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德国陆军将领，毕业于士官学校。

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年4月9日出生在波森（现波兰波兹南）附近的一个小镇克鲁谢维亚，其父是没落的普鲁士地主。

12岁时，他就进入了陆军幼年学校。

1881年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并在翌年入伍，被授予少尉军衔。

1883年，鲁登道夫在第三十九明火枪团服役。

1890年，他凭借耿直的个性、出色的才智和胜任艰苦工作的能力进入柏林陆军军事学院

189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如下评价：“头脑清楚，思维严密，生活习惯良好，各科成绩都很优秀，战史和战术成绩尤为出色，适应任何工作。”鲁登道夫逐渐成为了一个精力旺盛、权力欲望极强而又神经过敏的军人。他对一切的兴趣都从属于军事。德国一战前的首相冯·贝德曼评价说：“你不了解鲁登道夫，他只是在成功时才了不起，如果事情变糟了，他就会沮丧起来。”

1894年，鲁登道夫进入总参谋部工作，颇受施利芬赏识，参与了施利芬计划的历次修订。

从1904年开始，鲁登道夫在负责训练和动员的第二处任职，并在1908年升任该处处长。他根据多年任职得来的经验，向上级递交一份阐述军事、政治形式的报告，德皇威廉二世和总参谋长小毛奇均对他明晰的洞察力和周密的设计赞赏不已。

1912年提出扩充常备军30万的方案，受到德皇重视。在与陆军大臣黑林根发生争吵后，于1913年调任第三十九明火枪团指挥官，年末任驻斯特拉斯堡的第85步兵旅旅长。

1914年晋升为少将，任冯·贝洛的第二集团军的副参谋长。

大战爆发后，在围攻比利时列日要塞的战斗中，他在武索将军阵亡后接管了第14步兵旅的指挥权。在详细地分析了列日的情况之后，鲁登道夫率领他的部队在晚上经由弗莱龙和埃夫涅的缺口悄悄地进入列日，为最后反败为胜夺取要塞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表彰鲁登道夫在列日战役的行动，德国皇帝任命鲁登道夫接替瓦尔德泽为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鲁登道夫迅速乘专列在汉诺威和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兴登堡会合，并赶往东线。

德皇本意是指派鲁登道夫成为东线战场的实际负责人，但由于鲁登道夫的中下等阶级出身和德意志帝国军队的严格的等级观念（这时他还不是贵族），使他不能被任命为指挥官。但是这种安排却形成了兴登堡-鲁登道夫这一对绝妙的搭配，这一搭配将对德国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在接下来辉煌的坦能堡之战中，真正的工作是由马克斯·霍夫曼上校完成的，但作为和兴登堡组成的这一著名搭档中的智囊，他们之后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多数是由他所策划的。德军取得马祖里湖区之战（9月10日-9月13日）和波兰中部战役（9月17日-12月初）胜利的作战计划是由他制订的。德军在1914年11月21日开始的罗斯之战中更是达到胜利的顶点。鲁登道夫计划并取得了第二次马祖里湖会战（1915年1月31日-2月21日）的胜利，虽然其大部分成果被随后3月份奥军在加利西亚损失惨重的攻势所抵消。他随后计划了1915年5月开始的戈尔利采-塔尔诺夫夏季攻势，攻占了波兰大部，但是由于法尔肯海因的短视，没能充分消灭俄军。经过一年多的激战，德军获得了巨大胜利。俄军被从东普鲁士驱逐出去，而且还被迫放弃了波兰、立陶宛、里加以西的土地和沃伦地区，人员损失超过170万人。由于这一连串的辉煌胜利，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成为德国民众心中的偶像人物，

1916年间展开的凡尔登会战导致了各方面对法尔肯海因的尖锐批评。威廉二世撤消法尔肯海因的职务，任命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也成为第一军需总监—这个职务相当于副总参谋长，同年晋升步兵上将。

鲁登道夫甚至比兴登堡更受到普遍欢迎，在二重唱中发挥主要作用。他们在1916年9月迫使奥匈军队接受德国的统一指挥，并进一步提出要改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结构，以加强德国对奥地利政治事务的影响；要求改变政府无能为力的状态，加强政府部门军事化，并且迫使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终于在1917年1月8日同意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这一搭档的实力日益增强，最后迫使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7年7月19日去职。这样，兴登堡-鲁登道夫组合获得了实际上是军事独裁者的地位。

以鲁登道夫为首的军方在国内实行军事专政，严格限制集会。他们动用武器镇压罢工，认为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才能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在比利时召开的军政首脑会议上，鲁登道夫坚持要求占领比利时、洛林和摩塞尔河谷铁矿区，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占有非洲广大殖民地。

德军虽然在对俄作战中取得巨大胜利，但在西线马恩地区却遭到失败，从而表明了他参与修订的施里芬计划的破产。

1916年凡尔登之役后，德皇为了在东、西两线同时发起进攻，委任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他们追求所谓“光荣的和平”，企图孤注一掷，动员大后方全部力量实施总体战。

1917年他批准对英国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

1917年9月，鲁登道夫还策划成立了祖国党。该党的政治纲领是反对任何的和平决议和任何改革，支持对外兼并政策。祖国党得到了兴登堡、钢铁协会和其它垄断组织的支持，它的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到1918年9月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

1917年10月，鲁登道夫指挥奥德联军发动了卡波雷托攻势。奥-德军以十六个师对卡多纳指挥的五十五个师，造成意军30万以上的直接人员损失，几乎将意大利逐出战争。同年，他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中发挥关键作用，该条约让俄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由于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他被封为贵族，成为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随着1918年的到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决心在美国作好战争准备之前，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他采用包括风暴部队渗透战术在内的一系列新型战术，接连发动了三次攻势—3月21日开始的索姆河攻势、4月9日开始的利斯河攻势、5月27日开始的埃纳河攻势。这些攻势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都没能达成摧毁英军的目的。他继续发动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攻势—6月9日-6月13日间的努瓦永-蒙迪迪埃攻势和7月15日-7月17日香槟—马恩河攻势，这两次攻势都迅即被协约国军所遏止。这些攻势消耗了德军的力量，使其难以抵挡协约国军在7月10日-10月28日间实施的反攻。鲁登道夫对于这一反攻的规模和能力极为震惊，惊呼7月18日是德军的“黑日”。就在这个“黑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发生了公开争吵，虽然破裂的关系得到修复，但两人逐渐离心。

1918年在西线发动总攻遭到失败，他力主顽抗到底，但政府人士掣肘，乃愤而辞职。德国十一月革命时避居瑞典，1919年2月返回德国，曾先后参与1920年卡普暴动和1923年希特勒的未遂政变。

1918年8月8日，开始的亚眠战役让鲁登道夫再次遭遇了“暗淡的日子”。9月26日，当协约国发动了默兹-阿尔贡攻势的时候，保加利亚退出了大战，这对鲁登道夫是一个双重的打击。鲁登道夫的精神很快地垮下来，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1918年9月28日，总参谋部召开例行会议，鲁登道夫为德国的处境，责备除他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发表着长篇激烈的议论。他的部下很难为情地坐着。最后，鲁登道夫竟因为激动而虚脱倒在地板上。会议结束后，鲁登道夫依然意犹未尽，他以模糊的仅能被人听懂的语言，劝告兴登堡从所有占领的西方领土撤退，并根据看来是他曲解了的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建议中所表示的条件求和。

1918年9月29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正式发表声明，必须签订停战协定，成立一个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政府。但是鲁登道夫拒绝接受美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笨拙的企图干涉巴登和麦克斯亲王的和平谈判后，鲁登道夫在10月26日被迫辞职。

1918年11月，停战后他旅居瑞典，撰写文章和回忆录，包括于1919年出版的《鲁登道夫的个人故事》与1920年出版的《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回忆》和《总参谋部及其问题》。他宣称，在战场不败的德国军队是被左翼政客“从背后插了一刀”。

1919年春，鲁登道夫返回德国。他拥护极右翼的政策，信奉异乎寻常的北欧日尔曼民族的宗教，并极端敌视现有政权。他参加了所谓的“民族俱乐部”，计划消灭魏玛共和国和建立军事独裁，为此参与组织了1920年3月的卡普暴动。不久后，他和纳粹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参与了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在随后的审判中，鲁登道夫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攻击魏玛共和国，最后他被无罪释放。

1924年5月，他成为了魏玛共和国国会中的纳粹成员。

1924年～1928年为国家社会党的国会议员。

1925年为纳粹党总统候选人。

1925年4月，鲁登道夫代表右翼的民族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出马竞选，结果仅获得1.1%的选票。随着纳粹党势力的上升，鲁登道夫愈来愈轻视希特勒和纳粹党徒，认为他们是没有勇气的蠢货。

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基本上退出了政坛，致力于撰写关于战略和总体战的著作，这就是后来在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这本书系统阐述了总体战理论，认为战争凌驾于政治之上，要求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时就应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主张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是极端残暴的手段进行战争。

虽然他晚年极力主张恢复德国军事实力，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但鲁登道夫没有等到希特勒发动战争的那一天，也没有看到希特勒德国失败的那一天。

1937年12月20日，他死于巴伐利亚的图青，希特勒等纳粹党中坚分子参加了他的葬礼。

主要战役：列日之战（1914年）；

坦能堡战役（1914年）；

第一次马祖里湖之战（1914年）；

罗斯之战（1914年）；

戈尔利采-塔尔诺夫之战（1915年）；

第二次索姆河之战（1918年）；

利斯河攻势（1918年）；

埃纳河攻势（1918年）。

鲁登道夫创立了“总体战”理论，并于1935年著《总体战》传世。他反对克劳塞维茨的关于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论点，认为政治从属于战争，一个国家要动员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来进行战争，和平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

总的来说，这一理论建立在军国主义的基础上，要求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集中全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打一场速决战。虽然这一理论基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但是鲁登道夫是根据新的时代背景第一个集中论述总体战的精神理论家，对很多问题的探讨是有价值的。

我并不想撰写一本战争理论的书。战争理论对我是陌生的。我早已多次说过，我是一切理论的敌人。战争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生活中最为严肃的现实。我要讲的正是这个问题，但并不准备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东西；此书是写给人民和人民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因此我将深入论述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所不熟悉的方方面面。人民必须了解民族生存斗争的本质。他们得到这些知识，并不需要借助浩瀚的战争教科书，而是要通过简明易懂的解说。我在这方面所讲述的东西，是我个人的、最为重要的战争经验，并非象国外可能臆断的那样，是什么官方言论。

大约一百年前，战争理论大师冯·克劳塞维茨根据弗里德里希大帝[译者注：旧译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经验，写成了《战争论》一书。书中认为，战争是一个国家迫使另一个国家屈从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研究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时。他只考虑了通过会战和战斗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这成了进行战争的毋庸置疑的原则，也成了总体战领导者的首要任务。由此，克劳塞维茨关于在战场上歼灭敌人的思想，将永远具有深远的意义。冯·施利芬伯爵将军在1905年《战争论》再版前言中，对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思想作了中肯贴切的阐述。对此，我只能表示赞同。但从另一方面说，这部著作是过去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已远远落后于当代，甚至可以说，克劳塞维茨的研究成果会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将人们引入歧途。

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关于“战争的多种多样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关于“战争的多种多样性”，他写道：“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打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越加一致，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

紧接着，克劳塞维茨又进一步分析了形成战争新的特性的原因：“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在克劳塞维茨那个时代，国家首脑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发动的所谓“内阁战争”，也就是政府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所谓人民参与战事，一般只是交纳税款，或是由于军队的行军、宿营、作战而直接受到伤害。

极盛时期的鲁登道夫无疑是一战中最好的陆军指挥官，拥有出类拔萃的战略眼光、组织能力和战术手腕。他的缺点主要在于缺乏真正的政治眼光，而且其精神因素缺乏稳定，面对困境容易陷入沮丧和失望。他是第一个系统探讨总体战争的人，虽然其理论甚多谬误且为人诟病，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