体的活动。原定由苏联承建的造价五千万英镑（合一亿二千万美元）的钢铁联合企业被推迟到下一个发展计划。尼苏关系较内战期间有所下降。

同中国的关系

戈翁重视对华关系，在比亚法拉战争结束后，立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2月10日，两国代表在开罗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此后两国友好关系发展迅速。1966年起，戈翁政府一直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反对美国提案。

1974年9月8日~15日，雅库布·戈翁应邀访华，访华期间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访华公报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六日讯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公报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五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联邦军政府首脑、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阁下和维多利亚·戈翁夫人，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至九月十五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陪同戈翁将军和夫人访问的有军事长官、部长和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

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在中国逗留的七天期间，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

毛泽东主席会见了雅库布·戈翁将军，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先念副总理同雅库布·戈翁将军就进一步发展中、尼两国友好合作关系、非洲当前形势和两国共同关心的其他国际问题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坦率的会谈。双方对会谈的成果表示满意。

双方认为，当前世界形势十分有利于第三世界和世界被压迫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日益觉醒和壮大的第三世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双方一致主张，国家之间的关系应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为基础；国家不分大小，不论贫富，都应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压迫弱国，富国不应掠夺穷国。各国的事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国际上的事应当由世界各国平等协商解决。

双方高兴地看到，非洲团结反帝、争取完全解放斗争的形势也空前大好。双方注意到，非洲人民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捍卫本国自然资源和海洋权，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中取得的巨大进展。双方热烈欢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的独立并祝贺几内亚比绍政府和人民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双方还保证对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非洲其他地区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给予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双方相信，英勇的非洲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团结战斗，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赢得整个非洲的完全独立和解放。

双方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双方认为以色列侵略军必须撤出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必须恢复。

双方认为，中、尼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双方还注意到，中、尼两国一九七二年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正在顺利执行。为了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还就文化和技术合作进行了商谈。双方相信，继续发展和加强中、尼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的。

最后，双方满意地指出，联邦军政府首脑、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对中国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并为中、尼两国的友谊做出了积极贡献。

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以及尼日利亚代表团对访问期间受到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款待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和衷心的感谢。

雅库布·戈翁将军在1966年7月接管联邦政权时，公开表示新的军政府绝不热衷于权力，并将于1967年3月前将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但这一诺言没有实现。在各方的压力下，戈翁又在1970年宣布军政府将于1976年前将政权交给民选的文官政府。1975年初，戈翁却提出了移交权力的九大条件，主要有：必须完成改组武装部队的任务；必须完成国家开发计划；彻底消灭贪污现象；制定出一部新宪法。只要这些条件还没有实现，军政府就将继续执政下去。戈翁这一谈话，引起全国舆论的哗然，指责戈翁是一位贪婪权力的独裁者。

武装部队内部的反对派早已觊觎军政府的权力，抨击戈翁长期霸占联邦政府元首的职位，认为唯有发动军事政变才能将戈翁赶下台，并策划在戈翁于1975年7月下旬出国参加第十二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之际发动政变。事实上，武装部队中的反对派要发动政变早已是半公开的秘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校官集团曾在非洲首脑会议前一周向国家元首递交了一份具有最后通牒性质的“改革建议”，希望戈翁自动和平地辞去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戈翁虽然扬言要以军法惩罚他们的越轨行动，但已预感到危机的临近，戈翁把他的忧虑告知他的卫队长约瑟夫·加尔巴中校，要他加以防范。戈翁在动身出国前夕，匆忙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去伦敦“度假”。此外，戈翁的亲信和助手、掌握武装部队实权的陆军参谋长戴维·埃乔尔将军也预感到一场他无法应付的军事政变即将发生，于是在戈翁出席非洲首脑会议前几天，就携带他的家属去伦敦作私人访问。这样一来，尼日利亚国内就出现了权力真空。

1975年7月29日凌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发动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接管国家政权，废黜了戈翁的国家元首、联邦军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位。事实上，作为国家元首卫队长和治安部队首脑的约瑟夫·南文·加尔巴中校正是谋叛的军人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是这次政变的实际领导人。

戈翁在坎帕拉获悉国内政变的消息后，还表现得比较镇静，因为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他发表谈话说，他接受反对他的军人政变，并且保证对新的军政府尽忠。随后，戈翁飞赴尼日利亚的邻国多哥，并呆在靠近边界的地方，以便了解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中是否还有拥护他的力量，同时表示愿意返回祖国。这使新的军政府感到不安，害怕戈翁回国在武装部队中引起骚动，因而拒绝他回国。在新的军政府使者的劝告下，戈翁离开多哥飞赴英国定居。

流亡英国后，戈翁在沃里克大学攻读政治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定居在伦敦北部与赫特福德郡交界地区。1976年2月13日代表原戈翁势力的军人在英美势力的支持下发动未遂政变并杀害国家元首默塔拉将军，戈翁被军政府通缉，剥夺军衔和停发退休金。在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1981年10月阿尔哈吉·谢胡·沙加里总统宣布取消1976年军政府对他的通缉令，同时被赦免的还有原比亚法拉总统奥朱古。1983年12月，戈翁回国，不久又返回英国。戈翁曾获尼日利亚大学文学博士、伊巴丹大学、拉各斯大学、伊费大学（今奥巴菲米-阿沃罗沃大学）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84年被提名成为英国圣公会牧师，并担任英国蒙肯哈德利教区委员。

20世纪90年代初，戈翁创立了一个非宗派的宗教团体——尼日利亚祈祷团，总部设在英国。戈翁还以非洲“政治元老”的身份参与一些非洲事务。1992年创立“戈翁中心”，致力于慈善活动和传染病的医治和控制工作，参与几内亚蠕虫根治计划和日内瓦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