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是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GDP基础上融入资源和环境的因素。具体而言，绿色GDP是从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后的生产总值。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绿色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和海洋）与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影响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将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GDP中予以扣除。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之为“绿色GDP”。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根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以EPD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中对北京市1997年绿色GDP进行核算的结果表明，按生产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4.94%，按支出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5.75%

绿色GDP（Green GDP）或可持续收入(SI，Sustainable Income)

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在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即所谓“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又在以种种形式和手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即所谓“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无休止地向生态环境索取资源，使生态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其二是人类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或砍伐资源使生态环境从质量上日益恶化。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而没有反映负面效应的影响，因此是不完整的，是有局限性的，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之为“绿色GDP”。

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根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以EPD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中对北京市1997年绿色GDP进行核算的结果表明，按生产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4.94%，按支出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5.75%。

绿色GDP(可持续收入)的基本思想是由希克斯在其1946年的著作中提出的。这个概念的基础是：只有当全部的资本存量随时间保持不变或增长时，这种发展途径才是可持续的。可持续收入定义为不会减少总资本水平所必须保证的收入水平。对可持续收入的衡量要求对环境资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流动进行价值评估。可持续收入数量上等于传统意义的GNP减去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本的折旧。衡量可持续收入意味着要调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绿色GDP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程度，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对自然的负面效应越低，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度越高。实施绿色GDP核算，将经济增长导致的环境污染损失和资源耗减价值从GDP中扣除，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直接体现，对“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有力的推动。同时，绿色GDP核算有利于真实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活动的现实效果，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GDP唯上的政绩观，增强公众的环境资源保护意识。

绿色GDP，即现行GDP总量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所剩下的部分。

GDP总量-（环境资源成本+环境资源保护服务费用）=绿色GDP

绿色GDP核算只涉及自然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损害成本、自然资源的净消耗量。这只是狭义的绿色GDP，应该把与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指标纳入GDP核算体系。因此，在GDP的核算中，必须扣除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GDP损失，以及处理这些事故的支出；扣除社会上各种突发事件造成的GDP损失，以及处理这些事件的支出；扣除为了防范和处理市场不公正、腐败造成的损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以来，我国也在积极开展绿色GDP核算的研究。2004年，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正式联合开展了中国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工作。

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收入或绿色GNP可在传统GNP的基础上，通过以下的环境调整而得到：

〈1〉当年环境退化货币价值的估计，即环境资本折旧。由于这种折旧通常可划分为两部分，其一为传统GNP中已部分计入的环境损害，如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农作物产量下降等，另一则为完全计入传统GNP中的环境损害，如野生生物物种的消失以及自然景观的破坏等。因此，这一项目的调整主要指传统GNP中未计入的环境退化部分；

〈2〉环境损害预防费用支出（预防支出），如为预防风沙侵害而投资建立防护林带等；

〈3〉资源环境恢复费用支出（恢复支出），如净化湖泊与河流、土地复耕等；

〈4〉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引起超额计算的部分。因此计算可持续收入（绿色GDP）的公式为：

可持续收入（绿色GDP）=传统GDP—（生产过程资源耗竭全部+生产过程环境污染全部+资源恢复过程资源耗竭全部+资源恢复过程环境污染全部+污染治理过程资源耗竭全部+污染治理过程环境污染全部+最终使用资源耗竭全部+最终使用环境污染全部）+（资源恢复部门新创造价值全部+环境保护部门新创造价值全部）

因此扣除GDP中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及不合理部分，便构成了真实GD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GDP” (GGDP，第一个G指green)。

G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

GGDP力求成为一个真实、可行、科学的指标，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更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表达和质量表达的对应关系。

围绕着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著名科学家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着艰辛的理论探索。

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大要素构成。专家们公认“扩展的财富”比较客观、公正，科学地反映了世界各地区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拥有真实“财富”及其发展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种可比的统一标尺。

绿色GDP核算中主要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有：绿色GDP总值、绿色GDP净值、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

绿色GDP是在传统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考虑了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因此，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的计算成为可持续收入计算的关键所在。

绿色GDP总值（GeGDP）

绿色 GDP等于GDP扣减具有中间消耗性质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

绿色GDP净值（EDP）

绿色 GDP净值等于绿色GDP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和具有固定资产折旧性质的资源耗减和环境降级成本。

资源成本

资源成本又称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是指在经济活动中被利用消耗的价值。根据自然资源的特征，有些自然资源具有一次消耗性质，如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部分可再生的森林资源（用材林）和北方及西部的水资源，这些资源的使用为资源耗减成本，具有中间消耗的性质。有些自然资源具有多次消耗性，如土地资源、部分可再生的森林资源（特用林、防护林或原始森林等）和南方的淡水资源，这些资源多次消耗的使用类似于固定资产使用的性质，其资源耗减具有“固定资产折旧”的性质。

资源成本的计算相对会比较简单。每年的资源消耗量可以从统计年鉴里得到历史数据，然后再加上每年的资源价格，就可以计算出消耗的资源货币量。

其实资源成本的计算并非如此简单。前述方法只能用于计算可耗竭资源，而且没有考虑贴现率。资源价值或使用成本的计算首先要区分可耗竭资源和可更新资源，两种资源的生命周期是不同的，由于可更新资源的生长特点决定了它的最佳开采期，可耗竭资源的探明储量和市场需求之间也可找到最佳开采路径，二者都是要经历较长周期的，所以必须引入贴现率指标，才能计算出合理的价值或成本。

环境成本

环境成本又称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能质量下降的代价。

环境降级成本分为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退化成本，环境保护支出指为保护环境而实际支付的价值，环境退化成本指环境污染损失的价值和为保护环境应该支付的价值。自然环境主要提供生存空间和生态效能，具有长期、多次使用的特征，也类似于固定资产使用特征。这样，由经济活动的污染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即环境降级成本，也就具有“固定资产折旧”的性质。

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一方面要看作是一种有偿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其利用的价值量可近似地转换为用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以下简称环境污染损失）来代替。不论在概念上，还是在估算方法上国内外均采用环境质量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以下简称环境质量损失）来作为利用环境资源的替代价值量，并常常把环境污染损失与环境质量损失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在量值上也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将环境质量恢复到某一环境标准水平所投入的污染治理费用以及环境建设费用也必须考虑在环境成本估算指标体系之内。

综上所述，可归纳出进行环境成本估算的22项主要指标。这些指标构成了一个区域环境成本估算的指标体系如表2。指标体系中每一具体指标称为成本指标。与成本指标相关的主要污染指标称为污染指标。

因此，环境成本的计算需要有较详细的环保方面的历史数据方能进行。在不能有效获得数据的条件下,联合国的在对一些国家进行环境估算时常常按照“环境投入应当是上年GDP的0.5%-1.5%”的比例进行，但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快，而且在环境问题上历史欠帐太多，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也要大得多。根据我国一些权威环境专家和学者的测算结果，我国自1990年来平均每年的环境污染大约在2830亿左右[5]，笔者根据这一结果结合1997-1999年的GDP进一步推算出环境污染的占GDP的比例应为2.8%-3.8%左右，人均环境污染占人均GDP的比重为2.5%-3.5%。

可持续收入的发展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经济福利尺度的概念。自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报告《保护地球》（Caring for the earth），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整体福利更加集中于环境资源问题上，随之由世界银行在80年代初提出的“绿色核算（Green accounting）”，以及随后提出的“绿色GNP/可持续收入”概念迅速为人们所接受，并逐步成为衡量发展进程、替代传统宏观核算指标的首选指标。

作为评价“可持续发展”进程的综合指标及“可持发展”思想的产物，“可持续收入”或称之为“绿色GNP”被界定为：在不减少现有资本资产水平的前提下所必须保证的收入水平。这里，资本资产包括人工资本（产房、机器及运输工具等）、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以及环境资本（矿产、森林及草原等）。

1996年，Wackernagel等人提出了“生态印迹”度量指标。

1997年，Constanza等人首次系统地设计了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他们把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生态服务”功能分为17种类型，把全球生态系统分为20个生物群落区，因此计算了“生态服务，价值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之间的比例关系(1：1.8)。该指标体系的提出，对更加深刻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具有科学探索的价值。

上世纪90年代初，只有挪威要求在财会年报中披露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及其采用的计量方法。然而不到10年，许多国家已非常重视绿色GDP的实施，即从GDP中挤出水分——环境污染负债、生态赤字和资源损耗等，如建设一个工厂需砍掉一片森林，那必须在另外一处种活同一片森林，才允许开工。

又如排污收费（治理污染的费用）在许多国家也很健全。澳大利亚等国进口我国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时，要加收垃圾处理费。因为这些物品最终将变成垃圾，需要处理，否则就污染环境。这其实是一种生态环境补偿。

绿色核算就是把资源环境资本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和会计科目中，用以表示社会真实财富的变化和资源环境状况。“可持续发展”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英国经济学家沃夫德曾尖锐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增加而环境资本在减少，总体资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负值，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比如，沿淮河曾建有一千五百多个小造纸厂，其产值给当地 GDP带来增长的业绩。但小造纸厂造成的污染使沿河流域1.2亿百姓喝不上净水。如果治理就要花钱，但GDP中却没有体现。

2002年4月，世界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峰会在阿尔巴尼亚召开，会上牛文元教授用“绿色 GDP”的理论来解释可持续发展，把它化解为5个指标：①单位GDP的排污量；②单位GDP的能耗量；③单位GDP的水耗量④单位GDP投入教育的比例；⑤人均创造GDP的数值，创造越高，说明社会越发展。这5个指标被与会的一百多个国家接受并作为大会宣言发表。这5个量化的指标，让我们对挂在口头上多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有了真正的理解，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了实实在在的探索性标准。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指银行储蓄额占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从1978年以来，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9.83%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居于第2位(仅次于非洲资源国家博茨瓦纳)。但是，由于中国资源的浪费、生态的退化和环境污染的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名义国内储蓄率”的真实性。换句话说，中国国内储蓄率中的相当部分是通过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所换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 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而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使真实储蓄率下降。

面对这一紧迫课题，中国学者并未等闲视之，多年来一直在潜心研究。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席科学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教授指出，从政府层面上，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951－1981年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82-1991年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1992-1995年正式启用市场经济核算体系；1995年迄今，初步进入“绿色GDP”阶段。在现阶段，国家制定的能源价格、资源价格、环境价格、生态补偿规则、企业成本核算、绿色税费额度、世贸绿色仲裁等，都要以绿色会计制度为依据。在学者专家的努力下，我国巳开始启动“绿色核算”的准备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造成水土流失和沙尘暴由西向东不断蔓延，但这些在GDP中没有反映。阿联酋等国家靠出卖石油、木材等资源维持GDP增长。若干年后，资源卖光了，又会怎样呢?这样的GDP能是社会实际财富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映吗?

总之，从社会角度看GDP，它将积极产出和消极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教育、服务于老人、小孩的劳务所得与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等价值。从环境角度看，它把自然资源当成了自由财富，随意掘取和使用，而对资源耗竭及经济活动造成污染带来的资源质量下降却没有考虑和反映。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可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而诸如家务劳动、妇女生育、志愿者服务等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却被摒除在外，部分或全部地忽略。

我国环境污染的种类主要有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农药污染和噪声污染5种。其中，水体污染造成的损失主要有人体健康和劳动能力的损害、农作物的损失、畜牧业损失、渔业损失、工厂停工停产损失以及工业用水处理费用的增加。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主要包括人体健康的损害，二氧化硫、氮化物对农作物的损害、酸雨对森林的损害、酸雨对建筑材料及建筑物的腐蚀损害、城市家庭卫生清洁所增加的费用。固体废弃物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占用土地。其中风化和燃烧对大气环境以及雨水淋浴对水体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已包括在前两项中。农药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主要是有机氯化物对农作物的污染。噪声污染带来的损失主要是对人体神经系统的伤害以及噪声引起的突发性心脏病死亡的损失。还有因各种环境污染引起的环境纠纷损失等。

用制度保障绿色发展 7地试点绿色GDP核算

按照2015年1月1日实施的新环保法要求，地方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实行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制定经济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

为落实这些要求，2015年3月底，环境保护部重启绿色GDP研究项目，致力于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2015年下半年，环保部将支持环境规划院牵头推进试点和研究等工作，指导各试点地区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对试点地区进行核算技术规范培训。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上半年环保部牵头的一项重要改革。为配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环保部开展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推进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纳入司法鉴定管理体系，开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研究，指导地方开展典型案例评估，如甘肃武威荣华工贸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环境损害评估等。据透露，下半年，环保部将继续推进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管理体系与司法鉴定管理体系的衔接，探索成立国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委员会，继续推进土壤地下水环境损害评估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与模型工具开发。

此外，2015年上半年，环保部配合推进“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改革工作，就国家统计局提出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案（讨论稿）》《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讨论稿）》，组织对方案“水资源质量及变动表”提出修改建议。

根据《“十二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建设规划》，环保部将在下半年进一步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推动以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结合“环保综合名录”，研究将更多高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在部分商品享受消费税减免政策研究中，将环保作为重要前提条件；发布“关于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推进企业环境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与国家信用信息平台对接；逐步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企业信息更新和公布制度，年底将继续向社会公布全国投保企业名单，引导社会公众关注企业环境风险及其应对手段。

我国在国务院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2000年以后开始了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移民等工作，同样属于生态补偿的一种形式。

我国已经“入世”，与世界经济正在接轨，“绿色核算”便是接轨的保证之一。“绿色核算”在我国的准备工作启动已两年了。宏观理论在国际上已处于先进水平，微观制度的实施还要有一个过程。有国家、政府的重视，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更多的企业。将会以绿色会计报告呈交，我们的国家将会以“真实 GDP”与世界经济接轨。

中国在竭力应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后果，这引起了不少关注。据说，有10个省已在尝试测算并报告“绿色GDP”。“绿色GDP”是中国最新五年规划的中心，节约、环保的经济增长是其首要任务。据估计，中国每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9倍。中国政府希望将能源密集度在5年里降低20%，即便对计划经济而言，这也实属不易。那么，中国何以实现其目标呢？

首先，鉴于中国在蒙特利尔会议上的声明，中国应考虑贯彻《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尽管作为附件一以外的国家，中国没有这种义务。如此一来，中国将承认其作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责任，这也许比人民币升值更重要，而这些措施对于自我生存也是必需的。了解政策讨论的驻华专家表示，中国已预测了未来50年的能源选择，根据《京都议定书》控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很明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蒙特利尔宣布，它已经在削减温室气体，并承认其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

第二，中国可建立一个内部排放交易机制，按中国自己的规则运行。该机制在珠江三角洲和香港试点后，其规模可能在10年内发展为全球最大。

第三，中国的汽车引擎必须实现飞跃，先使用混合动力，然后使用氢燃料。中国的汽车增长预测让人瞠目，这或许使中国成了唯一能使这些技术在经济上可行的国家。比如可以通过一项方案，让公交车和政府车队采用这些技术，或向购买这些车的车主提供税收减免，或两种方法同时采用。

第四，中国应通过已融入中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各种技术，把所有这些都联系起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已表明，技术能降低中国的碳排放，同时把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限制到占消费的30%。这只比“一切照旧”的情况多花费3%到5%；而假如“一切照旧”，中国将背负巨大的排放重担，而且8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都将依赖进口。把重点放在替代能源上，尤其是洁净煤(包括煤气化)上，加上碳捕捉和封存，将有助于降低排放和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中国也可从日本这个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那里获得启发。中国的工业巨头，可与为创新寻求新市场的日本集团携手。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一汽已与日本丰田在吉林开始生产丰田的普锐斯(Prius)混合动力中国石油生产商中海油(CNOOC)最近试图确保长期供应失败，其中略有绝望意味。为保持经济增长，中国这条巨龙在寻找越来越多的能源，而能源效率有助于抑制这一情况带来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后果。中国政府着手让能源价格更加接近市场价值，这也会起到作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所需的能源就越少，我们为未来的操心也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