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亦作本布泰，bumbutai，蒙语意为“瓶子”，1613年3月28日－1688年1月27日），即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人，科尔沁贝勒博尔济吉特·布和之女，清太宗皇太极的妃嫔，孝端文皇后侄女，敏惠恭和元妃之妹。

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613年3月28日），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出生。她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宰桑博尔济吉特·布和之女。

当时，后金汗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为了笼络科尔沁蒙古，极力推行“满蒙联姻”政策。在布木布泰刚两岁的时候，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就娶走了她十五岁的姑姑哲哲。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二月，十三岁的布木布泰由兄长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皇太极，为其侧福晋。

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即汗位。天聪（1627年－1636年）初年，哲哲被封为大妃，称中宫大福晋；布木布泰则被封为西侧妃，称西宫福晋。当时未有东西宫福晋的形式，所以布木布泰在后宫位居第二位，仅次于哲哲大福晋。

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初八日，布木布泰生皇四女雅图（后封为固伦雍穆长公主）。天聪六年（1632年）二月十二日，布木布泰生皇五女阿图（后封为固伦淑慧长公主）。翌年（1633年）十一月十六日，生皇七女（后封为固伦淑哲长公主）。

天聪六年（1632年）二月，巴雅尔戴青之女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嫁皇太极为东侧妃，称东宫福晋。布木布泰在后宫地位降到第三位。天聪八年（1634年）十月，布木布泰的胞姐海兰珠嫁皇太极，不久宠冠后宫。天聪九年（1635年）七月，察哈尔林丹汗的遗孀囊囊大福晋——阿霸垓博尔济吉特·娜木钟嫁皇太极。海兰珠、娜木钟陆续嫁与皇太极，使布木布泰在后宫的地位反复下降。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册封崇德五宫后妃，也称五大福晋。布木布泰先是于五月被封于次西宫永福宫（满语为hūturingga boo，直译“有福宫”），号“西侧福晋”（满语为wargi ashan i fujin），继而于七月受封“庄妃”（满语为jingji fujin，直译“庄重福晋”）。

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戌时，布木布泰在盛京永福宫中诞下皇九子福临。

在皇太极生前，布木布泰在后宫排列于清宁宫中宫“国君福晋”哲哲、关雎宫宸妃东大福晋海兰珠、麟趾宫贵妃“西大福晋”娜木钟、衍庆宫淑妃“东侧福晋”巴特玛·璪之后，居第五位。后来在清军入关前，布木布泰曾说：“予虽在宫壶，太宗（皇太极）行政亦略知之。”可见她时刻关注朝政。如后世广泛流传的松锦之战后布木布泰劝降洪承畴的故事（参见“轶事典故-劝降经略”），足可证明关于她“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的评价的出现，绝非偶然。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驾崩。布木布泰欲进故退，主动请殉，诸王以福临年幼，须人抚养，“合辞坚请，勉留此身”。此事展现了她的胆识和机智。

由于皇太极生前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遗嘱，故在他死后，以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和两黄旗大臣为代表的三方政治势力都在为谋取帝位而四处奔走。开始时，忠于皇太极的两黄旗大臣提议“立肃王（豪格）为君，以上（福临）为太子”，但在两白旗对豪格的强烈反对下，改为“必立皇子”。在各方政治力量的妥协下，豪格、多尔衮等人被迫同意立福临为帝。八月二十六日，福临以皇太极嫡长子（也有写作三子、九子者）身份顺利登基，即顺治帝。

有学者认为，是多尔衮考虑到代善、济尔哈朗、豪格等诸王贝勒不赞成他称帝的现实，为避免家族内乱，才决定退让，拥立福临。但能顺利登基为帝，也要归功于布木布泰与代善、多尔衮等人的斡旋。她与多尔衮的联系，还引发了所谓“太后下嫁”的故事。关于此事的真伪，后世众说纷纭（见人物争议目录）。

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布木布泰与顺治帝一同至燕京（今北京）。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初十日，亲政后的顺治帝为布木布泰上徽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简称昭圣皇太后。八月二十日，顺治帝率群臣为她加“恭简”二字徽号，称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她是清朝第一位正式的皇太后。

顺治十一年（1654年），布木布泰的母亲去世。二月，顺治帝得知祖母的讣闻，随后遣礼部官致祭。五月，追赠祖父布和为和硕忠亲王，祖母为贤妃。六月二十一日，又为布木布泰徽号加上“安懿”二字，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皇太后。

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布木布泰大寿，顺治帝亲自作诗三十首，献给母亲。顺治帝奉布木布泰的懿旨，命大学士傅以渐撰《内则衍义》，并在亲自作序后将该书进献给布木布泰。十二月二十四日，再加“章庆”二字徽号，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病重。据说，顺治帝病重时，原想让次子福全继位，但布木布泰不同意，一心想立顺治帝第三子、八岁的玄烨为帝。经汤若望劝说，顺治帝才决定立玄烨。初六日，即顺治帝驾崩前一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至养心殿，提前草拟遗诏，降旨自责，立玄烨为皇太子，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命麻勒吉和侍卫贾卜嘉“拜诏奏知太后”，宣示王贝勒大臣。这份“遗诏”显系在布木布泰的授意下，由四辅大臣精心炮制，其目的是为防止亲王摄政，威胁皇权。初七日，顺治帝驾崩，玄烨即位，即康熙帝，布木布泰被尊为太皇太后。

此时开国功高诸王贬死殆尽，余下承袭各王政绩平庸，而布木布泰“殷忧启圣”，操持国柄，可以左右局势。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江南桐城县生员周南“诣阙条奏”十款，未款呈请布木布泰“垂帘以盛治之隆”。布木布泰以与祖制相左，拒绝垂帘听政。

康熙元年（1662年）八月三十日，康熙帝为祖母布木布泰上徽号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太皇太后”。

布木布泰精心教导、培育康熙帝，对康熙朝前中期的局势产生了一定影响。史称“太后不予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行”。并在四辅政大臣机制失控后，支持康熙帝同权臣鳌拜斗争。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在索额图等人的帮助下，将鳌拜逮捕，下狱论罪，囚死于牢中。布木布泰生活内敛俭朴，不事奢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后，她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每逢荒年歉岁，布木布泰总是把宫中积蓄拿出来赈济，全力配合并支持儿孙的事业。她的表率行为，更使康熙帝增加敬意。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康熙帝拒绝群臣请上尊号的奏请，而提出给太皇太后上尊号。布木布泰再三辞谢说：“我以妇人，未有功于臣民。倘受徽号，实有未安。”康熙帝说服祖母接受尊号，定其徽号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康熙帝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祖母尝鲜；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秋，康熙帝陪布木布泰巡幸五台山，一到上坡地方，康熙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布木布泰病危。康熙帝在慈宁宫侍奉，如此连续三十余天。每天只在辰时到乾清门听政，事毕即返。为使祖母病情好转，他检阅方书，亲调药饵，昼夜席地而坐，“衣不解带，寝食俱废”。并传谕内阁：“非紧要事，勿得奏闻。”康熙帝还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在诵读祝文时，康熙帝涕泪交颐，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同极之恩，毕生难报……若大算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布木布泰以七十五岁的高寿在慈宁宫去世，临终前她嘱咐康熙说：“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就在孝陵附近择地安葬。”在临终前的遗诏中，布木布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嘱咐康熙帝“勉自节哀，以万几为重”。

康熙帝给祖母上谥号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简称孝庄文皇后。根据布木布泰的遗愿，她的灵柩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并将布木布泰生前居住的慈宁宫东王殿五间拆建于昌瑞山下，称“暂安奉殿”，停灵其中。直至雍正三年（1725年），才在暂安奉殿原处就地起建陵园，葬入地宫。因其陵在盛京太宗皇太极昭陵之西，故称“昭西陵”。

后经雍正、乾隆累加谥，布木布泰的谥号被确定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

布木布泰虽未垂帘听政，但在顺治帝登基、辅佐幼帝，追论多尔衮，辅助康熙帝擒捉鳌拜、巩固皇权及平定三藩之乱、察哈尔布尔尼叛乱中都起了一定作用。她从行政上予以指授，提出一些有利于安定、恢复发展生产及统一的建议。这对于清初政权的巩固，统一及强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活动见下文。

在顺治朝，布木布泰以太后之尊，虽未直接干预朝政，但对朝政有一定的影响力。她作为后宫的主宰，在处理皇室婚嫁问题上，表现的较为开明。顺治九年（1652年），定南王孔有德战死，只留下一女名孔四贞。布木布泰破例收为养女，赐号四贞格格。顺治十三年（1656年），“礼部奉圣母皇太后谕，定南武壮王孔氏，忠勋嫡裔”，“宜立为东宫皇妃”。孔四贞自陈已许配孙延龄，布木布泰尊重孔四贞本人意愿，放弃了立其为皇妃的打算，召孙延龄入京，“奉太后命为夫妇，赐第东华门外”。顺治十年（1653年），布木布泰将皇太极第十四女，嫁给吴三桂子吴应熊为妻。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将“抚育宫中”的原承泽亲王硕塞之女，“封为和硕公主，下嫁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通过这些联姻，一方面联络感情，以结其心；另一方面也是加强控制，留居京师的额驸，实际成为人质。

遵照满蒙联姻惯例，在顺治帝后宫中，来自科尔沁的有两位皇后。第一位皇后是布木布泰的侄女（即清世祖废后），于顺治八年（1651年）册立。后因感情不和，顺治提出废后，满汉大臣纷纷反对。顺治十年（1653年）十月，顺治“奏闻皇太后，（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室”。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顺治帝再娶科尔沁贝勒之女，次月册为皇后。当时，顺治帝宠幸董鄂妃，“奉圣母皇太后谕”，相继册立董鄂妃为“贤妃”“皇贵妃”，死后追谥为“孝献皇后”。在顺治帝的婚姻问题上，母子间虽纠葛不断，但布木布泰基本上满足了儿子的要求。

此外，在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死后，布木布泰还尽心辅佐刚刚亲政的顺治帝，使清朝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首先，布木布泰为顺治帝制定了“作君之则”。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她诰谕顺治帝说：“为天子者，处于至尊，诚为不易”，百姓是国家之本，所以作为皇帝，应该“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莅政必加以详审刚断”，还要做到赏罚公正、衣着器用合乎准则，“毋作奢靡，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如果只知享乐，那么帝业将由此更易。凡是机务在前，一定要“综理勿倦”。这份诰谕既反映了中国历代治国的经验，也是针对少年顺治帝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而发。顺治帝称这份诰谕为“作君之则”，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亲政后，遵照母后的教导，经常到内三院与汉人文臣讨论历朝治国的得失，总结治国的经验；选贤任能，严惩贪官，对朝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有所成就。其次，布木布泰在后宫支持朝政。如前文所说，她对汉将孔有德、尚可喜等，抚孤结亲，使其为清朝更好的效力。在后宫提倡节俭，常将节余银两赈济灾民。顺治十一年（1654年），布木布泰发宫中银四万两救灾。顺治十三年（1656年），又发宫中银三万两，赈济直隶灾民。再次，她还曾劝阻顺治帝的轻举妄动。顺治十六年（1659年）七月，郑成功从厦门率舟师北伐，攻克长江的门户镇江，围困南京，震惊清廷。顺治帝举止失措，想要退守关外，受到布木布泰的斥责。顺治帝转而大怒，要“亲自出征，或胜或死”，甚至拔剑击案，以示决心。布木布泰极力劝阻，又派顺治帝的奶母与在京外国传教士反复劝说，这才使他放弃御驾亲征的打算。顺治十七年（1660年）董鄂妃死后，顺治帝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甚至要削发为僧，也为布木布泰等人所劝阻。因此史称布木布泰“启世祖章皇帝，式廓大业”，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顺治帝英年早逝后，由布木布泰选定的、八岁的孙儿玄烨即位，即康熙帝。这次皇位的更替，是完全按照她的旨意进行的。这在清代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选择。据说顺治临死前，曾想选立一位成年的兄弟，但布木布泰坚持立皇子，并择定玄烨。主要理由是：“他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的伤害。”

布木布泰扶助玄烨登上帝位后，拒绝垂帘听政，支持四大臣辅政制。鉴于顺治初多尔衮摄政威胁皇位的教训，辅政四大臣都不是出自皇族，而来自上三旗。四大臣的选择，实际在顺治末年已经显露端倪。如索尼一向受布木布泰倚重，任内务府总管兼内大臣。苏克萨哈、遏必隆与鳌拜分任上三旗领侍卫内大臣，兼任议政大臣。顺治帝亲政时，他们经常侍从皇帝左右，而且接近布木布泰。布木布泰有事，常通过索尼、鳌拜等传谕“启知皇帝”。有次布木布泰生病，“鳌拜等近侍卫护，昼夜勤劳，食息不暇”，受到嘉奖。这说明，在顺治帝亲政时。四大臣已得到布木布泰的特殊倚重和信任。他们能够在康熙初年辅政，绝非偶然，其中自然有出自布木布泰旨意的因素。

四大臣辅政时期，仍以“效法太祖、太宗”作为施政纲领，恢复部分入关前的旧制，立场趋于守旧。约从康熙四年（1665年）起，开始出现裂痕。索尼资望最高，居四大臣之首，最受布木布泰倚信。康熙四年（1665年）初，朝廷议立索尼孙女（即孝诚仁皇后）为康熙帝皇后。鳌拜声称“若将噶布喇（索尼子）之女立为皇后，必动刀枪。满洲下人之女，岂有立为皇后之理？”并会同遏必隆、苏克萨哈启奏布木布泰。布木布泰断然回答说：“满洲之女如何立不得皇后！我意已定，不必再议。”这才平息了立后风波。在这之后，出身镶黄旗的鳌拜以及依附他的遏必隆因强行更换清初圈定的八旗土地而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发生尖锐冲突。索尼不愿卷入他们的纷争，遂于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会同鳌拜等奏请康熙帝亲政，布木布泰谕示说：“帝尚幼冲，如尔等俱谢政，天下事何能独揽？缓一、二年再议。”六月，索尼病故。七月，布木布泰决定康熙帝亲政理事，但仍强调“虽亲政，尔等仍同辅政”。

鳌拜表面赞同康熙亲政，实际上并不愿放弃辅政大权。他排斥异己，结党谋私，不顾康熙帝反对，害死苏克萨哈。在随后的历法之争中，鳌拜、遏必隆支持一些官员兴起大狱，将制订《时宪历》的汤若望等逮捕审讯，判决其凌迟处死。适逢京师地震，宫中失火，布木布泰亲自出面干预，召来辅政大臣谕示说：“汤若望为先帝勋臣，二十年来未尝有失。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耶？应立即开释，以答上天示警之意。”这才使汤若望获释。后康熙帝经过调查，决定复用《时宪历》。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索尼次子索额图由吏部侍郎转为一等侍卫，随侍康熙帝身边。当月，康熙帝下令逮捕鳌拜，开始全面亲政。

康熙帝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布木布泰便直接负起养育的责任，倾注心血，把他教育成人，教他如何做人，怎样为政。正如康熙帝自己所说：“朕自幼会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在“独嗜图史”的布木布泰影响下，康熙帝从小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嗜好伴其终身。他“矢志读书”，“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至忘寝食”，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捧起书本，几乎忘掉一切。保姆朴氏担心他年龄太小，读书过多而有伤身体，不止一次将书藏起，希望能使他休息一下。但他一经发现，便立刻索回，继续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对于孙儿的勤奋苦学，布木布泰既感欣慰，又十分心疼，她曾忧喜掺半，不无责备地对康熙帝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呢？”布木布泰对康熙帝既慈爱备至，也处处从严要求。凡饮食，一言一行，都得照规矩和礼仪而行，稍有疏忽，就受到责备。康熙帝继位初期，有一天，当着众臣之面，布木布泰问康熙帝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打算，康熙帝答道：“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此事让他印象深刻，数十年后仍铭记在心，即使平时独处，也不敢越分违背。

康熙帝全面亲政后，布木布泰全力辅佐他。布木布泰虽不干预政事，但朝廷每有黜陟，康熙帝大多先禀告祖母而后施行。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帝每天上朝前或下朝后，都要去后宫向布木布泰问安请示，有时一天多达三次，聆听祖母面授机宜。康熙帝称颂祖母虽“穆处深宫”，但常为国家谋划“弘纲大政”，“勉以怀保，惕以励精”。康熙十一年（1672年）末，布木布泰谕示康熙帝，希望他“安不忘危，闲暇时仍宜武备训练”，又说“（为）人君之道，诚莫如虚公裁断”。次年（1673年）二月，翰林院进呈刊刻满文译本《大学衍义》一书。布木布泰甚为欣喜，特发内宫白金千两，奖赏译刻有功人员。她要求康熙帝治国必先修己，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因此对译刻《大学衍义》一书大加赞许。康熙帝在位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更改”。尤其是在政务方面，布木布泰时时给予指点，授以方略，使他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

三藩之乱爆发后，布木布泰时刻关注战局，经常发宫中帑银犒赏前方将士。康熙十四年（1675年），驻牧在关外义州的蒙古察哈尔部，乘清军主力南下，兴兵反叛，威胁京师。康熙帝甚为忧虑，布木布泰谕示：“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图海挑选八旗家奴中精锐者数万出征，很快平定了叛乱。

布木布泰对康熙帝精心培育，给予其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他去完成一代伟业。当布木布泰病危时，康熙帝日夜侍药看护，深情地忆起祖母的养育之恩道：“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

顺治帝：

康熙帝：

雍正帝：“统两朝之养孝，极三世之尊亲。”

赵尔巽：“世祖、圣祖皆以冲龄践祚，孝庄皇后，当时无建垂帘之议者。殷忧启圣，遂定中原，克底于升平。”

蔡东藩：“后人谓多尔衮之肯出死力，皆孝庄后有以笼络之，然则孝庄后固一代尤物乎？明亡清继，成于一妇人之手，吾訾其德，吾服其才。”

天嘏：“貌美冠一时。”

杨余练：“孝庄虽然始终居处后宫，但一直卷入政治漩涡，为清朝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杨珍：“孝庄是公认的明清之际杰出的女政治家，在清朝入关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维持了清皇室的团结，而且保护培养了顺治、康熙历史名君，对扭转当时中国的分裂局面使中国归于统一具有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始终处于幕后，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清军俘获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皇太极下令把洪承畴押到盛京，囚于三官庙（今沈阳故宫太庙），派汉臣范文程等轮番劝说，洪承畴始终不屈，绝食待死。但最后还是剃发降清。关于其立场反复的原因，据载是皇太极亲自“解貂裘与之服”，使他深受感动；也有说法认为是布木布泰毛遂自荐，亲自送去名为药酒的人参汤，“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灌下，动之以情，喻之以理，唤起他贪生思家之念，经过数天的努力，终于说服洪承畴。此事件广为流传，后世也多有作品演绎，但详细记载并不见于正史，真实性学术界尚有争议。

布木布泰与康熙帝相处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祖孙之间的感情极为深厚。她对康熙帝十分用心地进行培养。从国家政务到个人修养，甚至戒烟少饮等私人习惯，“早失怙恃”的康熙帝都受到布木布泰相当深刻的影响。这种背景之下，布木布泰与康熙帝形成了非同一般的祖孙情谊。目前已知的康熙朝奏折内，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是康熙帝在外征战或巡视时，写信给宫中的布木布泰问安、闲谈。每到一个地方，康熙帝常会向布木布泰报当地风土，并将一些当地美食寄回宫中。

从布木布泰逝世至梓棺移东陵的近半年时间内，康熙帝一直住在乾清门外临时搭的帐蓬里，“席地而处，并不设褥”。孝庄的逝世，对康熙帝的身心刺激很大，一度使他的记忆力明显衰退。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讲“朕躬不逮往时，自太皇太后违和以来，深觉迷愦，极切忧劳，倾听言旋即遗忘”。对祖母的怀念一直伴随了康熙的一生，布木布泰去世后，康熙帝“终身思慕，每一言及，声泪俱发”，“常形梦寐，奇异甚多”，每逢军国大事，如亲征噶尔丹、废黜太子胤礽时，常梦见祖母。直到布木布泰逝世三十年后，已经年过花甲的康熙帝与廷臣言及祖母，仍涕下如雨，哀不自胜。

布木布泰的徽号（尊号）和谥号都用了汉字“庄”，但在满文里却不同，皇太极所封之“庄妃”之“庄”的满文“jingji”偏向于富态，而康熙帝所上谥号“孝庄”之“庄”的满文ambalinggū偏向于大方、魁梧。由此可以看出在皇太极和康熙帝的不同视角之下，布木布泰的形象和评价亦有所不同。

（表格参考资料）

关于布木布泰是否下嫁多尔衮一事是否存在，史学界尚有争议。

太后下嫁之说，最早引起史家关注的是明遗民张煌言的十首《建夷宫词》，其中有一首说：“上寿觞为合而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太礼恭逢太后婚”。主张太后下嫁说的还有其它一些论据：其一，多尔衮尊称为“皇父摄政王”；其二，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不仅有自称“皇父摄政王”，还有“又亲到皇宫内院”；其三，布木布泰遗嘱康熙不要将其与皇太极合葬，是否因下嫁多尔衮而有难言之隐。且据说在清末有人在宫中亲眼见过所谓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确有太后下嫁事，一些学者则认为不能否定此事存在的可能。

但清史学家孟森撰有《太后下嫁考实》，针对太后下嫁说的各种根据，一一予以驳难。孟森认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词；再者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中国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周武王也称姜太公为尚父，不足为据，至于所谓到“皇宫内院”，疑多尔衮另有乱宫之举，不见得专指布木布泰；再者布木布泰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孝端皇后，且皇后不与夫君合葬，这在古代并不乏实例。阎崇年也认为至今还没有见到一条关于“太后下嫁”的史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昭西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大红门外东侧，是安葬布木布泰的陵寝。布木布泰崩逝后，按祖制，应将她葬入盛京的昭陵与皇太极合葬，但布木布泰遗嘱在东陵安厝。康熙帝既不愿破坏祖制，也不想违背祖母遗愿，于是将布木布泰生前喜爱的寝宫拆运到河北遵化，建了一座临时殡宫，称“暂安奉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月将布木布泰梓宫停放在内。雍正帝即位后，以“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入安，子孙蕃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极为安妥”为理由，认为暂安奉殿所在之地就是风水宝地，因此在雍正三年（1725年）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同年十二月将停放了三十七年之久的布木布泰梓宫正式葬入地宫。昭西陵是清朝皇后陵中级别最高的陵寝。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花吐古拉镇境内的原达尔罕亲王府旧址有孝庄园旅游区。园区总占地面积近一万亩，核心景区“孝庄故居·达尔罕亲王府”占地10万平方米。规划有孝庄故居·达尔罕亲王府、孝庄博物馆、嘎达梅林纪念馆、达尔罕兵营、科尔沁与后金盟誓碑、孝庄园休闲度假村（温泉小镇）等十多处景点。

通辽市悦来河旅游休闲街区有孝庄河（原名二道河子）。

《清实录》太宗朝至圣祖朝部分

《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列传一》

《清列朝后妃传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