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见或者很少见到的，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能够构成重大威胁的，非军事和政治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非传统安全威胁早已有之，并非一个全新的问题。西方恐怖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史记・刺客列传》中也记载了许多谋刺活动；贩毒、海盗、严重传染性疾病等问题都并非始于今日，自然灾害更是始终与人类历史相伴随；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等著名报告中，也已经就环境安全问题发出了警告。但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严重问题，却是近年来才凸显的。除了由于冷战格局瓦解，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降低，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早先被冷战掩盖住的一些问题之外，近年来连续发生的“9・11”事件等重大恐怖袭击，东亚、拉美金融危机，“非典”疫情传播，乃至印度洋大海啸等，都进一步引起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

几千年来，中国的古圣先贤在关注国计民生、天下大势问题时，提出了许多充满东方智慧的人文思想，成功解决了许多复杂重大的问题，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贯传统就是推崇“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世间太平、“天下大同”。当某种现象成为社会的毒瘤，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时，中国古人会将此归结为某个方面的失衡，主张将恢复事物间应有的“和”作为化解危机之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非传统安全威胁之所以由原先潜在、局部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现实威胁，有其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成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际政治秩序长期的不公正，引发更多矛盾和危机。中国古人主张“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家之间应平等相待、和睦共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也要求，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一律平等。但历史上形成的国际旧秩序，长期存在严重的不公正问题，成为诱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剥削，仍遗留下很多历史问题，造成一些地区的热点纷争，导致冲突和动荡，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当前，仍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霸权主义，在反恐斗争中奉行双重标准，从一己私利出发，而严重忽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从而引发了一些处于弱势的群体，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抗争。国际秩序的严重不公，就可能结出像恐怖主义这样的恶果。

二是世界经济发展长期的不平衡，造成更多不安全因素。中国先贤历来认为贫富差距悬殊是导致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中国古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孟子讲过：“大贫则忧，忧则犯禁”。经济全球化在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差距，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名著《白银资本》中曾指出，1800年时，西欧的人均收入水平为260美元，美国为213美元，发展中国家当时平均水平约200美元左右，印度为160—20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各国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200年后，美国人均年收入已超过4万美元，而最不发达国家只有300多美元，不到美国的1%。另据有关统计，贫穷国家与富有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过去40年间增加了一倍，全球不发达国家已从1971年的25个增加到49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所导致的部分国家的极端贫穷和落后，催生了相关国家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削弱了其应对危机，抵御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和跨国犯罪等威胁的能力，并导致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急剧增加。

三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长期失谐，导致更多环境安全问题。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就开始重视环境安全问题。著名的圣人大禹曾下令百姓在春季不得伐树，夏季不得捕鱼，其目的就是保护生态平衡。但从美欧等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先建设、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类似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研究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明显提高，强度明显增加。20世纪60年代时，全球每年发生自然灾害100次左右。1974年至2003年间，全球就发生6367次重大自然灾害，平均每年200多起以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已经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安全。

四是国家间联系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危机防范机制建设不相匹配，使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难以得到及时遏制。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这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导致经济和金融风险时起时伏，跨国犯罪日益猖獗，传染性疾病传播范围和速率明显增大。尽管国际社会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进行了不少努力，但目前看，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国际防范机制。一旦在某个国家、地区发生危机，就会“一损俱损”，出现“多米诺”式效应，影响到更大范围，而且导致类似的危机反复发生。例如，过去20多年里，世界各国发生过100多次金融波动、震荡和危机，其中不少次都波及全球，但仍未能真正建立起一个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机制，致使金融安全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中国古代思想家讲过，“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我们研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和成因，目的是为了共同探求有效的应对之策。尽管国际社会在反恐、卫生防疫、防灾减灾、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非传统安全威胁成因复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被清除，而且有的还可能呈现上升势头，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园，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

大约1000年前中国的一位思想家张载就将有志之士的社会良知概括成“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充分反映了先贤们所特有的崇高理想与深沉的使命感。人类文明自发轫以来，历尽劫难，但总能克服困难险阻，不断发展进步，正得力于各国人民的共同奋斗。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既为人类所取得的文明成果而感到欣慰，也深深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已经过去的20世纪曾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世界各国人民终究依靠自身的努力，重新赢得了和平。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霸权主义、局部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仍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进入新世纪第一年就发生的“9·11”恐怖事件，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以及印度洋海啸灾难等都表明，非传统安全威胁正日益凸显，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着新的安全挑战。

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内涵和外延，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看法，但各种不同的解释、看法也存在许多共性。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谈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中国已经与东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等就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许多有益探讨和尝试，并于2002年5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交了《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方立场文件》。这里我主要依据中国政府发表的文件，并参考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就“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涵义试作一个仅供研究的解释，即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指除此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危害不可低估。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夺走了近3000人生命，超过了美国在当年珍珠港事件中的阵亡人数，另据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全球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恐怖事件就导致2900余人死亡、8200余人受伤；国际有关机构统计，现在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每年高达250万至350万；有关研究还显示，1974年至2003年的30年里，全球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至少200万人死亡，1.8亿人流离失所，而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导致近30万人丧生，给有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仅斯里兰卡一国就达到13亿至15亿美元，占到其经济总量的6.5%。由此可见，尽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看上去不像世界大战那样硝烟弥漫，但其危害程度有时并不亚于一场战争，已经构成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分布范围和危害样式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因此有的外国学者称之为“新威胁”（New Threats）。

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以下主要特点：

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仅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

首先，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就属于“全球性问题”。如地球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都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的安全威胁，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其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如在东亚、拉美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始于一个国家，而最终波及整个地区，而且随着其不断扩散，其危害性也逐渐积聚、递增，以致酿成更大危机。再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呈“网络化”分散于各国。如以“基地”为核心的国际恐怖组织就分散在全球60多个国家，其结构呈网络状，彼此并无隶属关系，但联系紧密、行动灵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非常突出，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一定来自某个主权国家，往往由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

传统安全的核心是军事安全，主要表现为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军事活动和政治、外交斗争。非传统安全威胁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的范畴。首先，大部分非传统安全威胁属于非军事领域，如能源危机、资源短缺、金融危机、非法洗钱等主要与经济领域相关，有组织犯罪、贩运毒品、传染性疾病等主要与公共安全领域相关，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主要与自然领域相关，都不是传统安全所关注的领域。其次，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虽具有暴力性特征，但也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如恐怖主义、海盗活动、武装走私等虽然也属于暴力行为，并可能需要采取一定的军事手段应对，但它们与传统安全意义上的战争、武装冲突仍有很大不同，而且单凭军事手段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使其较传统安全威胁更为复杂，靠单一手段难以根治。

传统安全威胁从萌芽、酝酿、激化到导致武装冲突，往往会通过一个矛盾不断积聚、性质逐渐演变的渐进过程，往往会表现出许多征兆，人们可据此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然而，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却经常会以突如其来的形式迅速爆发出来。首先，不少非传统安全威胁缺少明显的征兆。据有关资料，1990 年以来全球有100多起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到近年来的“疯牛病”、口蹄疫、“非典”、禽流感等，当人们意识到其严重性时，已经造成很大危害。其次，人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有局限。如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其发生前并非全无征兆，但由于人类在探索自然方面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而全球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对灾害的早期预警能力。此外，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非源于某个确定的行为主体，其威胁的形成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使防范的难度明显增大。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矛盾激化，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

非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例如，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某些流行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威胁；而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反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首先，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引发的后果。如战争造成的难民问题、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等。其次，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可能演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的形成，就与霸权主义所引发的抗争心态，领土、主权问题导致的冲突和动荡，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历史积怨等传统安全问题有着密切关联。再次，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可能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恐怖组织谋求获取核生化等高技术手段，就会涉及到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的互动性，使看似相对孤立的事物，却常表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不能简单地对待和处理。

国家是非传统安全的主体，主权国家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拥有自主决定权。

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国际合作，旨在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这一精神已被新修订的高三政治教材所吸纳。正确理解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深刻理解十六大精神和提高教学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内涵不同：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指一些传统意义上的高政治安全问题，是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不很突出的安全威胁，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其次，外延不同：传统安全威胁按照威胁程度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军备竞赛、军事威慑和战争三类。战争又有世界大战、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常规战争与核战争，等等；按照所威胁的对象，可以划分为国防问题、领土纠纷、主权问题、国家之间的军事态势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人口爆炸、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首先，来源和行为主体不同：传统安全问题中的行为主体和来源相对比较明确，一般都是来自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纷争，主要是国家和政府行为的结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行为主体和渊源则更具多样性，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都不是国家行为直接造成的，而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活动的结果。如恐怖主义就是由许多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

其次，表现形式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比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因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同特殊社会群体的个人行为直接相关，而随着人类社会交往和联系的日益发展，特定人群活动范围在不断地扩大。这样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很容易超越国家之间的各种政治、地理、文化界限，从一个国家和地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使这些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繁衍、嬗变和扩散，使个别国家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再次，侵害客体不同：传统安全带来的威胁主要关系到民族、国家与政权的生死存亡；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威胁主要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

首先，政治背景不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突出是在冷战的结束和两极对抗格局终结的背景下发生的。两极军事对峙格局消失使国际社会遭受全面军事对抗和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使世界大战的阴影远遁，但是，过去被两极对抗所掩盖的种种矛盾在冷战后迅速露出水面，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和流行甚广的SARS等。传统安全威胁是在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初期以及冷战时期成为突出问题的。

其次，经济背景不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凸现是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效应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的确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而给世界各国都带来好处，并可以使各国从世界的共同进步中获得更多的补偿，解决个别国家无法*自身努力而解决的问题，但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也扩大了世界性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增加世界各国发展的脆弱性，以及引发一些国家内部的危机和动乱，促使了一些犯罪活动的国际化与恐怖主义的全球网络化等全球性问题。传统安全威胁的突出是在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初期以及经济全球化起步时期显现的。

首先，解决问题的安全观不同：与解决传统安全威胁相适应的是一种旧安全观。旧安全观往往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敌友界限，合作成员国相互间常以结盟等方式搞集体防卫或集团安全，注重以威慑、遏制等手段来制约潜在对手。这种安全观经常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实现部分国家自身的安全，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新安全观是在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淡化排他性的安全合作，强化共同安全，通过加强国家间的对话与协作，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观念，建立防范和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安全新体系。

再次，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的侧重点不同：比起解决传统安全威胁，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更强调其综合性，国家间更强调其合作性。非传统安全威胁涵盖领域比传统安全威胁更广泛，不能再以单一军事手段或以军事手段为主的手段，而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科技等手段加以应对。国际社会应根据实际需要，必须从共同安全出发，积极对话，采取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切实推进和发展安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