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又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是一种文体，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古代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

[rhythmical prose characterized by parallelism and ornateness] 文体名，与散文相对称。也叫骈体文。因其字句皆成对偶而得名，其以四字六字与四字六字相对为基本句法者，别称四六文。并讲究声律的调谐、用字的绮丽、辞汇的对偶和用典。

文体名。指用骈体写成的文章，别于散文而言。起源于汉魏 。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易于讽诵。迨南北朝 ，专尚骈俪，以藻绘相饰，文格遂趋卑靡。 唐代以来，有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者，称四六文，即骈文的一种。

郭沫若 《中国史稿》第三编第十章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这种文体讲求对偶和声律，使用很多典故，堆砌词藻，意少词多，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

骈文是一种文体，起源于汉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其赋作即为源自骈文的律赋。唐代公文亦为骈文，即四六体。

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辞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首遭一挫；韩、柳去世之后，影响又起，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皆此中好手，三人皆排行第十六，故世称“三十六体”。入宋之后，在欧阳修等人率领之下，古文运动掀起第二轮高潮，散文大家迭出，而骈文自此渐衰。

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中国的散文从汉代到六朝，出现了“‘文’、‘笔’”之辩。据刘勰《文心雕龙˙总述》引录颜延之观点称：笔之为体，言之为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其以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发生于宋齐时期的文笔之辩着眼点在于有韵与否。

魏晋以来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往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而南北朝时期，亦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庾信的《哀江南赋》，他一方面描写了自己身世之悲，一方面则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达对故国怀念之情。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至清末，骈文仍十分流行。

文笔分裂后，骈文就成为和散文相对举的一种文体。骈文盛行于六朝，代表作家有徐陵、庾信。中唐古文运动以后，稍告衰落。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以清末王闿运为最后一个作家。

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恒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另有《答谢中书书》—陶弘景，《与朱元思书》—吴均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莫道才：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骈文研究基本上处于寂寞的境地。就笔者所检索到的资料来看，这三十年只有两篇文章谈论骈文，一篇是启功的《散文与骈文的区别》（《文艺学习》1957年第4期），一篇是徐迟的《散文与骈文》（《光明日报》1978年5月21日），很有意思的是，这两篇相隔二十年的文章，谈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最基本的小问题，而且都是非专业性的普及性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苦涩的学术悲剧。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建国后前三十年骈文研究基本上是学术禁区。骈文研究在内地受重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后的事。

肇始于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骈文研究的禁区得以突破。仅在1980年就有三篇论文发表，王运熙、胡国瑞、曹道衡三位有影响的学者相继就六朝骈文发表文章（王运熙：《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胡国瑞：《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及成就》，《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曹道衡：《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文学评论丛刊》1980年第7期），以为汉魏六朝骈文正名为突破口，骈文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至今，有关骈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发表的论文约90余篇，专著6部、作品选9部。

这六部专著是：姜书阁的《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于景祥的《唐代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尹恭弘的《骈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于景祥的《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钟涛的《六朝骈文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九部作品选是：黄均、贝远辰、叶幼明选注的《历代骈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熊先谦的《魏晋南北朝骈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谭家健主编的《历代骈文名篇注析》（黄山书社，1988年）、许逸民选注的《古代骈文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殷海国编选的《历代骈文精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周振甫编选的《骈文精粹》（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朱洪国编选的《中国骈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莫道才主编的《骈文观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赵振铎主编的《骈文精华》（巴蜀书社，1999年）。

此外，一批解放前出版的骈文学著作也得以重印，如瞿兑之的《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海南出版社，1994年）、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蒋伯谦、蒋祖怡的《骈文与散文》（上海书店，1997年）这些都显示了近二十年骈文研究与普及的繁荣。

而台湾地区的骈文学研究从六十年代后也有所发展，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张仁青的《历代骈文选详注》（台湾中华书局，1963年）《中国骈文发展史》（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六十年来之骈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中国骈文析论》（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骈文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丽辞探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汪菊松的《宋四六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77年）、佚名的《骈体文浅说》（台北广文书局，1980年）陈松雄的《齐梁丽辞衡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廖志强的《六朝骈文声律探微》（台北天工书局 ，1991年）、谢鸿轩的《骈文衡论》（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陈耀南的《清代骈文通义》（学生书局，？年）可以说，以张仁青为代表的学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在1996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韵文学会、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多家单位发起的全国首届骈文学术研讨会在桂林隆重举行，标志着骈文学研究全面复兴，会上成立的中国骈文学会筹委会标志着骈文学研究由分散走向联合。这次会议影响很大，极大地推动了骈文研究的发展。在此前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和《柳州师专学报》开辟了骈文研究专栏，为骈文研究成果提供发表园地。可以说，海峡两岸的骈文学研究已经告别寂寞走向繁荣。因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不畅，笔者对台湾出版的骈文学研究著作所见不全，不便妄加评述。在近二十年来大陆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中，主要探讨了这么几个问题：

骈文的形态是认识骈文的第一要义，因此，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著作和论文也比较多。最初是对骈文的一般特征的介绍，旨在还骈文的本来面目，如张会恩的《论骈文的特征》（《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和谭家健的《略谈骈文的基本特征》（《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然后逐步深入到骈文的内在形式，胡晓明的《〈文赋〉新论：骈文特征的内化与思维定势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莫道才的《论骈文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蕴》（《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以诗为文：骈文文体诗化特征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和冷成金的《试论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可作为代表。他们探讨了骈文形式的深层特点，并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进行了解读。向晁山的《论骈体文形式美的心理依据》（《吉首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莫山洪的《试论骈文的审美基础》（《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和《论骈文的审美形态》（《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则进一步探讨了骈文形式的产生原因，并上升到美学层次来分析。

对骈文的具体特征的讨论则有钟涛的《骈文的隶事与声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几部骈文研究专著也对此有所讨论，如尹恭弘的《骈文》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骈体文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功能”专门讨论了骈文的五个方面文体特征，即裁对、句式、隶事、敷藻、调声，并讨论了各种特征的美学功能，如裁对的均衡对称美、句式的整齐建筑美、隶事的典雅含蓄美、藻饰的华丽色彩美、调声的和谐音乐美。又如莫道才的《骈文通论》的第四章《骈文的结构形式与句型模式》、第五章《骈文的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第六章《骈文的美学特征与审美效应》都是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作者认为，骈文的结构形式具有起、铺、结的结构体制和领、衬、夹的游离构形；骈文的句式也有构造上的模式特点，如骚体句、诗体句、叠字句等；而骈文的句型则具有强烈的结构模式，如齐言单联型、齐言复联型、杂言复联型等；《骈文通论》还讨论了对仗、声韵、典事、藻饰等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讨论了骈文的均衡和谐美、音乐美、典雅美等美学特征。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讨论，对骈文的形式特征及美学特征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共识，也已达到了较深的层次。通过研究讨论使我们正确看待骈文的存在价值，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韩愈的时代，骈体文的流行，他和他的同道把骈文称为“时文”，而把骈文形成以前的古代文体称为“古文”，也就是先秦和汉代的单行散句，在形式上没有限制的文体。

骈文是一种从修辞学角度划分的文体，它与其它文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讨论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是骈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吴佩珠的《试论唐代散文与骈文的关系》（《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郑力戎的《从唐宋古文大家看骈散之分》（《文史哲》1988年第3期）、高光复的《以诗入赋和以骈入赋》（《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吴新雷的《论〈红楼梦〉中的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4期）、于景祥的《〈红楼梦〉与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张思齐的《散文、骈文、美文：比较观照中的文体辨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吴在庆的《骈文与诗、赋相互影响的两点思考》（《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于景祥的《骈散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熊江梅、张璞的《骈文与桐城派》（《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等论文有集中的论述，其关注点主要是骈散关系。骈文的存在对其它文体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所忽略的。探讨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就是承认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的课题可做，比如骈文对唐传奇、敦煌变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戏曲等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尚未有人专门研究，还有待学者们继续去探讨。

对骈文史的研究是骈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骈文的产生、发展、兴衰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评价骈文的发展流变，是骈文学研究仍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对骈文的否定就是从对骈文发生、发展的不正确认识开始的。谢国荣的《略论骈文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莫道才的《从文化学角度看骈文的产生》（《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集中探讨了骈文的起源和产生问题。钟涛的《骈文与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汉字文化》1997年第2期）则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角度探讨了骈文的起源。讨论骈文的形成的论文还有于景祥的《论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莫山洪的《论汉魏六朝审美意识的转变与骈文的形成、兴盛》（《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它们讨论了骈文的形成时期及其文化背景，从各个角度探讨并说明了骈文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必然性。

对历代骈文的研究也已展开。各个阶段的骈文都有研究者关注，魏晋南北朝的骈文是热点，主要论文有萧艾的《六朝骈文论略》（《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胡国瑞的《六朝骈文的艺术评价》（《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周建渝的《徐陵骈文初探》《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樊运宽的《论庾信后期骈文的特色》《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六朝骈文与文坛风尚》、《柳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阿忠荣的《宫体作家的骈文创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周悦的《齐梁骈文的新变》（《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谭家健的《试论刘峻的骈文》（《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钟涛的《论六朝骈体书牍文》（《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试论徐陵骈文与其政治生活的关系》（《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它们探讨了这个时期的骈文艺术特色，并对主要骈文作家的骈文创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此外，唐宋元明清的骈文也受到青睐，论唐代骈文主要有董乃斌的《论樊南文》（《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莫道才的《骈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吴在庆的《樊南四六刍议》（《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郑力戎的《治乱之龟鉴、政论之典范：论陆贽的骈体奏议》（《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莫山洪的《中唐骈散相争及其美学价值》（《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论宋代骈文的有曾枣庄的《论宋代的四六文》（《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尹占华的《论苏轼的四六文》（《天府新论》1996年第6期），论明清骈文的有王凯符的《论清代骈文的复兴》（《北京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马积高的《清代骈体文的复兴与考据学》（《湖南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昝亮的《胡天游骈文试论》（《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袁枚骈文试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论民国初年的骈文的，如刘纳《民初文学的一个景观：骈文的兴盛》（《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可以说，对骈文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了较全面的讨论，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六朝骈文及其作家；而且这些讨论多是正面的阐释分析，而没有了过去偏执的简单化否认。这对于扭转对历代骈文的印象式错误认识是有帮助的。

骈文在魏晋南北朝的衍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至迟在西晋时期，比较完整的骈文已经出现．而文学性的骈文的成熟，大致在南朝的刘宋时代，其代表作是鲍照的一些作品，齐梁以还，以表现美的事物为主旨而注重形式的各类骈文逐渐成为文坛流行的文体，想梁简文帝萧纲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陈代的顾野王的《虎丘山序》，沈炯的《林屋馆记》等形制相当规整而艺术上又均有较高水准的文学性骈文皆其适例。

骈文研究范围的拓展是骈文研究步向深入的体现。莫道才的《骈文史分期刍论》（《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则专门讨论了学术界模糊把握的骈文史分期问题，而莫山洪的《简论历代反骈的历史嬗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则进一步检讨了历代反骈的原因。而已出版的几部骈文学著作都十分关注骈文的发展过程，姜书阁的《骈文史论》是建国以来的一部骈文发展史，这部近四十万言的巨著对骈文的发展有详细的论述，勾绘出骈文演变的全景，其不足是唐代以后的部分稍嫌简略。于景祥的《唐宋骈文史》则是第一部骈文断代史，将唐宋两朝的骈文作了详尽的描述，然亦失之叙述方式简单。钟涛的《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内蕴》是其博士论文，她在第二章“六朝骈文形式的定型过程”也讨论了六朝骈文的发展过程。于景祥的《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在第三章“六朝骈文之流变”也对六朝骈文史有所梳理。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在第九章、第十章专论“骈文的历史演变”，概论了骈文发展的八个阶段：发轫期、形成期、成熟期、繁盛期、变异期、衰落期、复兴期、消亡期。尹恭弘的《骈文》在第二章“历史视角：骈体文文体的演变过程”中，也从溯源、酝酿、成熟、变异、复兴等五段对骈文的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梳理。可以说，学术界对骈文的演变过程和规律的认识是较深入的。

纵观骈文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它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有过辉煌，有过寂寞，如今走上了正轨，正步入新的辉煌。即使这样，也应该看到，骈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骈文学研究力量还很不够。从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来看，全国研究骈文的学者仅有二十来人。不但与古代诗歌的研究队伍无法相比，也远比古文的研究者少。在这二十多位学者中，还有不少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领域，仅是偶尔涉足一下骈文研究。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受古文为正宗而骈文为小道的狭隘观念的影响。因此，研究者更新观念，重新认识骈文十分必要。由于研究队伍的力量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骈文研究水平的整体推进。因此，骈文学界迫切需要更多的学者的加入，以推进对这一传统文化形式的研究。只有研究力量的壮大，研究水平的提高才有基础，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同时，骈文学研究培养新人的工作也显得很紧迫，骈文离今天的生活很远，如果中断骈文的研究，人们对骈文的了解就更少。骈文研究呼唤青年学者的加入。

其次，骈文学的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有待加强。资料的缺乏也是影响骈文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骈文的选本出版不少，但骈文的研究资料尚未见出版。古代的骈文资料留存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当中，这些类书、丛书浩瀚淼茫，从中寻找资料很不方便，近代以来的著作多未重印，所以也不易见到。这就影响了骈文学研究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由笔者与莫山洪整理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支持项目《历代四六话》早已交稿到出版社了，却迟迟不能出版。另外，为推动骈文学研究的发展，迫切需要整理出版一部《骈文研究资料汇编》，一部精选近五十年来研究论文的《骈文研究论文集》。一些重要的骈文理论著作和作品集，也需要出版社协助出版，如清代孙梅的《四六丛话》、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近代钱基博的《骈文通义》、孙德谦的《六朝丽指》这些重要的骈文学资料都应该尽快整理出版，以推动骈文学研究的发展。骈文学研究需要出版界的有识之士的鼎立协助，共同促进学术的进一步繁荣。

其三，骈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应上一个新台阶。高水平的论文尚不多见，骈文研究的学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骈文学研究领域应该去除非学术规范的现象，提升研究论文、论著的水准。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量化的研究和实证方法的融合，在研究视角上，要注意文化史角度的发掘，避免简单的作家作品论。特别是，应该把骈文的存在放在时代的文化史演进的过程中来考察，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观照骈文的存在，并把骈文的创作现象作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并由此解剖一个时代的文人生活场景与方式，乃至一个时代的审美心理与文人心态、社会心态，并进而揭示出骈文存在及其风格特征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有这样，骈文的美学意义、文学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才能真正得到揭示。有了这样的开阔的视野方能在更高水平上、更深层次上认识骈文，理解它的历史及其存在的原因。骈文研究成果的水平才会更上一层楼。

骈文学的发展与兴衰经验教训是研究中必然要涉及的问题。骈文学从刘勰的《文心雕龙》之《丽辞》算起，已有1500年漫长的历史了。宋代以王铚《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等人的四六话著作为标志，标志骈文学的初步形成。骈文学史的研究实是对骈文观念的发展演变的梳理。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莫道才的《骈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语文导报》1987年第9期）、《八十年代唐代骈文研究述评》（《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吴兴华的《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钟仕伦的《骈文与王铚的〈四六话〉》（《文史杂志》1993年第3期）、莫道才的《论〈四六丛话〉的学术价值和骈文思想》（1994年第4期）、《论宋代四六话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谭家健的《关于骈文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杨东甫的《骈文杂论》（《广西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曹虹的《清嘉道以来骈散争论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于景祥的《欧阳修对骈体和散体的科学态度》（《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莫山洪的《论萧子显对汉魏六朝骈文的评价》（《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民国骈文研究兴盛原因探》（《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骈文学发展史刍议》（《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从发表的论文来看，骈文学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涉及，诸如骈文学演进的历史过程、骈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著作的骈文理论、骈文学史上的一些概念、观念的内涵，等等，但仍有许多骈文学史的理论问题尚未涉及，可发掘的课题还有许多。

由于骈文学研究的深入，对骈文的否定已经破除，新编的文学史教材多数有专章专节将对骈文的肯定性描述写入其中。如马积高、黄均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和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前者在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第七章“魏晋南北朝骈文与散文”、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的第九章“唐代的赋和骈文”中就以大量篇幅描述了骈文的发展和创作情况。后者在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第六章“齐梁陈文学”的第五节“骈文与俳赋”和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的第十章“中唐后期文学”的第五节“李商隐”的第四小节“李商隐的骈文”里也有大量篇幅介绍骈文。一些断代文学史如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上册出版于1990年，中册出版于1994年）也以专节正面描述了初唐骈文的抒情性倾向、中唐骈文的改造。这些说明骈文研究的成果已经取得了学术界的认同，并作为知识向读书界普及。这是十分可喜的。但也应该看到，一些文学史教材甚至一些有一定影响的新编文学史著作仍对骈文的存在采取漠视的态度。

（莫道才）

内容提要：百年来骈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骈文学研究的特点是为骈文的辩护与传统的终结；建国前三十年的骈文学研究的特征是走向现代学术的思考；而近五十年的骈文研究则是从寂寞走向繁荣。骈文学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它的发展的方向是骈文的文化史研究。

对骈文的研究可以从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王铚撰《四六话》开始，继之有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谢伋的《四六谈麈》，后又有杨囦道的《云庄四六馀话》，清人彭元瑞又将宋人散见的四六话集为《宋四六话》，以及清代陈维崧的《四六金针》，孙松友的《四六丛话》都是古代有影响的骈文学著作。从本世纪以来，骈文学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历程。总结百年来骈文学研究的得失，对今后骈文研究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五四运动前的骈文学

——为骈文的辩护与传统的终结

上世纪初的文坛，骈文仍是十分流行的样式，在公文和其它场合中，骈文存在的语境并未消失。刘纳在《民初文学的一个奇景：骈文的兴盛》⑴中对民国初年骈文的盛行有详细的评述分析。她指出，在1912年至1919年间，骈文仍有广泛的社会应用性，从革命派的公文到艳情小说都大量运用骈文写作。而在民国之前骈文流行更是如此,一些理论著作如刘师培的《文说》仍用骈体写作，可以说，骈文的生存环境并未改变。骈文正循着其历史的惯性作用在新世纪延续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开始了本世纪初的骈文学研究。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首先对骈文予以理论上关注的是刘师培（1884-1919）。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他承继了清代后期仪征文派阮元的“文笔论”观点，力倡韵偶之文，强调以“藻饰”、“对偶”、“声律”为“文”之标准。在《广阮氏文言说》中，他发展了阮元《文言说》中提出的文必尚偶说，强调“文以藻饰成章为本训”，“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辞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故魏、晋、六朝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文选》亦以沈思翰藻为文也”⑵其观点意在与桐城派相抗衡。在《文章源始》中，他从辨析文章之嬗变与文笔之异入手，对骈文的形成与发展作了深入分析。指出：

东晋以降，论、辩、书、疏诸作，亦杂用排体，易语为文。魏晋六朝，崇尚排偶，而文与笔分：偶文韵语者谓之文，无韵单行者谓之笔。观魏晋六朝诸史各列传中，多以文笔并言；则当时所谓笔者，乃直朴无文之作也；或用之记事之文，或用之书札之文，体近于语，复与古人之语不同。梁元帝《金楼子》云：“至于不便为 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 文。”刘彦和《文心雕龙》：“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文笔区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缉《文选》也，以沈思瀚藻者为文；凡文之入选 者，大抵皆偶词韵语之文；即间有无韵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扬咏叹，八音协唱， 默契律吕之深。故经子诸史，悉在屏遗。是则文也者，乃经史诸子之外，别为一体 者也。齐梁以下，四六之体渐兴，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文体亦卑。 然律以沉思翰藻之说，则骈文一体，实为文体正宗。⑶

刘师培力倡骈体为正宗，正是有感于桐城派古文之离文之真源日远：“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⑷④由此可见其为骈文辩护的出发点。刘师培于1905年在《国粹学报》第1卷第1 —10期上陆续发表的《论文杂记》，是传统“文话”的形式，共二十四则，虽非专论骈文，但其论述每每为后人重视。他进一步从“文”的演变角度讨论了骈文之正宗：

中国三代之时，以文物为文，以华靡为文，而礼乐法制，威仪文辞，亦莫不称 为文章。推之以典籍为文，以文字为文，以言辞为文。其以文为文章之文者，则始 于孔子作《文言》。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 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词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古 人言文合一，故借为文章之文。后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该文字之界说，失之甚矣。 夫文字之训，既专属于文章，则循名责实，惟韵语俪词之作，稍与缘饰相符。故汉 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沉思翰藻者为文。文 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⑸

这与《文章源始》一样，都是为骈文的正宗地位立论。此外，他对骈文的演变也作了分析，指出骈文之形成在东汉至魏之时，表现在四个方面：“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东汉文人，既与儒林分列，故文词古奥，远逊西京。魏代之文，则又语意易明，无俟后儒之解释。”⑹这些观点十分精辟，为后人所认同。在《文说》中，刘师培也作了全面的阐述。在《精采篇第四》⑺中，他先从《易》中的“物相杂，故曰文”引出“一奇一偶谓之文”，指出“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惟偶语韵词，体与文合”，同时，对骈文的形成过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韩非著书，隐肇连珠之体；荀卿《成相》，实为对偶之文。莫不振藻简策，耀采词林。西汉文人，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木白麟之对，儿宽摅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及东汉，文益整赡，盖踵事而增，自然之势也。故敬通、平子之伦，孟坚、伯喈之辈，揆厥所作，咸属偶文，用字必宗故训，摛词迥脱恒溪，或掇丽字以成章，或用骈音以叶韵。”

可以说，实际上《文说·耀采》是一篇全面论述骈文的迁演并为骈文辩护的论文。文章最后反诘道：“若屏斥偶体，崇尚奇词，是则反璞归真，力守老聃之论，舍文从质，转追棘子之谈。空疏之识，讵可免欤？观《典论》著于魏帝，备列诗赋之章；《文赋》创于陆机，不列序碑之体；则单行之词，实与文章有别，有何疑乎？”这是为骈文作最后的呐喊。在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连桐城文派都被视为“谬种”而在打倒之列，所有的文言文都将变为历史，何况作为文言文的极至的骈文？所以，刘师培的观点成了复古论的标本，也因此为后人所批评。其实，在当时就有争论，提出异议的代表人物就是章太炎（1869-1936）。章太炎在《文学论略》⑻中对刘师培的观点就作了辩驳，他首先指出“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文”以之为正名，继而论魏、晋以前无文笔之别，自晋以后虽有文笔之分，但萧统《文选》并非不易之论，他对阮元以来的以声偶为文之说进行了辩驳，指出：“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则骈散诸体，皆是笔而非文。”并进而对刘师培的《文章源始》的文辞异职论进行了批驳，他反问道：“或举《论语》言辞一言，以为文之与辞，划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称号有异，此又何也？”指出“韵文骈体，皆可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分析，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伯重烦，多取记忆。故或用韵文，或用骈语。为其音节谐熟易于口记，不烦记载也。战国纵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叠句，是则骈偶之体，适可称职。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记》《汉书》之属，乃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矛盾自陷，可谓大惑者矣。盖自梁、李、韩、柳、独孤、皇甫、吕、李、来、张之辈，竞为散体，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辞，将使骈俪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论偏颇，不为典要。今者务反其说，亦适成论甘忌辛之见，此亡是公之所笑也。”可以说，章太炎是反对以骈文为“文”之正宗的。当时，在《国粹学报》上实际上开展了一场讨论，田北湖在《论文章源流》⑼中对骈文也有讨论。其云：古之作者，择言以对待，援义以比例。虽在约举，罔不昭灼。是以奇偶必称，单复必齐。俯承其仰，断者自续，两两间合，节节递转，顿挫抑扬，犹省虚字，未有单词只义可以为句者，亦未有一语孤立可以为章者。文生于联珠之字，成于骈峙之体。舍兹排偶，是谓不文，岂其属思之精，实由用字之当，盖因形定声造字之巧也。他是肯定骈文的存在意义的，视其为文章简洁的必然，有其合理性。他反对将骈与散对立起来，认为“强分门户，析名骈散”，造成对立，十分不好。而罗敦融的《文学源流》⑽也以“文话”形式也对骈文作了论述，作者在《总论》中首先指出：“文学由简而趋繁，由疏而趋密，由朴而趋华，自然之理也。”他肯定了骈文形成与发展的合理性，并对骈文的发展阶段作了划分：“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时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而迄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逮乎国朝，散骈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综其分合，推迁可迹。”这个划分揭示了骈文发展的客观演进规律。他指出了各阶段及其代表作家的特点：“两汉以前，文多浑朴疏简，西京而后，朴进而华，疏进而密，简进为繁。迄乎东汉，乃益繁密。建安七子，联耀当时。汉魏之间，文尤柄蔚。晋尚清谈，稍参疏宕。而潘安仁、陆士衡、刘越石益柄于时。逮乎刘宋，颜延年、谢灵运其英绝也，齐有任昉、沈约，蹑汉魏之轨。梁有徐陵、庾信，极瑰俪之观。绵及初唐，四杰并轸，渊深玮博，郁乎钜观。燕、许纵其豪宕，义山易为流丽，而樊南一体，开宋四六之风，金元之间，文殊貌苶。晚明天如卧子，始复提倡。本朝文化莘莘，斯复称古。霞骞云举，并轨同涂，语夫文学，当迈元明。”他另外一些观点也是颇有启发的，如认为司马相如为“骈文之祖”，实是强调了汉赋对骈文的直接影响。

可以说，本世纪初在《国粹学报》上展开的这番争论，是在刘师培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其观点得到了充分的支持。这场讨论具有对骈文近两千年历史的总结的性质，似乎预示着它即将成为历史的终结。而谢无量（1884-1964）于1918年出版的《骈文指南》⑾虽是薄薄一册，毕竟是骈文研究的现代学术的开端，它虽仅分“骈文通论”和“骈文体格及变迁论”两章，但作为专论骈文的理论著作，它是第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仅就这一点而言，它的出现的意义是很大的。“骈文通论”一章分“骈文的渊源”及“骈文研究法”两节，有些论断亦称精要，如论“骈文之渊源”一节云：“骈文铺叙议论，语累千万，比对精深，体裁绮密，句中自协宫商，境界视律诗尤广。”“骈文体格及变迁论”分论历代骈文之时代特点，可谓现代一部骈文简史，有些论断亦发人所未发，如第二节论“永明体”云：“盖永明文学始精声律，不惟用之于诗，亦用之于文。”又如第四节论“唐骈文”云：“纵考有唐一代之骈文，初唐犹袭陈隋余响，燕许微有气骨，陆宣公善论事，质直而不尚藻饰，温李诸人所谓三十六体者，稍为秀发，唐骈文之变迁，其荦荦大者，如是而已，律赋诸家，虽亦四六之流，要为浅薄，不足取焉。”其观点至今犹有裨益。这部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并很快就重印多次，说明在当时骈文还很有市场，人们对骈文有无限的眷恋。与此同时，1917年出版的刘铁冷（1881-1961）选辑的《精选四六丛话》⑿也很受欢迎，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但骈文著作的受欢迎也改变不了它最终的命运，这只不过是最后的挽歌罢了。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近二十年是本世纪骈文学的开创时期，它是在骈文走向终结的时代背景下以为骈文的辩护为开端展开的，它拉开了本世纪骈文学的序幕。

建国前三十年的骈文学

——走向现代学术的思考

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是骈文学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版的骈文学著作众多，成为骈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如孙德谦的《六朝丽指》、钱基博的《骈文通义》、 金钜香的《骈文概论》、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中国骈文史》、蒋伯潜、蒋祖怡的《骈文与散文》、金茂之的《四六作法骈文通》⒀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特别是三十年代前期形成了骈文学研究的高峰，成为骈文学史的独特景观。

孙德谦（1859-1935）的《六朝丽指》是一部很重要的骈文学著作。孙德谦好骈文，其文有六朝之风，著有《四益宦骈文稿》，时人论其骈文每与李详（1858-1931）并称“李孙”。《六朝丽指》用传统的骈文话的形式写成，1923年出版。时年八十一岁高龄的词坛名宿冯煦（1843-1927）为之作序，极力褒赏。孙德谦又自序道其意旨云：“丽辞之兴，六朝称极盛焉……作为斯体，不知上规六朝，非其至焉者矣。”全篇共八十八则，分述六朝骈文之变迁、作家、文体、文风、文辞，其概论之全面、论述之精辟非前代骈文话所能望其项背，极为后世所重。其论骈文以六朝为模范，《六朝丽指》开篇即云：“骈体文字以六朝为极，则做斯体者当取法于此，亦犹诗学三唐、词宗两宋，乃为得正传也。”“有志于斯文者，当上窥六朝以作之准，不可逐末而忘其本。何则？六朝者，骈文之初祖也。”在对六朝骈文艺术的评价上，他尤标举“气韵”，以为“气韵”乃六朝骈文之真髓，其云：“六朝文之可贵盖以气韵胜，不必主才气立说也。……余尝以六朝骈文譬诸山林之士，超逸不群，别有一种神风彪映、贞静幽闲之致。其品格孤高，尘氛不染，古今亦何易得？是故作斯体者，当于气韵求之，若取才气横溢则非六朝真诀也。夫骈文而不宗六朝，拟之禅理，要为下乘也。使果知六朝之妙，试读彼时诸名家文，有不以气韵见长者乎？”孙德谦论六朝骈文均以“气韵”为 准的。如“六朝之文其气疏缓”，“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炼”，“为骈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气，非善法六朝者也。”就作家的气韵而言，孙德谦尤为推崇“疏逸”一路，如评江、鲍“江、鲍并称，余以江文疏逸……然鲍亦有疏逸处。”而其论骈体文辞强调骈散并用，如“骈文之中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显……要之，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倘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能清晰。”就六朝作家而言，孙德谦以任昉、沈约成就为最高：“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总之，《六朝丽指》专论六朝骈文并论及骈文之特点，在骈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钱基博（1887-1957）的《骈文通义》亦是用骈文话的形式写成的著作。全书共分《原文》、《骈散》、《流变》、《典型》、《漫话》五个部分，其中《漫话》部分于1933年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二卷上连载过。作者多综合历代之论述加以辨析，《原文》讨论文与骈之关系，指出：“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所以原文之必出于骈，非骈则不成文也。”《原文》意在为骈文之地位立论，在《骈散》中则讨论了骈与散之关系，指出：“夫一阴一阳之谓道，用偶用奇以成文。”《流变》讨论骈文之变迁及历代作家之特点，其论述之系统则可作骈文史观，而其见解则多显精警、深刻，如“西京扬（雄）马（相如）赋颂擅名，渐及众制，莫不以偶为体，以奇为用，而骈文之规模粗具。”指出了西汉之为骈文之形成期。又如“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开今体，任沈亦然！”此论可谓与孙德谦不谋而合。又如论徐庾“尽态极研，遂为骈文正宗。”“徐庾华实相扶，犹于抽黄对白之中，灏气卷舒，采不滞骨，丽而能朗，用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则可谓不刊之论。又如论李商隐“李商隐者，宋人之先声也。”亦为发人所未发。而论清代骈文家犹多，弥足珍贵。对毛奇龄、陈维崧、胡天游、邵齐焘、王太岳、洪亮吉、孙星衍、汪中、孔广森、刘星炜、杨芳灿、吴鼐、彭兆荪、王昙、吴慈鹤等人的点评均是仅寥寥数言，但却是切中肯綮之论。如论毛奇龄与陈维崧之风格“毛体疏俊，陈文绮密。仗气爱奇，陈不如毛，丽典新声，毛不如陈。”于比较中见各自之别。在《典型》中，作者将朱一新（1846-1894）在《无邪堂答问》中所论的“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奉为骈文的典型，“而以发六朝之秘响者也”，他也推崇六朝骈文，以六朝骈文为骈文之典范。他继承并发挥了孙德谦的观点，以为六朝骈文“大指主气韵，勿尚才气；崇散朗，勿嬗藻采。”“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上与板滞，与四六分疆。”“疏逸之道，则在寓骈于散。”此番辨析可谓精要。《漫话》部分虽然作者自云“无当弘旨，寻章摘句”“零珠碎玑，聊资谈隽”，但亦可见洞察之敏锐。如“丽语能朴，绮语能疏。”“朴语能丽，质语能隽。”可见其对骈文艺术的辩证思考。

《六朝丽指》和《骈文通义》作为骈文话的集大成之作，成为了评点式的骈文话的最后遗响和绝唱，也是走向现代学术的开端，它的骈文学思想在骈文学研究史上是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1933年至1934年是骈文学研究著作出版的高峰时期。除钱基博的《骈文通义》外，一系列骈文学著作在这两年里出版。金钜香的《骈文概论》正是这样的一部书。该书出版于1933年12月，作为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1集中的一种，1934年1月、6月收入王云五主编的《新中学文库》之《国学小丛书》两度再版，1947年2月又第三次出版，可见此书具有不小的影响。该书仅141页，分六章概述骈文的发展。第一章论“上古至周骈体之起源”，后五章分论两汉曹魏、晋至陈、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骈文，可以说该书实际上是一部骈文史。作者言简意赅地勾勒出骈文发展的历程，对骈文的历史演进作了精要地描述，表现了作者的不俗识见，如第二章“两汉曹魏之骈文”云：“窃以为辞赋之英杰，实骈文之极轨，舒骈俪之言，而有驰骤之势，无形貌之滞，而有准衡之归，名流各尽其长，偶体于焉大备。”总之，《骈文概论》是一部骈文的入门著作，对宣传骈文具有一定作用。

刘麟生(1894-1980)的《骈文学》和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也是这样的著作。刘著分为三编共十五章，第一编《骈文之渊源与进展》，此编分四章讨论“骈文与四六文”“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骈文之体裁”、“时代与作风”。第二编《方法论》，此编分四章讨论“对偶”、“用典”、“炼字”、“音韵”。第三编《作家与作品》，分五章讨论“汉魏作家”、“南北朝作家”、“唐代作家”、“宋代作家”、“清代作家”。《骈文学》虽是薄薄一册，但刘麟生明确地标示出“骈文学”，并对骈文研究的体系作了一次系统的探索，对骈文产生的文化内蕴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如在“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首次从中西语言文化的异同比较中，分析了骈文产生的必然性。虽然今天看来，它显得单薄，但在当时却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一部骈文著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是应刘麟生的约请而写的。据刘麟生为此书写的序中引用作者给他的信，因为已有刘麟生的《骈文学》写在前面，瞿兑之就“决定不必作什么骈文的文学史，也不必指示什么骈文的作法。只要老老实实的介绍几个重要的作家，及其特殊的风格，并约略的将他们的前因后果指点出来。这就使人能欣赏骈文，能了解骈文，能运用骈文的一个绝妙方法。”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来安排全书的。全书分十七节，除总论外，按照骈文史发展的时间先后选择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骈文现象来介绍，文章篇幅短小，语言浅近，可以说是一部骈文史漫话，意在普及骈文的知识。虽然如此，它在骈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它将骈文学的基本知识介绍给了普通读者。

与此同时，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也于1934年出版。这是一部完全意义的骈文史，全书共分十二章论述骈文的发展历程，第一章先辨“别裁文学史与骈文”，实为论作此书的目的，作者是有感于西方文化的侵扰以及“挽近人士，诗尚江西派，词习梦窗，文舍桐城派莫属”此外的文学被摒弃甚多，而骈文在过去有过光明独立之史迹，在中国文化生活中又关系密切，故“阐扬已有文学上之特产，以决定今后吾人对于骈文应取之态度，尤不可以无专史明矣。”之后用十一章分论“古代文学中所表现之骈行文气”、“赋家奏疏家论说家暨碑板文字”、“所谓六朝文”、“庾信与徐陵”、“唐代骈文概观”、“陆贽”、“宋四六及其影响”、“骈文之中衰——律赋与八股文”、“清代骈文之复兴”、“骈文之支流余裔——联语”、“今后骈文之展望”。可以说有重点地勾勒出了骈文发展的历史流程。作者首先追溯先秦文学中的骈行文句，广泛引证大量各类文献中的材料来说明先秦存在有大量的骈体句子，然后论两汉魏晋，指出“骈散古合今分之迹，要以东汉为最著。魏晋文章，早已急转直下，至六朝则为骈文极盛时期，渊源有自。”对于六朝文，作者着重讨论了“六朝文亦重气势”、“轻倩之作风”、“声律之发现”、“文与笔”、“六朝与小品文”。作者又以专章论徐陵与庾信，以为“骈文至六朝，始称极盛时期，六朝文至徐庾，骈文始臻极峰，然则徐庾之文，可谓集骈文之大成，达美文之顶点。”对徐庾之评价甚高。对于前人关注较少的唐代及以后的骈文，作者也特别注意，唐代骈文就用了两章的篇幅来介绍，一章介绍唐代骈文概况，勾勒出其时代风格与初、盛、中、晚四唐的演进轨迹。同时用一章的篇幅介绍陆贽，可见对其之看中。陆贽在骈文史上有变革文风的重要作用，对后代影响至深。作者对陆贽的高评价是很有历史眼光的。

此外 ，1935年由上海大通图书社出版了金茂之编辑的《四六作法骈文通》（又名《骈文作法附骈文选》）这是一部为骈文写作导引的书。全书分十二部分，前十一部分介绍骈文的源流、本质、用典、体裁及作法，第十二部分为骈文名著选读，共22篇，每篇后附注释。这说明当时骈文仍有市场。三十年代又是骈文古籍整理出版的繁荣时期。1936年由国学整理社整理出版、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清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排印本面世。1936年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录了宋人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杨囦道的《云庄四六馀话》及清人彭元瑞编撰的《宋四六话》等骈文学理论资料。而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收录了清人孙梅的《四六丛话》。在此之前，1917年仅出版过刘铁冷选辑的《精选四六丛话》，1928年北平的朴社出版的“文学批评丛书”甲种中有专门辑录其叙论的《四六丛话叙论》。但都非全本，至此，在骈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六丛话》的现代排印本才正式出版。这些文献的出版为骈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益至今。

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内忧外患，骈文研究受到一定的影响。此时期骈文研究著作有蒋伯潜（1892-1956）、蒋祖怡（1913-1992）父子合著的《骈文与散文》，该书是他们为世界书局1942年出版的“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写的六本书中的一种。作者合论骈散，意在探寻骈散的联系和演进的特点。全书由两编组成，第一编“骈散文历史上的演变”， 主要从纵向的角度梳理骈散的兴衰变迁，第二编“骈散文内容的分析”，主要从横向的角度分析骈散的内在结构的特点及异同。第一编分十二章论述“骈散文的分合”、“汉代已有骈散分歧的现象”、“魏晋文体”、“骈文的全盛时期——六朝”、“《文选》和《文心雕龙》”、“散文的新生”、“唐代骈文”、“‘宋四六’”、“宋代散文”、“金元明的散文”、“骈散文的复兴时期——清”、“白话文体由酝酿而至成功”，从章目上看得出，作者意在探索作为书面表述语言的文体由古至今的变化规律。第二编分十章论述“骈散文的异同”、“语体文和骈散文的比较”、“字的安排”、“句子的形式和变化”、“整篇的结构”、“对偶”、“关于用典”、“声音的描写与文章的音节”、“体裁的分析及其作法”、“古人论学习文章的修养”。全书微观分析与宏观概括结合，点线面结合，作者不专就骈文论骈文，没有崇骈崇散之囿，却能从文化史的大背景来分析，所以视野更开阔，评判更超脱。就专著而论，该书是建国前出版的著作中最晚出的一部，也是最有学术深度的一部，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的主要作者蒋伯潜早年从钱玄同、马幼渔为师，又曾问学章太炎、梁启超门下，三十年代末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精通国学。所以本书写得深入浅出，有庖丁解牛之妙，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具有现代学术思考的骈文学著作，代表了建国前骈文研究的学术水平。

另外，值得提及的还有王瑶（1914-1989）写于1947年的《徐庾与骈体》一文，该文收录于其《中古文学史论》一书中。该文以“徐庾”为切入点，对骈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徐庾”历来被视为六朝骈文的杰出代表，因此，解剖“徐庾”就等于解剖了骈文，解剖了齐梁文学。作者正是以这样的思路去做的，作者指出：“要了解徐庾在文学史的地位，徐庾体的历史涵义，就必须从骈文这一体裁的源流和特点上去考察，因为徐庾的主要成就，即在将宫体诗所运用的隶事声律和缉裁丽辞的形式特点，完全巧妙地移植在‘文’上，使当时的骈文凝固成一种典型的文体，而成了后来唐宋四六和律赋的先导。”作者是采用以小见大的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为了更好地评价徐庾的骈文成就，作者首先对骈文的四个艺术特征——裁对、隶事、敷藻和调声——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把徐庾放在骈文史的发展过程中来看待，指出；“上述的四种骈文的特征，在文学史上是有一 个演进的次序的。到了徐庾，这些形式特点的追求都到了极峰，所以发展到了骈文的完整的典型。”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十分有说服力了。可以说，这篇论文就其学术水准来说，不但从未过时，而且一直有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作用。

2010年2月辽海出版社出版了于景祥先生的《中国历代骈文话》。本书分上下编，上编为中国历代骈文史话，下编为中国历代骈文话分类辑要。它填补了中国骈文研究文献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1） 参见《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2）《刘申叔遗书·左盦集》卷八。

（3）《国粹学报》第1卷第1期（1905年）。

（4）《论文偶记》之十，《国粹学报》，第1卷第4期（1905年）。

（5）《论文偶记》之九，《国粹学报》，第1卷第4期（1905年）。

（6）《文说》，《国粹学报》，第2卷第14期（1906年）。

（7）《国粹学报》第2卷第21-23期（1906年）。此文经增删修订后收入《章氏丛书·国故论衡》，易名为《文学总略》。

（8）《国粹学报》第1卷第2-6期（1905年）。

（9）《国粹学报》第2卷第17-21期（1906年）。

（10）该书1918年1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32开，92页。1919年9月3版，1922年8月5版，1931年3月10版，1940年12版。

（11）该书于1917年10月由上海藜青阁出版，1919年3月再版，1923年7月3版，272页。

（12）孙德谦：《六朝丽指》，1923年四益宦自刊《孙隘堪所著书》本；钱基博：《骈文通义》，1934年上海大华书局出版；金钜香：《骈文概论》，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 馆“万有文库”本；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1936年收入世界书局的《中国文学八论》中；刘麟生：《骈文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 版，《中国骈文史》，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金茂之：《四六作法骈文通》，1935年上海大通图书社出版；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1942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