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是乡谊性组织。

清末，留学日本学生曾按省籍在日本组建了“同乡会”“恳亲会”等乡谊性组织。对这类组织，学界目前尚未予以足够关注。事实上，留日学生同乡会已具近代社团色彩，对国内变革发挥着影响，是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及知识群体嬗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窗口。

作为乡谊性组织，当时各省同乡会都将“笃厚乡谊”、“同乡互助”作为重要宗旨，并制订了相关规定。如浙江同乡会要求，乡人初至日本，会员有招待之义务；湖南恳亲会规定，乡人如被外界侮谤，会员要“出死力期必得其平为限”（《湖南恳亲会草章》，《游学译编》第2期）。

江苏同乡会也规定，乡人在日本如遇疾苦，会员要及时救助。但是，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的留学群体，留日学生组建同乡会更主要的目的则是将其建成他们用以砥砺自新、聚集力量、改造社会的新式组织。基于这一目的，各省同乡会对会员和组织都提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要求，概括而言，一是要求会员敦品力学，奋发图强；一是要求会员关注桑梓，致力国事。如湖北学生互约，“愿各以学行相励，以实际相程，互为监史，以相纠责，庶几热度高涨，国事日竞”（《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浙江同乡会规定，“本会对待内地，有输入文明之义务”，“会友于私德上有关碍公共名誉事，本会有劝戒之义务”（《浙江同乡会简章》，《浙江潮》第1期）；湖南恳亲会规定，会员“对于世界，研究学术”，对于湖南内地，则负责筹办“全部公益”（《湖南恳亲会草章》）；江苏同乡会则进一步规定，会员不但“应各就其府州县乡人净立支会，以图分体势力之扩张”，还“应与本国同志创立之各会互相连络，以图全体势力之扩张”（《江苏同乡会公约》，《江苏》第1期）。这些规章，使同乡会超越了地缘性组织的局限，成为一种追求近代价值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团体。

1903年2月10日和2月11日，日本报纸《日本新闻》《国民新闻》上，分别登载关于大阪博览会人类馆的消息，说该馆已雇用支那等七种人表演风俗习惯，以供日人观览。中国留日学生们闻讯后悲愤不已，认为将中国人同未开化的种族、已亡国的种族并列，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于是，留日学生会馆干事群起集议，起草《呜呼支那人!呜呼支那人!》一文，激起各处旅日华人抗议，终迫使博览会的主持者撤销此举。

《湖北学生界》创刊

1903年1月29日，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李书城等在东京创办激进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并首创用省区命名并由用乡会主编的办刊形式。

杂俎直说》《浙江潮》《江苏》等杂志纷纷创刊。

学生致故乡公开信

1903年2月，绍兴籍留日学生周树人、陶成章、许寿裳、经亨颐

共爱会章程

1903年5月4日，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制订章程。内容如下：

其宗旨为：

本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

办法为：

甲、先组织在东留学女子之团体，互相研究女学问题，以渐达其权力于祖国各行省。

乙、本会会员公认本会为其托命之所，凡本会之成立，及其发展各会员，当以女学之运动为其唯一之责。

丙、本会公选会员四员，每月各作论说一二篇，交事务长代为登报，以流达于祖国。此外，内容还有职掌和规。职掌有：

公选事务长一员，凡会中一切事务皆属之；公选书记一员，掌通信记事之事；公选评议员二员，佐事务长，以评议本会种种之办法，改良及其发达。

规则有：职掌会员由投票公选，每三月改选；或连选及他选，皆以投票决之。

每月开会二次，以月之第一日曜日及第三日曜日为率，下午一时起至三时止；遇有要事，可开临时会，日期由事务长择定。凡遇举人决事，会员到者须有三分之二，方可议决。会员中如有特议之事，得三人之赞成，可开临时会，开会时，会员均须一律到会，如有要事，先函知书记，开会时由书记报告同人。开会时，首演说，次议会中之事。演说以循环法，每次三人，用拾票检定甲乙。会员每月须纳会费一角，于开会时纳之事务长。演说议事时，不得谈笑阻人听闻。职员既承公选之后，不得放弃其责任。

要求政府力拒俄约

1903年5月13日，湖北学生得到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学生联系之函电，请求督抚电阻政府与俄签订密约。是日，武昌各学堂一律停课，200余学生于曾公祠、三佛阁等处集会，会议决定上禀兼署湖广总督端方，请其代奏。朱和中、吕大森等人在曾公祠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刚成立的私立江南旅学学生在《汉报》上登告白表示：“虽我学初立，亦难坐视，愿全国学堂合力奋争，刀俎斧钺，仆等必受一分。”

痛诉清廷 疾呼革命

1903年6月，清廷镇压学生拒俄的各种密电泄露出来，留日学生们激愤万分。《浙江潮》痛斥道：“钩党结狱，缇骑四出，若欲尽杀我中国国民而后止。”

《江苏》说：“以求媚联俄的异族政府之无术，乃不惜反唇肆其‘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之狂噬，以自斫其对外之扦御，则异日虽百变其术，百变其言，苟有可以为取媚异族之具者，即概以‘名为如何，实则革命’一语冠之无不可也。”

《游学译编》说：“满政府禁制吾四万万之人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满政府宣战。”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陈去病说：“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柜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满洲者惧矣。然使倡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怃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四万万黄帝之胤日：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中国抗俄铁血会成立

爱国学生发超成立中国抗俄铁血会豪言“必食俄人之肉，寝俄人之皮而后快”。

1905年2月，一批爱国学生发起成立中国抗俄铁血会，并发出檄文说：俄人者，自咸丰以来，私移界碑、窃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以东，已为万国所不取，公法所不韪。近又虎狼蓄心，蛇蝎肆虐，踞关东三省俨为己有。奴隶我官府，牛马我人民，剥食我资财，淫掠我妇女。种种禽兽之行，神人共愤；色色野蛮之状，天地难容。故日人崛起，外挫其凶顽；虚党愤兴，内溃其脏腑。丹麦、瑞典、挪威现举同盟，影响愈激愈远；犹太、波斯、土国共图报复，风潮愈涌而愈高。此为我国报深仇雪大耻，树我完全独立之旗，定我民族帝国之义一大机会也。倘再不振吾精神，歼除丑类，结吾团休，扫荡腥膻，将来必灭尽我身家，殄绝我族类，较英制澳洲而更痛，美毒黑奴而倍残。有鉴于斯，创立本会。纠合海内外学生将弁及直、奉、吉、黑四省之绿林领袖，痛心疾首，透爪裂目，必食俄人之肉，寝俄人之皮而后快。以此同化之师，和亲之众，一朝齐发，电疾风驰，遍地合攻，澜翻水涌。

东联日本为外援，西接波兰为内应，何难逐长蛇于兴安岭以北，驱封豕于雷纳河以西，使廿二省锦绣河山与日星而并寿，四百兆圣贤子弟，享幸福于无穷。凡我同志，惜同胞之惨酷，忧祖国之倾危，皆打破生死之好，男儿愿作牺牲之大豪杰。今中立将破，大战有期，惟余马首是瞻，以期和衷共济，务使二十世之万国记载，大书特书曰:中国抗俄铁血会，大败俄罗斯于东清而后止。急急特檄。

革命团体日知会成立

1906年2月清末湖北重要革命团体之一日知会在武昌成立。1904年10月科学补习所遭到破坏后，革命党人刘静庵退出了新军马队营，在武昌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内管理书报，联系原科学补习所成员和其他革命同志。武昌圣公会会长为胡兰亭。刘静庵在得到胡兰亭的同意，将日知会改组为宣传革命的机关，同时举办补习班和讲演会。

1906年2月，刘静庵在武昌正式发起成立了革命团体日知会。在成立大会上，刘静庵发表演说称：“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地，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他号召“救民族出于危亡，救国家出于灾难，救人民出于水深火热的苦难。”到会者100多人。日知会的会员多来自于军界，设干事会和评议会两部，由刘静庵任总干事，李亚东等任干事，冯特民、陆费逵等为评议员。日知会没有严格的组织系统，主要通过讲演报告、撰文办报、教授讲课等，宣传革命道理，探讨救讨救亡之道。同时，日知会还大量翻印了陈天华所著的《猛回头》和《警世钟》及邹容所著的《革命军》等革命宣传品，在学生和新军士兵中广为散发。

右上图日知部分会员合影。左起第一排：罗子清、徐竹坪、喻禄、董杰；第二排：吴兆麟、朱元成、陆费逵、卢保三、刘静庵；第三排：黄家麟、李亚东、范腾霄、冯特民、李胜美；第四排：熊兴亚、刘复基、方柏年、潘善美、范尚立、胡兰亭。

学生创办《洞庭波》

1906年10月18日，湘籍留日学生陈家鼎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由陈家鼎、李毓麟、宁调元、仇世匡等编撰，以宣传民族革命为其宗旨。内容设图画、论著、学术、译丛、时评、文苑、谭苑、附录等栏目，曾刊发有《二十世纪之湖南》《仇满横议》等文章，鼓吹排满革命，提倡以暗杀作为革命手段，批判改良主义，号召实行种族革命，期以之达到救亡，图存、立宪的目的。出一期后改名为《汉帜》继续出版。

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

创办《云南》杂志

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成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主要阵地。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号召下，各省留学生纷纷筹办地方刊物。一时间，《浙江潮》《四川》《江苏》《江西》等杂志应运而生，而颇具革命优势的云南却没有它的留学生创办的杂志。于是，1906年初，孙中山、黄兴接见李根源等人时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贪官污吏，如丁振铎、兴禄的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即越南），皆以云南为侵略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及外侮侵凌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

《云南》杂志一出版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要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宣扬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杂志从创刊到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停刊，长达5年之久，共出版发行23期及纪念特刊《滇粹》一册。由于笔锋犀利、言辞激烈，曾二度被迫停刊，但始终坚持刊行。

由于适应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云南》杂志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除在昆明兴隆街设有分社外，在北京、贵阳、蒙自及缅甸瓦城也开办了分社。在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辽宁等省和云南各重要府、州、厅、县及新加坡、越南开设了代办所；发行量达到1万多份，为同时期“仅次于《民报》发行数字最高的一个革命刊物”。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曾说：“《云南》杂志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它催生了《云南公报》《云南旬报》《云南日报》《星期报》等进步刊物。

1907年6月，由留日学生主办的《云南》杂志侠少的文章《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文章说：“夫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也。非他人所得而有之，即非他人所得而盗卖之，更非他人所得而估买之、强借之也。盖我之土地所有权，固神圣不可侵犯。非我中国国民被杀尽死尽，我中国全土沉于太平洋底之一日，则中国之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我中国国民为之主人翁。”“他人有盗卖之者，是民贼也。有估买及强租之者，是国仇也。”“我国民宜竭全体之力抵抗之，除去之。”痛斥英法两国对云南的觊觎和渗透。

无政府主义报刊出现

1907年6月10日，《天义报》在东京创刊。该刊为半月刊。该报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何震为编辑兼发行者。何震为刘师培之妻，该报实系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编辑。后刘师培又与张继等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

1907年6月22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周刊《新世纪》杂志创刊于巴黎，由中国留法学生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主办。主要介绍著作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译载其主要著述并加按语，也进行反清的革命宣传。

留日学生创办《秦陇》

1907年8月28日，陕甘籍留日学生于日本东京创办《秦陇》 月刊，由杨铭源任经理，党积龄、郗朝俊、高又民等编撰，以揭露社会、传播新知为宗旨，内容设论说、文苑、新闻等栏目，曾刊载有《论关陇腐败之原因及其补救之法》《吊秦陇》等文，《秦陇》出1期后，于次年改名为《关陇》出版。

吴玉章《四川》杂志

1908年秋，日本当局在清政府的敦请下，以鼓吹革命、激扬暗杀、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反对天皇四大罪状，查禁了《四川》杂志，同时判处主编吴玉章有期徒刑半年，该刊之第四、第五期亦被查没，《四川》杂志停刊。

《江汉日报》创刊

1908年3月17日，留日归学生饶翼儒、方聪甫等于汉口创办宣传革命报纸《江汉日报》，由饶翼儒任总经理，宗旨为广开民智，鼓吹改革，宣传革命。内容设社论、专电、新闻、调查、小说、词林、插画等栏目。曾载有《政府立宪之概观》、《论中国立宪当求唯一之方法》等文，批判清政府预备立宪之骗局，宣传民主共和;同时刊载文章，对孙中山、同盟会、华兴会的革命活动和政治主张进行系统的介绍，并以插画、小说揭露社会腐败，讽刺弊政。同年8月，被清政府当局查禁，共出149号。

《武学》杂志日本创刊

1908年5月30日，留日陆军学生孙传芳、李根源、唐继尧、刘存厚等89人，在日本东京创办军事月刊《武学

学生创办《江西》月刊

支那暗杀团在港成立

1910年4月，刘思复、谢英伯、汪精卫、林冠慈、李沛基等20余人在香港成立支那暗杀团。以暗杀清朝皇亲贵族及满汉大臣中极端仇视革命分子者为主要任务。

创办《浙江潮》

《浙江潮》是1903年2月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成员蒋百里、厉绥之等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刊物。编辑兼发行者有蒋方震、厉绥之、蒋智由、马君武、孙翼中、王嘉榘。主要撰稿人除上述五人，还有周树人梁启超

《浙江潮》发刊词

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恻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

且述其体例而为之辞曰：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

秋夜月午，有声激楚，若怨若怒，以触于吾耳者，此何为者也？其醒我梦也？！临高以望，其气象雄，其声势大，有若万马奔腾以触于我目者，此何为者也？其壮我气也？！夫子胥之事，文明之士所勿道，虽然其历史可念也。呜呼！亡国其痛矣！不知其它，勿痛也；不忍任其亡而言之而勿听，而以身殉之而卒勿听，而国卒以亡。呜呼!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古事往矣！可勿言矣！而独留此一纪念物，狭其无穷之恨，以为吾后人鉴，吾后人可勿念哉！

抑吾闻之，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人于世界者乎？西望葱龙，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以名，以为鉴，且以为人鉴，且以自警，且以祝。

1903年10月3日，东京浙江籍留日学生召开特别同乡会，议决致书国内，要求宝昌公司的高尔伊废约。同时，《浙江潮》接连发表了《致高尔伊书》《浙江人听者！卖我浙江矿产者听者》等文，谴责高尔伊“举亿万年无穷之宝藏以为献媚外人之贽见礼，图博他日之高等奴隶地位”，痛骂他是“狗彘不食之徒”！号召浙江人民起来保卫矿权。浙江省的衢州、严州、温州等处是重要矿区。早于1898年时，浙绅候选道高尔伊组成宝昌公司，经英国福公司华人经理刘鹗介绍，向意大利商人开办的惠工公司借款500万两，承办衢州等四府煤铁各矿。实际上，宝昌公司没有资本，高尔伊不过是惠工公司的买办。该年2月外务部竟奏准这项卖矿活动，从而激起浙江人的义愤，风潮大起。

留学生皆抱必死决心 愿以身殉国

一、愿加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在二日内签名;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

二、致电上海各团体，请求协助。

三、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并补发详函，说明愿将义勇队隶属其麾下。

四、举特派员往天津，与袁订定彼此关系。

五、派人到国内各地方及南洋各埠、欧美各国从事运动。

女学生的共爱会也举行特别会，决定如入赤十字社，随同义勇队北征。

1904年6月，日本东京的几个留学生秘密地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暗杀团决心以剌杀清廷首要，暗杀的第一目标是西太后。暗杀团组织极为严密，成员仅杨笃生、苏鹏、周咏曾、何士准、胡镇超、汤重希六人，以杨笃生为首。他们跑到横滨乡间，专心钻研化学，聘请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教授制造炸药。梁、李都是兴中会里制造炸弹的行家。杨笃生利用保皇党人对后党的仇恨，从梁启超手中得到一笔钱，和苏鹏、周咏曾将炸弹运到天津，设立据点，何士准则先到上海，把张继从湖南邀来，一同赴津。他们潜入北京，探测形势，制订计划;蛰伏月余，没有找到下手机会。因经费告匮，扫兴返沪。

1904年9月，留日学生的秘密组织军国民暗杀团的成员何海樵，经过上海时，发展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请他为暗杀团来沪作准备。暗杀团全体团员由日抵沪后，即住入新闸路余庆里。在上海，暗杀团又发展了钟宪鬯、章士钊、刘师培陈独秀等加入，分别在几个地点学习制造炸弹。此时华兴会正准备起义，张继返湘，杨笃生、章士钊、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协会、争存会和吴春阳办的青年学社等机构都设在余庆里，这里一时成了革命党人在沪活动的要地。

加入光复会的还有赵声、吴春阳、徐锡麟、龚宝铨、蔡谷清、陶成章、孙毓筠、林獬、黄韧之、俞子夷、秋瑾、陈去病、柳亚子、陈伯平、马宗汉等。尚在狱中的章炳麟，曾与闻光复会的创立。流亡的华兴会员也和他们声气相通。

光复会成员善于著书立说，宣传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徐锡麟自称：“蓄志排满有十余年。”蔡元培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万福华案”并未妨碍上海的革命活动的开展。蔡元培采纳一些人的建议，将暗杀团扩大改组为光复会。

陈天华愤而蹈海，以警世人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陈天华

陈天华所遗《绝命书》痛言道：呜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国乎？今日之中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其有一线之希望者，则在于留学生日多，风气渐开也。乃进见吾国同学者，有为之士固多，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近该国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固不待言。鄙人内顾团体之实情，不敢轻于发难。继同学诸君倡为停课，鄙人闻之，恐事体愈致重大，颇不赞成。然既已如此矣，则宜全体一致，始终贯彻，万不可互相参差贻日人以口实。幸而各校同心，八千余人，不谋而合。此诚出于鄙人预料想之外，且惊且惧。惊者何?惊吾同人果有此团体也。惧者何?惧不能持久也。然而日本各报，则诋为乌合之众，或嘲或讽，不可言喻。如《朝日新闻》等，则直诋为“放纵卑劣”，其轻我不遗余地矣。夫使此四字加诸我而未当也，斯亦不足与之计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

每遇一问题发生，则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

诸君更勿为鄙人惜也。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于待至事无可为，始从容就死，其于鄙人诚得矣；其于事何补耶？今朝鲜非无死者，而朝鲜终亡。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然而必如鄙人之无才无学无气者而后可，使稍胜于鄙人者，则万不可学鄙人也。

1906年1月，因抗议为日本文部省颁发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8000余名在日留学生，已有4000多人退学。其中3000余人归国抵沪。1月20日，秋瑾与易本羲由日本乘“长江”号轮抵达上海。秋瑾自到日本后，加入了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盟人。她每会必赴，每赴必演讲。中国留学生奋起斗争，秋瑾力主全体归国革命。归国前，秋瑾在讲演激昂时拨出倭刀，插在讲台上，高声宣言：“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众人为之鼓掌。

1906年10月18日，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自杀，将收回山西矿权运动推向高潮。同治年间，英、意商人合股成立福公司，通过山西商务局签订了承办晋矿合同，限期60年。但此后，一直没有进行勘查开采。1905年，山西绅商集资购买矿地，自行开采，抵制福公司而福公司依靠英国公使萨道义支持，不准中国人开矿，激起民愤。1905年12月，晋绅解荣辂、梁善济等300余人联名上书，要求废除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等学堂学生共千余人联名具禀，主张筹款赎回矿权。留日学生创刊《晋乘》杂志，以收回矿权为杂志的“六大主义”之一。留日学生李培仁对清政府卖矿深感恚愤，他在蹈海绝命书中悲言道：“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力也。”

1907年7月，光复会的起义悲壮失败。早于该年5月间，光复会即已拟定起义计划。其时秋瑾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记号，编各地会党为八军。

6月中旬绍兴会党裘文高不待命令，突然于皖、浙两省树起革命军旗帜，杀清军数十名，打乱起义计划。1907年7月1日，上海侦探捕获光复会员叶仰高、叶供出了部分党员的别名或暗号。端方电告安微巡抚恩铭，恩铭转示安庆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徐发现自己的别名赫然在内，顿感形势紧张。

5日，陈伯平、马宗汉抵达安庆，与徐密议定于次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起事。当夜，陈伯平起草了《光复军告示》，以“光复汉族，翦灭满夷”相号召。徐锡麟似“杀律”，提出“遇满人者杀”“遇汉奸者杀”“不杀汉官”等。

1907年7月6日晨，徐锡麟召集巡警学堂学生训话，声言来安庆“专为救国”，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随后，巡抚恩铭、藩司冯煦、臬司联裕等到堂。9时，典礼开始。恩铭等刚就坐收支委员顾松急步趋前，意欲告密。徐锡麟见事急，向前举手礼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正惊愕间，徐锡麟已从容自靴筒内拨出手枪两友，左右手同时向恩铭施放。恩铭身中7弹，被侍从背走。徐锡麟拨刀而出，拍案大呼：“快从我革命！”诸生不知所为。徐、陈、马三人执刀枪挟持学生进军械所、取出枪炮，但多不能使用。这时，清兵已将军械所包围，冯煦等悬赏7000金捕拿徐锡麟。自7点钟激战至下午4时，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俘。

审讯中，徐锡麟抗对不屈。毓朗令徐跪，徐说：“你还在洋洋得意，若慢走一步，即被余毙！”徐锡麟、马宗汉在审讯中皆英勇不屈，虽受严刑拷打，但无求饶活命之意。徐锡麟写自供书时，豪气干云，落款“光汉子徐锡麟”，表明了他仇满革命、视死如归的精神。审后，徐锡麟、马宗汉被清军残酷杀死，为革命殉身。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各方代表出席。会前，黄兴致电光复会，建议“捐除意见，同任艰巨”。光复会接受邀请，两会关系出现转机。因多次起义失败，革命党笼罩在悲观的气氛中。孙中山遂提议“为破釜沉舟之谋”，再次进行一次革命，“举全力以经营”。决定再次于广州发动起义，以新军为骨干，同时联系防营和会党。先定款项10万元，即席捐得8000元。又决定选择志士500人作为先锋，先于城内发难，然后开城迎接新军。

《警告全国父老书》

1915年2月上旬，留学日本的李大钊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并油印散发。《警告全国父老书》一文痛陈甲午战争以来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并把报章新闻披露的“二十一条”内容分析归纳为4项19条公布于众。文中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之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文章号召中国人“值此千钧一发之会”，应当“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以“破釜沉舟之决心”，“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未页”。

《泣告全国同胞书》

1915年3月1日，回沪代表以全体留日学生名义发表《泣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日本所提“诸条件，即有其一，即足亡吾国而有余”；“无论一部全部，皆在拒绝之列。即吾现政府承认之，吾国民绝对不能承认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示：“宁为亡国前之雄鬼，不为亡国后之遗民。”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918年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游行，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要求归还青岛，被日本警逮捕100多人，1000多名留学生罢学归国。

12日，在沪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派代表到各地开展反日爱国活动。

16日，留日回沪学生全体致电北京教育部，声明“此次全体归国，纯出爱国至性，义愤所驱”。

20日，留日学生救国团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声明：“日本乘我国会未集，迫我政府私订密约，全国否认，即已签字，当然无效。”

22日，归国留日学生上书冯国璋，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23日，留日学术研究会发表特别启事：中日军事协定业已签字，“是当局者不顾民意，则人民自宜群起筹谋，以卫国权。同人等特与国人约，凡有承认此种条约者，即为国民公敌，吾辈当誓死反对之”。同日，教育部告：令留日学生早日反日回校就学。

28日，教育部又布告：限在京留日学生于6月10日前各回原校就学，否则开除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