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是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钱海岳。该书采用纪传体体例，以孔子《春秋》的「正统」观念和笔法为义例。全书纯用文言文，凡120卷，350万字。纪事起南明弘光帝在南京即位（1644年），迄于清兵攻陷台湾（1683年），首尾四十年。弥补了《明史》与《清史稿》中曲意回避、忽略的诸多史实，比较全面翔实地展现南明时期人物事件和社会各层面的历史面貌方面。

钱海岳(1901-1968)，字腾英，江苏无锡人。父钱麟书为光绪举人，曾任清绩溪知县。钱海岳幼承家学，早年入无锡东林书院肄业。自谓民国建立后，因「少有大志，束脩以来，欲尽读天下奇书，交天下奇士，穷天下奇山水，建天下奇功业。四岁识字，七岁为诗文，九岁卒九经，十六极诸史，泛滥百家，兼及鞮译象寄。俛仰公卿士大夫间，历知于冯蒿庵、樊樊山、王晋卿、秦宥横，林畏庐、赵次山、张季直、梁任公诸先生。」后入北京朝阳大学习经济，1925年毕业，先在北洋政府印铸局任文员，旋返家乡。

大革命中至广州参加北伐军，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秘书、国民政府军政部陆军署秘书、中央宣传部部长室干事、考试院秘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部军法处长等职。后辞职改任开国文献馆专门委员。

1943年后，赴新疆任边防督办公署秘书处副处长兼《新疆通志》总纂。在职期间，多方搜集材料，并拟定了《新疆通志》篇目。很快因新疆政局动荡，编修工作未能继续。一年后改任新疆学院教授。至此，钱海岳终于结束了在官场上的流转，回归了学术道路。

1948年，钱海岳继续在开国文献馆任专员。次年无锡解放，9月，出任「中国文学院」（前身为「无锡国专」）教务长和教授。后历任江苏省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等。曾主持《江苏通志稿》的整理。「文革」爆发后，遭迫害。1968年1月14日，被造反派污蔑借表彰郑成功而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招魂，「掖至明孝陵推下跌死」，时年六十七岁。

钱海岳自幼即对史学抱有浓厚兴趣，尝谓：「余少治春秋，于历朝乙部诸书，靡不细绎」。民国初，其父钱麟书受聘入清史馆协修《清史稿》，他随侍到京，得与馆中前辈名家冯煦、柯劭忞、缪荃孙、吴士鉴、陈伯陶等接触并受教，获益良多。谈及明清间历史，诸家咸谓：

「明自南渡后，安宗、绍宗、昭宗、监国鲁王，下暨台湾赐姓之亡，疆土万余里，首尾四十年，其间兴亡治乱、战守攻取、得失乘除之际，礼乐征伐、刑赏黜涉之政，忠臣义士杖节死绥、殊功韪德非常之行，庸人愤国、骄将悍卒…宜有专史缀述其事。而前史仍忌讳之私，不为纪传；稗乘沿耳食之伪，多所舛午。文献无征，倘能网罗放失，整齐旧闻，勒为一书，以附季汉、西魏、续唐、南唐、南汉、南宋之列，此名山业也。子其念哉。」——《南明史·义例》

受此启发，遂有志于南明史研究，并促使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专意搜集相关史料。

相比于满清时期，民国时期研究南明史的条件已大为好转，在材料的发掘和流播方面尤其如此。而北京作为明清以来文物故籍的荟萃之地，既保存着相当数量的明清档案，又是民间流传史料的最大集散场所，这都为钱海岳的史料搜集提供了便利。在京期间，他「退而尽发家藏，不足则搜内府黄案及故家书库」，经过数年的努力，搜集和抄录了「十余簏」的南明史料。后来，他又得到了朱希祖的指点。

朱希祖是南明史研究专家，在南明史料的搜集、考证和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钱氏自谓「戊辰(1928年)以后，蛰居南曹，尝唔朱君希祖，希祖固治南明史而未遑成书者，相与往复，上下其议论，并承假史材，颇窥羽陵西阳之秘。」由于得到朱希祖的帮助，使其有机会阅读到不少朱氏收藏的南明史孤本秘籍，眼界大为开阔。而他后来编纂《南明史》之采用传统纪传体，与受朱氏的影响或亦有一定关系。

钱氏正式着手修撰南明史始于1931年。其时，他虽有公职在身，但「坐曹无事，发凡起例，以次笔削，桷有规模」。抗战爆发后，钱海岳先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又到新疆工作，虽历尽战乱动荡，「是书以在行笈，幸未散佚」，始终笔耕不辍。

至1944年冬，经过十四年的努力，在甲申国难三百周年完成了《南明史》百卷本初稿。抗战胜利后，史料搜集条件得到改善，他又续加修订，将《南明史》扩充至一百二十卷。全书参阅各类史料文献3400余种，爬梳钩玄，细为条理，举凡南明政治、经济、文化、战争、人物等，事无巨细，皆作编排，堪称民国时期南明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与大部分抗战时期的南明史研究者一样，钱海岳的南明史编著也带有这一时代的印记，时时散发着炽热的爱国民族情感。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又步进逼，伸向华北等地。面对外患频迫，国土日蹙，民族危机的形势，爱国民族人士无不深怀忧忠。「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战争初期的失利使国民政府当局及很多学者、文人迁奔于祖国的大西南。在不少人眼里，南明政权当年在、桂、黔、滇一带坚持抗击清军的情形，颇类抗战中国民政府撤退到大西南而继续坚持抗击日军侵略的时局。而大批史学家此时流亡祖国西南，于颠沛流离、艰难备尝中，对这种历史沧桑感体验尤深，出此把眼光转向了该领域的研究。

综观抗战时期的南明史研究，其活动大体可分三种类型：其一为文献考订，主要致力于南明文献的搜集整理及其相关人物史迹的考证，可以朱希祖、柳亚子、谢国桢等为代表。其二为引古筹今的史论，主要是通过对南明史实的发掘和评论，从中寻求现实的历史借鉴，借以宣传民族救亡或批判现实。郭沫若、翦伯赞、陶希圣、叶青等都有此类史论发表。三为系统总结前人有关南明史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编写完整的南明史著作或有关晚明史中某一研究方向的专题著作。如钱海岳的《南明史》、李文治的《晚明民变》、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朱荫龙的《南明画僧石涛研究》等。

抗战时期的这一史学风气致用色彩更鲜明。在一些人看来，当时中国所处的危亡时局与南明颇有相近之处，故研究南明历史

「凡此恢复故国之谋，明绪绝续之机，苟一稽考，皆足发人深省。当此寇深之日，据前朝衰亡之迹，为覆车鉴戒之资，其亦学人之责也乎？」——高良佐《明代之亡征及明遗民之恢复运动》（1933年）

南明史料搜集、史实考证和史义发掘，都应注重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帮助国家和人们不再重蹈其灭亡的覆辙。而日本当时也自比满清，如荣字1644部队，便是以满清入关之的1644年甲申国难为番号。

故钱海岳在《南明史》中十分推崇《春秋》以来的「正统」观念和笔法，称：

「本史则一本天王正统。三朝悉为本纪，凡即位必书，崩必书，天文、灾异必书；及永历十六年黄屋蒙尘，已无寸士而犹书者，援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也。台湾沿其正朔而犹书者，援春秋终获麟，《左传》附悼之四年例也。」——《南明史·义例》

又说明「正统」系之于「正」，而不在于国力的大小，

「周室东迁，浸以微弱，至春秋时，王室不绝如线......《春秋》书王书正仍系于周，盖尊王攘夷之旨，天理人心之正也。」——《南明史·义例》

此类观念的形成，与抗战年代民族抵抗情绪的激昂有直接的关联，而钱氏对人物事件的褒贬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如南明大将左良玉曾被一些人称为「逆臣」，但钱海岳从左氏临死时抗清的表现以及其平生事迹出发，认为其「劾马士英，有疏斩桧头之气；与晋阳之甲效鹰鹯之职，骄恣则有之，非有苏峻、侯景之畔也。以视刘泽清、刘良佐之顽嚣比周天壤矣。」故不能目之「逆臣」。

又如表彰黄道周「学究天人，忠贯日月，议事如匡、刘，直节如李、范。其风采德器，壁立千仞，足为人模国著，三百年元气之所系也。出师岳岳，天下尤壮之。…以忠信为食粮，仁义为干橹，端诚赴敌，志不图生，武侯信国之所以尽臣节者。知其不可而为之，国之不亡，岂非忠诚义毅有以风动之哉。」突出的同样也是民族气节。

《南明史》还专列《忠义传》，以表彰民间自发兴起的抗击满清杀戮的忠义之士的事迹，指出他们有「以一县抗者，有江阴、嘉定、泾县；以孤岛弹丸抗者，有金山、舟山。一息存以一息抗，寸土存以寸土抗，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赞扬他们能于清军铁蹄之下依然「执干戈以卫社稷者，虽人奴、方外亦书之，重死事也。而姓氏湮没，不能尽述，所谓存什一于千百，然亦足以示劝矣。」

即使是对于曾叛变南明，后又重新归附的人物，如李成栋、李建泰、吴胜兆等，则用孔子作《春秋》的事例，认为诸人「先迷后复，归朝后忠诚不渝，卒以一死，无始则有之，至其有终，不可不奖，是亦《春秋》善善从长及与人为善之例也。」钱海岳于传中仍给这些人物以较高的评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修订《南明史》的过程中，先后得到柳亚子、谢国桢、顾颉刚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对南明史素有研究的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也闻名请其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学。

1964年，其《南明史》经出版社审稿，原拟出版，但当时环境已经不适宜「帝王将相家谱」式著作的流布，钱海岳尘恐「因此成为箭靶子，给自己遭来一场大批判」，遂主动将稿子撤回。「文革」爆发后，该书手稿被红卫兵抄去，下落不明。

1971年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顾颉刚对钱氏《南明史》评价很高，认为其「次于明史之后，清史稿之前，足备一代文献」，并曾提议寻找此书书稿，整理出版，只因「同人以为应俟『二十四史』点校完成后再议」而作罢。十年浩劫中，《南明史》稿本「幸存」下来，其点校整理工作曾在1989年列入青海民族学院的「汉语文系科研项目」，出青海民族学院教授李文实主持，后因故未完成。直到2006年，该稿才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于当年12月份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

据中华书局编辑部南明史整理小组所言，钱氏对《南明史》的大规模修订，直到「文革」开始才结束，似乎该书一百二十卷本的完成是在1960年代。但有材料表明，一百二十卷本的完成当在1950年之前，该年10月14日柳亚子《与朱荫龙书》即称：「倾得无锡钱海岳先生来信，言渠已编成《南明史》纪、志、表、传一百二十卷…拟不日赴锡，亲访钱先生，借稿北上，加以参订，将来再编《南明纪年》与《南明纪事本末》两书，则史体备矣！」可见钱氏《南明史》在1949年前已基本完成，此后的修订应是在业已成书的大框架下的增补。

钱氏《南明史》最为人看重的是其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网罗文献繁富，考证史实严谨。二是体例规整、内容翔实远超前史。

钱海岳撰修《南明史》所参考的资料极为丰富，除了大量引用南明第一手史料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方志、家集、碑传等资料。书后所附的三千四百种的「引用书目」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面对如此浩繁的资料，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处理方法与取用原则，则必然会陷于书山文海而不能自拔。

对于各类史料，钱海岳表示在引用时将力求

「因其世，考其事，而覆其言，平心以察之。言之发或有所因，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不能无激，则非他书不能具，故凡黄、王、顾、钱诸书之难详者，则以他书校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则以所得黄、王、顾、钱诸书裁之，参互推勘，正其舛误，别其烦芜，补其阙失，必归至当，至信而后敢存。」——《南明史·义例》

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是明末的三位大思想家，又在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了南明时代，是历史的亲历者，黄宗羲甚至还在南明鲁监国政权任职，为国难奔走。他们的不少著述都体现了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民族气节，是研究南明史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如黄宗羲有关南明历史的著作极多，至今流传下来的即有《弘光实录钞》、《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绍武争立记》、《鲁纪年》、《舟山兴废》、《日本乞师记》、《四明山寨记》、《永历纪年》、《赐姓本末》、《海外恸哭记》、《思旧录》等，记事遍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各时代；王夫之有《永历实录》等。

用黄、王、顾等诸人的著作为核心参考史料，是基本可取的。有了核心史料，再参以其他史料，钱氏于复杂的南明史渐有头绪，解决了不少南明历史疑案，「顾考索日深，异闻日见，往往人文事物之介于诸朝者，愈求愈多，有不能已于重订、三订者」。

文革中，钱海岳历年艰辛所搜集书籍、史料、笔记等被造反派抄去一卡车之多，皆被付之一炬，其中有很多已成孤本的南明史料。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向被世人称为「研究南明史的一把钥匙」，是收集明末清初史料最全的书目提要，但其中也有谢氏未见而钱氏《南明史》所引者，如谢书「扈从目录一卷」条谢国桢按：「钱海岳《南明史稿》引用书目谓有沧州张氏藏抄本，惜未见。」另有「三朝宰辅年表封爵年表」等条，皆为谢氏所未见。赖《南明史》保存一部分内容。

清初以来，纪传体南明史虽出现过几部，如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和徐鼒《小腆纪传》等，但多仅有本纪列传，规模也不大。钱氏《南明史》则是一部体例完整、规模远超前人的综合纪传体史书。全书凡120卷，350万字。纪事起南明弘光帝在南京称帝(1644年)，迄于清兵攻陷台湾(1683年)，首尾四十年。其各部分篇目如下。

本纪四：安宗本纪、绍宗本纪、昭宗本纪、监国鲁王，为卷一至五。

志六：历志、礼志、选举志、食货志、兵志、艺文志（其下复分四个子卷），为卷六至十四。

表四：诸王世表、诸臣封爵世表、宰辅年表、七卿年表，为卷十五至二十四。

列传十二：包括南明诸大臣传及其他人物合传（如史可法传、郑成功传等），为卷二十九至九十；

后妃、诸王、儒林、文苑、忠义、孝友、隐逸、列女、宦官、奸臣、畔臣等类传，为卷二十五至二十八与卷九十一至一百二十。

另外，书前有「义例」，自述作者修撰《南明史》的原因，以及纪、志、表、传各部分的主要内容、编排体例与其所体现之「春秋大义」；末附「引用书目」，达三千四百余种，使该书成为参考南明史料最多的南明史著作，其中有些孤本现已亡佚。

钱书之所以采用纪传体体例，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南明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出现了许多特殊的人和事。应该尽可能反映那些人物的特殊精神面貌，后人不能为了编书而割裂资料。」而纪传体经过长期的实践，已比较适合表现王朝各层面的历史活动。这一点，也得到了柳亚子等人的赞同。

因此，当1949年后有人建议将之「改为新型的篇目排列（即章节体），便于资料集中归类」时，他并未因此改变初衷。事实上，纪传体以纪、传、志、表等相结合的表述方法，确实有其容量大、历史视野较宽阔等特点，这对于一个传统文化修养较深的学者来说，也更具驾轻就熟的长处。

《南明史》的本纪部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将鲁监国事迹列入本纪。旧史中本纪为帝王专传，鲁监国却未称帝而入本纪，对此，钱海岳解释道：

「或谓鲁王监国，时闽、粤有君，如赘疣，然列本纪何在？昔北魏之亡，分为东西，梁室未亡，萧詧自立，史不得略并帝者且然，引鲁王守监国之虚怀，无自主之骄志，诸臣奉之滇京，命之海上旌旗东南响应，其事尤多，皆不得附见二朝者，故进诸。」——《南明史·义例》

当然，为突出正统所在，其纪年「正朔仍系隆、永，盖所以存二朝之正统，辩明正位，扶统立极之义也。」二、未将绍武帝列入本纪。绍武帝是在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由广东地方势力拥立的一个政权，仅四十余天即被清军攻灭，虽然其与永历帝的争立，属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其间并无明显的是非高低之分，除了在短时间内分散南明内部的力量外，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故钱氏在《南明史》中仅将其事迹附于《绍宗纪》之后。

南明政权时间短暂，然事件、人物繁冗复杂，为使叙事更加眉目明晰和要而不繁，钱氏还依据南明史的特点设立了四表。如《明史》诸王表记载止于崇祯末年，对南明时代的宗室情况则皆付之阙如。有鉴于此，钱书特设《诸王世表》以补之，表中按各宗室世系上溯其祖先始封时，遇有诸王重要事迹，则直接附于每格之左，便于查阅，并对《明史》所载诸王世系讹误处进行了修正。

其《宰辅年表》乃仿《明史•宰辅年表》制作，按年月记载南明三朝及鲁监国的内阁首辅及诸阁臣的姓名、具体职掌和任免。不足之处是南明朝廷在战火纷飞中的维持多依靠地方督抚，这些督抚在朝中掌握很大的权力，往往比内阁首辅更能一言九鼎，皇帝对他们也多是言听计从。他们虽然有的也成了阁臣，但位次却一般排在后位，所以从《宰辅年表》并不能表明南明朝廷执掌政权者的任免递嬗。而《诸臣封爵世表》和《七卿年表》，也给治南明史者带来很大的方便。

《南明史》中，内容最繁富的是其「列传」部分，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强，记南明两万余人事迹。传分合传、附传、类传三类，盖因南明存在时间短，其遗留文献又遭清廷长期高压监控，大量流失，以致绝大部分人物事迹难详，故书中未立专传，而多据人物「学同、形同、官同、时同、明同，或其一事之偶同」等情况，以合传叙其事迹。如将史可法、高宏图归入一传；将左良玉、黄得功、高杰归入一传；将黄道周、路振飞归入一传等等。

至于附传，「以其人事少不成传，故附之，非薄其人也。」大量采用「附传」是《南明史》列传的特色，因为南明虽存时短，但人们的抗清事迹却遍布江南、闽浙、湖广、滇川，故需入传人极多，普遍采用「附传」形式有利于应用有限的篇幅记述更多的人物。

时间断限方面，凡人物事迹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以前的以及叛降满清的人物在《明史》、《清史稿》有传的，则不列入《南明史》列传中；但如白文选、钱谦益这样个别有尽瘁勤王、响应义旅事迹的，就不从此例，依然将他们归入本书列传中。

难能可贵的是，钱氏还通过「六志」，对南明四十年间的经济、军事、历法、礼制、选官、书籍存佚等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这在其他南明史著作中是十分罕见的。于此，谢国桢曾赞道：「明室南迁，戎马仓皇，民族抗鬬，史有足征；而典章制度、经济基础则难以搜检，著者能于纪之外，撰为志表，用意可谓至善。」

如其《历志》历叙南明三朝及鲁监国的造历过程与所颁历法，在厘清南明历法的基础上，指出，南明「诏仍用《大统历》如故」，而清于「顺治二年用若望、南怀仁为钦天监，依泰西法为《时宪历》，颁之天下。故永历二年戊子，《大统历》于三月置闰，清则于四月置闰：四年庚寅，《大统历》于十一月置闰，清则与辛卯二月置闰。」这就造成了对同一事件时间的记载，清与南明会有不同。

这里揭示了后世研究南明史事常常年月混乱不确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史书对清方与南明的所采历法的不同没有深究，有用清朝历法记南明事迹者，这当然会造成事件的年月错乱。故对于历法，「治南明史者，不可忽也」。

其《礼志》记吉、嘉、宾、军、凶五礼在南明三朝的演变，详述了南明郊祭、加上谥号、登极、朝仪、上尊号徽号、册阜后、皇帝视学、存问、北使、推毅、哭临、赐谥荫祭葬等王朝礼仪制度，汇集了大量南明时代关于五礼制度的原始资料，这在民国时期南明史研究著作里尚属首次，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

《选举志》则叙述了南明政权「学政」、「科目」、「荐举」、「铨选」等选官制度，阐述南明朝廷在战火倥偬的时局下，「养士之方，举贡之科，登庸征辟之格，考绩黜陡之法，内操于权奸，外持于勋镇」，导致了「权不上出，人才躐等，铨政具文，故制荡然，国亦此季矣」的局面。

《食货志》在《南明史》中篇幅不多，但地位很重要。它记载了南明的赋役、屯田、清运、钱钞、商税、杂税、上供、俸饷等制度。其所载有关经济制度的诏令奏议学术价值甚高，是研究当时人对经济制度看法的原始史料。志中还附有郑氏集团开发台湾所实行的屯田、赋税等制度，并叙述台湾与西班牙、吕宋、荷兰、爪哇、葡萄牙等国家与地区的互市，说明清廷海禁以后，「日本、暹罗、咬留吧、东京、交趾洋船充斥思明（指厦门）」的盛况，以及「插蔗煮糖，广贩外国，擅海通之利，民多富足；商舶税，岁增银数十万两」，由此说明郑氏台湾政权在南明永历政权灭亡后仍得以存在二十年的财源支撑。这些都研究台湾郑氏集团经济情况不可多得的材料。

书中的《兵志》，从「京营兵、官兵、乡兵、土兵、海防、军器、战船」等七方面论述南明的军事情况，说明在南明建立后，明朝的卫所制度已荡然无存，各地军镇专权不听朝廷节制，以兵为世业，使兵士只知有将领不知有国家；而「朝廷寄命于助镇，内轻外重，几于唐末藩镇之祸，以视清八旗之节制，受成于上，万众一心，如臂使指者，胜负强弱之势早判。」钱氏在志中深刻揭示与分析了南明败亡的军事原因。

《艺文志》四卷是「南明史志」的亮点。中国正史中的史志目录，始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其主要概述某一朝代，或某时期以前的文化典籍的存佚和学术流变情况。一般前朝书籍与本朝人著作都会编入此朝代的「艺文志」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

自《明史·艺文志》开始，史志目录开始只著录本朝人所作。《南明史·艺文志》则对此作了变通。它根据南明虽然历时短，但书籍繁复、存佚不定的特点，采用了以下两种著录方法。第一，既著录南明人作品，又著录与南明联系密切或有关南明史事的书籍。南明人有很多在南明灭亡后还生活于清朝，因此《南明史·艺文志》收入了大量出南明入清者的很多著作，这是它的一个著录特点。

第二，书籍著录不著卷数，只录作者名字；书籍存佚不明的依然著录。钱海岳认为南明动荡不已，入清后藏南明故籍又有生命之忧，但有些人仍然「怀瑾握瑜」，不使故籍泯废，是值得表彰的。「方其人握灵蛇，家抱荆玉，缄之石室，藏之名山，莫不殚精弊力，思讬不腐，乃竟故纸湮没，断简飘零…今故穷搜博采，备录其目。虽其间存佚不可尽知，亦赖是编以著其梗概，俾作者之精神不泯于后云。」这是《南明史·艺文志》著录书目的第二个特点。该志的编纂，功力甚深，也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南明的文化学术提供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