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family style）又称门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即一个家庭当中的风气。家风是给世代家族成员树立的价值准则。

“家风”，一般指一种由父母或祖辈提倡并能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用以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风尚和作风。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期培育形成的一种文化和道德氛围，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是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体现。家风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家风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其成员，又能促使家庭成员在一种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氛围中不断发展。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文学家潘岳的作品中。西晋文学家夏侯湛，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以成《周诗》，并给潘岳看。潘岳认为：这些诗篇不仅温文尔雅，而且可以看到孝悌的本性。为与友人唱和，潘岳因此写作了《家风诗》，自述家族风尚：“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在该诗中，作者并没有具体描述自家家世，而是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我勉励。

家风词语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了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自矜门户、标树家风，也是这一时期士族抵御皇权和寒人侵渔的手段。

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尤其是在北朝，更是使用甚广。从它发轫之初，就往往和门风互用。由“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而言色恂恂，出于诚至，恭德慎行，为世师范，汉之万石家风、陈纪门法所不过也，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积善之庆欤”（《魏书》卷五十八），“少而清虚寡欲，好学有家风”（《北齐书》卷四十二），“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而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矣”（《周书》卷三十八），等等。

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藏有对传统的继承意义。例如，“齐有人焉，于斯为盛。其余文雅儒素，各禀家风。箕裘不坠，亦云美矣”（《南史》卷二十二）。这里的“禀”字，就生动地传达了下对上、后对前的承继接受。至于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以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把家风世德作为最优先的题材。当时的大家族皆以“世守家风”为要务。

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有别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忿戾凶横。

正因为如此，对家风、门风或称誉或贬损，也就并存于历史文献中。如《魏书》卷三十八说：“刁氏世有荣禄，而门风不甚修洁，为时所鄙。”卷四十七也有：“及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混秽，为论者所鄙。”《隋书》卷四十九也说：“子实不才，崇基不构，干纪犯义，以坠家风，惜哉！”可见，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

家风，如同一个人有气质、一个国家有性格一样。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习和风貌。这样一种看不见的精神风貌，摸不着的风尚习气，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可以将家风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是一个家庭的传统，是一个家庭的文化。

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

极端地说，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

家风有别于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意义。《魏书》卷九十一中的“渐渍家风”，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通俗地说，可以把家规看作是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

2021年12月15日，“2021中国家庭健康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健康是新时代的家风”为主题，让好家风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传统家风特点

1、榜样性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或家族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它的提出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典范作用，亦即“榜样性”。中国古代传统家庭往往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宗族之中，日常行为受到族约的限制。族约的制定通常是由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辈商讨所得，里面蕴含了这些长辈日久经年的为人处世哲学，也兼顾了社会风潮和公平正义。这样的族约无论是否以文字的形式出现，都有很强的“法规”性，家族内部成员出于对长辈的尊重和信任，会无条件地执行并延续下去。

然而，族约制定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因为族内优秀成员的诞生而改变；亦或是家族优秀成员诞生后再定立传世的家规、家训。

比如，司马光著《家范》，就是家族内优秀成员诞生而改变族约的例子。司马光其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其父司马池官拜兵部侍郎、天章阁侍制（天章阁属于翰林学士院，侍制是皇帝的藏书阁顾问），这样世代簪缨的诗书之家，定有家规、家训。司马光成为司马氏一族的代表人物后，撰写《家范》，系统地阐述了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个人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至此，《家范》中的思想便成为了司马氏的家风。

再如，山东诸城东武刘氏家族，就是家族优秀成员诞生后再定立传世的家规、家训。刘氏家族原本乡里布衣，世代为农，是移民到山东的新家族。刘必显是家中第一个进士，官拜户部广西司员外郎，晚年辞官归故里，致力于子孙的教育，立下了“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的家训。

自清顺治年间刘必显中进士算起，至道光末年为止的近200年里，刘家连续7代，先后科考得中198人，其中进士共计5世11 人，举人共计6世35人，七品以上的官员73位，出任知县、知府、道台、学政、布政使、巡抚、总督、尚书直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者皆有，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刘统勋、刘墉父子。

2、社会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的存在必须是与社会风潮相适应的。自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格外推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为“八德”。“八德”作为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家风之中。

在宋代，程朱理学兴起、社会的变革动荡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入侵并未动摇百姓对封建思想的信仰，反而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在“八德”的基础上延伸出“烈”这一品格。故而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这样的家风在社会上普及。到了明代，阳明心学引领风气之先，“知行合一”的思想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依然有指导意义。由此可见，家风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在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下，家风可能被重新厘定。

3、传承性

“世代相传”和“生活作风”是家风的两个重要标签，家风的传承性很大程度体现在生活作风上。生活作风可以分为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并不能完全割裂开。价值认同是生活方式的思想指引，生活方式是价值认同的表现形式。价值认同是家风得以传承的基础，家族的世世代代都认同祖先的价值观，才会践行那样的生活方式。

比如，清正廉洁是一种价值观，而勤俭持家便是这种价值观在生活方式上的体现。当然，许多家风、家训并不会将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区分得非常清楚，因为简单明确的表达更利于流传。这种简单明确还体现在对典籍的高度概括上，往往几个字就浓缩了一个思想或一种道理；同时又必须是接地气的表达，因为家族中文化程度不同，若写得艰深拗口，则不易流传。

新时代家风特点

1、形成过程

20世纪早期，《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持续近8年，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场运动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发起，并在思想上迅速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宣扬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尽管这场运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方面存在形式主义和狭隘性，但其形成的社会思潮影响深远。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家风建立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从原有的以儒家文化、中国古代为人处世之道为基础，变成了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教育学为基础，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书信或文稿。

新时代家风分为两类：一类以梁启超、傅雷等著名学者为代表，一类以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个时代的优秀共产党人为代表。

2、家风特点

吸纳性

以著名学者为代表的这一类家庭，他们的家风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是因为他们在教育子女方面的突出成就。梁启超有子女9人，个个都是栋梁之材，被誉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傅雷有2个儿子，一个是著名钢琴大师，一个是英语特级教师；扬州吴氏家族，一门四杰，两名院士，一名剧作、教育、文学家，一名医学、生物学家。

他们的家风具有很强的吸纳性，表现为：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这些家庭都是“诗书传家”，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他们在家风、家教的问题上，并没有因为西方思想的传入而摒弃传统文化；二是对西方科学的吸纳，他们在子女的教育上都没有拘泥于中国传统学问，而是让他们走出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教会了子女爱国报国；对先进科学的接纳，促成了子女立业成材。

创造性

新时代家风的创造性主要表现为“红色家风”的诞生和发展。

红色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个时代的优秀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家庭风尚，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和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家风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著名学者类。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家庭成员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血缘和情感是家庭关系维系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有“中国化”的问题，红色家风的诞生和发展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产物，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红色家风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下长大，传统文化植根于他们的价值观之中。

其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创造性的发展。

再次，通过对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批判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以爱党爱国、坚定信仰、忠贞不渝、严守纪律、清正廉洁、律己律家为内核的红色家风。

红色家风在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周恩来同志拟定过“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为亲人定下了“三不准”，习仲勋同志教育子女要“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等。

创新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新时代家风创新性的来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家庭培养的不仅仅是继承者，更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员的家风建设也从家庭层面上升到政党建设和国家层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制度，更是从根本上对党员的家风建设进行了规范。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像今天这样注重家风建设，家风与政风、党风一起构成了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

先进性是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进性是共产党千锤百炼的优秀品格，是人民拥护共产党的根本依据。因此，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在群众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自家小事、私事，它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良好的家风为社会树立正面的榜样，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反之，则对社会产生负面作用，损坏党和政府的声誉，破坏党群关系，使党风受到影响。

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好，则族风好、民风好、国风好。社会风气正，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助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软实力。

家庭是社会中最古老、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重视家庭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的问题。“家之兴替，在于礼义，不在于富贵贫贱”，给一个家庭留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观、生活方式，往往比留下金钱权利更为重要。

重视家庭建设应该是抽出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树立怎样的家风、制定怎样的家训，与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甚至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沟通，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

家风潜移默化的作用力无穷，营造良好的家风，才能推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改善。

习仲勋家风

舍小家顾大家

习仲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长期离家别子，体现了一个革命家“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精神。1944年4月28日，经组织批准，习仲勋与齐心在陕北绥德结为革命伴侣。新婚伊始，习仲勋就明确向齐心表示：从此以后，他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习仲勋不愿陷入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婚后八年，习仲勋与齐心聚少离多，相去甚远。两人之间的沟通常常借助书信，而书信里的内容大多与革命有关，以至于被人称为“革命的两地书”。

1952年秋，习仲勋因工作需要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当时，齐心带着子女也从西安到北京安家。齐心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做好工作，两头兼顾，劳心劳力。但习仲勋从没有想过为了齐心省时省力照顾两头而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她调岗位、换单位。

2001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的88岁寿辰。当时，家人在深圳为他举办寿宴。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唯独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因公务繁忙而缺席。

习近平写信向习仲勋拜寿。当女儿读完习近平的拜寿信，习仲勋表示非常理解。他告诉在场的人：“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因为，在习仲勋的心里，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习仲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多次对子女们说：他没给家人留下什么财富，但给家人留了个好名声。习仲勋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诲子女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习仲勋坚持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家的风范将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中国人传统的家教融为一体，体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人间大爱，这正是当今时代需要大力弘扬的一种时代精神。

从小勤俭持家

2001年10月15日，习近平写信祝贺习仲勋88岁寿辰。信中，习近平表示，希望从父亲身上继承和吸取的宝贵和高尚品质有很多，“学父亲的俭朴生活”便是之一。习近平写道：“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美德在习仲勋家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习仲勋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就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习惯。住宅破旧了，习仲勋硬是不让粉刷维修；公家配的沙发桌椅陈旧不堪，习仲勋迟迟不愿更换；自己的布衣布鞋，习仲勋更是一穿再穿，补了又补；空闲的时候，习仲勋自己种辣椒、豆角等蔬菜。习仲勋自己艰苦朴素，也注意教育孩子从小养成勤俭的好习惯。他经常用“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类的话语教育孩子，生活中随手关灯、节约用纸、拧紧水龙头、不浪费一粒粮食等，一切都习惯成自然。这种无声的教育，让子女们受益匪浅，个个继承了父亲勤俭持家的好传统。

习仲勋一生勤俭朴实的作风，对子女、孙辈的影响甚大。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就提出了以勤俭节约、改进作风为核心的“八项规定”；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也彰显了“革命后代”淳朴的“红色”本色。

夹着尾巴做人

习仲勋虽然劳苦功高，但他对妻子、子女的要求却是“夹着尾巴做人”。习仲勋与齐心50多年相依相伴，两人感情深厚，相濡以沫。然而，现实中，习仲勋对于齐心的单位、岗位、待遇等，从没有给予特殊关照。齐心也牢记习仲勋的嘱咐，“从不干预习仲勋的政务，从不给习仲勋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特殊化”。

作为习仲勋的妻子尚且“夹着尾巴做人”，作为习仲勋的子女更不能例外。

坦诚宽厚待人

习仲勋的高尚人格和独特魅力，在于其克己奉公，在于其艰苦朴素，在于其以身作则，也在于其胸襟宽广。习近平说习仲勋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各共产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他为人坦诚、忠厚。

习仲勋自己也表示，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尤其是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以及关键、敏感时期，习仲勋的坦诚、宽厚更是令人肃然起敬。