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814年7月2日-846年4月22日），曾名李瀍。唐文宗之弟，唐穆宗与宣懿皇后韦氏之子，唐朝第十六位皇帝。

李炎（原名李瀍，改名事见“服丹而崩”目录）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814年7月2日）生于长安东宫，是唐穆宗李恒的第五子，母为宣懿皇后韦氏，是唐文宗李昂之弟。

长庆元年（821年），封为颍王。

开成年间（836年—840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

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长兄敬宗之子、晋王李普为嗣，可是李普于太和二年（828年）六月五岁时夭折，文宗追赐他为皇太子。一直到了太和六年（832年）十月，他立儿子、鲁王李永为太子。

开成三年（838年）十月，李永暴死。文宗很是伤感，从此抑郁成疾。

开成四年（839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宠妃杨氏立弟弟、安王李溶的提议，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争也由此开始。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贪图拥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李珏据理力争，奈何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将李炎立为皇太弟。当天夜间，仇士良便统兵从十六宅迎李炎赴大明宫少阳院，百官则在东宫思贤殿谒见李炎。同月四日（2月10日），文宗驾崩，李炎在灵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唐武宗。十四日，受册于正殿，时年二十七岁。李炎即位后，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宣懿皇太后。其生日被定为庆阳节。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

李炎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劝说下，将文宗的杨妃、陈王李成美、安王李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赐死。在开成五年（840年）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杀死，以解除对李炎构成的威胁。

李炎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更能知人善任。在即位当年（840年）的九月，召素有干才的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门下侍郎。他有志于革除弊政，对李德裕极其倚重。君臣二人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对，度过难关。

会昌元年（841年），宰相李珏、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李炎本来已经下诏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将二人赦免。仇士良企图煽动禁军驱逐李德裕，但被李炎震慑。仇士良惶惑不自安，在会昌三年（843年）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李炎顺势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这样，李炎暂时剪除了宫中的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

李炎性喜行猎游宴，与武士角力，允许五坊小儿让其出入宫禁。有一天，他问候祖母郭太皇太后（即懿安皇后）起居之状，并从容请教说：“怎样做才能成为盛德天子呢？”郭氏说：“谏臣所上章疏应当留心阅览，觉得可行的就采用，如有不妥之处，可以征询宰相的意见。不得拒受直言，不要听信谗言，要以忠良之士作为心腹。这样就能成为盛德天子。”李炎再拜致谢，还宫后索取大臣谏章阅览，多是劝谏游猎之事，从此后便很少出游行猎，五坊小儿与角力武士等人不再享受大量赏赐。另一次，李炎前往泾阳县围猎。不久后，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李炎脸色一变，承认错误。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李炎对宰相们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数日后，李炎擢拔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李炎早在做藩王时，便已迷信道教，勤于“道术修摄之事”。到他即位后，马上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在三殿修建金箓道场。李炎还亲自前往三殿，在九天坛亲受法箓。即使臣下上疏劝谏，他也置于一旁。

主词条：会昌中兴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军乱，牙将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称留后。随后卢龙士卒杀陈行泰，立牙将张绛。在此期间，李炎采纳李德裕的建议，沉着应对，不随意授予节钺。最后选定了恭顺朝命的雄武军使张仲武，成功平定了卢龙军乱。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意图割据，不听朝旨，李炎与李德裕力排众议，派兵征讨，成功平叛。

会昌五年（845年）正月，因泽潞平定，群臣为李炎上尊号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

会昌二年（842年），回鹘南侵，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诏讨击，大破回鹘军，杀戮收擒近九万人；又派兵趁胜进入契丹、奚两部，杀回鹘监使，从而恢复了唐王朝对两个部落民族的管辖。

会昌二年（842年）八月，唐廷发兵三路，北伐回鹘（唐击回鹘乌介可汗之战）。至会昌三年（843年）二月，石雄大败回鹘于杀胡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子罕山），乌介可汗负伤，远遁西域。此后，唐北部边境安定三十余年。会昌年间，黠戛斯也向唐称臣。

鉴于佛教势力的膨胀，及李炎宠信的道士赵归真、刘元靖等人的劝说，李炎于会昌五年（845年）下诏拆毁佛寺，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没收奴婢十五万人及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但在拆毁寺院的过程中，经济损失也不小。特别是不久之后唐懿宗复法，使政府损失更大，难以估量。

除了开源，还要节流。李德裕大刀阔斧地裁撤冗官，会昌四年（844年），他一下裁掉官吏两千多人，大大缩减了有关开支。这段唐朝中后期较为平稳的一段时间，被史学家称为会昌中兴。

李炎长期服食长生丹药，性格愈加急躁，喜怒失常。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炎召李德裕询问朝外之事，李德裕回答：“陛下的严厉决断让人们难以猜测，朝外之人感到很惊恐。以前贼寇叛逆专横暴虐，当然应该用严厉的威邢来制服他们；但如今天下既已平定，希望您能以宽容理政，如能使犯罪的人服罪无怨言，为善的人不感到惊恐，那就能称得上宽容了。”自此年秋冬以来，李炎开始患病，但道士声称这是成仙前的“换骨”。李炎隐瞒患病之事，外臣只是奇怪他很少进行游猎，宰相入朝奏事也不敢停留太久。同时，李炎又下诏停罢第二年元旦的大朝会。

会昌六年（846年）二月，鉴于党项部落屡次扰边，李炎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派兵征讨。三月一日（3月31日），久病未愈的李炎认为汉朝属火德，光武帝刘秀因而改洛阳的“洛”为“雒”；唐属土德，不可以王气胜过君主之名，于是正式下诏改名为李炎（瀍的偏旁从“水”，唐的“土”德克制“水”；改名从“火”的炎，“火能生土”，便可以“以君名生王气”）。而自正月十三日起，李炎就不再上朝视事，宰相求见，也不获允许。朝廷内外都深感忧惧。不久后，李炎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至十来天说不出话来。三月二十三日（4月22日），李炎在长安大明宫崩驾崩，年仅三十三岁。同日，由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等拥立的光王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李炎成为唐朝自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八月，获谥号为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葬于京兆府三原县的端陵。

李炎在位期间，任用宰相李德裕，使中书省能发挥其职能，削弱了宦官的势力。

会昌二年（842年），宦官首领仇士良煽动神策军声讨宰相，其阴谋被挫败后，李炎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基于大势已去，仇士良被迫致仕，不久后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会昌三年（843年），李炎派人以贪渎为由在仇士良家中查出数千件兵器，借机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籍没其家。

宰相在封建国家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因此，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的充分与否，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而在唐朝中后期，相权渐遭削弱。“甘露之变”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文宗开成时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专权的附属品。因此，会昌时期李德裕加强相权的做法，对于抑制宦官权力扩张，提高朝官的声威，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

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李炎进言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同相权有关。他认为应该政归中书，保证宰相确有辅弼之权，但同时他又建议限制宰相的任期，同时强调：“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所与国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等，迄今谓之乱政。夫辅相有欺罔不忠，当亟免，忠而材者属任之。政无它门，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积纤微以至诛贬。诚使小过必知而改之，君臣无猜，则谗邪不干其间矣。……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通过这种既切实保证相权，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参政大权，干好统率百官的工作。

会昌末年，李炎恢复了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这也可以视作加强相权的另一项重要举措。

唐末刘允章曾上言，陈述唐后期的弊政，指责仕途太滥；范祖禹也认为唐末仕途太滥，实系当时一大弊端，其祸不在割据之藩镇和专权的宦官之下。因此，整顿吏治就必须追根溯源，找出腐败的根由，然后施以救治之方。会昌年间，对选拔官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企图从官吏来源入手，加强官僚队伍建设。为此，在李德裕的主持下，李炎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

首先是严格进士覆试制度，提高铨选质量，选拔真才实学。进士科是唐代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门径，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随时间的流转，“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其弊端也日趋明显。有鉴于此，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下敕文，“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这种做法，虽难避免依权弄法，徇私舞弊的现象，但也能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即此谓也。又如，会昌四年（844年），尚书左仆射王起知贡举，放及第二十五人，续奏五人才堪及第，结果由于覆试，只录取一人；会昌五年（845年）二月，谏议大夫陈商知贡举，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户部侍郎白敏中奉敕覆试，结果覆落七人。这样严格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善。

其次是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下敕：“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按，进士中举以前，由于经年苦读，无暇过问闾里疾苦，故对民情并不谙熟，像从前那样辄及第即除授正职，就难免出现“苟从知己，不念蒸民”的情况。针对这个实情，规定须经两考，方可实授，则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说的弊端。另外，从敕文中可以看出，对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关于这一点尚有更为详备的规定，“近日诸道奏官，其数至广，非惟有侵选部，实亦颇启幸门。向后淮南、两浙、宣、鄂、洪、潭、荆、襄等道，并不得奏请。其三川边镇、河南北地远官，无选人肯去，阙员稍多处，即任量切奏请，仍每道一岁不得过七员”。诸道奏授官过多，不仅造成“料钱虚占”，“供费不少”，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也“颇启幸门”，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权则归于私门，容易形成地方集团势力，影响朝廷威信。对此加以限制，不仅可以避免上述情况，也可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凝聚力。

对策之二是，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防止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过科考以外，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其数亦不在少。科举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较门荫取仕，则其优点十分明显。在会昌二年（842年）四月的敕令中，李炎指出门荫特权的滥用、冒用已成为中晚唐社会一大弊病，因为那些豪门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不仅造成“吏途太滥”，而且还由于“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使许多人得免差役赋税，这样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还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增加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因此，可以说，会昌年间明令限制门荫特权，规定必须严格执行用荫标准，对于避免或减少“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肃净官吏队伍有着积极的意义。

李炎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腐现象进行严惩，并。会昌四年（844年），李炎听从李德裕之言，裁汰冗官两千多人。

李炎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李炎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会昌元年（841年）正月，李炎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他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

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

会昌五年（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值得称赞的尚有以下事，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调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840年）三月，李炎即位不久，就下制调整百官俸料。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

会昌元年（841年），李炎采纳中书门下的建议，下诏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这项措施，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

又据史载，李炎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的官人都有债务，上任是才还债，以至于他们贪赃，罔不如此。……债务的积累，古时便亦是这样，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这种方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唐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

为整肃政风，会昌时期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李炎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诏书中说，“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行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钱者听之，仍须简省。诸道观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励清规，以为程法。”唐代官吏按规定都有宴会钱，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费活动，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官员往往游宴无度，如此不仅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也助长了奢侈之风，堕败社会风气，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官吏因嗜酒贪杯，耽误办公，严重影响了政府机构的办事效能。因此，李炎下诏禁止官员游宴，其意旨就在于促进政风的廉洁和政府形象的改善。而李德裕奏罢曲江宴，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僚小集团的形成。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军乱，牙将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派监军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他对李炎说：“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军中杀陈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故意拖延。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李炎恩准，遂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

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李炎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支持，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还向李炎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胸有成竹地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李炎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派李回出使，宣谕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朝廷立功，二镇节帅都到城外迎接，接待极为恭敬。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鄜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这样“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魏博何弘敬出兵迟缓，李炎命忠武军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动，何弘敬大惊，怕引起内部军变，仓皇出师与刘稹开战。

李德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随时注意前线作战的进展情况，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正确地处理一些军务。当他发现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以后，行动迟缓，尚未交战，便立即上奏李炎，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的意思，及时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彦佐后第二天，即进击乌岭，连破五寨，俘杀叛军数以千计。王元逵进击尧山，又击败了刘稹的救兵，立了战功，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李炎，加授王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劳，以激励他将。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官军，当时有人怀疑他是诈降，李德裕对李炎说：“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军。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虏官军河阳大将马继等，劫掠并焚烧了十七个小寨。当时，人情汹汹，有人扬言昭义镇蓄养了精兵十万，粮草足用十年，难以攻取，李炎也有些动摇。但经李德裕劝说，李炎坚定了信心，当即对宰相说：“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朝官们于是安定下来。

李德裕感到河阳兵力较弱，一旦被叛军击溃，将影响整个战局。他奏请李炎，马上从忠武军调拨五千人，增援河阳军，并请求李炎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弦箭三万支，陌刀二千口，绢三万匹，及时补足了军事装备，很快稳住了阵脚。

在讨伐昭义镇的过程中，李德裕还善于听从部下的正确建议，加快了讨叛战争的进度。会昌三年（843年）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见势不妙，遂谋杀了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李德裕认为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是罪魁祸首，应该加以惩治，李炎赞同，命石雄将郭谊、王协等祸首械送京城。

李炎平昭义之乱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镇割据的最后一次胜利，对于提高唐中央朝廷权威和增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战争结束后各路割据藩镇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

正当官军大举讨伐昭义镇时，会昌三年（843年）十二月，在调动太原横水戍卒时，因赏赐不足，军士哗变，他们推都将杨弁为首，攻占了太原。这时，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建议两地都要停止进兵。

会昌四年（844年）正月，被李炎派往太原以观察虚实的中使马元实，接受杨弁的贿赂，回朝危言耸听，大肆为杨弁虚张声势，说杨弁兵多将广，列队长达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夺目，且物资充足，扬言不可讨伐。李德裕明察善断，当场诘问得马元实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德裕上奏李炎说：“杨弁微贱，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下诏，调兵进击杨弁。最终河东监军吕义忠擒获杨弁，将其槛送京师处斩。杨弁的兵变失败，坚定了朝廷对讨伐昭义镇的信心。

开成四年（839年），回鹘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觉察后诛杀。另一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征战，恐被株连，以马三百匹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彰信战败自杀，国人立<厂盍>馺特勒为可汗。时草原发生疾疫，遇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

开成五年（840年）秋，回鹘别将句录莫贺为彰信复仇，引黠戛斯骑兵十万进攻掘罗勿，大败其众，杀掘罗勿和馺可汗，焚烧可汗牙帐，回鹘诸部四散逃亡。可汗弟咀没斯和宰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率其众抵天德军（治大同川，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驻地，请求归附内地，十月，天德军使奏报回鹘兵侵逼西受降城（今内蒙河套地区），连绵六十里，不见其尾，边民恐惧不安。李炎乃诏命振武节度使刘沔屯兵云迦关。

南迁回鹘分为两支，一支是牙帐附近的十三个部落拥立王子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保错子山。另一支由可汗兄弟嗢没斯等及其相赤心、仆固、特勤那颉啜等统率。两支南迁回鹘共二十七个部落，多达三十万人。南迁回鹘内部除彰信可汗之叔乌介特勒（后被立为可汗），尚有宰相八人，将军八人，尚书两人，彰信可汗的弟弟嗢没斯，可汗姊一人，回鹘公主一人。而西迁的一支只有宰相一人，可汗外甥庞特勤一人。九月，唐廷诏命河东、振武军队严加防范，并给乌介谷米2万斛，助其度荒。十一月，回鹘乌介可汗带兵劫杀了送唐太和公主南归的达干等人，把公主作为人质，向南穿过戈壁，屯兵天德军境上。乌介可汗又派人上表唐廷，提出暂借振武军一城居住。十二月，李炎命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人前往慰问，赈济米两万斛，委婉拒绝其借城要求。不久回鹘再次奏请赈济粮食，要求寻回被吐谷浑、党项掠夺的人口，并再次请借振武城。李炎诏谕城不能借，其他可以应接处理。为防备回鹘突然入侵，李炎命刘沔为河东节度使，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会昌二年（842年）三月，回鹘咀没斯诱杀了内部劲敌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之众七千帐向东逃去，侵掠唐边。四月，咀没斯率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余人归顺唐廷，被任命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 那颉啜率其部至幽州境，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密诏讨击回鹘，遣其弟张仲至率兵三万迎战，大破回鹘军，全部收降其七千帐。张仲武杀戮收擒近九万回鹘人，那颉啜逃遁，后被乌介可汗擒获斩杀。挟战胜余威，张仲武派大将石公绪兵进契丹、奚两部，尽杀回鹘监使八百余人，从而恢复了唐王朝对两个部落民族的管辖。

乌介可汗虽势力衰微，但仍号称有兵十万。牙帐设在河东大同军以北的阊门山。八月，乌介可汗率兵南下，突然进入大同川，掠夺杂居在河东的戎狄各族牛马数万头，转战至云州城下，云州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李炎征发各地屯兵进屯太原和振武军、天德军等地，待来春再出兵驱逐回鹘。九月，李炎命刘沔兼任招抚回鹘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各道兵马集结于太原，刘沔率兵屯防雁门关。乌介可汗兵临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率前锋袭击回鹘牙帐，乌介可汗惊慌失措，弃辎重逃走。石雄率兵追击，在杀胡山大胜。回鹘兵被斩首万人，收降二万余人，乌介向东北方向逃去，归附黑车子族，其溃散部队三万多人向卢龙镇投降。三年后，乌介可汗被黠戛斯追击时，被部下所杀。回鹘汗国自此衰散四迸，再也不成气候。此后，唐北部边境一直安定了三十多年。

唐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李炎遂以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命其储备兵器、军粮，侦察吐蕃边防屯兵众寡，以为收复之备。

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回鹘汗国覆亡后，黠戛斯占据了安西和北庭都护府，有意将安西和北庭交还给唐朝，而李炎也想借机光复西域，命赵蕃出使黠戛斯商议此事。李德裕等进谏说：“安西离京城长安七千多里，北庭五千多里，假如黠戛斯归还，朝廷就必须重新设置都护府，征发一万名唐兵防守。不知道这么多的兵力从哪里征发，军需物资从哪条路打通运输。这实在是耗费大量的钱财去换取一个收复失地的好名声，恐怕不妥。”李炎于是搁置此议。此事直到唐宣宗时张议潮收复河西才告完成。

李炎在位时，下诏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业，不准与民争利。在会昌五年（845年）赦文中，他说：“古代享受俸禄的家庭，仅仅实用俸禄就好，不和别人争夺就业的机会，这样大家都可以获利，每一户人家都可以自足。如果知道有人既做官有做商人放置高利贷，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今后将会被禁止。仍委御史台察访上奏。”当然，官吏私营高利贷业，影响了政府的高利贷收入，可能是李炎下敕断禁的主要原因。总而言之，此举在客观上起到了廉洁官僚队伍的作用。会昌年间，唐代的户口比安史之乱期间增加了一倍多，人口也逐渐出现了恢复的趋势。

为了储备物资，加强边防，会昌五年（845年）九月，李炎经李德裕建议而设置了“备边库”，要户部每年从赋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从盐铁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第二年减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进奉的助军财货也一概储入，并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

主词条：三武灭佛

从会昌元年（841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

会昌二年（842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

会昌三年（843年），废除了摩尼大慈恩寺，杀摩尼师，财产没入官府。翌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送归原籍等等。

从会昌二年（842年）十月起，李炎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李炎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李炎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845年），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李炎这次大规模的灭佛，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此次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鹘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祆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李炎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

然而，会昌毁佛并没有彻底消灭佛教势力，只是以行政手段严加限制，仍给佛教留下了狭小的生存空间。毁佛高潮过后，朝廷仍允许两京和地方节度、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华、商、汝等州，保留少量的寺院和僧人。而且毁佛的范围主要限于朝廷政令所及的区域，一些半割据的藩镇并没有认真推行，从而使佛教势力在这些地区得以保存，成为宣宗以后佛教势力再度滋长的基础。到李炎死后，宣宗李忱杖杀道士赵归真等人，复兴佛教。因此，严格意义说，会昌法难是毁佛，而远未达到灭佛的程度。

会昌二年（842年）二月，牂柯、南诏遣使朝贡。九月，契丹首领屈戍始内附，被拜为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收回回鹘给予契丹的旧印，改赐唐朝所铸新印，名为“奉国契丹之印”。十月，因赞普朗达玛逝世，吐蕃使者论赞等来告哀，李炎派将作少监李璟前往吐蕃吊祭。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黠戛斯可汗派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入朝进贡，可汗打算迁居原回鹘国可汗居住的牙帐；同时请示出兵平定回鹘乌介可汗的日期，以及和唐兵会合的地点。李炎赐黠戛斯可汗诏书说：“今年秋季，可汗出兵攻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时候，朕下令，让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镇出兵屯守于要道，拦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逃亡人员，册封为可汗，按照过去册封回鹘的惯例。”

会昌六年（846年）正月，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牂牁、昆明等国遣使入朝。十七日，李炎于麟德殿接见各国、族使者。二十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入朝。

李德裕：①今春泽潞未平，太原复扰，自非圣断坚定，二寇何由可平！（《资治通鉴》引）②唐运中兴，天授大君。轩耀其武，尧焕其文。北伐猃狁，朔漠销氛。西伏坚昆，稽首称臣。祲生壶关，盗起河汾。沉机先物，雄断解纷。克定群慝，竟全大勋。八表既宁，万机益勤。爰命彩绘，载模天真。昆阆仙岑，峻极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严若神。辉赫絪缊，为龙为云。圣作物睹，祯祥以臻。宣光孕灵，虞熙载甄。政建中和，金声玉振。太阶既平，庙器乃陈。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渎宗海，众星拱辰。亿万斯年，藻朗日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赞》）

在总结李炎执政生涯的《遗诏》中，唐朝廷对他的功绩做出了官方评价：朕以寡备，祗守丕业，恭临万宇，迨兹七年。夙夜忧勤，聿修大政，刬除黠虏，通款坚昆，诛稹壶关，擒弁并部。去摩尼坏法，革释氏邪风，免蠹生人，式资正教，渐移时俗，庶及和平。抚育黎元，冀成理道，行化逾切，亲政益勤。

李商隐《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九县怀雄武，三灵仰睿文。周王传叔父，汉后重神君。玉律朝惊露，金茎夜切云。笳箫凄欲断，无复咏横汾。玉塞惊宵柝，金桥罢举烽。始巢阿阁凤，旋驾鼎湖龙。门咽通神鼓，楼凝警夜钟。小臣观吉从，犹误欲东封。莫验昭华琯，虚传甲帐神。海迷求药使，雪隔献桃人。桂寝青云断，松扉白露新。万方同象鸟，举恸满秋尘。

刘昫、赵莹主编《旧唐书》：开成中，王室浸卑，政由阍寺。及缀衣将变，储位遽移。昭肃以孤立维城，副兹当璧。而能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属天骄失国，潞孽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独纳大臣之计。戎车既驾，乱略底宁，纪律再张，声名复振，足以章武出师之迹，继元和戡乱之功。然后迂访道之车，筑礼神之馆，栖心玄牝，物色幽人，将致俗于大庭，欲希踪于姑射。于是削浮图之法，惩游惰之民，志欲矫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见萧衍、姚兴之谬学，不悟秦皇、汉武之非求，盖惑于左道之言，偏斥异方之说。况身毒西来之教，向欲千祀，蚩蚩之民，习以成俗，畏其教甚于国法，乐其徒不异登仙。如文身祝发之乡，久习而莫知其丑；以吐火吞刀之戏，乍观而便以为神。安可正以《咸》《韶》，律之以章甫。加以笮融、何充之佞，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贤，谁兴正论。一朝隳残金狄，燔弃胡书，结怨于膜拜之流，犯怒于鄙夫之口。哲王之举，不骇物情，前代存而勿论，实为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清，昭肃明照，听斯弊矣。

宋祁《新唐书》：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奋然除去浮图之法甚锐，而躬受道家之箓，服药以求长年。以此见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恶有不同尔。

孙之翰《唐史论断》：①武宗杀陈王、安王，又欲杀李珏等，不惟褊很之过，乃不思召后代之乱也。②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历内外职任，奏议忠直，政绩彰显，遂当辅相之任。然为邪佞所排，不克就功业。及相武宗英主，始尽其才。③武宗用李德裕，颇得委任之道，故德裕尽其才，谋独当国事。时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观前朝法令不行，纪纲衰替，将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武宗英主，知贤相而任之，不能驾驭尚致太专之弊。……君臣之性皆雄毅，则锐于行事，而或不思，则喜怒有时而过行事，不无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

石介：在有唐时，宪宗迎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切谏。至于武宗皇帝，遂拆天下寺，尽去天下僧尼，尽毁天下佛像。武皇帝英威如此，谥之曰武，宜哉。古之帝王以干戈而定天下而人服，则有周武王；以征伐而威四夷以来朝，则有汉武帝；以睿智英断，聪明正直而去佛教以殄灭，则有唐武宗。……至于佛者，深根固蒂七八百年，为天下大患，如唐太宗之圣神，明皇之仁勇，宪宗之英睿，皆不能除之，而武宗皇帝奋于百王之下，断自宸智，挺然不疑，一旦尽除去之，其功过于周武王、汉武帝远甚矣。

欧阳修《论乞谕陕西将官札子》：臣见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号有材，当时用兵征伐，指挥将帅，处置事宜，动以诏书约束劝厉，故终成功业。

范祖禹：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镇，如运诸掌，使武宗享国长久，天下岂有不平者乎？

完颜璟：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皆贤君，其寿不永，虽曰偶然，似亦有因也。（《金史》引）

丘濬《大学衍义补》：如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君臣契合莫能间之，近幸帖息畏伏，诚若无能为者……。

杨慎《廿一史弹词》：①唐武宗，任贤相，藩镇几清。②受元箓，废僧尼，难称纯德。③饵金丹，成大病，喑哑而崩。

王夫之《读通鉴论》：①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②武宗听道士赵归真之说而辟佛，以邪止邪，非贞胜之道，固也；未几而武宗崩，李德裕逐，宣宗忌武宗君相而悉反其政，浮屠因缘以复进，其势为之也。

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武宗大有武功，笃信仙术，绝类西汉武帝。

李炎在做颖王时，在邸中豢养各种动物。他将这些动物中的“可人者”列为“十玩”，绘成了《十玩图》流传后世。李炎给这些动物都取了外号，如鹤被称为“九皋处士”，白鹇被称为“玄素先生”，鸡被称为“长鸣都尉”，龟被称为“灵寿子”，猴被称为“惺惺奴”，犬被称为“守门使”，驴被称为“长耳公”，猫被称为“鼠将”，鹿被称为“茸客”，鹦鹉被称为“辨哥”。

据《普济方》等书记载，李炎曾患心热病，群医束手无策。青城山一位姓刑的道人献上紫花梨，绞汁服后，这才病愈。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首领仇士良见李炎日益亲重宰相李德裕，非常恐惧，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作赦书，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李炎面奏此事。李炎派使者到神策军去宣布御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你们敢这样？”将士们被震慑住了，恢复了平静。仇士良惶惑不自安。

邯郸人王氏十三岁的时候，因擅长表演歌舞，得入宫中。唐穆宗将她赐给当时还是藩王的李炎。王氏性情机智，在唐文宗病重时，协助李炎取得帝位。李炎即位后，王氏进号才人，深得恩宠。她身材纤颀，很像李炎。李炎每次在苑中游猎，王才人必然跟从，着袍而骑，校服光侈，略同李炎的形象。李炎和王才人相驰出入，旁观者不知道谁是皇帝。李炎曾想立王才人为皇后，但宰相李德裕说：“才人无子，家族又不显贵，恐怕使天下议论。”李炎这才放弃。

李炎因修炼道术，长年服食丹药而患病。王才人经常对亲近的人说：“陛下天天炼丹，说我要长生不死。现在皮肤枯槁，我私下非常忧虑。”不久李炎病重，王才人侍于左右。李炎看着她说：“我气息奄奄，情虑耗尽，要与你诀别。”王才人回答：“陛下大福未尽，怎么说如此不祥的话呢？”李炎问：“真如我言，如何？”王才人回答：“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葬。”李炎不再说。到李炎病危时，王才人取出所积蓄的财物分送给宫人。李炎驾崩后，她在幄下自尽。当时嫔妃虽常妒才人专宠，但都感动她的义节。唐宣宗即位后，表彰王才人的节义，赠她为贤妃，葬在李炎端陵旁的柏城。

（表格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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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词条：端陵

端陵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徐木原西边（今三原县大程镇桃沟村东北），东距高祖李渊献陵约5公里，西北距代宗李豫元陵约6公里。李炎死后，唐宣宗李忱命宰相李德裕任山陵使，主持修建其陵墓，历时四个月，在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建成。

端陵所在地海拔540米，崖下平川高程约400米。端陵积土为冢，呈覆斗型，陵台底东西58、南北60、高15米，底部周长360米。陵台位于陵园中央。自唐亡以后，屡遭损毁，现残存四门石狮2对、石马3对、华表1件、石人1尊、翼马1对、鸵鸟1对，皆残破仆地。陵园东西540、南北593米。陵园四个角阙址虽均已平掉，但东南、西南和西北三个角阙址遗迹尚可看出，下宫离陵2公里。

1956年8月6日，端陵被陕西省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端陵作为“唐代帝陵”的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

《新唐书》卷8《武宗纪》

《资治通鉴》卷246~卷248

2009年电视剧《宫心计》：萧正楠饰演李炎；

2021年电视剧《与君歌》：成毅饰李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